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毛主席接见外甥女陈国生，当时刚见面就问：给舅舅带什么礼物了？

1951年4月，北京中南海，毛泽东见到陈国生和两位湖南亲属后，没有马上谈工作，也没有询问一路是否辛苦，而是带着几分严肃开口：“外甥第一次见舅舅，带了什么东西来了没有？”

陈国生一下子红了脸。临行前，家里人只让她代为问候，谁也没想到要准备礼物。她小声回答：“三舅，我们什么也没带，您需要什么呢？”

毛泽东故意想了想，笑着说：“我是问你们带了书信、报告一类的材料没有。”这句话一落，屋里的气氛顿时松了下来。

陈国生确实带了材料，其中有反映丈夫经历的报告，也有毛泽建被捕期间留下的文字。只是那些东西没有随身带进中南海，而是压在前门饭店的枕头底下。毛泽东听后笑道：“东西带来了，又放在旅社里。”随后便让工作人员取来。

这场见面看似从一句家常玩笑开始，背后却牵连着几家人的生死，也涉及烈属身份如何认定，并不是普通亲戚来京叙旧那么简单。

陈国生的母亲陈淑元，是毛泽建丈夫陈芬的姐姐。陈淑元早年参加地下活动，后来与梁泽南共同生活，生下陈国生。由于父母常年奔波，孩子便由陈芬一家照料。

毛泽建对这个小侄女十分疼爱，“国生”这个名字，正是她取的。那段岁月并不安稳。大革命失败后，陈芬牺牲，毛泽建也在1928年被捕，并于同年8月遭到杀害。此后，梁泽南也相继牺牲，陈淑元为躲避追捕四处流离，年幼的陈国生只能跟随外祖母生活。

有一块墓碑，留下了这层关系的凭据。1930年，陈芬家人为他立墓，碑上写有“生女国生立”等字样。这里的“生女”，并非简单指亲生女儿，而是说明陈国生作为陈芬的侄女和毛泽建的养女，长期被这一家人抚养。

因此，毛泽东称她为“贤甥”，既有亲属关系，也有革命家庭之间的特殊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陈国生的日子却没有立刻好起来。她嫁给宋毅刚，宋毅刚曾在旧政权警察系统任职。一个家庭里，同时存在烈士后代和旧职人员家属两种身份，现实处境相当复杂。陈国生想找一份工作，也担心丈夫的经历给自己带来麻烦。

1950年，毛岸英回湖南了解乡情，途经湘乡时，从文运昌那里得知毛泽建还有养女在世。毛岸英把情况带回北京后，文运昌又根据线索找到了陈国生，并建议她把家庭情况如实写信反映。

毛泽东收到信后，于1950年5月7日回信，劝她不要急着来北京，先在湖南设法解决工作问题，并要求了解当地情况。这封信寄到湘乡，信封上写着详细住址和“毛寄”二字。对处境困难的陈国生来说，回信本身就是一种明确答复：事情有人过问，但处理仍要按实际情况办理。

随后，中央办公厅将材料转交地方核查。田家英还批示，请当地了解陈国生与梁泽南、毛泽建之间的关系，并给予适当照顾。经过调查，陈国生进入长沙茶厂工作，后来又调到肉食店做出纳；宋毅刚则被安排到长沙市人民银行从事收发工作。

毛泽东并没有因为陈国生是亲属，就绕开制度直接把人安排到北京。相反，他先让地方核实，再根据家庭状况解决工作，这一点很能说明当时处理亲属问题的谨慎。

接见时，毛泽东还专门问起宋毅刚：“过去做什么？身上有没有血债？民愤大不大？”陈国生如实说明，丈夫只是旧警察系统中的普通人员，没有严重罪行，毛泽建和陈芬留下的材料，也是宋毅刚主动保存并交给政府的。

毛泽东听完后说，如果确有血债、民愤很大，就留在北京；如果没有这些问题，就回去工作，并让丈夫好好改造。话说得很直白，没有替宋毅刚开脱，也没有把他的经历一笔抹掉，而是把判断交给事实，把出路放在劳动和改造上。

这次谈话还涉及毛泽建墓地的问题。陈国生希望政府拨款修墓，毛泽东没有立即答应，只解释说新政权刚刚建立，百废待兴，资金要用于建设，烈士墓应当修，但不能急于一时。他还提到，自己的父母墓地也仍是草坟，地方上提出修葺，同样没有同意。

1953年，陈国生的儿子宋阳正听母亲讲过北京之行，年仅9岁的孩子竟独自踏上进京路。他先从长沙出发，辗转到武汉，又跟随解放军家属队伍过江，随后一路找到田家英。田家英确认身份后，将情况报告上去，中央有关部门也随即寻找孩子。

毛泽东得知后，没有责备孩子胡乱出走，而是让人把他送回长沙，并带去钱物给孩子添置衣服。这件事虽然带着几分孩子气，却也反映出陈家与北京之间并非一次见面便结束，而是一直保持着联系。

1955年，陈国生再次接到进京邀请。原本通知只让她一人前往，女儿陈锋听说后坚持同行。见面时，孩子大方喊毛泽东“外公”，毛泽东问她是否上学，叮嘱她好好读书。陈锋还提出想要一辆自行车，毛泽东答应补贴购车费用，秘书后来送去280元，并说明专门用于买车。

多年以后，陈国生的亲属身份曾受到质疑。毛泽东得知后，让周恩来过问此事。周恩来明确表示，陈国生家中有陈芬、毛泽建等烈士，亲属关系经过调查属实，不能任意诬称。此后，陈国生继续在湖南工作，并参与照料和修缮烈士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