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俑戎服到清宫华裳：三场大展里的中华衣冠文明

近期，“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千金之家——马王堆国宝艺术大展”和“国采——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三场重量级大展在上海相继亮相，展品分属秦、汉、清三个历史时期，主题、性质有所不同，却共同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华文明的重要切口——服饰。

《周易·系辞下》曰：“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服饰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不只是满足蔽体御寒的本能需求，而是被赋予了社会等级秩序、伦理观念的物质载体，并具有审美倾向的文化内涵，既体现了各时代的物质追求，又反映了不同社会的精神面貌，让今天的我们体会古人的物质与精神追求，这便是串联起三场展览的服饰内容一起解读的意义所在。

衣冠载道：秦俑服饰中的大一统精神

秦始皇破灭六国一统天下后又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观摩完“肇兴中国”展后，笔者深感还应该再添一项“衣同制”。展厅里的跽坐俑、战袍武士俑完整保留了秦军战时常服的原貌，你会发现他们全都穿着同一式样的戎服：交领右衽、长至膝盖处的短袍，下配长裤。区别在头戴的冠帻和脚穿的鞋履，多数士兵只是发髻，脚上因裹绑带而穿短裤。

短袍亦称深衣，是华夏民族继上衣下裳服制之后，上下连为一体的第二种服制，男女通服，出现于西周末春秋初，初期长至小腿中部，女性贵族阶层则覆于脚面。战国后期受战争形式变化的影响，需要发展骑兵，战国七雄的赵国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的便服法令，把汉民族长期以来作为内衣穿的开裆裤，学习胡人改成满裆穿于外便于骑马，从此有了第三种服制——深衣加长裤的裤褶服。这一服制当时并不普及，正是通过秦军统一制式的戎服推行到全国各地。汉承秦制，经过两汉的发展，裤褶服最终成为此后历朝历代服制的不二选择。深衣右衽不单是汉民族的习惯，更是古代以右为尊的礼治秩序体现，是判别“华夏”与“夷狄”的身份标准。秦军戎服的这种特征十分显著。

至于军队的等级区分主要通过身披的铠甲来体现，职务越高，则甲片越小，覆盖躯体的面积也相对较大。展厅里展出的石制铠甲作为陪葬替代易锈蚀的铁甲，其细小规整的程度足见质量之高。一支装备着朴素无华的规制戎服、高品质的铠甲及兵器的军队，正是所向披靡的“虎狼之师”所应有的烈烈军威，我们从秦俑身上看到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精美样式，而是象征纪律、森严的力量美感。

秦展中的“服”并不以华丽取胜，而以秩序见长。它朴素、刚健、务实，却展现了中华衣冠文明中极为重要的另一面：服饰可以承载审美，也可以显明制度；可以装点个体，也可以组织群体。秦俑戎服所展示的正是“以服明制、以制成序”的文明逻辑。沿着这一层进入，三场展览的第一重意义便被打开：华服并非只是美的陈列，也是中华文明将秩序转化为可见形态的一种方式。

华服汉韵：马王堆华裳里的创造与求新

如果说秦人用服制讲述的是“打天下”的故事，那么马王堆国宝展里辛追夫人的锦绣华裳则是体现“求新异”的生活追求，让我们看到服饰如何从秩序进入更细腻的生活世界。“千金之家”大展中，“辛追夫人的更衣室”及其陪葬的彩绘陶俑呈现出西汉贵族生活的审美与精神气象，为理解汉代衣冠之美提供了具体而生动的佐证。

西汉初年，贵族服饰仍以深衣制为核心，在继承前朝礼制的基础上，全面设立了一整套区分社会等级的服饰制度。这种制度在服饰用料、选色、绣纹、配饰甚至尺寸上都有严格规定。展品中，辛追夫人深衣绵袍所用的红色就是汉代贵族崇尚的尊贵之色，曲裾和直裾两种深衣则展现了西汉服饰的潮流取向。

直裾是指衣领右衽至腋窝后垂直向下到底边，早期的男女深衣都是这种款式。如果把辛追的直裾深衣去除宽阔的镶边等装饰因素和秦俑的袍服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两者的基本结构是相同的，可见直裾对汉代人来说是正规传统服制。曲裾的区别是垂直向下的左片衣襟被做成加长的三角衽片，穿着时将这片衣衽绕身旋转然后用腰带系束，使上身围裹得十分紧致，下摆自然形成层叠的装饰性曲线，裙摆流转自带神韵，在《汉书·江充传》有所述：“充衣纱縠禅衣，曲裾后垂交输。”这种深衣能突出女性的形体特征，是区分男女服的早期分类标准，因此在西汉时期把它列入楚服，以区别正规的直裾汉服。

身为长沙国丞相夫人的辛追仍保留楚人的贵族审美，独爱曲裾，在陪葬的11件女袍里曲裾占了八件。特别是那件薄如蝉翼、重量只有八克的曲裾单衣，充分反映了这位贵妇追求新异的个性。在经历了漫长的战争年代后，享受平安怡乐的生活必然会催生女性的自我觉醒，将自己的身体从直线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是一场柔性的美学叛离、一种追求生活美好乐趣的艺术表现，辛追夫人的服饰偏好正印证了这点。

另外，马王堆服饰之美，不只在形制也在织造，展示了两千年前汉朝织造与印染工艺的巅峰水准。除了已知的需七道工序型版印花与手工彩绘结合的印花敷彩纱，利苍墓出土的以多色经丝与单色纬丝交织而成的起绒锦，其绒面立体凸起，乃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起绒织物，不仅代表了汉代织锦工艺的一大创新，同时也被视为近代起绒织物（如天鹅绒）的早期雏形。这种工艺需使用双经轴机的复杂提花织机。

另一件“安乐如意 长寿无极”文字绮证明，西汉早期就已出现纺织物织造文字的技术。绮是平纹地起斜纹花的提花织物，比锦更薄，需更复杂的提花机，且绮上文字织入菱形格纹需要预先“编程”才能让文字与花纹同步生成融合，对于面料和提花织机的控制精度要求极高，工艺难度远超于在织物上加绣文字。可见西汉初期的织物器械已达到非常先进的水平，其工艺承载、凝聚着汉代人对技术的不断追求的创造精神以及明知极限在前仍向极限索要可能的破界之勇。

马王堆展览中的华服，不能简单理解为“汉服很美”的视觉证明，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当社会从战乱走向相对稳定，服饰便承担起更丰富的生活功能。它既延续礼制也展开审美，既依靠技术也寄托愿望，既属于贵族日常也折射出一个时代对生命、身体和美好生活的理解。秦俑服饰让我们看到秩序如何成形，马王堆华裳则让我们看到中华文明如何把创造精神和生活理想织进一寸一缕之间。

登峰造极：皇袍的礼制与织绣的技艺

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是一场充满皇家气派、奢华无比的视觉盛宴。展览以展示清帝的祭服袍开篇。明清皇家为祭祀各路神明专门定织了青、赤、黄、白、黑五色礼神制帛，五色分别对应天、地、日、月、星辰，皇帝举行祭祀典礼要穿对应色的祭服龙袍，比如祭天祈雨着青蓝祭服、朝日祭礼着大红祭服、夏至祭地着明黄祭服等。与此同时，这些服色不仅用于祭服，在清代皇家服饰色彩中也是最普遍、最重要的用色，用于大量朝服和吉服的衣料上。

清帝龙袍最值得一说的，不是其保留了满族服饰标志性的马蹄袖和常服箭衣四开衩（即袍服腰以下前后左右都开衣衩），而是其将始于西晋的十二章纹集中绣于一件皇袍上。十二章纹指日、月、星辰、山、龙、华虫、黼、黻、宗彝、藻、火、粉米，对应的是治国者应该具备的品格，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分布在皇帝出席各类祭祀仪典时所穿的不同袍服上。到了明代，皇袍的种类逐渐集中到了衮冕服一种，于是十二章纹也都集中到了一件衣服上。面料本身已有繁密的织锦暗纹，再绣上章纹和密密麻麻的云纹，清帝后的礼服由此在视觉上产生了极大的密集压迫感，彰显了皇权的威仪。

此次展出的清宫服饰远看气象庄重，近看则针脚细密、图案繁复、色彩有序，让人亲眼目睹了清代绣织的非凡技艺和背后手艺人的巧夺天工。特别是展览尾声陈列的那件酱色缎绣孔雀羽地金龙纹龙袍料，在酱色绸上以金线、彩绒织出云、蝠、皮球花、五爪龙和寿山福海纹样，以孔雀羽毛与丝缠绕成线，铺底绣满整幅衣料。孔雀羽线金翠流转形成莹莹绿光，生成一种难以言表的华贵质感，这种“雀羽”工艺极为罕见，整件衣料需要近千工匠数年时间合力才能制成。

由此也联想到马王堆国宝展的那些精美织绣背后的辛勤工匠，正是他们代代相传，在毫厘之间追求极致，于寂寞之中守望传承。无数次的实践，千锤百炼以技载道，让东方的古老智慧在时代中华彩盛放，创造出一代比一代更辉煌的成果。

中华衣冠文明从上衣下裳发展到成熟阶段后，社会礼制通过服饰予以体现、审美通过服饰融入日常的生活追求、工艺通过服饰得以世代传承。它让我们理解，所谓华服之“华”，不只是看得到的衣裳之美，更是一个文明如何把礼、美、艺与生活交融在一起，筑起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