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妹今年四十九,比我小三岁。
她跟妹夫同年同月生,两口子生日就差五天。年轻的时候觉得这是缘分,老了才发现,同年同月意味着一起老,一起被淘汰。
妹夫姓许,我叫他老许。老许以前在县城机械厂干过十几年,厂子倒了之后出来跑货运,开一辆白色的厢式货车,给人拉货搬家送建材。早几年还能挣点,一个月大几千是有的,加上我妹在超市理货,两口子加起来一个月能落个一万出头。在鲁西南这个县城里,日子虽说不上宽裕,但也过得下去。
变化是从三年前开始的。
先是老许的腰不行了。在医院拍了片子,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右腿有时候使不上劲。大夫说不能再干重活了,再干下去就得手术。他歇了两个月,坐不住,又出去跑。货不敢拉重的,只接轻的活,一趟挣个一百二百,比以前少了一大截。
接着是我妹,超市说不要她了。给的理由是"效益不好",但她心里清楚,超市嫌她年纪大,嫌她手脚慢。四十六岁的人了,站一天收银台下来腿肿得袜子都勒出印,跟那些二十出头的小姑娘比不了。她走那天没有闹,把工服叠好放在柜台上,签了离职单,出门买了一棵白菜回了家。
回家就没再出去。
一开始她还出去找过工作。饭店洗碗的、保洁的、给人家看孩子的,都去过。但县城的活儿就那些,四十七八的女人想找份正经工,比年轻人难十倍。后来她也就不找了,在家做饭洗衣收拾屋子,把老许和闺女伺候好,也算个活儿。
今年他们两口子都四十九了。老许还是跑车,但活越来越少,一个月能挣个三四千就不错。我妹没有收入。他们闺女小雅二十六了,也没有。
小雅在省城念的大专,学的是会计,毕业之后在省城一家小公司做出纳,一个月三千二。干了大半年,公司倒了,她回来住了两个月,又去省城找了个卖保险的工作,干了三个月卖出去一份,还是自己舅妈买的。后来又换了两三份,最长的一份干了半年,最短的不到两个月。去年春天她从省城回来之后就没再走,说要考公,在家复习。
复习到现在一年半了,考了两次,连面试都没进过。
我妹每次跟我打电话,前半段说家常,后半段就叹气。她说她不敢问小雅考得怎么样,怕孩子压力大。她说老许最近总是半夜醒,醒了就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声音关到最小,她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她说家里米缸见底了,老许去粮店买米,回来告诉她涨了两块钱,她听了心里堵了半天。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但我听得出来,那份平淡是硬撑出来的,底下压着的东西,她不说我也知道。
上个月我回了一趟老家,去我妹家吃饭。
她家在县城老城区的一个小区里,九十年代的房子,六楼,没电梯。楼梯间的墙皮剥落了一大片,露着里面的红砖,扶手上积了一层灰。我爬上去的时候喘了两次,歇了歇才到门口。
开门的是我妹。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短袖,系着一条蓝布围裙,头发用发卡别在耳后,鬓角白了一大片,比以前瘦了,颧骨有点突。看见我她咧嘴笑了一下,说:"来了啊,快进来,饭马上好。"
屋子里和以前差不多。客厅不大,一张布沙发,一张茶几,对面墙上挂着电视,旁边摆着老许从厂里带回来的一个铁皮柜子,漆面掉了好几块。阳台上晾着衣服,我妹的一条裤子,老许的一件工装背心,还有小雅的一条连衣裙。三件衣裳隔着距离挂着,像三个谁也不愿意挨着谁的人。
小雅从卧室出来了,喊了一声"舅",声音小小的,然后坐在沙发角上低头玩手机。她比上次我见她的时候胖了些,脸色有点白,像是在屋里待久了的那种白。穿着家居的T恤和短裤,头发随便扎着,有几缕散在脸旁边。她才二十六,看起来却没什么年轻人该有的精神气。
老许没在家,又出车了。我妹说今天去趟乡下,给一个镇上的小卖部送一车饮料,来回一趟挣二百。
"二百块,去掉油钱,落个一百五。"我妹一边往桌上端菜一边说,语气像是自言自语,"一百五,也行,够吃好几天的了。"
菜端上来四个:一盘炒土豆丝,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一碗冬瓜炖粉条,还有一条清蒸的鲫鱼。我妹把鱼摆在我面前:"你吃鱼,我特意去买的,新鲜着呢。"
那条鱼不大,盘子里还铺着姜丝和葱段,冒着热气。我夹了一筷子,肉嫩,味道刚好。我妹在对面坐下,自己也夹了一筷子土豆丝,嚼着嚼着忽然说:"你说,这人活着怎么就这么费劲呢?"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她没抬头,继续夹菜。
"老许年轻时候多能干一个人,厂里评先进年年有他。现在呢?一身的病,还得出去跑。腰疼得厉害了就吃止疼片,一把一把地吃,说不吃不行,不吃动不了。"
"小雅在家待了一年多了,我也不敢说她。一说她就哭,说她自己也不想这样,可就是考不上有什么办法。她一哭我就心软,就说不考了不考了,妈养你。可我拿什么养?我自己都挣不着钱了。"
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把碗里的一粒米夹起来吃了。
"前两天老许跟我说,他想把车卖了,去给人家当保安。一个月两千八,不用出力气,也不用跑长途。我说你跑了一辈子车,方向盘都摸出包浆了,你去当保安你甘心?他说什么甘心不甘心的,能挣钱就行。"
"我说不行,咱再想想别的办法。他说想什么想,你那个闺女,二十六了,没工作没对象,你还想什么想?"
我妹说到这里,声音压得很低很低。
"我们吵了一架。结婚二十多年,没吵过几次架。那天吵完了,他一个人在阳台上站了好久。我偷偷看他,他在抽烟,一根接一根。他已经好几年不抽烟了。"
饭后我妹去厨房洗碗,我在客厅坐着。小雅回屋了,门关着。电视开着,放的是午间新闻,播音员的声音在一个词一个词地往外蹦,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过来的。
过了一会儿小雅出来了,端着一杯水,在我旁边坐下。我问她复习得怎么样,她低头喝了口水,说:"就那样吧。"
"省考还考吗?"
"不知道。"她说,"我妈天天给我做饭,我爸挣钱那么累,我天天在家待着,我觉得我像个废物。"
她说"废物"两个字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我看着她,她也不看我,盯着茶几上那道裂缝看。
"舅,"她说,"你说我是不是特没用?"
我想说不是,想说你还年轻,想说机会总会有的。但这些话到了嘴边,我发现我一句都说不出来。因为这些话说出去,连我自己都不信。
二十六岁,大专学历,没有拿得出手的工作经验,在小县城里,出路在哪?我不知道。她也不知道。
下午老许回来了。我听见楼道里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一步一步,很慢。开门进来的他比上次见又老了一些,头发几乎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子刻的,腰微微弯着,走路的时候右腿有点拖。看见我,他点了点头:"来了啊。"
"嗯,许哥,吃饭没?"
"吃了,"他把车钥匙扔在鞋柜上,"路边买了个烧饼。"
他换鞋的时候,我看见他的鞋底磨得很薄了,侧面裂了一道口子。那双鞋他穿了多久了?可能三年,也可能更久。他从来没给自己买过新鞋。
我妹从厨房探出头来:"热水烧好了,你洗把脸。"
他应了一声,进了卫生间。水龙头开了又关,他出来的时候脸上湿漉漉的,拿毛巾擦了擦,在沙发上坐下来。他的腰一靠到沙发背上,整个人就像泄了气一样往下塌了一截,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今天怎么样?"我妹问。
"还行。"他说,"那个老板说下礼拜还有一趟,让我去。"
"油钱够不?"
"够。"
然后两个人都不说话了。电视还在放着什么,没人看。小雅又回屋了,门虚掩着,里面没开灯,透出一片暗淡的灰色。
我在那坐了一会儿,不知道该说什么。想说"你们别太愁了,日子总会好的",可这话轻飘飘的,连我自己都接不住。想问问他们手头紧不紧,要不要我拿点钱出来,可我又清楚,他们缺的不是一笔钱,他们缺的是"以后怎么办"。
我妹端了一盘切好的西瓜出来,放在茶几上。老许拿了一块,咬了一口,忽然笑了一下。
"今天路过县一中,看见人家门口贴了喜报,"他说,"谁谁考上北大,谁谁考上清华,名字都写得大大的。我就想,小雅要是当年考个好大学,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他的语气很轻,像是随口一说。但我妹手里的西瓜顿了一下,汁水滴下来,落在她手背上。
小雅屋里的门缝里透出来的灰色暗了,像是她把灯关了,又像是她坐在黑暗里没动。
我走的时候天快黑了。我妹送我下楼,到了楼梯口她拽了拽我的袖子,低声说:"哥,你说小雅这事,怎么办才好?"
看着她站在楼道口的那副样子,瘦瘦小小的一个人,背后是六层没有电梯的灰扑扑的楼,面前是空荡荡的街道。
我说不出"会好的"那种话了。我拍了拍她的肩膀,说了一句:"你照顾好自己,别累倒了。"
她笑了笑,那笑短得几乎看不见,点了点头,转身上楼去了。我站在下面听着她的脚步声一步一步往上,到了六楼,门开了又关,然后什么都没了。
我开车走的时候,路灯刚刚亮起来。县城的路灯昏黄昏黄的,照着路边的法桐树,叶子落了大半。我车开得很慢,心里翻来覆去只有我妹那句话:这人活着怎么就这么费劲呢?
是啊,怎么就这么费劲呢。两个四十九岁的人,一个二十六岁的孩子,一个挣钱三个花。老许的腰还能撑多久?小雅还要考几年?我妹下一次找到工作是什么时候?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一个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妹家客厅的灯,在这个晚上会亮到很晚。老许会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或者不看。小雅会关着门。我妹会洗好碗筷、拖好地、收拾好一切,然后在床上躺着,睁着眼,想着明天怎么过。
这就是他们的日子。不是什么要命的大事,就是日复一日的、一点点往下坠的、让人喘不上气却又不得不继续的普通日子。
可这些普通日子拼在一起,就是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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