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豫东之战》筹拍，粟裕夫人楚青建议：找王希先同志最合适

1993年春天，南京军区政治部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几个头发花白的老干部围着一摞厚厚的稿纸，谁也没说客套话，一上来就只问了一句：这部戏，到底拍不拍？

桌上的，就是后来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的八集电视剧《豫东之战》剧本雏形。两年后，这部戏拿下“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不少人把它当成了解解放战争的一把钥匙。但很少有人知道，它背后其实是一群上了年纪的人，用了好几年时间，一点一点地“抠”出来的。

更少有人知道，《豫东之战》这四个字，最早并不是个电视剧的名字，而是一篇回忆文章的题目——写文章的是粟裕的秘书王希先，改成话剧、再改成电视剧的是已经退休的前线话剧团老团副李传弟和他的爱人梁泉。整件事串起来看，你会发现，这不是简单的“拍一部戏”，而是几代人接力，把一段本来可能慢慢淡下去的战争记忆，重新拎到年轻观众面前。

如果从头说起，这事得先从1979年的一个夏天讲起。

那年7月1日，粟裕因为身体不好，去青岛休养。同行的有他的夫人楚青，还有几名工作人员。王希先，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从军事科学院临时调来，安排在粟裕身边，任务非常明确——配合粟裕写回忆录。

说句实话，在这之前，粟裕自己对写回忆录是有抵触的。他打了一辈子仗，关键战役基本都参与或主导过，但对“立传”“留名”这些事，他并不上心。后来几次大病，人明显衰弱了，楚青一再劝他：“你不写，很多事以后就没人说得清了。”他才慢慢松口。

他当时说过一句话，王希先印象特别深：

“我不为了名，不为了利，更不为自己树碑立传，我要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说些真话，要让后人看看，真正的战争是个什么样子。”

这句话其实定了整个回忆录的基调——不是什么“歌功颂德”，而是尽量把当年战场上的真实情况和一些决策过程摊开来讲。

在青岛休养的那段时间，粟裕隔三差五就把王希先叫来，还有身边其他工作人员，大家围坐一圈，他从战争年代一段一段地讲。也不是系统的“从头讲到尾”，常常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后来回顾起来，大概集中讲了三类东西：

一是1948年，中央曾要求他带三个纵队渡江南下，他当时是怎么斗胆直陈自己不同意见的；

二是他对战役转折、战局转折这些问题的理解，也就是在什么节点上要敢于“翻盘”，怎么翻；

三是他对华东野战军几个主力纵队的评价——哪个能打、哪个敢打、哪个指挥有特点。

这些东西，真要往纸上落，就不轻松了。王希先从青岛回北京以后，先是一头扎进档案材料里，把华东野战军各个阶段的战斗情况、战役方案、作战经过，能找到的都找来。等到粟裕回到北京休养，他已经攒出一大堆笔记，开始围绕其中一个战役动手写稿——这个战役，就是后来那篇《豫东之战》。

这稿子一边写一边改，打完初稿，他自己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改了两遍，字数最后定在两万八千字左右。写完之后，他没敢直接就端给报社，而是先带着稿子南下，到当时在南京休养、后又转上海治疗的粟裕那里，请老首长和楚青先看。

结果挺出乎他的意料——粟裕看完以后，只提了一点零散的细节意见，整体上表示满意。这个“满意”，说白了就是一个认可：文章既没有把战役写“神乎其神”，也没有把人写成“无所不能的神仙”，细节严谨，事件真实，对得起当年一起打仗的战友们。

王希先心里稍微踏实一点，但程序还没完。他又利用在上海这段时间，请当地警备区帮忙打印了几份稿子，分别送给几个参加过豫东战役的老将军征求意见。从军事角度看，这篇稿子算是过了关——一直没见谁提“原则性意见”。

回北京以后，他又抓紧时间，补了一件稍显“技术”的工作：请军事科学院图书资料室的同志，专门绘制了三幅战役示意图，包括兵力部署、主要进攻方向、重要转折点等，让后来读文章的人能一目了然战役在地图上的演变过程。至此，这篇《豫东之战》基本“封板”。

1982年7月3日，河南日报、《新华日报》和军事科学院《军事学术》杂志第七期同时刊发了这篇文章。也就是从这一天起，这个战役第一次以比较完整、系统的方式，摆在公众眼前。

时间往后挪六年，另一个关键人物登场了。

1988年，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的老副团长李传弟，正式办理退休。他的爱人梁泉，也是团里的老文艺工作者。两个人从台前退下之后心里一直憋着一个念头：几十年革命战争，总不能都只停留在老战士口耳相传里，总得有人把这些战役好好写出来，让后面的人看得见、看得懂。

他们的专业是话剧，不是军事。战争戏怎么写？战役推演怎么处理？这些都是短板。好在，当年那篇《豫东之战》他们早就看过，一看署名就记住了“王希先”这个名字。

第一步，他们选择从最熟悉的形态入手——先写成话剧本。《豫东之战》被他们改编成一个舞台剧，剧本初稿是按话剧来设计的：场次、对话、人物关系、情节推动，都围绕着舞台结构来。可等到准备往前推的时候，很快就发现，这戏要想拍大一点，要想让更多人看到，光靠剧场远远不够。

他们打听到王希先在北京，还在军事科研系统工作，便商量着能不能登门请他帮个忙。说是登门，其实中间绕了好几个圈，托了几位老战友，最后才确定了王希先的具体单位和联系方式。等真正见面那天，两位老人拿着厚厚一摞稿子，有点紧张，说话都不太利索，一开口就直奔主题：我们想把《豫东之战》搬上舞台，请您给把把关。

王希先一翻，先看的是结构和史实。他很快就发现，夫妻俩对战役的基本脉络是尊重原文的，没有乱“编故事”，但具体到军事动作和一些关键会议的呈现，还是偏文学化。简单说，就是戏还行，仗没打清楚。按常理，这事他只要点点头给提点专业意见就行了，可这次还有个必须要过的关——得先问问楚青的态度。

这事不能绕。毕竟，战役里涉及的很多人都还在，粟裕本人又刚去世没几年，影视化难免要处理人物之间的关系、功过评价，稍有不慎，就会变得“艺术好看、史实不准”。王希先把李传弟夫妇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向楚青做了汇报：不是为了立传，而是想让当年的战役，以一种观众能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

楚青的态度很干脆：可以干。但有两个前提——第一，不能歪曲历史；第二，要有人在创作过程中盯着史实关。她当场表示同意王希先参与剧本打磨，还把自己手中一些相关材料线索，同意对创作团队开放。

得了这句话，门算是真正打开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李传弟夫妇几乎天天往王希先那儿跑，拿着稿子一段一段地“过关”。王希先把自己当年整理豫东战役时的笔记、资料，又翻出来一遍，战役示意图也拿出来送给他们，让他们对战役进程有更直观的理解。

有了人指导，话剧本的质量明显提升。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也很给力，专门组织演员排练话剧版《豫东之战》。王希先亲自去看排练，现场指出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哪一段战斗的时间顺序有偏差，哪些角色说了不该由他们说的话，甚至台词里个别用词，都被他一点一点抠出来。

问题是，话剧再怎么排，观众还是有限。那几年，全国范围内的影视创作正逐步从“宏大叙事”往具体战役和人物的方向走，《大决战》已经在筹备，《黄桥决战》也拍出来了。《豫东之战》如果只停留在话剧，很可能就被淹没在一堆作品里，过几年没人再提。南京军区这边提出一个建议，既然有这么好的基础，不如就顺势把它改编成电视剧。

这一步，说起来轻巧，做起来是个大工程。战争题材的电视剧，尤其要拍战役，又不是小规模的战斗，镜头要多，场面要大，兵力调度要真实，服装、道具、场景都要下本钱。简单说，一个舞台剧能勉强靠团里经费支撑，但电视剧根本是一笔更大、且不好报账的开支。

资金成了最大的拦路虎。

李传弟夫妇自己是退休干部，拿的是固定工资，拿不出大笔钱来。怎么办？他们想到一个办法：战争当年的那些老部队，现在不少都在南京军区系统内，战役里哪几个纵队作为主力，今天的番号还能在。请这些部队“出一份力”，为拍摄出点经费，既是对当年战役的纪念，也是对后来官兵的一次教育。

于是，老人俩挨个上门，从原华野四纵、第23集团军开始，一家一家地讲这部戏的意义，讲当年这支部队在战役里的作用。但现实一点也不浪漫——部队经费开支有严苛的规定，哪怕是出于“纪念先烈”的好心，也不能随便动帐上的钱。

最后真正下决心支持的是第23集团军，筹措了三万元。这在当时已经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摊到一部八集电视剧上，基本就是杯水车薪。其他老部队大多只能表示：事情是好事，但实在挤不出钱。

眼看着剧本越改越成熟，演员也开始进组讨论角色，资金这一关却迟迟过不去。李传弟夫妇这时候又想起了王希先——不仅因为他熟悉战役，更因为他在军队系统里人脉广、口碑好，很多老同志愿意听他一句话。

王希先没有推脱。一听情况，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南京军区的顾问赵俊。这位老同志在前线、在机关都干过，既了解战争，也了解系统运作。那段时间赵俊正住院，身体不太好。王希先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带着李传弟夫妇亲自去病房说明情况。

病房里的那一幕，后来王希先回忆时，细节都还记得。赵俊原本是半躺着休息，听王希先简单介绍了来意以后，一下子精神就起来了，努力撑着身体坐直，问清楚要拍的是哪个战役、谁在负责把关史实，确认是《豫东之战》、且有王希先全程参与后，当场表示支持。

他没有说很多套话，而是直接吩咐家人，代表自己给24集团军（原华野六纵）、28集团军（原华野九纵）写信，让两个军在经费上给予一定支持。这两家后来各自筹措了一笔钱。之后，26集团军（原第八纵队）和舟嵊守备区（原第三纵队、第22军）也相继响应，拿出了几万元赞助。

问题是，舟嵊守备区后来缩编划归浙江省军区，出这笔钱变得有些棘手。王希先又打电话找浙江省军区，请参谋长陈月新出面协调，才又从地方挤出一部分资金。几路经费加起来，总数还不算少，可按电视剧的标准，离真正“充裕”还有不短距离。

就在大家以为这戏可能要停在“经费不够”的阶段时，转机出现了——江苏省电视台看中了这个剧本。

那几年，各省电视台对“主旋律”剧目还是比较上心的，但也不是来者不拒，要看作品的史实基础和艺术潜力。《豫东之战》有扎实的战役研究、也有已经打磨过的话剧版本，几位老人的名字在业内也很有分量。台里认真研究了剧本，最终决定投资拍摄，而且基本是大包大揽，承担起主要的资金压力。

可以说，正是这一“拍板”，把之前所有零零碎碎东拼西凑的钱，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启动资金。这部剧终于可以实实在在地开机，而不是停留在“纸上的作品”。

资金解决了，另一个问题随之冒出来——这戏的军事顾问谁来当？

按常规思路，顾问最好请职务高、资历深、对战役有发言权的人。李传弟夫妇很自然就想到张震。解放战争时期，张震在华中野战军、华东野战军都担任过重要职务，先是九纵司令员，后来是二纵副司令员，再后来是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多次协助粟裕指挥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单从资历来看，绝对是适合人选。

更关键的是，电影《大决战》拍的时候，张震就是顾问之一。那部电影的顾问阵容非常豪华，七个人里有三个是开国将军，张震将军是最有分量的一个——毕竟，他亲身参加过淮海战役的决策，只要一开口说几句，当年的部署、考虑、取舍，别人都要认真听。

带着这些“利好条件”，李传弟夫妇去找张震，真诚地提出希望他担任电视剧顾问。张震听完，很明确地摇了摇头，说了句让两位老人当场愣住的话：

“电视剧里有我，我不便当这个顾问。”

这句话背后，其实是一种非常朴素的坚持。电影《大决战》是全景式呈现三个大战役，人物多，谁都只是大战局里的一部分，张震固然重要，但在银幕上并不是“核心主角”。而《豫东之战》则是聚焦一个战役，很多关键场面都会出现他自己，当顾问就意味着既要参与定夺，又要看着编剧和导演把自己“写进去”“演出来”。他不愿意过多宣传自己，更不愿意让别人觉得这戏是围着他转，于是选择婉拒。

顾问人选一时成了悬案。李传弟夫妇转身又去请教楚青——有没有更合适、更“妥帖”的人选？楚青的回答，简单但很到点子上：

“不一定要找职务高的，找王希先同志最合适。他不但是粟裕同志回忆文章《豫东之战》的执笔者，又自始至终参加了电视剧的改编工作，而且还亲身参加过这次战役。”

这几句话，把顾问该承担的责任说得很清楚：既要懂战役史，又要懂剧本改编，还要有亲历经验。职务高低反而不是关键。李传弟夫妇一听，立刻反应过来——其实最合适的人一直就在身边，只是自己一开始还沉浸在“顾问要找大人物”的思路里。

他们回到南京，找到王希先，几乎是半带“通知”地说：

“这部片子的顾问，谁也不要，只要王主任，楚青同志也同意。”

王希先一开始还想推托，毕竟从文章到话剧再到电视剧，他一直参与其中，对项目熟得不能再熟，担心自己“既是球员又是裁判”。但听到楚青已经明确推荐，他也不好再拒绝，只能答应下来。

拍摄期间，他和另一位粟裕原秘书谷楹，多次到现场给剧组提意见。有一段时间，剧组在开封取景，拍一些战役关键节点的戏。王希先专门约了谷楹一起到现场，不是为了“看热闹”，而是想对照当年的现实环境，看看镜头里呈现的是否说得过去。

拍摄现——镜头摆出来之后，他们提出的问题一点都不客气：这段战斗的阵位布置不太符合史实；那段会议里谁坐在主位，谁应该先发言，和当年的情况不符；某个角色的台词，把当年某位指挥员的判断归到别人头上，属于“错位”……当场交流免不了有摩擦，导演组也有自己的艺术考虑，有些地方要加戏、合并人物，双方来来回回讨论了很多轮。

但有一点很关键：史实底线没被突破。艺术为现实服务，而不是随意重写历史。最后的成片里，虽有艺术加工，但战役的基本过程、主要矛盾、关键转折，都扎根在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之上。

1993年，《豫东之战》电视连续剧正式播出。观众一边看战役，一边看人物，很快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拿奖只是表面的成绩，“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这些荣誉更多是承认它在艺术上的完成度，而对几位老人来说，更重要的是——豫东战役这段历史，通过电视这个大众媒介，被摆进了千家万户的客厅里。

回到战役本身，它为什么值得专门拍一部戏？原因不只是“漂亮的战绩”。

从军事史角度看，豫东之战在淮海战役之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战役。它最大的特点，有两点。

第一，这是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一次成功配合。几个月前的洛阳战役，两支部队的协同还不够默契，很多动作存在信息不畅、接应不到位的问题。到了豫东战役，两边已经摸索出相互配合的节奏——怎样分工，怎样扯住敌人，怎样利用彼此的机动能力，一步一步把国民党军拉进自己的设定区域。

第二，这个战役里，战局非常复杂。途中出现黄百韬兵团意外闯入战场这样的情况，等于给原有计划增加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指挥员要在有限时间内做出调整——是咬住这个突然出现的敌人，还是继续按照原定目标打？最后的选择，既要考虑眼前的胜负，也要考虑整个战役的走向。

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歼敌九万余人，在豫东战场上取得大捷。很多军史研究者后来都持这样一个评价：豫东之战在某种程度上，是淮海战役的预演。从两支野战军之间的配合，到战役指挥层面上对战局发展趋势的判断，再到对敌军兵团的分割、围歼方式，很多经验都直接用在几个月后的淮海战役里。

这也是为什么，拍这样一部戏，不只是为了“怀旧”，更是为了让后来的人明白，胜利从来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在一次次看似孤立的战役里，慢慢积累出来的。

从影视史角度看，《豫东之战》也是较早集中展现粟裕生平和指挥艺术的作品。在此之前，观众能在银幕上看到粟裕，大多是通过《大决战》这样的全景式作品，或者像《黄桥决战》那种用了化名、只把他作为战役的一条线索呈现的电影。《黄桥决战》里更多是突出陈毅，粟裕只是隐藏在角色之中。

而在《豫东之战》里，粟裕这个人物被放到更明显的位置上。他的犹豫、他的果断、他对战局的判断、他与其他指挥员的沟通，都有比较完整的呈现。这也让很多原本只在书本上看到过他名字的观众，第一次在电视里立体地认识这位将领。

更有趣的是，扮演粟裕的演员谢伟才，早在电影《大决战》里就演过粟裕。这次是他第二次接这个角色。有了前一次的经验，他对人物的气质、说话方式、甚至沉默时的状态，都有更深的把握。《豫东之战》播出后，不少观众都觉得，他演得比第一次更自然，更接近他们心目中的粟裕形象。这对演员来说，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对观众来说，则是一次更“贴近”历史人物的体验。

剧集成功了，幕后那几位已经年过七旬的创作者，并没有把这当成一个“圆满句号”，就此停笔。李传弟和梁泉两位老人，在南京军区干休所的日子里，继续坚持写作，又陆续创作了《七战七捷》《英雄孟良崮》等剧本。

很多人退休以后，选择的是彻底远离原来的工作，一心享受清静。但这两位老人不这么想。哪怕身体渐渐衰弱，哪怕眼睛看稿子越来越吃力，他们还是一页一页写，一遍一遍改。不是有人逼着他们做，而是他们心里有个笃定的念头：这一代人见证过的战火，如果没人认真写下来，以后就只剩下几句“打了个大胜仗”之类的概括，太可惜了。

所以，等你再回头看《豫东之战》这部电视剧，不妨换个角度——它不只是一个讲战役的故事，更是一群深知战争残酷的人，用自己晚年的时间，把那些真实的抉择、真实的困局、真实的勇气，尽可能完整地交给后来者。

这样一想，片头的那几句旁白，和1982年那篇文章开头粟裕的那句“要让后人看看，真正的战争是个什么样子”，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前者，是影视化的表达；后者，是老人最初的心愿。中间隔着十几年时间和无数次修改，却把同一件事情接力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