罗马帝国的“一国三制”，元老院行省，皇帝行省与领地

在罗马帝国时代，地方行政划分与东方世界的帝国有着很大区别。东方帝国以总督或藩王治理地方，都是皇权的下属。在罗马帝国却不一样，是皇帝与元老院二分天下。在帝国境内，有四种行政单位，意大利本土、元老院行省、皇帝行省与皇帝的私人领地埃及。

意大利本土遵循传统的城邦自治，由各地的元老院负责管理，驻扎本土的军队军饷由皇帝发放，军权也归皇帝。元老院行省由元老院派出总督管理，皇帝行省由皇帝派出总督管理，埃及由皇帝派出的埃及长官代替自己管理。在总体上，皇帝与元老院的管理权泾渭分明，不分上下。出现这种局面，是罗马共和派与帝制派相互妥协的结果。

公元前44年，恺撒在元老院遇刺身亡，他推行的帝制改革戛然而止。这一突发事件给他的继承人屋大维造成了很大影响，这位罗马帝国的首任皇帝吸取了恺撒的教训，在推行帝制改革的道路上走得极为谨慎，尽量避免刺激到元老院的共和派。屋大维的军事能力远不如恺撒，打仗几乎没赢过，在军事上全靠阿格里帕。但在政治上，屋大维比恺撒高明得多。他最擅长用一系列符合元老院共和派诉求的政策达到一个有利于帝制的结果，而且还能让元老院共和派拍手叫好。地方行政的划分，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公元前27年，屋大维发表了恢复共和制的宣言，要还政于元老院，内战时期皇帝对行省总督的委任权也应该归还给元老院。可是，元老院没有接过屋大维奉还的权力，反而授予其“奥古斯都”的称号，还赋予了他担任行省军事总指挥的权力直至和平稳定。

在当时的元老院，共和派的中坚力量早已在内战中被清洗殆尽，剩下的都是一些庸碌之辈。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权力与责任一直都是绑定的。帝国的边境战乱还未平息，让这帮元老上阵杀敌，属实是高看他们了。屋大维掌控地方多年，元老院中也有识时务者，他给你，你也接不住，与其两败俱伤，不如配合他唱双簧，赋予屋大维管理地方的全权。

屋大维对元老院的配合十分满意，但他也知道，元老院恭维的话只能听一半。如果自己真的独揽地方大权，明里暗里还是会有很大阻力的。于是他也礼尚往来，将境内富庶安定的行省交由元老院管辖，那些位于边境，战乱不断的行省由自己管理。

元老院行省的总督叫“Proconsul”，意思是“代执政官”，由元老院派出，任期一年。皇帝行省的总督叫“Legatus Imperiale”，意思是“皇帝特使”，由皇帝任命，任期不定。二者的财政也是独立的，元老院行省的行省税叫“艾拉留姆”（Aerarium），意为“国库”。由元老院负责支配，主要用于意大利本土和元老院行省的各项公共事业支出。皇帝行省征收的行省税称为“费斯库斯”（Fiscus），交给皇帝的金库。用于支付军队军饷以及皇帝行省的各项公共事业支出。

因为元老院行省都是富庶安定的地方，去那当总督就是一个轻松差事，很合元老们的心意，他们当然同意。然而元老院行省是没有驻军的，所有的军队都在皇帝行省，也就是说皇帝掌控了所有军权。罗马皇帝的皇帝“Imperator”一词起源于战斗胜利后，士兵对总司令欢呼的赞词。直译为“凯旋将军”，在进入帝国时期以后，“Imperator”的词义发生了变化，成为了皇帝的代名词。从这也能看出，罗马皇帝的权力来源于军队，元老院丧失了军权，就再也没有制衡皇帝的力量了。

屋大维的行省划分，看似是双方各取所需，皆大欢喜，是双赢。但实际上，皇帝才是最后的胜利者。以财政举例，皇帝行省都是新占领的战乱之地，行省税很少。为了维持军队，从富余的元老院行省调拨税收以支持军队就不可避免。然而军人们是从皇帝那里领取军饷的，发军饷的时候，钱币上可没有写明哪一个是元老院的。因而军队效忠的对象始终是皇帝。

在帝国的初期，元老院还能在拥立皇帝时发挥影响力。公元41年，皇帝卡利古拉遇刺，禁卫军直接无视元老院，拥立克劳狄乌斯为皇帝。此后元老院不断地被边缘化。 284年，军人出身的皇帝戴克里先即位，在之后的改革中，他废除了元老院行省，彻底扫除了共和制的残余，开始向东方的专制帝制转变。

埃及是罗马帝国最特殊的一个地方，这里是皇帝的私人领地。从古埃及王国建立之初，统治埃及的法老就被视为神。波斯帝国占领埃及后，波斯皇帝本人虽不是神，但他是被至高神阿胡拉.玛兹达授权统治王国的，埃及仍是被神统治的国家。亚历山大东征，击败波斯，成了埃及的新主人。希腊人也信诸神，但更为务实。亚历山大所在的马其顿王族自称是赫拉克勒斯的后裔，他的母亲奥林匹亚丝所在的家族则宣称是阿喀琉斯的后裔。这两位都是人与神所生的半神，但希腊人崇拜他们并非是出于他们的神族血脉，而是他们在人世建立的英雄功业。与埃及人对神的崇拜完全不是一回事。

为了让亚历山大入乡随俗，埃及阿蒙神庙的祭司用神谕的方式告知希腊人亚历山大不是人之子，而是神之子。亚历山大对祭司的神谕十分满意，但他可能不知道，神之子的称号并非埃及人的奉承，而是一个希腊国王向埃及文化的屈从。在亚历山大之后，同为希腊人建立的托勒密王朝清楚地知道神在埃及的重要作用，主动选择了神格化。

公元前30年，屋大维击败安东尼与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埃及被纳入罗马帝国版图。罗马人与希腊人一样，对宗教持务实态度。统治罗马的元老院和公民大会都是由凡人组成，都没有资格统治埃及。但屋大维可以。恺撒遇刺两年后，在后三头同盟（屋大维、安东尼、李必达）的推动下，元老院做出了神化恺撒的决定，屋大维是恺撒的养子，也就是神之子。于是借助这个理由，屋大维将埃及划为了皇帝的私人领地。

埃及是罗马的粮仓，供应了意大利本土三分之一的粮食。作为皇帝的私人领地，虽然埃及的税收仍主要用于埃及的各项支出，但皇帝在此拥有大量地产，地产的收入属于皇帝个人的小金库。罗马皇帝为了争取人心，经常举办角斗士比赛，向民众和军队发福利，这些支出都来自小金库。

富庶的埃及不仅充实了皇帝的小金库，代替皇帝治理的埃及长官也获益匪浅。埃及长官手握全权，行政、军事、司法、财政一把抓，而且几乎不受监管。在当时，罗马公民和元老院有监督行省总督的职权，行省居民也有权状告总督。但罗马人认为，只有总督完成了整个任期，才能给出一个综合评价，因而行省居民状告总督必须等到总督完成任期之后。审判在罗马进行，元老院行省的总督由元老院进行审判，皇帝行省总督由皇帝指派官员进行审判。

对行省总督的审判与现在的法庭审判类似，原告与被告都有辩护律师，公元1世纪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和文人小普林尼就经常出任辩护律师。小普林尼曾作为贝提卡行省居民的辩护律师状告前总督库拉希克斯贪污受贿，库拉希克斯因为证据确凿，绝望地选择了自杀。但审判依旧继续，在库拉希克斯缺席审判的情况下，法庭判处他有罪，没收他在担任贝提卡行省总督后所获得的财产。

这样的审判在罗马帝国时代屡见不鲜，但在文献记录中，埃及居民状告埃及长官的审判一例也没有。因为帝国的其他行省由罗马公民和元老院共同拥有主权，只有埃及是皇帝的私人领地。而能被派往埃及做长官的，大多都是皇帝的亲信。只要皇帝对埃及长官的捞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别人就管不着。埃及长官可以说是帝国最大的肥差。

埃及的特殊地位同样终结于戴克里先时代。那时基督教已经兴起，包括埃及诸神在內的非基督神明都被打倒，所谓神统治埃及的传统荡然无存。在政治上，富庶的埃及与埃及长官的巨大权力对皇帝也是一个威胁。为了防止地方叛乱，戴克里先拆分了行省，并实行军政分离。被拆分后的埃及失去了皇帝私人领地的地位，与其他行省一样受帝国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