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机组人员职业风险：辐射相关癌亡率，竟超核技术人员？

每当飞机爬升到万米高空，机舱内的每一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暴露于比地面更强烈的宇宙射线之中。

而对于常年往返于云端的飞行员与乘务员来说，这种暴露，正在悄然转化为一项致命的职业风险。

哈佛医学院领衔的一支研究团队最新发现，飞行员与乘务员因辐射相关癌症死亡的比例，在美国503种职业中位居前两位。

这项研究成果已发表于《JAMA内科学》期刊，其结论甚至超过了那些需要主动接触放射性物质的核技术人员。

事实上，航空机组人员长期以来就被认定为美国境内所有职业中，平均接受电离辐射剂量最高的群体，这主要源于高空环境中更为密集的宇宙射线。

电离辐射能够诱发细胞内的有害基因突变，进而增加细胞癌变的风险，这一机制在科学界早已明确。

但要证明机组人员所承受的额外辐射暴露，确实转化为了更高的癌症死亡率，此前却始终困难重重。

"以往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单一航空公司、单一国家或单一癌症类型展开的队列研究，"帕特尔表示，"这些研究往往受限于死亡样本数量过少，以及对照组选择本身的偏差——机组人员整体上比普通人群更健康、教育水平更高、经济条件更好，无论选择哪种对照人群，这种差异都会带来干扰。"

这次研究之所以能够突破这一局限，得益于一项自2020年起才开始实施的政策变化。

美国死亡证明从这一年开始，常规性地记录死者生前的职业信息，这让研究团队第一次能够依托单一的大型数据源，跨越数百种职业展开系统性比较。

研究团队分析了2020年至2024年间总计1270万份死亡数据，覆盖503种职业，其中包括约1.4万名飞行员与7000名乘务员。

在对婚姻状况、教育水平、死亡年龄等相关因素进行调整后，结果显示，乘务员与飞行员的辐射相关癌症死亡占比分别高达6.9%与6.7%，在所有503种职业中排名第一与第二。

这类癌症具体包括淋巴瘤，以及乳腺癌、甲状腺癌、前列腺癌等多种类型。

为验证这一发现的因果性而非单纯相关性，研究团队还设置了两组关键对照：一组是经常接触放射性物质的核技术人员,另一组是仅部分共享同样工作环境、却不参与实际飞行的地面机组人员。

结果颇具说服力：航空机组人员在与辐射无关的其他癌症死亡比例上，排名处于503种职业的中游水平，这说明并非机组人员整体癌症死亡率异常偏高，问题恰恰集中在辐射相关癌症上。

而长期接触飞机、航空燃油与液压油等化学物质，却从不实际执飞的地面机械维修人员，则完全没有表现出这种癌症死亡率的升高，这排除了航空作业化学环境本身的干扰。

至于本应作为高辐射暴露对照组的核技术人员，其辐射相关癌症死亡率排名仅位列第12,这恰恰符合"电离辐射正是罪魁祸首"这一假设的预期。

帕特尔也坦承，这项研究无法完全排除机组人员长期从事跨时区飞行、频繁打乱生理节律等其他潜在因素的影响。

不过他也补充道，即便是相对频繁的普通乘客，比如一年乘坐十次跨国航班，其累积辐射暴露量也远远达不到这些职业人群所承受的水平。

这项研究给出的现实警示格外清晰：飞行员与乘务员亟需在职业辐射防护方面获得更充分的保障，而这并不需要依赖某种"更安全的新型飞机"才能实现。

帕特尔指出，许多同样在辐射环境中工作的职业群体，比如核技术人员，早已享有多重防护机制，而这些手段在美国航空机组人员中至今尚未普及。

这些防护措施包括佩戴实时监测辐射剂量的个人剂量计、记录累积辐射暴露数据，以及设立明确的最高辐射暴露限值规定。

科学界目前也已经基本明确，哪些航线会让机组人员承受最高的辐射剂量。

"辐射剂量率会随飞行高度急剧上升，在高纬度地区也会明显升高，因为那里地球磁场对宇宙射线的屏蔽作用相对较弱，"帕特尔解释道，"因此极地航线与超长途航线的辐射剂量最高，而真正可行的应对手段其实都集中在排班调度层面——比如设定年度累计飞行时长上限、轮换执飞高辐射航线的机组人员而非反复指派同一批人，在怀孕期间调整任务安排，以及在太阳粒子事件发生期间及时改变航线或降低飞行高度，因为这类事件可能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辐射剂量。"

他特别强调，这些应对措施完全不需要依赖任何新技术。

帕特尔进一步指出，尽管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名义上承认机组人员属于职业性电离辐射暴露群体，但美国目前既未设定任何剂量上限，也没有强制要求对这些员工进行辐射监测。

相比之下，欧盟地区的航空机组人员多年来早已享有相关剂量限值规定，以及孕期特殊排班调整的保护机制。

研究团队希望后续能有更多研究跟进验证这一发现，例如探究飞行员的累积辐射暴露估算值是否与更高的癌症风险直接相关。

但帕特尔认为，这些守护天空的职业人群，理应获得来自雇主与监管机构更多的保护,而实现这一目标本不该耗费太多气力。

"一个合理的第一步,"帕特尔建议，"是建立个人剂量估算体系，让每一位机组成员的辐射暴露记录，能够跨越不同雇主、贯穿整个职业生涯持续追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