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案敲定，伊朗：与外国人接触或将构成犯罪

伊朗橡皮图章议会批准了一项法案的总体框架，该法案将对与外国机构、媒体和组织接触施加新的限制，当局正寻求扩大法律框架，以打击其所称的“外国影响力”。

根据周日推进的版本，与外国媒体接触、与海外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与外国使领馆和组织通信以及接受外国资金支持，都可能被禁止、需要事先获得批准或面临刑事处罚。

该文本仍有待最终批准，且必须在成为法律前获得由12人组成的宪法监护委员会的通过。尽管伊朗表面上有议会选举，但所有候选人都必须获得未经选举产生的宪法监护委员会的批准，该委员会效忠于伊斯兰共和国执政的神职人员。

法案支持者表示，这是针对外国情报机构、政府和机构活动增加所采取的回应。他们还辩称，虽然间谍活动已在伊朗法律中有所涵盖，但对于处理外国“影响力”尚无明确的法律框架。

伊朗已是信息黑洞

居住在德国的伊朗律师和法律专家西纳·尤塞菲表示，该法案的许多条款将合法接触与外国影响力之间的界限模糊化，而对该界限的解释实际上留给了安全机构和法院。

“当公民不知道与外国媒体交谈、与外国大学合作或分享信息日后是否会被视为犯罪行为时，法律就制造了一种恐惧和不安全的氛围，”尤塞菲对德国之声表示。

伊朗已经是世界上媒体环境最受压制国家之一，在无国界记者组织202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伊朗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77位。

政府运营着所有广播网络，外国媒体被禁止在伊朗境内播出，当局在民间骚乱期间频繁封锁互联网和社交媒体，2026年1月对抗议活动的血腥镇压中即可见一斑。

从伊朗境内获取信息非常困难。无国界记者组织将伊朗境内信息获取归类为“严重受限”，记者在遭受轰炸的情况下工作，同时还面临国家机构的压力。

帕尔维兹·亚里是驻德国的记者，也是“捍卫信息自由流动”组织的高级研究员，该非营利组织追踪伊朗记者遭受的骚扰。他将该法案描述为他所称的伊斯兰共和国限制言论自由努力的延续。

“伊斯兰共和国使用了各种工具和方法来扰乱信息自由流动并限制言论自由。但社交媒体的扩张以及伊朗境外媒体和人权组织的活动，削弱了官方叙事对公众舆论的影响，”亚里对德国之声表示。

将新闻报道定罪

亚里表示，该法案还可能使独立媒体和国际组织更难从伊朗境内获取信息。

“将记者、公民和研究人员的新形式活动定罪，一方面是为了限制独立媒体和国际组织获取第一手消息来源，另一方面是为了加强伊斯兰共和国宣传机器的覆盖范围，”他说。

据媒体报道，该法案部分条款提议，对与被视为“敌视共和国”的媒体进行采访或讨论，可判处六个月至两年监禁。

媒体研究员亚里警告说，如果该法案成为法律，对记者和研究人员的影响可能尤为重大。

“如果最终获得批准，该法案将把与反对派媒体和国际组织的前所未有范围的接触定为犯罪，这显然旨在扰乱记者和研究人员的专业工作，收紧国家的信息垄断并放大官方叙事，”亚里说。

限制学术研究和公民社会

然而，该法案最重要的条款之一涉及与外国实体的科学和学术合作。

第5条要求情报部每年发布一份获准进行科学和研究合作的外国大学和机构名单。

与名单之外机构的合作将被禁止。向未经授权的外国机构发送医疗、研究和考古样本也可能导致刑事处罚，包括监禁。

该条款实际上将使某些形式的国际学术合作取决于情报部的批准。

伊朗战时处决激增

该法案还将限制扩展到公民社会。涉及非政府组织、协会和政党的某些外国资金、合同和合作形式，需要获得由政府各部委和安全机构组成的委员会的批准。

律师尤塞菲警告说，该法案造成的不确定性可能会阻碍学者、研究人员和公民社会团体开展国际合作。

“当与外国大学的合作、参加教育课程、与国际组织接触或支持公民社会活动可能变成安全案件时，人们会提前远离这些活动，”尤塞菲说。

“结果是大学、公民社会、信息流动以及伊朗与世界的科学交往受到限制。这不再仅仅是一项反间谍政策，而是对应当能够独立运作的领域进行安全干预。”

政权扩大控制

居住在瑞典的伊朗法律专家莫因·哈扎埃利警告说，该法案可能成为“镇压政治反对派和人权活动人士的又一工具”。

他对德国之声表示，该法案可能将大多数国家通常不视为非法的普通行为定为犯罪。

“该法案99%条款所列为罪行的行为，首先就不是犯罪，甚至不值得提起刑事诉讼，”他说。

他指出一项条款规定，如果当局认定普通犯罪是受外国行为者指使或影响的，则可加重处罚。

“一项普通犯罪，如侮辱或街头斗殴，可能被认定受外国行为者指使或影响，从而导致更严厉的判决，”哈扎埃利说。

对伊朗当局而言，与美国的持续冲突以及去年与以色列的短暂战争，造成了特别困难的安全环境，对外国情报活动和国内脆弱性的担忧加剧。

尤塞菲认为，该法案与其说是应对具体威胁，不如说是通过限制和恐吓公民自由来弥补政府的安全缺陷。

“如果安全机构未能阻止真正的外国影响力，它们不能通过扩大刑事责任并将公民与外界的接触置于安全监督和授权之下来弥补这一失败，”他说。

“打击间谍活动应针对具体的犯罪行为，而不是将学术、媒体、文化或公民社会与外界的联系视为天生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