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的体面——王导与东晋的半壁残局

西晋灭掉东吴统一天下时，只是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上各方的势力遗留还有很多，晋政府并没有进行有效整合，尤其是江南。

江南士族与北方士族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北方士族还是有很多人希望能够灭掉东吴一统天下的，但南方士族则大多数都并不愿意为孙家北伐贡献力量。我们看三国期间，东吴往往是防守战打得很好，主动出击收效不大，其中的人心向背有很大的原因。孙权在的时候，南方士族就已经有点“出工不出力”了，等到晋灭吴的时候，孙皓实际上是被江南士族抛弃了（东吴虽然也还有抵抗，但大多数江南士族实际上已经是在等待投降了。），亡的只是孙家政权，江东大族势力并没有受到多大损害。南方士族的这种“不抵抗”，也让西晋没有在第一时间对南方进行整合。

接下来，晋武帝司马炎死后，晋帝国很快就陷入八王之乱，然后又是永嘉之乱，刚刚在名义上统一起来的国家就又恢复了分裂状态。但这次的分裂与之前不同，还掺入了民族矛盾的因素，再加上北方的世家大族此时已经腐败不堪，于是北方迅速沦陷，士族们也纷纷渡江南下，试图在南方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结构。

在南方，自东汉末期以来就已经存在许多的世家大族，这些大族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和人口，而且还有私人军队，之前的东吴政府也要争取他们的配合，才能建立有效的统治。此时，北方的大族举家南下，协同晋元帝司马睿在南京重新组建政府。站在南方士族的角度看，内心想必是比较复杂的，他们一方面可能会觉得你们这些北方人水平不行，天下被你们弄得乌烟瘴气，打不过胡人逃难到南方，将来肯定还要跟自己争抢资源；另一方面毕竟皇帝还在，现在自己没理由，也不太可能推翻他重起炉灶，而且北方现在胡人肆虐，自己也需要有人来帮着自己抵御五胡南下。于是在这种纠结的心态中，东晋开始了新的整合。

在这个整合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就是王导。王导的办法主要是有以下四点：

首先，他将一些南方的世家子弟选入中央，让这些世家大族参与中央的决策，同时也把一些中央的老干部分插到地方上去，让他们参与地方军政事务。这样既可以最大程度上争取江南大族的支持，也有利于对地方上进行更多的控制，在事实上促进了南北方士人的融合。

第二，实施“侨州郡县”制度，在南方划定特定区域，保留北方流民原籍地名设立侨郡、侨县，允许北方流民聚居并享受免役优待。这样既缓解了土地争夺冲突，又稳定了北方移民人心，相当于在融合的基础上也搞了一定的隔离。

第三，帮司马睿树立威望。司马睿刚到建康（今南京）的时候“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一个多月都没人来拜访他，他自己还曾对顾荣说，自己“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这些记载充分说明南方士人对这个北方流亡过来的王爷不太重视，司马睿自己也很不自信。针对这种王纲解纽的局面，王导在三月上巳策划了一场盛大出游，借北方名士团簇拥司马睿展示实力，接下来又说服江南大族归附，帮助司马睿在南方稳住了阵脚。

最后，王导还利用南方武力强宗（如周氏、沈氏）平定叛乱但又对其加以压制，同时还安置北方流民武装于江北防线，对外御敌对内制衡，防止任何一方独大。王导就在这种尽可能不使原有势力感到威胁的指导方针下，艰难地维持住了东晋的半壁江山，虽然期间也发生过比较严重的冲突，但至少又给晋王朝延了近百年的命。

王导虽然暂时调和了世家大族和皇权之间的矛盾，但东晋政府面对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其中最重要的矛盾之一就是荆扬之争。

东晋退守江南，长江就成了帝国北方重要的防线。问题是长江流域太广，东晋肯定不能把兵力平均分散到上千公里的长江沿线，于是长江上几个重要的节点就成了南北必争之地，这些节点就是上游的川渝，中游的荆湘和下游的扬州。

由于地理的限制，上游的川渝即使失守，东晋只要守住荆湘，那么帝国的核心扬州就是安全的。否则北方军队一路水军出荆湘，一路骑兵下合肥，东晋就是个必亡的局面。基于这个道理，东晋就必然要在荆湘派驻重兵，而帝国的核心又在下游的扬州，这样国家的军与政就发生了事实的分离。接下来，军强的时候就想着去碰碰政权，政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则想去控控军权，两边对对方都没有信任感，这就是荆扬之争。

王导没能解决荆扬之争，事实上整个东晋都没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反倒是这个矛盾如跗骨之蛆不断的折磨着东晋这个孱弱的政权。

从西晋到东晋，犹如一家公司崩溃后试图重组，这个过程是十分艰难的。因为随着这个结构一起崩溃的，还有各方势力对这个结构的共同想象。当这个结构还稳定的时候，各方势力对这个结构，也就是朝廷的统治预期也是稳定的，除了几个少数的野心家之外，大家都能臣服于这个政权，接受中央的统治。

一旦这个结构开始松动，甚至崩溃之后，各级势力对这个政权的统治预期就变了，开始有人试图重整秩序，恢复结构稳定，也有人想保住自己力既得利益不变，静观其变，更有人想着是不是自己也能独立创业。在这种情况下，重整秩序肯定是所有选择中最为艰难的那个，更要命的是，随着试图重整秩序的努力一次次失败，就会有更多的人想要独立创业，这个时候他们的预期就从原来臣服中央、静观其变转换成了自己创业。一旦这种预期成为主流，那么反映到社会的现实就是天下大乱，军阀割据。

到了这个时候，常规的重组方案就已经失效了，因为共同想象的丧失也会切断共同利益，没有了共同利益，各方势力就不太可能找到一起合作的基础，这样也就不可能重新整合成一个政治实体。事实上这个重组方案的执行人，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个现实，所以他的真实目的往往也不是恢复往日荣光，而更可能的仅是要维持住现有的局面不再恶化。

就拿王导来说吧，永嘉南渡之后，一些北方的士大夫们，每到闲暇之时，就喜欢约着一起去建康城南的新亭聚会。有一次正在饮酒时，周怀念起北方，就重重的叹息一声，然后说：“这里的景色如此美好，可是却与过去不一样了。”在座的人听周一说，都生发出对故土的思念，不觉流下泪来。就在众人正在伤感之时，王导一下子变了脸色，生气地说：“大家应当努力同心，辅佐朝廷，收复神州失地，为什么要学楚国囚徒那样哭哭啼啼呢？”众人听了很惭愧，连忙擦干眼泪，感激王导的开导。

王导的话说的很漂亮，但他有没有带领大家“勠力同心，克服神州”呢？没有，一次都没有，甚至在祖逖北伐之时，东晋政府都没有给出多少实质的支持。王导和他的士族名士们既无心也无力收复中原，他们能做到的也只是说了这句话而已，至于真的克复神州，那就是别人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