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仁起义后，手下军长率两万四千人出逃，我军出动四个军仍未拦住

1949年8月4日深夜，湖南长沙城内，陈明仁刚刚参加完和平起义，湘潭方向便传来爆炸声。铁路桥被炸断，电话线遭到切割，原本准备接受改编的部队突然向南移动。陈明仁接到报告时，逃走的队伍已经带着火炮、坦克越过了长沙外围。

这场变故，出在起义部队内部。

当时，程潜是湖南省政府主席，陈明仁担任国民党湖南绥靖总司令部第一兵团司令。两人决定率部和平起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改编。8月4日，长沙方面发布起义通电，三十多名军政人员联名署名，城市秩序一度较为平稳。

但通电并不意味着所有部队都愿意服从。

陈明仁的第一兵团下辖多个军，长期受不同派系影响。有人愿意留下，也有人仍听命于白崇禧，还有人担心起义后失去军权和待遇。尤其是第七十一军、第102军，内部态度复杂，军官之间并非铁板一块。

有意思的是，陈明仁本人此前与共产党方面已有秘密接触。他最关心的不是个人荣辱，而是两件事：起义后部队能否保留基本建制，过去在四平作战中的问题会不会被追究。

这并非没有缘由。

1947年夏秋，陈明仁率第七十一军据守四平。东北民主联军经过长期攻坚，最终在1948年3月攻克四平。陈明仁因守城战事受到蒋介石嘉奖，但这段经历也使他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对他来说，选择起义，既是政治判断，也包含着对部队前途的现实考虑。

1949年7月，长沙的形势已经十分紧张。北面是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面和西南方向则有白崇禧集团活动。白崇禧曾到长沙部署防务，并公开肯定陈明仁守四平的战绩，试图稳住这位旧部将领。

陈明仁表面上仍在巡视城防，实际上却在设法压住各部队的异动。他曾对部下说：“起义不是缴械，部队要接受改编，弟兄们的前途由我负责。”

话说得明白，真正执行起来却很难。

8月4日白天，长沙街头张贴起义通电。国民党方面随即散发传单，声称陈明仁被劫持，企图制造混乱。当天晚上，第七十一军所属部队和第102军部分力量开始行动，以“营救陈司令”为名，裹挟官兵南撤。

这支队伍人数约2.4万人，携带相当数量的重武器。其主要行动方向是湘中、湘南，目标并不只是逃离长沙，还企图与白崇禧控制的部队会合。

陈明仁很快判断出，单凭长沙城内力量无法控制局面，于是直接向解放军方面报告情况，请求拦截。这个电话十分关键。起义刚刚宣布，内部便出现大规模出逃，若让这批部队完整南下，长沙起义的影响和后续整编都会受到冲击。

接到通报后，解放军迅速调动兵力。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所属第40军从平江方向南下，第46军由浏阳一带向西推进，第49军从益阳方向压下，第二野战军第18军则从常德向东运动。几路部队试图利用湘中道路和山地，将南撤部队堵住。

然而，追击并没有像预想中那样顺利。

湘中地形多山，道路狭窄，南撤部队又携带坦克、火炮，行军速度虽然不快，却具备较强的突击能力。更麻烦的是，白崇禧并未袖手旁观。他调动桂系部队，在青树坪一带设置阻击阵地，等于替逃走部队争取时间。

8月17日，解放军第49军第146师在青树坪附近与桂军遭遇。此前的追击部队以为前方只是南撤残部，进入山谷后才发现，山头已经布置了机枪和火炮。桂军第171师、第172师依托地形展开攻击，战斗很快变得激烈。

第146师受到伏击后，部队展开困难，后续援军也受到道路限制。经过连续作战，部队在兄弟部队接应下撤出战场。青树坪战斗使解放军原本形成的围堵出现缺口，南撤部队因此获得了继续西逃的机会。

这也是“出动四个军却没能立即拦住”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解放军没有发现目标，而是追击途中遭到桂军主力阻击，山地道路又限制了大兵团展开，围堵被硬生生拖慢。

南撤部队此后向邵阳、武冈方向转移。一路上，人员疲惫，补给困难，部队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有人试图继续向广西靠拢，有人则准备脱离队伍，另寻出路。

9月初，解放军第135师在武冈、雪峰山一带布置兵力。南撤部队进入山区后，行动更加迟缓，重装备反而成了负担。9月4日前后，双方在山区发生战斗，解放军从两侧压缩包围圈，切断谷口和退路，南撤部队最终被迫缴械。

第102军军长成刚在混乱中逃入山林，后来被捕。第100军军长杜鼎率部继续向广西方向撤退，最终队伍瓦解。第七十一军部分官兵被俘后，原有建制也随之崩散。

长沙起义虽然遭遇了这场插曲，却没有因此被否定。1949年9月，陈明仁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随后，起义部队按照中央部署进行整编。

1949年10月，原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陈明仁任司令员。1952年，第21兵团改编为第55军，陈明仁继续担任军长。1955年，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一场起义，留下两种选择：陈明仁选择留下并接受改编，部分旧部却带着2.4万人仓促南逃。青树坪的枪声，则让这场发生在长沙城外的部队分裂，成为湖南和平解放进程中最复杂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