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40年，才是南宋真正的“至暗转折”！

谈及宋朝你会想到什么？

是北宋167年的群星闪耀，是靖康年间的惨烈耻辱，是高宗南渡的仓皇与艰难，还是崖山海战的悲壮苍凉？

我们会想起很多，却往往漏掉决定南宋命运走向的、如被烈火灼烧的中期40年。

然而，正是这被忽略的40年，把南宋从“尚有可为”推入“必亡之局”！

一、被忽视的南宋也有故事

在中国历史叙事和历史研究中，南宋素来不被重视，即便非要聚焦南宋，找出一些南宋历史中可供一谈的事，想起的也多是南宋的文化、经济，最多再谈一谈宋高宗时期的岳飞、宋宁宗时期的道学、南宋后期蒙宋战争，诸如此类，再没有新的话题了。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宋史专家刘子健先生在《略论南宋的重要性》中基本说清了南宋历史在传播过程中的尴尬之处：

“许多致力于研究宋史的学人，也多半喜欢北宋。从晚唐经过五代到北宋，有划分大时代的基本改变，结束了千古以来的贵族社会，创建了士大夫领导的新秩序，气象万千。再看南宋，失地乞和，终于亡国，中兴以后的君主，全都庸弱，权相把持，层出不断，官僚腐化，苛捐重税，虽然议论不少，终乏长策。这种情况，令人扫兴，也就不去探究。”

确实如此。

南宋疆域面积急剧压缩，统治阶层软弱，官僚腐败，课税沉重，战事不利，边患频出，可以说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问题重重，是“偏安一隅、不思进取”的典型。这一时期频繁出现宰执独揽大权的情况带来的压迫感，打压道学禁锢思想的政策带来的限制感，与金、蒙古作战频频失利带来的屈辱感等，都成了人们不愿探究南宋的原因，书写南宋历史仿佛带上了一种“揭老底”的意思。

（图片来源：史图馆）

但应当注意的是，很多事情都是多因一果的，实际情况可能比刘子健先生说的更复杂：就算仅从研究材料的层面看，研究南宋历史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后世学者在研究历史时，习惯通过搜罗、整理丰富的史料来揭秘一个时代。南宋虽不缺史料，史家也频出，但是各种史料都比较零散，且从个人角度写的多，编年体史籍少。以《宋史》为例，书中有些记载就颇潦草，甚至南宋末年的一些人物和情况完全没有记载，这令后世学者在进行研究的时候颇费脑筋，不得不去翻阅《元史》等史料以为补充。

这么看来，无论从情感角度还是从史料的角度，南宋都不是最佳的研究对象，其知名度低、研究者少、历史传播模糊的现状也就渐渐形成了。

不过，如果详细翻阅史料就会发现，南宋也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例如道学与朱熹的关系，权相独大的原因，宋与金、西夏、蒙古的战争史和外交史……可惜，学界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视角和结论也越发多元，但研究的碎片化问题也很突出，很多研究立足于某一细小领域，难以引起大众读者的关注，更难让大众对南宋形成系统而完整的认识。

作者祁新龙研究宋史多年，一直希望能找到一个突破点来书写南宋，扩展大众对南宋的认知。

众所周知，南宋从立国到灭亡，一共经历了九位皇帝，享国一百五十二年。这样的国祚，在古代中国的所有封建王朝中不能称之为“短”。因此，它不可能只有军事软弱、党争激烈、国君无能、宰执弄权这些负面因素发挥作用，肯定还有一些独特的机制和力量支撑它持续运转。

（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南宋在金、蒙铁蹄的威胁之下仍能存续150多年的原因是什么？而它为何没能存续更久？

抱着这些问题，祁新龙逐年累月深入查阅资料，系统研究南宋历史，同时对史料记载中令人困惑的地方特别标出，做成笔记，最终在南宋中期40年里找到了答案。

二、一切的开端在绍兴和议

自“背海立国”以来，南宋就一直被政治、外交、战争和人等各方面因素困扰，尤其是战争的压力，它一度成为南宋面临的主要问题。而与这些因素紧密相关的一件事，是绍兴议和。

绍兴议和是南宋与金朝斗智斗勇数年后，以宋高宗为主的南宋高层在绍兴年间与金朝进行的一系列和谈的总称，集中体现了南宋高层“乞和”“偏安”的意图，对南宋的国家形态、制度建设、外交政策等都造成了重大影响。而这一系列和谈的结果，就是于1141年（绍兴十一年）达成的《绍兴和议》。

《绍兴和议》是一份怎样的和约呢？正史中多不记载其细则，我们没有原始文献可以参考，今天能看到的条约内容基本都是后人根据多种史料整理而成的，具体如下：

一、宋朝向金朝称臣，赵构的皇帝地位由金朝册封。

二、重新划定两国疆域，东面以淮河中流为界线，西面以大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南）为界，以南为宋境，以北为金境。

三、宋朝割让唐（今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邓（今河南省邓州市）二州及商（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秦（今陕西省商洛市）二州之大半予金。

四、宋朝每年向金缴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从绍兴十二年始，每年春季至泗州（今江苏省宿迁市东南）交割。

结合《绍兴和议》签订后的历史发展走向分析，不难发现，正是因为这个和约的签订，“奠定”了南宋中后期的历史格局。

（图片来源：百家号@杨聪和 侵删）

首先，称臣。中原王朝向周边政权称臣，这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中都很少见到，基本摧毁了中原礼仪的根基。

其次，领土。涉及领土的内容是《绍兴和议》的重点，正是这次对疆域的划分，造成了南宋只能偏安一隅的局面。这份协议还特别提到了南宋要割让四个地方：唐州、邓州、商州、秦州。在南宋与金朝之后的和战过程中，这四个地方都会首当其冲，成为双方起争端的源头。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南宋在这条重新划分的边界线上逐渐建立了三条防线：川蜀、京湖、江淮。三条防线各有不同将帅把守，其总指挥为制置使，如赵彦呐曾任四川制置使，贾似道曾任江淮制置使。

最后，就是“给钱”的问题。比起前面两点，这一点对南宋没有产生多少实质性影响。二十五万听起来是个大额数字，但是南宋毕竟经济发达，支出这些钱绢没有多少压力。只不过，此条内容难免被后世诟病为“花钱买和平”，是南宋“软骨头”的又一例证。

粗略看，《绍兴和议》签订后，宋、金维持了双边关系的稳定，暂时安定下来。不过，和平局势并非一成不变，战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而这个和约大大限制了南宋在军事方面的动作。这次对疆域的划分结果基本贯穿了南宋一百多年的历史，哪怕后来南宋联蒙灭金，夺回了唐、邓等地，边境线也依旧没有大的变动。

三、决定南宋命运的40年

绍兴议和后，南宋的历史走向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将南宋彻底推上败亡的道路。

于是，祁新龙决定聚焦于《绍兴和议》签订后，也就是从1194年宋宁宗继位到1234年宋理宗发起端平入洛的40 年，最终形成本书。

在南宋的历史上，宋宁宗可以说几乎没有存在感，尽管他在位30年，但在这三十年里他鲜有建树也是不争的事实。早年间，他在韩侂胄的强权支撑下尚能处置国政，到了后期，他就完全沉迷于炼丹，基本不再过问朝政了。

宋宁宗的这种不管不顾给了一个人专权的机会，这个人就是史弥远。当时朝廷的很多政策看似以皇帝的名义颁布，实际上都出于史弥远之手。从皇储之争到霅川之变，从拉拢义军领袖李全到促使李全叛变，这一时期的每件大事都是史弥远参与决策的结果，而在这个过程中，宋宁宗就是个冷眼旁观的“局外人”，史弥远给什么建议，他就同意什么建议。

相权凌驾于君权之上后，史弥远放开手脚，培植了大量的党羽来帮助他治理国家。很多史料都记载了史弥远这一时期的专政与荒淫。有意思的是，史弥远越是这样，宋宁宗对他越是依赖，这种“畸形”的君相关系贯穿了宋宁宗在位的30年。

（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30年过去，宋理宗上位，南宋朝局却与宋宁宗时代别无二致，史弥远依然位高权重。原因很简单，宋理宗是史弥远扶持着登上帝位的，所以从做皇帝的第一天起，他和史弥远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两人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样的利益捆绑下，宋理宗即位的前十年，南宋还是由史弥远主政，于是他偏安一隅、冷眼旁观的主张又持续笼罩了南宋10年。

后来，史弥远的身体大不如前，外部形势也发生剧烈变化：蒙古凭借勇猛的战力借道四川去攻金，南宋高层无力阻拦，为免冲突只能在蒙古进入南宋川蜀地区时主动示好，为其提供粮食和向导，给蒙军灭金提供便利。

蒙古灭金后不久，史弥远去世，观局10年的宋理宗终于迎来了亲政时刻。这时候，他和每一位初登帝位的宋朝皇帝一样，野心勃勃地想要收复故土，创造不朽功业。于是，在赵范、赵葵等人的怂恿下，宋理宗不顾众人反对，一意孤行地实施了收复“三京”即东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西京（今河南省洛阳市）的计划，史称“端平入洛”。结果端平入洛失败，南宋不仅没有夺回中原，反而惹恼了蒙古，还给他们留下了侵宋的理由。

（图片来源：百家号@向日葵鉴博史 侵删）

端平入洛的失败让宋理宗自信心严重受挫，因此在第一轮蒙古攻宋后，他就不再注重治国理政，而是沉迷于声色犬马。之后的30年，宋理宗将国政大权托付给权臣贾似道及内侍，南宋加速走向灭亡。

宋宁宗在位的40年和宋理宗在位的前10年正好处于南宋中期，是南宋历史上的一个转折阶段：宋高宗、宋孝宗时代已经过去，随着韩侂胄的倒台及史弥远的上位，开拓进取的精神越发受到打击，偏安的心态逐渐深入南宋朝野。

这被后世忽略的南宋中期40年，实际上是被架在火上的40年。

这一时期，南宋内部密集地发生了很多大事，如庆元党禁、开禧北伐、嘉定和议、霅川之变等，它们均对后来的历史走向造成重大影响。同一时间，南宋的外部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各政权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南宋的对手不再只是金朝和西夏，蒙古人的忽然崛起成为影响南宋后期历史、直接导致南宋灭亡的重要因素。

为了还原这一时期政治、战争、外交状况，让当时的时局更全面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祁新龙在书中采用了“全知全能”的写作方式，以南宋、金朝、西夏、蒙古四个政权的不同视角，回望13世纪初的中国。换句话说，在本书中，南宋充当了主角，而金朝、西夏、蒙古这些与南宋有深刻纠葛的政权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正是它们相互博弈、斗智斗勇，才共同推动了这段历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