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光腚屯”吗？八十年后的故事比小说有看头

8月12日至18日举行的2026上海书展上，黑龙江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3460种龙江图书在黄浦江畔集中展出。新作与经典一同打开，人们读到的，有冰雪、有森林，也有黑土地上走出来的文学和人。顺着这缕书香回望，一部从八十年前的生活中生长出来的《暴风骤雨》，又把我们的目光带回它的重要生活原型地——哈尔滨尚志市元宝镇元宝村。

走进村里，《暴风骤雨》纪念馆中的巨型《暴风骤雨》书籍格外醒目。今年，距周立波1946年来到这里整整八十年。为什么还要重访这座村庄？在书本和银幕上，元宝村是《暴风骤雨》发生的背景；真正来到这里才发现，书页背后是一座仍在生长的村庄，也是一个个仍在被讲述的人。

走进《暴风骤雨》纪念馆，时间仿佛慢了下来。“周立波每天都拿着笔和本，记录生活。”《暴风骤雨》纪念馆馆长于俊玲说。展柜里，周立波从前用过的毛笔、眼镜和放大镜安静陈列，泛黄手稿上的增删涂改依然清晰。几件旧物，把视线牵回1946年。

《暴风骤雨》纪念馆展柜中的周立波生前用品

那一年，周立波来到当时的松江省元宝镇。他和工作队员走进农家，与村民同吃同住，挨家走访，听人们说收成、说家事，也把当地的方言一句句记下来。于俊玲用一句朴素的话概括那段生活：“白天上人家去，晚上整理材料。”白天从村民口中听来的话、在村里见到的人，到了夜里，便一行行落在纸上。

起初，周立波并没有把这段生活写成小说的计划。在这里的工作接近尾声后，他离开元宝镇，调往哈尔滨。后来他决定把这些亲历的故事下来。仅凭记忆还不够，为了让作品更真实、更有泥土气，他又专程回到元宝镇，收集了三麻袋材料。

生活进入文学，并不是原样照搬。周立波把亲历、走访和材料反复对照、重新熔铸，让萧祥、郭全海、赵玉林、老孙头等人物有了性格，也有了温度。郭全海的公正干练、老孙头的小心思，都使宏大的时代变化落到了具体的人身上。1947年12月，《暴风骤雨》上部开始在《东北日报》连载，1948年出版上卷，1949年出版下卷，一座东北村庄由此走进更多读者的视野。

纪念馆展陈的《暴风骤雨》手稿

八十年后，故事又从书页回到纪念馆。展厅从“血泪元宝”讲到“暴风骤雨”，再讲到“山乡巨变”。旧照片、工作手册、小说手稿和生活用品，把一部经典重新拆回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生活。于俊玲在这里讲解二十多年，参观者最常问的，往往不是抽象的文学问题，而是“赵光腚真有那么穷吗？韩老六真有那么坏吗？”于俊玲说，“自己讲解时更愿意像讲故事一样，接地气。”她在书里书外来回穿行，也让参观者在历史与文学之间，看见作品何以诞生。

站在一页页写满修改痕迹的手稿前，一个感受渐渐清晰：经典并不是从书桌上凭空生长出来的。它先是一次次走访、倾听和记录，然后才成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此行之前，我们从书本、电影和公开报道中认识《暴风骤雨》；真正走进元宝村，才更真切地理解，所谓“深入生活”，不是一句抽象的话，而是愿意走到具体的人身边，听懂他们的语言，记下他们的悲欢。八十年后重访这里，寻找的正是这条从生活通往文学的路。

沿着这条路走出纪念馆，视线重新落到今天的元宝村。铅笔车间里，机修师傅赵雪春举起排进铅芯的半成品：“从木材到成品，要经过十多道工序。”他是小说人物赵玉林生活原型的曾孙。小说里的赵玉林，从穷得穿不起裤子的贫苦农民成长为积极分子；八十年后，他的后人在村里的生产线上靠手艺生活。人物命运隔着几代人遥遥相望，村庄的变化也有了最具体的落点。

赵雪春在铅笔车间介绍生产流程

上世纪80年代，元宝村从小木农具加工起步，后来发展铅笔板、铅笔等产业，逐渐从昔日贫困的村庄走向富裕。据2024年公开数据，全村有610户1870人，人均年收入4万元，村集体总资产超过7.4亿元。周立波手中的笔曾经记录村庄，今天，铅笔又成为村庄生活的一部分。元宝村“两委”成员、会计于克彬说，“村民农忙时种地，忙完到企业务工，有了双重收入。”

村庄还在寻找新的打开方式。如今，元宝村正把纪念馆、铅笔工业园区与红色研学、乡村旅游串联起来，让参观者从书中的元茂屯走进今天的元宝村。于克彬说得很实在：“人多了，老百姓就能多一份收入。”未来，更多游客可以在这里读一段历史、看一支铅笔怎样制成，也可以在村庄的日常生活里，读懂“山乡巨变”四个字。

从黄浦江畔的书展，到元宝村的纪念馆；从展柜里泛黄的手稿，到车间里正在成形的铅笔，书与生活再次相遇。八十年前，周立波走进生活，让一座村庄成为文学；八十年后，元宝村打开书页，也打开自己。写在书里的《暴风骤雨》已经成为经典，写在土地上的生活，还在一页页向前。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 记者：刘冬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