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785年八月，蔡州龙兴寺，颜真卿被李希烈部将辛景臻、安华杀害。这个日期在颜真卿亲属和故吏撰写的行状中记得很清楚，可后来流传下来的神道碑，却把他的死期写成了784年八月三日。
同一个人，同一场死亡，相隔不过一年，为什么会出现两种说法？若只看一处史料，或许可以归结为笔误；可两份材料都出自熟悉颜真卿生平的人，且一份是行状，一份是神道碑，事情便没有那么简单了。
颜真卿，字清臣，生于709年，出身琅琊颜氏。颜之推、颜师古等人，都是这个家族中颇有声望的学者。颜氏重视经学与仕进，颜真卿后来成为名臣，并非偶然。
734年，颜真卿进士及第。入仕之初，他主要在御史系统任职，因不肯随意附和权贵，先后遭到排挤。天宝年间，他被调任平原太守，位置看似偏远，却恰好让他在安史之乱爆发时，成为河北地区少数能够组织抵抗的官员。
755年安禄山起兵，河北诸郡相继动摇。颜真卿联合十七郡起兵拒敌，切断叛军与范阳之间的联系，给唐廷争取了难得的喘息时间。他不是战场上横刀立马的统帅，却凭借地方官的身份和个人威望，撑住了河北南部的一角。
后来，颜真卿辗转到达灵武，与肃宗朝廷取得联系。安史之乱平定后，他仍多次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任职。到了唐德宗时期，这位历经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的老臣，已经不只是一个书法家，更是唐王朝旧秩序的象征。
784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反叛。宰相卢杞建议让颜真卿前往劝降，朝中不少人都知道此行凶险。有人劝他说：“李希烈拥兵自重，此去恐怕有去无回。”颜真卿回答：“君命也，岂可辞？”这句话未必是当时的原话，却准确表现了他的处境：他明白危险，却没有选择退避。
颜真卿抵达淮西后，李希烈没有接受招抚，反而将他软禁。李希烈一度利用颜真卿的名望，试图逼迫他合作。颜真卿始终拒绝，甚至当面斥责叛军。李希烈的部下曾威胁说：“若不降，今日便死。”颜真卿并未改口。
问题由此出现。颜真卿被囚禁期间，唐军与李希烈之间的战局不断变化。784年，李希烈势力受挫，退守汝州、蔡州一带。外界很难知道颜真卿究竟还活着没有，而他自己也清楚，若叛军彻底败退，自己很可能成为被杀的对象。
在这种情形下，颜真卿提前写下墓志和遗表，并不奇怪。遗表是臣子临终前留给皇帝的文字，墓志则是准备刻入墓中的生平记录。它们一旦流出，旁人很容易误以为作者已经遇害。后来有关颜真卿“死于784年”的说法，很可能就与这些文字及早期传闻有关。
真正值得细看的，是两份关键材料的差异。颜真卿故吏殷亮所写行状，明确记载他在贞元元年，也就是785年八月二十四日遇害，享年七十七岁。行状还引述曹王皋的奏表，说蔡州有人目睹李希烈命辛景臻、安华在龙兴寺杀死颜真卿，并将尸体埋在城西。
这类消息并非后世推测，而是当时地方官向朝廷报告的材料。相比后来经过整理的碑文，行状中的细节更接近现场传闻和家属所掌握的情况。因此，颜真卿实际死于785年，证据明显更充分。
可神道碑开头却写道，颜真卿在“兴元元年八月三日”死于蔡州之难。兴元元年是784年。奇怪的是，碑文后半部分又说“贞元初”，并称颜真卿是在汝州龙兴寺遇害。这不是简单的年号混用，而是同一篇碑文内部出现了前后冲突。
神道碑的撰写者令狐峘是颜真卿故吏，不可能完全不了解主人的死亡经过。于是，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碑文开头沿用了朝廷或早期官方材料中的说法，后面的具体叙述则保留了真正的死亡线索。表面上遵从定论，细节处却没有把事实全部抹去。
这背后还牵涉卢杞的政治处境。颜真卿奉命出使李希烈，朝中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卢杞借刀杀人。784年，关于颜真卿遇害的消息传入长安后，群臣借此反对德宗重新起用卢杞，舆论压力一度十分强烈。若后来再承认颜真卿其实在785年才被杀，朝廷此前的处置便显得更加难堪。
所以，官方材料把死亡时间提前，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人都不知道真相，更可能是为了让事件尽早盖棺定论。颜真卿被塑造成“早已殉难”的忠臣，卢杞则承受了更直接的政治指责。至于真正的死亡日期，便被压缩在碑文矛盾、行状记载和地方奏报之间。
颜真卿一生以“刚”著称，死后的文字却呈现出另一种复杂：朝廷需要一个符合政治需要的日期，家属和故吏又试图留下真实经过。784年与785年之间的空隙，正是这两种力量交错后留下的痕迹。那方碑刻没有替后人消除疑问，反而把当时不便明说的事情，保留在了几句互相牵扯的文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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