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9月，山西北部集宁城外，晋察冀、晋绥两军主力正在与傅作义部激战。原本占据主动的围城部队，几天之内被迫撤退，大同没有拿下，集宁也随之失守。这场战事后来被聂荣臻、罗瑞卿等人视为解放战争初期的一次严重失利。
大同并不是一座普通城市。
它扼守晋北，向东可以牵制张家口，向西又连接晋绥根据地。若大同落入解放军手中，晋察冀与晋绥两大战略区便能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张家口的侧翼压力也会减轻。
正因为如此，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在1946年夏季调集部队，准备围攻大同。担任主要指挥的张宗逊、罗瑞卿，面对的是阎锡山部署在城内外的近两万守军。兵力对比看似有利，战局却没有按预想发展。
围城初期，解放军进展不慢。经过一段时间的外围作战，大同周边据点陆续被拔除，守军损失两千余人。8月14日，攻城正式展开，阎锡山部队屡次出城接应，都被击退。
问题在于，大同守军虽然被围，却没有彻底失去外援。
阎锡山向南京求援，蒋介石把目光投向绥远的傅作义。傅作义并非蒋介石的嫡系，对这场硬仗并不热心。据有关回忆，他起初态度谨慎，直到蒋介石许以职务和军事支持，才决定出兵。
傅作义没有急着扑向大同。
他判断，围攻大同的解放军主力已经离开晋察冀腹地，张家口周边相对空虚。于是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于9月3日分兵向集宁、卓资和凉城方向推进，真正的目标，是先打穿集宁，再威胁张家口。
这一着很有分量。
卓资是集宁的重要屏障，集宁又是张家口北面的门户。傅作义若直奔大同，容易陷入解放军围城部队的重重阻击；转攻集宁，则能迫使对手从大同城下抽调兵力，达到“围魏救赵”的效果。
战斗在卓资率先爆发。
当地守军原计划坚守三天，却发现傅作义投入的兵力远超预判。仅仅八个小时，阵地便被突破。解放军方面一度判断，傅作义可能在卓资休整，也可能转攻凉城，直接进攻集宁反而被排在后面。
判断上的迟疑，很快变成了战场上的代价。
为了防备凉城方向，解放军从大同围城部队中抽调兵力。等到集宁方面的紧急情报传来，主力才仓促回援。9月8日，傅作义以三个师发起进攻，集宁守军只有三个团，处境十分艰难。
援军赶到后，战局一度出现转机。
解放军在集宁外围形成兵力优势，并将傅作义先头部队分割包围。按照当时的形势，只要连续施压，城外三个师很可能遭到重创。遗憾的是，指挥层认为胜券在握，9月12日没有展开大规模攻击，部队反而进行休整。
战场最怕“以为来得及”。
这一天的停顿，使被围部队获得喘息机会。傅作义部重新整顿，在空军配合下猛攻集宁西南方向。与此同时，号称精锐的第101师赶来增援，解放军又决定放弃原有围歼部署，转向西面打击101师。
结果两头都没有吃掉。
101师没有被歼灭，集宁城外原先被围的部队也重新稳住阵脚。随后，新编第32师、新编骑兵第4师等部队继续加入战场，傅作义手中的兵力越来越多，解放军反而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
9月13日晚，集宁守军撤出城外。三天后，解放军停止围攻大同。历时一个多月的作战，以大同、集宁均未能取得而告终。
损失并不只是一座城。
大同、集宁战役后，解放军主力受到较大损耗，晋察冀北部的防御出现空隙。国民党军随后占领承德，张家口的处境迅速恶化。解放军原本准备依托张家口调动敌军，再寻机歼灭，傅作义却突然改变进攻方向，率部绕过主力，袭取张北。
1946年10月11日，傅作义部进入张家口。
这场失利的影响，由此进一步扩大。它不仅使晋察冀北部战略态势逆转，也让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和北部承受更大压力。聂荣臻后来谈及此战，认为部队虽然歼敌一万两千余人，但自身伤亡更大，多个重要据点丢失，教训十分沉重。
傅作义显然也知道这场胜利的分量。战后，他曾向毛泽东发电，言辞中带有劝降和讥讽意味，要求解放军“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
毛泽东看过电报后，留下了一句极重的话：“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这句话并不是一时气话。两年多后，平津战役展开，傅作义部被华北解放军分割包围，北平成为关键所在。1949年1月，经过多轮谈判，傅作义接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部队改编，北平和平解放。
当年发电劝降的人，后来成为接受和平改编的人。历史的转折，往往就藏在这样的前后落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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