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46年，晋察冀军区奉命精简整编，一次裁减十余万人。北平城内的军事调处机构正盯着这场整军行动，晋察冀却成了华北各大战略区中执行最彻底的一个。多年以后，郑维山谈起这件事时说：“从大局着眼，这是晋察冀的贡献。”
这句话，正好点出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晋察冀不是没有发展起来，而是发展起来的部队，往往被调往了更需要它们的地方。
1937年10月，山西五台山地区，聂荣臻接手的并不是一支完整的大军。平型关战斗后，八路军第115师分兵开辟根据地，罗荣桓率部向晋南、山东方向发展，聂荣臻则留下经营晋察冀。
分兵时，聂荣臻把人员调配权交给罗荣桓。有人担心兵力分得太少，他却说：“不行也得行。”这不是一句硬撑场面的话，而是对战略位置的判断。
晋察冀夹在平汉、平绥、正太、同蒲等铁路之间，周围连接北平、天津、太原、石家庄和张家口。日军占据城市与交通线，却无法完全控制广阔乡村。只要根据地站住，华北日军的后方就始终不得安宁。
聂荣臻最初掌握的兵力只有三千余人，干部更少。有人形容，司令部的人“一盆菜够吃，一条炕够睡”。条件确实寒酸，但留下来的多是红军骨干，具备带队伍、做群众工作的经验。
局面很快被打开。杨成武率第115师独立团夜袭涞源，随后在冯家沟等地作战，连续收复广灵、灵丘、蔚县、阳原、浑源等地。独立团扩编为独立师，晋察冀军区也于1937年11月7日正式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有意思的是，部队扩张并没有单纯依靠后方输送。抗战爆发后，大批青年参军，地方武装不断汇入，群众还承担了情报、运输、掩护和补给等任务。根据地不是凭空长出来的，根子在于军队与地方形成了紧密联系。
干部缺口随之暴露。聂荣臻没有坐等延安派人，而是把第115师随营学校扩建为晋察冀军政学校，集中培养军事、政治和地方工作干部。经过两个学期，学校培养出九百多名干部，分赴部队和地方，补上了根据地扩大的关键一环。
到1939年前后，晋察冀已经拥有几十个团。可这些部队并未全部留在本区。1940年，程子华率南进支队支援冀鲁豫，返回时留下两个团；1943年，吕正操率六个团支援晋绥，黄永胜也率部承担保卫陕甘宁的任务，部分力量后来留在当地。
1945年8月以后，华北局势再次变化。李运昌率冀热辽部队向东北进军，晋察冀先后多次把成建制部队、干部和根据地交给东北民主联军。按聂荣臻回忆，前后划归东北的晋察冀部队，总数达到十几万人。
这类调动，牵动的不只是几个团。带走的还有基层干部、地方武装、后勤人员以及长期经营的群众关系。军区刚刚形成规模，就要割下一块支援别处，留下的部队还得重新整合，继续守住原有地盘。
1946年的大规模精简，更让晋察冀的实力受到冲击。郑维山后来解释，晋察冀承担这一任务，与当时争取和平、向外界展示人民军队执行整军方案的需要有关。换句话说，这次裁减并非简单的军事失误，而是华北承担了全局性的政治任务。
因此，到了1949年1月全国部队统一整编时，华北野战军编为三个兵团、约二十四万人，数量在各大野战军中并不突出。若只看编制，很容易误以为晋察冀十二年的经营成果有限。
但账不能只看手里剩下多少。这里从三千余人发展出几十个团，又先后调出二十多个团，向东北输送十几万人，还在整军中承担了十余万人的复员任务。华北野战军的三个兵团，实际上是多次分兵、补充和重组之后留下的骨架。
平津战役前后，华北部队仍承担着重要任务。罗荣桓曾对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等人说，华北支援东北出了很大的力。东北战场的胜利，反过来又改变了华北乃至全国的战略态势。
郑维山那句“这是晋察冀的贡献”，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聂荣臻经营的十二年，并非只留下三个兵团，而是把一个边区根据地变成了能够持续造血、持续作战、持续支援全局的战略基地。只是到了整编时，许多由它培养出来的力量，已经分散在东北、西北和其他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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