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64年3月11日，杜聿明携夫人及其他文史专员家属抵达南京。对这座城市，他并不陌生。离开南京十多年后重新踏上故土，最先面对的不是旧日宅院，也不是熟悉的街巷，而是一项特殊安排：看工厂、看水利、看城市变化，也看这片土地在新政权治理下呈现出的新面貌。
这次出行，并非临时起意。1963年11月10日，周恩来、陈毅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杜聿明、溥仪、张治中、傅作义等文史专员及其家属。陈毅谈到，大家年纪渐长，党和国家希望他们在新中国安度晚年，也希望他们亲自了解社会主义建设。
当时，台湾方面曾散布消息，称这些人没有真正获得自由。陈毅当面询问：“你们是不是真正自由了？”杜聿明等人没有回避，表示生活和行动都由自己安排，并无他人干预。
周恩来随后谈到，自由不能脱离客观规律。人的认识越接近事物规律，行动便越有主动性。这番话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也说明这场谈话并不只是一次慰问，更包含着思想沟通和政治信任。
陈毅还宣布，第二年春暖花开时，将安排大家携带家属到各地参观建设项目，游览名胜古迹。对杜聿明而言，这份安排有特殊意味。过去他走遍不少地方，多半是在军政事务和战场环境中奔波；这一次，却是以普通参观者身份出行，身边有妻子，手里还可以带相机。
南京之行，先去了中山陵。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杜聿明一行向孙中山大理石坐像鞠躬、默哀，并绕陵寝瞻仰。此前他听说陵园可能遭到破坏，心里一直不踏实。看到建筑保存完整、环境整洁，他才放下心来。
有人介绍，南京方面专门设有中山陵园保管委员会，张治中的弟弟张文心也是成员。杜聿明对此印象很深。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保护一处陵寝，也表明共产党对孙中山及其革命遗产采取了尊重态度。
南京的另一幕更生活化。参观南京汽车厂时，工人指着刚装配好的卡车说：“谁会开车，谁就来试试。”杜聿明早年学过驾驶，立即上前操作。他在厂区绕行一圈，下车后评价车辆性能不错。这样的场景，没有宴会上的客套，反而更能让人感到彼此距离被拉近了。
3月16日，他们前往无锡、苏州，参观惠山泥人厂、缫丝厂、高压电磁厂和苏绣研究所。杜聿明的夫人喜欢花草，苏州园林让她兴致很高；而工厂里的机器、工人的生产秩序，则让杜聿明不断比较旧日印象与眼前现实。
3月19日抵达上海后，变化更加集中地扑面而来。上海市委统战部门向他们介绍了社会治理情况，包括对流氓、黑社会势力和妓女群体的改造，以及对城市不良风气的整治。随后，他们参观钢铁厂、手表厂、印染厂、微型轴承厂，还去了工人文化宫、少年宫和工业展览馆。
旧上海给杜聿明留下过深刻记忆。如今站在黄浦江边，他看到的不只是高楼和江面，也看到了城市公共环境的改变。曾经的棚户和平民窟得到整治，少年有了活动场所，工人有了文化设施。这些细节，比单纯听报告更有说服力。
杭州和新安江水电站，是行程中的重要一站。3月28日，杜聿明乘车前往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是新中国成立后自行设计、施工建设的大型水电工程，登上大坝后，辽阔水面和库区山势尽收眼底。大家还乘游艇泛舟水库，参观与游览在这里合在了一起。
4月2日，他们前往黄山，游览三天后于4月6日返回杭州。此后又去了南昌、长沙、韶山和井冈山。一路上，名胜古迹只是一个方面，工厂、水利工程和城市建设才是这趟安排的核心内容。让这些曾经身处国民党军政系统的人，直接接触新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变化，显然经过了周密考虑。
4月22日抵达汉口时，杜聿明再次见到武汉长江大桥。1958年春天，他曾以在押战犯身份参观过这里；六年后重来，身份已经不同，夫人在身边，行动也不受限制。桥还是那座桥，人的处境却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反差不需要过多解释。
4月28日，杜聿明一行结束上半年参观，返回北京，准备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观礼。按照中央统战部此前的安排，下半年还计划前往延安、西安、洛阳、郑州等地，并在国庆节前回到北京。
这次行程跨越长江、黄河，涉及十几个城市。它既是一次参观，也是一种具体的安置方式：让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带着家属走出固定生活圈，亲眼看建设现场，亲自接触普通工人和城市居民。对杜聿明来说，南京的中山陵、上海的工厂、新安江的大坝，以及武汉长江大桥前后的两种身份，构成了这段经历中最难忘的几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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