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在宋朝结个婚有多挣钱？两位宰相都争着娶寡妇

宋代结婚有多挣钱？

两位宰相争寡妇，嫁妆聘礼变“创业”

咸平五年十月，汴梁城已经落了头场霜。

开封府衙门口那面登闻鼓，被一个女人擂得震天响。

鼓声穿过朱雀门，越过御街，一直传进大内。

宫里的宋真宗赵恒放下手中的茶盏，皱了皱眉。

登闻鼓不是随便敲的——那是直诉之制，百姓有冤无处申，才可击鼓面君。

可这鼓声听来不急不缓，倒像是有备而来。

击鼓的女人姓柴，是已故左领军卫将军薛惟吉的遗孀。

她要告的人，是当朝宰相向敏中。

这一年，向敏中五十三岁。

两年前刚升任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正式拜相。

而柴氏中意的再嫁对象，是另一位宰相——六十岁的右仆射张齐贤。

两个宰相争一个寡妇。

消息像长了腿一样，三天之内传遍了汴梁城。

一

柴氏是薛惟吉的续弦。

薛家不是普通人家。

薛惟吉的父亲薛居正，是宋太祖朝的宰相，主持编修了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

《宋史》记了一桩轶事：薛居正的妻子“妒悍，无子，婢妾皆不得侍侧”，家中婢妾成群，他却一个也碰不得，只好收养了薛惟吉。

薛居正对这个养子“爱之甚笃”。

爱到什么程度？

爱到把儿子惯成了一个“不肖子弟”，整天游乐，不问世事。

薛居正死后，宋太宗赵光义亲往吊唁，见到薛惟吉，劈头就问：“不肖子安在，颇改行否？

恐不能负荷先业，奈何！”

薛惟吉在旁边“惧赧不敢起”。

这一吓，倒真把他吓醒了。

此后薛惟吉“能折节下士，轻财好施，所至有能声”。

但治家这件事，薛惟吉跟他爹一样不行。

前妻留下两个儿子——薛安上、薛安民。

续弦柴氏嫁进来后，跟这两个继子的关系就没好过。

薛惟吉四十二岁去世时，柴氏年纪尚轻，膝下无子。

无子、年轻、跟继子不和——这三样加在一起，柴氏想改嫁，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

但柴氏不是空着手改嫁。

《宋史》记，薛居正“故第”在汴梁，是太宗朝赐下的宅子。

薛惟吉死后，家中积蓄尽归柴氏掌管。

她的嫁妆、私房钱加上继承的遗产，“总价值三千万钱”。

更贵重的是薛居正生前留下的书籍纶诰——在那个印刷术尚未普及的年代，书籍本身就是价值连城之物。

理学家程颐后来一针见血地评价这件事：“本朝向敏中号有度量，至作相，却与张齐贤争娶一妻，为其有十万囊橐故也。”

十万囊橐——程颐说的是柴氏携带的财产总数。

具体来说，光是柴氏私藏的地窖财物，后来被官府起获的就有“近二万緍”。

二万贯是什么概念？

按当时的物价，能买六千多亩良田。

向敏中和张齐贤争的，不是寡妇，是钱。

三

柴氏择定的人是张齐贤。

张齐贤是山东菏泽人，太平兴国元年（976年）进士。

此人有两大特点：胆子大，食量大。

据说他“体质丰大，饮食过人”，每顿饭要吃好几斤肥猪肉。

宋太宗时期，张齐贤在边关用奇计大败辽军，俘获辽国北大王的儿子，是立过赫赫战功的人物。

张齐贤与柴氏暗中商定了婚约，派了车马去薛家迎娶。

薛安上不干了。

他跑到开封府告状，说后母柴氏要卷走祖父、父亲两代积累的家产改嫁。

开封府一听涉及当朝宰相，不敢做主，赶紧上报宋真宗。

宋真宗最初的想法是息事宁人。

他派了司门员外郎张正伦去私下调查，准备内部处理。

哪知道张正伦传唤柴氏一问，柴氏的说法跟薛安上完全相反——她说两个继子不肖，合起伙来欺负她一个寡妇，改嫁是无奈之举。

案子一下子复杂了。

四

就在这时，柴氏敲响了登闻鼓。

她告的不是薛安上，是另一个宰相——向敏中。

柴氏的诉状说：向敏中用远低于市价的五百万钱买了薛家旧宅，又曾向自己求婚，被拒绝后怀恨在心，便怂恿薛安上诬告自己。

向敏中是开封人，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

此人为官以沉稳著称。

咸平四年拜相时，“心如止水，谢绝宾客来贺，不搞大操大办，门庭寂静无声”，宋真宗还为此专门称赞过他。

就是这么一个“有度量”的人，被柴氏一状告到了御前。

宋真宗召向敏中问话。

向敏中承认买了薛家旧宅——五百万钱，确实买了。

但他辩解说自己刚死了妻子，没有续弦的打算，更没有向柴氏求过婚。

真宗听了，没有深究。

但柴氏不肯罢休。

她第二次敲响了登闻鼓。

一个寡妇改嫁，牵出三朝宰相——薛居正（太祖朝）、张齐贤（太宗朝）、向敏中（真宗朝）。

事情在汴梁城传得沸沸扬扬。

真宗终于忍无可忍，下令御史台彻查。

五

御史台一动，底裤就翻出来了。

先是盐铁使王嗣宗跳出来举报——他跟向敏中素来不和。

王嗣宗说：向敏中欺君！

他不但有再婚的打算，对象都找好了，是刚去世的驸马都尉王承衍的妹妹，“密约已定而未纳采”。

真宗找来王承衍的妹妹核实——确有其事。

一个在皇帝面前信誓旦旦说“不复议婚”的人，背地里连婚约都定了。

真宗“心底顿时就和吞了只苍蝇一样”。

更糟的事还在后头。

御史台发现，柴氏那份告向敏中的诉状，是张齐贤的儿子——太子中舍张宗诲——教她写的。

张齐贤父子串通寡妇，诬告同僚。

彻查继续深入。

柴氏的婢女招供：主母在薛家宅中埋了大量私房钱。

官府去挖，起获了价值“近二万緍”的财物。

案件的真相逐渐清晰：柴氏想带着薛家的巨额财产改嫁张齐贤；张齐贤的儿子张宗诲帮她写诉状诬告向敏中；向敏中自己也不干净，违旨买薛家旧宅、欺君瞒婚。

六

咸平五年闰十二月，处理结果下来了。

向敏中罢为户部侍郎，出知永兴军。

张齐贤责授太常卿，分司西京洛阳。

张宗诲贬为海州别驾。

薛安上因违旨卖房，判笞刑。

柴氏滥用登闻鼓直诉权，罚铜八斤赎罪。

两个当朝宰相，为了一个寡妇的财产，双双被贬。

《宋史》的史官在记述此事时，笔调都带着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

程颐的评价更直接——堂堂宰相，“为其有十万囊橐故也”。

七

宰相尚且如此，民间又当如何？

事实上，向敏中和张齐贤争娶寡妇这件事，不过是宋代婚姻重财风气的一个极端缩影。

它之所以震动朝野，不是因为“争娶寡妇”本身有什么稀奇，而是争的人级别太高——宰相。

在宋代，娶一个有钱的寡妇，从来都是一门划算的生意。

这背后有一个制度性原因：宋代的嫁妆是妻子的私人财产，受法律保护。

《宋刑统》明确规定：“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

也就是说，妻子带来的嫁妆，不属于夫家的共同财产，丈夫不能随意侵占。

寡妇改嫁时，可以带走自己的嫁妆。

这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激励机制：娶一个富家女或富寡妇，等于娶进一笔由妻子独立支配、但丈夫可以“借”用的资产。

柴氏要带着“十万囊橐”改嫁张齐贤——张齐贤娶的不是人，是一个移动的钱庄。

而娘家这边，厚嫁也有好处。

女儿嫁妆越丰厚，在婆家越有地位，越不受委屈。

《宋刑统》还规定：如果丈夫去世且无子，嫁妆要归还娘家；如果夫妻协议离婚，嫁妆清单上的所有财产都要归还女方。

这就给了娘家“投资”的保障——嫁妆不是泼出去的水，是有可能回来的。

法律保障加上利益驱动，厚嫁之风在宋代愈演愈烈。

八

司马光看不下去了。

他在注《书仪·亲迎》时写道：“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

娶媳妇先问嫁妆厚不厚，嫁女儿先问聘礼多不多——“至于立契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

婚姻变成了明码标价的买卖。

蔡襄在福州任官时也痛斥这种风气，说当时的人“不论男女，婚姻都先问对方嫁妆，少了不行”。

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做法更说明问题。

皇祐二年（1050年），范仲淹创立范氏义庄，用自己一生的积蓄在苏州购置一千余亩良田，用以赡养族人。

义庄的规矩里有一条关于婚嫁的规定：“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

嫁女三十贯，娶妇二十贯——在范仲淹这个最讲公平的人看来，嫁女儿的成本本来就比娶媳妇高，所以义庄给嫁女的补助也更多。

三十贯在当时能在中原买几十亩地。

而这仅仅是“补助”——真正的嫁妆远远不止这个数。

九

苏辙的遭遇是最好的注脚。

苏辙，苏轼的弟弟，“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有五个女儿。

苏轼在给好友章惇的信中写道：“子由有五女，负债如山积。”

宋徽宗即位那年（1101年），苏辙的小女儿要出嫁。

为了凑嫁妆，苏辙卖掉了他在开封近郊购置的一块好地，得了九千四百贯——全部给了女儿做陪嫁。

九千四百贯。

按北宋后期的购买力，一贯相当于今天三四百元，9400贯就是两三百万。

苏辙在日记里写下四个字：“破家嫁女。”

破家——把家底掏空了。

而苏辙不是穷人。

他是当过尚书右丞（副宰相）的人，宦海沉浮几十年，最后连给女儿凑一份体面嫁妆都要卖地。

更不要说，他还有五个女儿。

南宋名臣李光也好不到哪去。

朋友写信祝贺他“喜得爱女”，李光满脸愁苦地回信说：“我家有五个女儿，这下可好，盗贼都不会来‘光顾’了。”

——家里穷得连贼都懒得来。

十

厚嫁之风压垮的不只是士大夫。

南宋袁采在《袁氏世范》中记载，有些人家从女儿一出生就开始筹备嫁妆。

女儿还在襁褓中，父母已经在攒钱、攒布、攒首饰了。

因为不提前准备，到了出嫁年龄根本拿不出像样的陪嫁——而拿不出像样陪嫁的女儿，很难嫁到好人家。

宋代法律甚至规定，如果父母双亡，成年哥哥有义务帮妹妹筹措嫁妆。

这不是道德倡导，是法律义务。

底层人家的嫁妆标准虽然没有精确记载，但从范仲淹义庄的补助标准可以窥见一斑——三十贯就能“在中原买下几十亩地”。

对普通农家来说，几十亩地可能就是半辈子积蓄。

而这只够“补助”的额度，实际嫁妆还要往上加。

十一

皇亲国戚同样逃不过这一关。

宋神宗时期，神宗的弟弟杨王赵颢“有女数人，婚嫁及期，私用不足”，不得不向神宗预借俸钱。

堂堂亲王，嫁几个女儿嫁到要跟皇帝哥哥借钱。

南宋理宗时期，周汉国公主出嫁，陪嫁清单上有：银器百两、衣着百匹、红罗百匹、银子一万两，外加各种首饰。

皇室带头厚嫁——“倍于亲王聘礼”。

上行下效，整个社会都在攀比谁的嫁妆更厚、谁的排场更大。

十二

嫁妆越厚，盯着嫁妆的眼睛就越多。

《夷坚志》记载了一个故事：江西乐平有个富户叫汪季英，好不容易攀上一门官宦亲事，娶了县丞陈定国的千金。

洞房花烛夜，他满心期待地打开陪嫁箱子——结果大失所望：太寒酸了。

故事没有写后续，但可以想象新郎的脸色。

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记载了大量奁产诉讼——围绕嫁妆的官司。

妻子告丈夫侵占嫁妆、娘家告夫家吞没奁产、继子告继母带走家产——柴氏和薛安上的官司不是孤例，只是级别最高的一例。

更有甚者，有人专门盯上了嫁妆丰厚的寡妇。

十三

南宋绍兴年间，四十九岁的李清照改嫁张汝舟。

张汝舟娶她的原因很简单——李清照是名门之后，前夫赵明诚留下大量金石书画。

张汝舟以为娶了一个富婆。

婚后他发现，李清照手里的藏品所剩无几。

期望落空，张汝舟开始对李清照拳脚相加。

李清照做了什么事？

她告发张汝舟“妄增举数入官”——科举作弊。

按宋律，妻子告丈夫，即便属实也要坐牢两年。

李清照宁可坐牢，也要离婚。

这不是爱情故事，这是一个寡妇用嫁妆和藏品吸引来的“杀猪盘”。

李清照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十四

回头再看咸平五年那场闹剧。

向敏中被贬为户部侍郎时五十三岁。

张齐贤被贬为太常卿时六十岁。

两个白发苍苍的老宰相，为了一个寡妇的“十万囊橐”，在汴梁城闹得人尽皆知，最后双双丢官。

宋真宗铁青着脸下旨降职的那一天，朝堂上各个大臣“都努力憋着笑”。

他们笑什么？

笑两个宰相为了钱连体面都不要了。

但他们自己呢？

范仲淹义庄的规矩写得清清楚楚——嫁女三十贯、娶妇二十贯。

连范仲淹这样的人都知道嫁女儿比娶媳妇贵，遑论他人。

苏辙卖地嫁女、李光自嘲“盗贼不入门”、赵颢向皇帝借钱嫁女——上至亲王宰相，下至贩夫走卒，没有人能逃过这场全民“创业”。

婚姻变成了一桩生意。

嫁妆是本金，聘礼是回报，寡妇是标的，宰相是玩家。

登闻鼓的余音早已散尽。

汴梁城的霜落了又化，化了又落。

但柴氏敲鼓那一刻的声响，像一根针，扎进了大宋婚姻最体面的那层皮囊里——扎出来的不是什么风花雪月，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