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9年6月26日晚，湖南韶山招待所内，毛泽东亲自设宴，邀请少年时代的塾师毛宇居赴席。工作人员接到的第一项吩咐，不是准备酒菜，而是“把我大哥接来”。这位“大哥”，正是多年未见的毛宇居。
毛宇居抵达后，毛泽东快步迎上前去，握手、交谈，还请家人一同合影。席间，他特意让老师坐在上座，自己端起酒杯，起身敬酒。毛宇居连忙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扶他坐下，笑着回答：“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这几句对话，朴素得很，却把师生之间的分寸和亲近都带了出来。宴请并非普通的乡亲聚会，毛泽东还特别交代韶山方面，将毛宇居的夫人谢素珍和胞弟毛碧珠一并请来。毛碧珠当时被划为富农成分，正在接受改造，能参加这场宴席，对毛家兄弟来说，确实出乎意料。
宴会结束后，毛泽东没有让人搀扶老师，而是亲自陪着他走回去。老人年事已高，他便让老师走在小路中间，自己贴着长满杂草的路边行走。摄影师侯波留下的照片中，毛泽东牵着毛宇居的手，步子放得很慢，两人边走边谈。
这份礼敬，并不是临时起意。早年在韶山冲，毛宇居既是毛泽东的私塾老师，也是关系较近的族亲。1906年至1907年间，少年毛泽东曾在毛宇居处读书。那时的私塾教育，内容不只在识字背书，还包括作文、经史和做人处世。毛宇居对这个学生的勤奋与思考，留下了较深印象。
毛泽东离开韶山后，家乡生活逐渐被革命风云隔开。毛宇居没有走上政治道路，却一直替这位学生保存着一些重要物件，包括《祭母文》《讲堂录》以及老宅中的旧物。那些文字和物品，看似只是一个家庭的遗存，实际上也为后来的人了解毛泽东少年时期提供了实物线索。
更值得一提的是，毛宇居长期留在韶山，与乡亲们联系密切。毛泽东身在外地时，家乡亲友若有事情，常通过他传递消息；毛泽东回乡后，也愿意听这位老师讲述乡里的变化。毛宇居在师生与乡亲之间，慢慢成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老师的惦念，没有停留在书信问候上。1951年9月，他派人邀请毛宇居、表兄文梅清和少年朋友张有成到北京。三人抵达后，被接到中南海含和堂，毛泽东设宴相待，饭桌上既有北京菜，也有湖南口味。
那次相聚，距离毛泽东离开韶山已经过去数十年。毛泽东安排毛宇居参加国庆观礼和宴会，还陪同或安排人员陪同他游览北京名胜，乘飞机俯瞰北京城和长城。考虑到老师年事已高，他又为毛宇居看牙病、镶假牙，添置皮大衣、皮鞋和生活用品，并送给他旧人民币150万元。
这里的“150万元”，不能按今天的币值理解。1955年3月1日人民币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时，规定新币一元折合旧币一万元。因此，这笔钱折合新币150元。金额并不宜夸大，但其中包含的照料意味十分明确：既有学生对老师的回报，也有对老人生活的实际关心。
1952年11月，毛宇居第二次进京，肩负的是韶山乡亲和当地政府的托付。当时湖南方面准备整修、扩建韶山小学，希望毛泽东为学校题写校名。11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会见老师，听明来意后，写下数幅“韶山学校”。
毛宇居看后有些疑惑：“我们是韶山小学，怎么写成韶山学校？”毛泽东解释，眼下办的是小学，今后还可以继续发展，开办中学乃至大学。这个名称没有把学校限定在一时一地，后来便成为校门上的正式匾额。
第三次进京是在1958年9月。毛宇居受湘潭县委、县政府委托，请毛泽东为筹办中的湘潭大学题写校名。9月9日晚，师生会面交谈；9月10日，毛泽东写成两幅“湘潭大学”，并写信请毛宇居转交选用，同时托他把一封信转给东山学校。
从请老师叙旧，到请老师代乡亲求字，再到请老师转交题词，三次进京的缘由各不相同。毛宇居不是来京任职，也不是来谈公事，他带来的往往是韶山的声音；毛泽东接待他，也始终保留着学生面对塾师的敬意。后来，湘潭大学和东山学校都把9月10日作为校庆纪念日，题字由此留下了明确的时间印记。
毛宇居晚年仍珍藏着与毛泽东有关的记忆和文物。对毛泽东而言，这位老师见证过他在韶山读书、写作和成长的最初阶段；对毛宇居而言，那个曾坐在私塾里的少年，后来走出了韶山，却始终没有把老师和乡亲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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