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遂平境内汝河的五里河河段，盛产建筑用的河沙。河滩上细沙闪闪发亮，在那个年代是紧俏的建材。干这个活不需要什么技术，就靠一身力气，一副筐、一把铁锨就行。白天在河滩捞沙，一担一担挑到高高的河堤上面。听旁人讲，手脚勤快的，一天挣个十块八块不算难事。等到近处河滩的沙子挖完，就要撑船划到河中间荡里捞沙，捞上来先卸到岸边，再挑上河堤，卖给来拉沙的汽车。
每到农闲时节，五里河两岸就热闹起来，河滩上人来人往，河面上船只来来往往，河堤边上大车小车络绎不绝。不少光山过来的乡亲，上到村干部，下到普通老百姓，都跑到这里谋生。大家就在河滩边上搭起简陋的土棚，勉强遮风挡雨，住下来捞沙挑沙挣钱。那时候改革开放刚起步，农民能挣钱的门路很少，外出打工的地方也不多。
老话讲，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干。原先我心里想，挑沙捞沙，听别人说得苦不堪言，未必真有那么难。那时候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一个月工资才五十二块钱。听他们说，只要肯出力，一个星期挣的钱，就能赶上我一个月工资。听着收入这么可观，谁会相信那地方是苦地狱，我还以为是一处挣钱的好去处。
1986年盛夏，天气酷热。二哥要去遂平担沙干活，我正好要回洛阳，顺路过去，看望也在河滩做工的父亲和四弟。我们从老家动身，坐火车到遂平车站。二哥扛着一大袋大米，我拎着旅行包，辗转坐车来到索店乡梅庄村。这是一个七百多口人的大村子，1975年特大洪水，这里遭灾很重，村里遇难两百多人。洪水过后，全村从河边搬迁到大堤以内，这条防洪大堤，也是大水之后修起来的。
到村里的时候已经下午五点多，太阳依旧烤得人难受，走在河堤上闷热得喘不过气。还没走到搭棚的河滩，远远就看见一堆一堆的河沙，不少光着膀子干活的乡亲，有认识的，也有陌生面孔。老父亲看见我们过来，老远就迎上来。看着他满脸皱纹，皮肤晒得黝黑，我的心里一阵阵难受，眼眶一下子就湿了。可父亲脸上还是带着笑，忙着招呼我们。
四弟接过大米袋子和我的行李，我们弯着腰钻进他们住的土棚。棚子里地上铺着几张席子，几床旧棉絮，矮矮的小板凳就算像样的家当了。刚进去还不觉得，坐一会儿，棚子里闷得像蒸笼，满身大汗。我拉着父亲走到棚外柳树底下说话，二哥和四弟就在一旁简易土灶上做饭。
吃过晚饭，天慢慢黑下来。宽阔的河堤上，只有几盏煤油灯星星点点，耳边传来河水哗哗流淌的声响。挑沙的工友们，有的躺在土棚里面，有的直接铺一张席子睡在河滩上。大家随便聊着家常，也有人望着天上星星发呆，不多时，就响起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土棚实在太闷热，我也拿一张席子铺在河滩地上躺下，跟旁边几位沙友闲聊。
聊得最多的，还是挣钱的难处。别看挑沙看着收入不错，各种费用扣下来，真正落到自己手里的钱并不多。地皮费、各样杂项开销，层层扣除。还有些本地人变着法子算计这些外地来的穷苦人。有人摆赌局引诱他们赌博，也有设圈套坑人的。虽然也有极个别的人运气好，赌赢了钱，还带回当地姑娘；可大多数人，钱被折腾得一干二净，到最后连吃饭、回家的路费，都要找旁人去借。
第二天天还没大亮，城里很多人还在熟睡，捞沙挑沙的人已经干了好一阵子活。我也早早爬起来，没有洗脸，跟着二哥、四弟上船下河捞沙。船撑到河当中，一人在水里拉住绳子，一人拿着带布兜的长竹竿捞河沙。看四弟干得轻轻松松，我以为一兜沙子没有多重，亲自上手才知道，连沙带水，一兜少说有一百多斤，我根本提不动。我再细看四弟的手掌，结了一层厚厚的老茧，手指头都不能自如屈伸。就是这样一双吃苦受累的手，一年拼死拼活，挣下的钱也只够勉强养家糊口。
不大一会儿，一船沙子捞满，撑回岸边卸沙。另一艘船继续下河捞沙，留我在岸边卸这一船。等到第二船沙子捞回来，我头一船的沙子还没有卸完。早饭后，又帮着他们装好一汽车沙。眼看时间不早，我要赶去遂平县城坐火车。父亲、二哥、四弟再三留我多住几日，我还是要赶路。临别的时候，我跟老父亲握手，心里很不是滋味，依依不舍。之后搭一辆拉沙的货车赶往遂平县城，坐上前往洛阳的火车。
坐在火车上，我心里一直在想：难道人天生就有高低贵贱吗？同样是一母所生，我在洛阳城里安安稳稳上班过日子，亲人却在河滩上受这份苦罪。
经过这一趟遂平之行，我真正明白了一个道理：身在福中，往往察觉不到自己的幸福。不亲身走进艰苦的环境看一看，就很难懂得，还有许许多多普通人，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苦苦挣扎，为生活拼命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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