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会走向“波斯化”的民族国家吗？从阿拉伯世界的国家化，到伊朗的民族国家再定位

在前几篇文章中，我们已从宗教、语言和政治三个方面，对阿拉伯世界正在发生的身份转型进行了分析。无论是伊斯兰共同体意识逐渐让位于民族国家意识，还是阿拉伯语在不同国家形成越来越鲜明的国家化、区域化特征，抑或是阿拉伯政治建构越来越强调国家主权和民族认同，不断压缩非国家政治空间，都说明一个重要趋势：中东正在经历一场由“跨国共同体”向“现代民族国家”重新整合的历史过程。

如果说阿拉伯世界的变化主要表现为阿拉伯国家逐渐从泛伊斯兰、泛阿拉伯的宏大共同体中寻找更加明确的国家定位，那么中东另一个重要大国——伊朗——正在经历的变化则更加复杂。伊朗既拥有深厚的波斯文明传统，又是现代什叶派伊斯兰政治的中心；既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国家意识的国家，又曾经以“伊斯兰革命”和“抵抗轴心”为核心构建地区战略。

因此，在阿拉伯世界“国家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观察伊朗尤其具有代表性。问题也由此变得十分有意思：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形成的“革命国家”，会不会逐渐重新向以历史文明、国家利益和民族认同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靠拢？换句话说，伊朗会不会出现某种意义上的“波斯回归”？

这里所谓的“波斯回归”，当然不是恢复古代波斯帝国，也不是简单复辟巴列维王朝，更不是把伊朗变成一个单一的“波斯族国家”，而是指波斯文明、伊朗历史和国家主权重新成为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而1979年以来占据核心位置的革命意识形态逐渐从“国家的定义者”转变为“国家历史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2026年的战争，正在把这个问题推到伊朗政治的前台。

（AI生成）

一、从“革命国家”到“伊朗国家”：战争正在改变身份排序

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改变了现代伊朗的国家性质。巴列维王朝时期，国家合法性主要建立在伊朗历史、波斯文明、现代化和国家主权之上；革命以后，什叶派伊斯兰意识形态被提升到国家政治核心位置，伊朗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而被赋予了“伊斯兰革命国家”的特殊使命。此后，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政府以及伊拉克、也门等地盟友，形成所谓“抵抗轴心”，成为伊朗地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模式曾经给伊朗带来巨大的地区影响力，但同时也付出了越来越高的经济和社会成本。长期制裁、外交孤立、军事对抗以及巨额地区战略投入，使伊朗国内经济承受巨大压力。尤其是年轻一代越来越关心就业、收入、社会自由和生活质量，而不是革命输出和意识形态动员。

2026年的战争把这种矛盾进一步推到了极端。2月开始的美伊战争不仅造成严重军事和基础设施损失，也使伊朗经济雪上加霜。到7月，伊朗通胀率已经达到66%，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28%，货币持续贬值，失业和企业经营困难进一步加剧。路透社8月17日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已经担心经济压力继续恶化可能重新引发大规模社会抗议。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正在出现：越来越多伊朗人可以把“伊朗国家”和“伊斯兰共和国”区分开来。

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心理变化。一个人可以不支持现行政府，却仍然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可以要求政治制度改革，却仍然坚持伊朗的领土完整和国家尊严；可以不认同宗教政治，却依然把伊朗视为自己的祖国。

最新的GAMAAN（Group for Analyzing and Measuring Attitudes in Iran）调查对此提供了相当有意思的证据。该机构在2026年6月20日至27日对伊朗境内3.1万余名受访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2026年初的抗议活动中，“伊朗万岁”获得了约94%的认同，远远超过许多具体政治派别的口号。与此同时，约6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战争期间伊斯兰共和国被削弱感到满意。

这说明一个新的政治现实正在形成：对现行政治制度的不满，并不必然导致对伊朗国家本身的否定；相反，国家认同可能正在从制度认同中逐渐独立出来。

二、“波斯回归”不是波斯族至上，而是伊朗文明重新成为国家底色

但是，如果把这种变化简单理解为“波斯民族主义复兴”，又容易产生误判。

伊朗本身并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波斯人虽然构成主体，但伊朗还拥有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卢尔人、俾路支人、阿拉伯人、土库曼人以及其他民族群体。波斯语是国家主要语言，但伊朗社会的语言和文化构成远比“波斯民族”复杂。

因此，伊朗未来如果走向更强的民族国家认同，最可能出现的并不是“波斯族国家化”，而是“伊朗国家化”。波斯文明可以成为这种国家认同的重要历史基础，但不能简单等同于“波斯族认同”。

这也正是伊朗与阿拉伯世界国家化进程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阿拉伯世界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长期存在的“阿拉伯人”“穆斯林”“乌玛”和具体国家结合起来；伊朗则要处理“波斯文明”“什叶派伊斯兰”“革命国家”和“现代伊朗”之间的关系。

伊朗的优势恰恰在于，它拥有一个极其强大的文明连续性。波斯语文学、古代伊朗历史、居鲁士大帝、萨珊传统以及诺鲁孜节等文化符号，都早于1979年革命，而且并没有因为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而消失。

诺鲁孜尤其具有象征意义。它跨越王朝、宗教和政治制度，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不断延续。今天的伊朗人庆祝诺鲁孜，并不意味着他们要否定伊斯兰；相反，它说明现代伊朗人的身份本来就是多层次的——既可以是什叶派穆斯林，也可以是伊朗人，同时又是波斯文明的继承者。

因此，未来伊朗真正可能出现的不是“波斯取代伊斯兰”，而是波斯文明重新回到国家认同的核心层面之一。

这种变化甚至已经开始反映在政治象征中。GAMAAN今年的调查显示，约64%的受访者偏好带有“狮与太阳”标志的伊朗三色旗，而支持现行伊斯兰共和国国旗的约为19%。但与此同时，对“沙阿万岁”等明确君主主义口号的支持明显低于“伊朗万岁”。

这恰恰说明，社会正在发生的并不是简单的“巴列维复辟”，而是伊朗国家象征重新获得政治意义。

三、战争之后，伊朗可能出现“民族国家化的伊斯兰共和国”

2026年的一个重要现实是：虽然伊朗社会的民族国家意识正在增强，但伊斯兰共和国并没有因此迅速瓦解，反而在战争中强化了安全国家属性。

阿里·哈梅内伊在战争初期身亡之后，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使伊斯兰共和国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与此同时，革命卫队及安全机构在战争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这意味着，伊朗政治短期内并不会简单地从“伊斯兰革命国家”转变为“世俗民族国家”。

恰恰相反，战争可能暂时强化现有制度。

外部军事威胁给强硬派提供了继续维持安全体系的理由；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也使国家安全、主权和军事力量成为政治议程的中心。8月中旬，伊朗与美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再次发生激烈争执，伊朗坚持海峡安全必须由自身主导，美国则宣称要确保国际航运自由。

但这里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伊朗对国家安全和主权的强调，本身越来越具有现代民族国家逻辑。

过去的伊朗地区战略，更多强调“抵抗”“革命输出”和什叶派跨国网络；今天，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出口、国家经济、领土安全和主权利益越来越成为伊朗对外政策的核心议题。

这并不意味着伊朗放弃伊斯兰世界身份。伊朗依然把自己视为什叶派世界的重要中心，也仍然强调穆斯林团结和反对以色列等传统议题。但两者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伊斯兰身份越来越可能服务于伊朗国家利益，而不是由革命意识形态单方面决定国家利益。

如果这一趋势继续发展，那么未来伊朗最可能出现的并不是“伊斯兰共和国突然消失”，而是一个更加民族国家化的伊斯兰共和国：保留什叶派文化和制度遗产，但逐步减少革命输出，更强调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外交正常化和国家利益。

这或许是伊朗未来最现实的中间道路。

四、真正的转折点：伊朗社会正在把“国家”与“政权”区分开来

伊朗未来能否完成这种转型，关键不在于某一个领袖，而在于伊朗社会是否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共识：国家是长期存在的，而政府和制度是可以变化的。

这也是2026年伊朗社会变化中最值得关注的地方。

GAMAAN的最新调查显示，约47%的受访者把“政权更迭”视为实现政治变化的前提，另有约23%倾向于从伊斯兰共和国向新的政治体制转型；支持在伊斯兰共和国框架内渐进改革的约10%，明确支持革命原则和最高领袖的约9%。在政治制度选择方面，约34%偏好某种形式的君主制，约28%偏好共和国，而明确选择伊斯兰共和国的只有约13%。

这些数字当然不能简单理解成“伊朗已经决定推翻伊斯兰共和国”，更不能直接等同于未来选举结果。GAMAAN属于在线调查，其样本通过VPN等方式获得，因此存在方法上的局限。但是，它至少反映出一个重要趋势：伊斯兰共和国原有的意识形态垄断正在明显减弱，而“伊朗”这一国家共同体的政治意义正在上升。

这一趋势与2022年以来的社会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女性、生命、自由”表面上主要涉及女性权利和社会生活方式，深层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认同问题：究竟由谁定义伊朗？是由宗教政治权力定义，还是由整个伊朗社会和长期历史共同定义？

如果这种观念继续发展，那么未来伊朗即使发生制度转型，也不会意味着国家认同重新开始，而更可能被理解为一种“重新夺回国家”的过程。

届时，诺鲁孜、波斯文学、古代伊朗历史、伊朗语言和文化遗产，都可能成为新的国家合法性资源。

五、伊朗的“波斯回归”最终会走向哪里？

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伊朗正在经历的变化，其实与我们此前讨论的阿拉伯世界“宗教国家化、语言国家化和政治国家化”存在内在联系。

过去数十年，中东政治长期受到帝国遗产、宗教共同体和跨国意识形态影响。但进入21世纪以后，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正在出现：现代民族国家正在重新成为中东政治最基本的组织单位。

土耳其重新调整奥斯曼历史与现代土耳其国家之间的关系，阿拉伯国家越来越强调本国国家利益，伊朗也开始面临同样的问题。区别在于，伊朗拥有更加鲜明的文明连续性和更加强大的宗教政治传统，因此它的国家化过程不会表现为简单的世俗化，而更可能表现为文明传统、宗教传统与现代国家利益重新排序。

但无论最终如何排序，一个变化已经越来越难以忽视：“伊朗”正在逐渐成为比“伊斯兰共和国”更加宽广、更加持久的身份概念。

所以，回到文章最初的问题——伊朗会回归波斯民族国家吗？

如果“回归波斯”意味着恢复古代波斯帝国、复辟巴列维王朝，或者建立一个以波斯族为唯一主体的国家，那么答案未必是肯定的。

但如果“回归波斯”意味着伊朗重新发现自己的文明连续性，并把波斯文明、伊朗历史、诺鲁孜传统、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重新置于国家认同的重要位置，那么这种变化已经具有相当明显的迹象。

而且，这种“回归”不会是简单的历史复古，而可能是一种现代化的国家重构。

波斯不会取代伊斯兰，伊朗也不会简单否定1979年革命；真正可能发生的，是“伊朗国家”逐渐重新成为两者之上的政治共同体。

如果说过去几十年的伊朗是“伊斯兰革命定义伊朗”，那么未来一个更值得观察的方向可能是：伊朗重新定义伊斯兰革命。

这也意味着，在笔者此前讨论的阿拉伯世界“宗教国家化、语言国家化和政治国家化”之外，中东还正在发生另一种值得关注的变化——文明国家重新国家化，革命国家逐渐民族国家化。

伊朗，很可能就是这一历史转型中最重要、也最复杂的案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