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一位68岁大爷每天暴走2万步，退休金7500，最后在睡梦中走了

第一章

凌晨四点半，翠湖路还沉在墨蓝色的暗影里。路灯亮了一整夜，灯罩周围飞着几只困倦的蛾子，扑棱棱撞在玻璃上又弹开。老小区里什么声音都没有，连野猫都还没出来遛弯，只有风从楼道口穿过去，把单元门上贴着的小广告吹得哗啦一响，又归于沉寂。

张德贵的闹钟定在四点四十五分，但他总在闹钟响之前醒过来。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他躺在床上听自己的呼吸，一下一下的，还算稳当。对面的楼里有人养了画眉鸟，这时候也开始叫了，声音细细的，像是在试探早晨安不安全。张德贵翻了个身，伸手够到床头柜上的老花镜戴上，看了一眼那个夜光闹钟，还差八分钟到四点四十五。他躺回去，两只手交叠搭在肚子上，等着闹钟响。

这是他的规矩。闹钟不响就不起，响了就立刻起，一分钟都不赖床。老伴周慧芬活着的时候总笑他像个当兵的，他说他这辈子没当过兵，但这个习惯是从年轻时候在机床厂倒夜班养成的。那时候车间里的老师傅说，人要是连起床都拖拖拉拉，干活也好不到哪去。这句话他记了几十年。

闹钟响了，短促的几声蜂鸣，在寂静的屋子里格外清脆。张德贵掀开被子坐起来，先摸了摸膝盖，有点僵，但还不算疼。他穿着一件洗薄了的白色棉背心，冬天也是这一件，只是外面加个羊毛衫。腿上是条深灰色的秋裤，裤腰松紧带早就没弹力了，他缝了一截橡皮筋进去凑合用。脚上那双蓝色运动鞋就搁在床边，鞋带解开着，每天晚上回来他都把鞋带抽松了晾着，怕里头捂汗。

他穿上鞋子，蹲下身把鞋带系好。蹲下去的时候膝盖咔嗒响了一声，他皱了皱眉，扶着床沿站起来，原地又蹲了两下，活动开了才往客厅走。客厅不大，一张三人沙发靠墙摆着，沙发巾是周慧芬当年亲手钩的，米白色底子上几朵淡黄的菊花，已经洗得有些发毛了。沙发对面的茶几上搁着一个搪瓷杯，杯身掉了好几块瓷，露出里面黑乎乎的铸铁，他把杯子拿起来，去厨房倒了半杯温水喝下去。

厨房的窗户正对着东边，这时候天边刚泛起一层鱼肚白。张德贵把昨晚剩的半锅米饭从电饭煲里挖出来，又从一个搪瓷盆里夹了几块腌好的萝卜条，三两口扒完了。吃饭的时候他又看了看窗外的天色，心里估摸了一下，今天应该是个大晴天，走到西山脚下那段路不会有露水，可以走快些。

他洗了碗，又把灶台擦了一遍。擦灶台用的那块抹布已经用了一年了，边角都毛了，他还是舍不得换。周慧芬在世的时候管着他换这些东西，隔两个月就买新的，说旧抹布有细菌。她走了以后，没人管了，他就这么凑合着用。反正就他一个人，细菌不细菌的，也碍不着别人。

五点十分，他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外套，从门后的挂钩上取了钥匙串，又检查了一遍裤兜里有没有带手机。手机是儿子张明给他买的智能手机，他其实不太会用，只会接电话和看微信运动。每天走完两万步，他都要打开微信运动看一眼那个数字，有时候走到了还会多走几百步，凑个整。张明说那东西不准，他不管，他只信那个数字。

张明住在城南，开一家驾校，三十五岁了还没成家。这事张德贵心里着急，但嘴上不说。当爹的催多了怕儿子烦，不催又怕他这辈子就这么耽误了。每个月张德贵从退休金里拿出三千块给儿子转过去，说是让他攒着娶媳妇用。其实他自己也知道，三千块在这年头算不了什么，但总归是个心意。剩下的四千五，他每个月花不了多少，都扎在床头柜的抽屉里。

五点十五分，张德贵推开门。楼道里黑洞洞的，声控灯亮了，昏黄的光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对面的墙上。他开始下楼梯，一步两级，右手扶着栏杆，脚步结实而有节奏。五楼到一楼一共八十八级台阶，他数过无数遍，闭着眼睛都能走下来。经过四楼的时候，他听见里头传来咳嗽声，是住对门的老赵头，跟他年纪差不多，也有气管炎的老毛病。经过二楼的时候，墙上贴着一张催缴物业费的通知，已经贴了快一个月了，他每次路过都要看一眼，每次都想着要去交，可每次都忘。

走出单元门，晨风迎面扑来，带着泥土和草叶的味道。小区里那棵大槐树的叶子在风里摇着，发出沙沙的声响。张德贵在树下站了一小会儿，做了几个扩胸动作，胳膊举起来的时候听见肩膀骨头咯吱响了几声，又放下。他往小区门口走，经过楼下那个石凳子，经过那排锈了的单车棚，经过那架早就没人荡的秋千——只剩下两根铁链子挂在横梁上，底下那个木板座儿不知道被谁卸走了。

包子铺的老周正在往外搬蒸笼，看见张德贵就说："张师傅，今天早啊。"张德贵点点头："早。"老周又说："第一笼还得等五分钟，白菜馅的，要不给你留两个？"张德贵摆摆手："吃过了。"他从不买包子，不是因为抠，是他早上吃不惯太油的东西。他年轻时候肠胃就不太好，这些年越发小心，就吃白饭配咸菜，顶多再喝碗稀粥。

走出翠湖路，拐上建设街，路灯还亮着，但天光已经亮堂起来了。建设街两边都是老铺子，卖五金件的、卖劳保用品的、修自行车的，都还没开门，卷帘门拉着，门缝里偶尔透出一线灯光。早市在建设街尽头那个岔路口上，这时候已经热闹起来了。卖菜的把菜筐子摆了一地，青菜上头还挂着水珠，黄瓜顶花带刺，西红柿红得透亮。卖鱼的水盆里挤着几条草鱼，尾巴啪啪甩着水花。卖花的把一桶一桶的鲜切花摆在路边，玫瑰、百合、雏菊，大捆大捆的，香味飘出去老远。

张德贵穿过早市的时候走得不快不慢，有熟人跟他打招呼他就应一声，没有就径直走他的。他在这条路上走了五年了，从周慧芬走后的第一个月开始，风雨无阻。一开始是跟着一个暴走团走，那暴走团有二三十号人，领头的是个退了休的体育老师，带着他们走三公里，喊着口令，一二一，一二一，走得虎虎生风。后来暴走团因为有人投诉太吵就解散了，那些人各自散了，只有张德贵一个人接着走。他越走越远，从三公里加到五公里，又从五公里加到八公里，来回一趟差不多十公里，上午走一趟，下午走一趟，刚好两万步。

走到建设街尽头，左拐上西山脚下的健康步道。这条步道是前年修的，红色的塑胶路面，旁边种了一排银杏，叶子开始黄了，风一吹就往下掉，铺了满地金黄。步道上已经有人在走了，一个穿红色运动服的中年女人跑着步从他身边经过，耳机里的音乐声很大，震得嗡嗡响。还有一个头发全白的老头拄着拐杖慢慢走，走两步歇一歇，看见张德贵就朝他笑。

张德贵开始加快步伐。他走路的姿势很有特点，上身微微前倾，两只胳膊弯成九十度前后摆，步子不大但频率极快，鞋底拍打路面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又脆又匀称。他走起来的时候表情是木的，眼睛看着前面的路，但似乎什么都没在看。脑子里也是空的，不想事，就像一台机器在运转，齿轮咬合着齿轮，稳稳当当地往前走。

走到步道中段的时候，路边有一排长椅。张德贵经过其中一张的时候脚步慢了半拍，因为那张椅子上坐着一个穿灰布衫的老太太，花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低头在织一件什么东西。那侧影，那个低着头的角度，让他恍惚了一下。他认出那不是周慧芬，周慧芬不爱织东西，周慧芬爱养花。

他继续走了过去。步道尽头是一个缓坡，往上走一百多米就到头了，再往前就是泥巴路，通往西山深处。他一般走到缓坡顶上就折返，今天也照例走到顶，站住脚，看了看山脚下那片正在开发的楼盘，塔吊悬在半空没动，工地上也还没人，安静得很。他喘了几口气，气息平稳，心跳也不快，这让他很满意。转身往回走的时候，他看见那个灰布衫的老太太还在长椅上坐着，这次抬起了头，朝他这边看。

老太太似乎认出他来了，朝他点了点头。张德贵不认识她，但这条路上走的时间久了，常碰见的面孔都混了个脸熟。他也点了一下头，算是回应，脚步没停，继续往回走。

回到小区的时候刚过七点，太阳已经升到楼顶上了，把整条翠湖路照得明晃晃的。张德贵身上出了一层薄汗，外套后背那块颜色深了些。他走进单元门，声控灯又亮了，他开始上楼。上楼梯比下楼梯慢一些，每一步都踩得稳稳的，膝盖还是有些僵，但活动开了就不疼了。上到五楼，他从腰上解下钥匙开门，进门先脱鞋，把鞋放在门边鞋架上摆正，又拿了块干布把鞋底蹭了蹭，这才进屋。

屋里跟他出门的时候一模一样，窗帘拉着，光线从布料的缝隙里渗进来，在地上投了几道细长的亮条。他先去厨房又喝了半杯水，然后从冰箱里端出昨晚剩的小半锅稀饭。稀饭是绿豆稀饭，已经有些发酸了，他闻了闻，把上面那层清汤倒掉，留下稠的，又从碗柜里摸出半瓶腐乳，夹了一块搁在碟子里。

吃早饭的时候他开了电视，调到本地新闻频道。电视里正在播一个关于老年徒步的专题，画面上几个穿统一服装的老人在山路上走，主持人说这项运动越来越受老年人欢迎，但也提醒大家要根据身体状况量力而行。张德贵吃着稀饭看着电视，嘴里没啥味道。他想起上个月膝盖疼得厉害那天，他硬撑着走了两万三千步，回来以后膝盖肿了一圈，他用热毛巾敷了半宿才消下去。第二天还是照走不误。

吃完早饭他关了电视，客厅里一下子静下来。这种静他已经习惯了，但还是有点空落落的。他走到阳台上，那盆茉莉还在，叶子黄了大半，他伸手摸了摸盆里的土，干了，又去厨房接了水来浇。茉莉是周慧芬生前最喜欢的，阳台上一溜摆了七八盆，各种颜色的，夏天的时候花香能从五楼飘到一楼。这些年一盆一盆地死了，就剩下这一盆，半死不活的，他怎么养都养不好。他跟这盆茉莉耗着，它不死，他就一直浇着。有时候他觉得这盆花像他自己，也半死不活的，但就这么撑着。

上午十点左右，手机响了。是张明打来的，每天差不多都是这个时间。张德贵接起来，儿子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爸，今天走了没？"

"走了，走完了。"

"膝盖疼不疼？"

"不疼。"

"真不疼假不疼？我上回给你拿的那个膏药你贴了没有？"

张德贵摸了摸膝盖，膏药早上起来的时候揭掉了，昨天贴了一整天，皮肤都捂红了。他说："贴了，管用。"

张明在那头沉默了一下，说："爸，这周末我回去，给你带点中药，我一个学员他爸也是膝盖不好，吃那个中药说挺管用。"

张德贵说："不用花钱，我这好着呢。"

张明说："你别管了，我给你带回去。对了爸，你那退休金自己留着花，别老给我转，我又不缺钱。"

张德贵说："给你攒着娶媳妇。"

张明在那头笑了："娶媳妇也不能靠您那三千啊，您自己多吃点好的，长点肉。"

父子俩又说了几句闲话，张明说有个学员科目二没过正在闹情绪，他得去处理，就把电话挂了。张德贵握着手机又站了一会儿，屏幕暗下去了，他才把手机放到茶几上。他从裤兜里掏出那个皱巴巴的钱包，里头夹着一张周慧芬的小照片，是身份证那种尺寸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剪下来的。照片上她头发短短的，笑得很腼腆。他看了一眼，又把钱包合上，揣回兜里。

中午他热了热剩菜，一盘炒空心菜，一盘肉末豆腐，都还是昨晚剩的。他吃得不多，扒了小半碗饭就放下了。下午有一段时间他不知道干什么，坐在沙发上发了会儿呆，电视机没开，屋子里连钟摆的声音都没有。后来他站起来，把客厅的柜子打开，那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摞旧报纸和杂志，最底下压着一个布包。他把布包抽出来，解开系着的绳子，里面是那个发黄的笔记本。

他没有翻开，只是用手摸了摸封皮，又系好绳子放回去了。五年来他隔几天就拿出来摸一摸，但很少翻开看。那里面有太多东西，他怕自己看了就收不住。

下午三点半，他换了件干净外套，把鞋重新系好，又下楼去了。下午走的是同一条路，但人少了很多，步道上安安静静的，只有他自己的脚步声啪嗒啪嗒响着。太阳西斜，把他的影子投在红色塑胶路面上，瘦长的一条，跟着他一起摆动。走到缓坡顶上再折返回来，又是五公里。等他回到小区楼下的时候，天边已经烧起一片晚霞，橘红色的光从楼缝里透过来，把槐树的影子拉得更长了。

他坐在楼下的石凳上歇了一会儿，看着那片晚霞出神。周慧芬刚走那阵子，他每天傍晚都在这里坐，坐到天黑才上楼。那时候他什么也不干，就这么坐着，看着天一点点暗下去，星星一颗颗冒出来。后来他开始暴走，把这段时间占了，就很少坐了。今天不知道怎么的，他又坐下来。风从槐树叶子里穿过，哗啦啦地响。

他想起来一件事。周慧芬走之前那个月，有一天也是这样的晚霞，她从病床上侧过身来，指着窗外说："老张你看，那云彩像不像一匹马？"他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真是像一匹奔腾的马，鬃毛都甩起来了。她说："等我能下床了，你带我去看真的马。"他说好。可那个黄昏之后，她的精神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再也没能下床。

张德贵坐了很久，直到晚霞散尽，天完全黑下来。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又咔嗒了一声，比早上响得更清脆。他扶着石凳的靠背站了一会儿，等腿适应了才迈步。上楼的时候他走得很慢，手一直抓着栏杆，一步一级。声控灯在他走过以后又灭了，楼道重新陷入黑暗，只有他那双蓝色运动鞋摩擦台阶的沙沙声，在黑暗里响了很久才停。

第二章

张德贵跟周慧芬认识那一年，他二十五，她二十三。六八年冬天，机床厂招了一批学徒工，张德贵是其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他家里兄弟多，他排老三，上到初中就下学了，在街道办的糊纸盒厂干了几年，听说机床厂招人就报了名。体检那天他站在队伍里，个子不高，但腰板挺得笔直，两只手垂在裤缝上，一看就是规矩人家出来的孩子。

周慧芬也在那支队伍里。她是厂子弟学校的老师，刚分配来的，扎着两条麻花辫，穿一件藏蓝色的列宁装，领口露着一截白衬衫的边。张德贵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她正跟旁边另一个女老师说话，笑起来两只眼睛弯成月牙，嘴角有个小梨涡。他多看了一眼，赶紧把目光移开了。那时候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年轻人，看见好看的女同志脸就红，连话都不会说。

可周慧芬记住他了。后来她跟他说，那天体检排队的时候她就注意到他了，因为所有人都在东张西望，就他站得跟棵树似的，一动不动。她还说他耳朵根是红的，从脖子一直红到耳尖，整张脸就那两处是红的。张德贵听了不好意思地笑，说那时候他紧张得手心都是汗。

他们怎么好上的，说起来也挺简单。机床厂每年春节都搞联欢会，张德贵被车间主任硬拉去唱了首歌，唱的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他嗓子其实一般，但唱得认真，把台下的周慧芬逗笑了。联欢会散了以后，周慧芬在食堂门口堵住他，说张师傅你歌唱得不错。他站那儿手足无措，过了半天才憋出一句周老师你吃了吗。周慧芬笑得前仰后合。

后来他们就好上了。那时候谈恋爱跟现在不一样，没有电影没有咖啡厅，最大的娱乐是下了班沿着厂区后面的那条小河走一走。张德贵骑着他那辆二八永久车，周慧芬坐在后座上，手扶着他的腰。河边的柳树抽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她伸手去摘，够不着，他就骑慢些，让她慢慢够。够下来一截柳枝，她编个环扣在自己手腕上，说你看，像不像镯子。

七一年他们结了婚。婚礼简单得很，在厂食堂摆了六桌，请的都是工友和同事。周慧芬穿了一件大红色的棉袄，张德贵穿的是车间奖励的那身蓝涤卡中山装，领子磨得发白了，但熨得挺括。车间主任当了证婚人，说小张是我们车间最能吃苦的小伙子，小周是学校最有文化的老师，这俩人凑一块儿，日子准差不了。底下的人起哄让他们亲一个，张德贵红着脸碰了碰周慧芬的额头，她笑着捶了他一下。

婚房是厂里分的一间单身宿舍，十二平米，搁了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就转不开身了。但那是他们自己的家。周慧芬手巧，用报纸糊了天花板，用碎布头拼了个门帘，又从家里拿来两盆吊兰挂在窗户边上。张德贵下班回来，看见她在灯光底下批作业，侧脸上映着吊兰的叶子影影绰绰的，就觉得这辈子值了。

七三年张明出生了。生的时候难产，周慧芬在产房里待了十几个小时才出来，脸白得像纸。张德贵在外面等着，烟一根接一根地抽，抽得嘴唇都麻了。护士出来说母子平安，是个男孩，他腿一软差点跪下去。后来他跟周慧芬说，你以后可别再生了，这一个就够了。周慧芬躺在床上笑，说你不想要闺女了？他说不要了，什么闺女都不要了，就要你。

日子就这么过着，平平淡淡，但也热热乎乎。张明慢慢长大了，从厂子弟小学考到市重点中学，又从市重点考到省城的大学。周慧芬那时候已经调到市里的普通中学当语文老师了，张德贵还在机床厂，后来厂子改制，他从工人干到了车间调度。工资不高不低，日子不紧不松，每年攒点钱，隔几年添置个大件。八几年的时候买了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九几年的时候换了个二十一寸的彩电，两千年的时候装了电话，零三年的时候买了第一台电脑。那些年大家都是这么过的，没什么大富大贵，但也没啥大的波折。

真正算得上波折的，是张明大学毕业后的事。张明学的是汽车工程，毕业以后在省城找了个对口的工作，干了两年觉得没意思，说要回来开驾校。周慧芬不同意，说你好不容易从省城大学出来又回这个小地方？张明说小地方怎么了，你们不也在这儿待了一辈子。父子俩因为这事闹了一阵子别扭，最后还是周慧芬松了口，说算了，儿大不由娘，他想干啥就干啥吧。

张明回来开了驾校，起初几年生意还行，后来竞争大了，日子就紧巴了些。但好歹是自己当老板，不受人管，他干得挺起劲。就是婚事一直没着落。周慧芬急，到处托人给他介绍对象，张明见了一个又一个，不是嫌人家太安静就是嫌人家太闹腾，见完了就没下文。周慧芬有回急了，说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张明说不知道，缘分没到吧。周慧芬气得把他骂了一顿，张德贵在边上劝，说你别逼他，该来的总会来的。

周慧芬查出病来是二零一六年的夏天。那天她放学回来，说腰疼，以为是累着了，贴了膏药睡了一觉。第二天起来腰还疼，走路都直不起身。张德贵说去医院看看，她嫌麻烦，说再歇一天就好。歇了一天没好，又歇了一天还不好，张德贵不由分说拽着她去了医院。检查结果出来那天，张德贵一个人去的医生办公室，听完以后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了半个多小时，腿是软的，站不起来。

肝癌，晚期。医生说发现得太晚了，血管里头已经有了，手术做不干净，化疗也只能延缓。张德贵问还能有多久，医生说不好说，可能半年，也可能更短，看病人自己的身体状况。张德贵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洗手间去，对着水龙头洗了把脸。镜子里那个人他不认识，眼窝是塌的，嘴唇是白的。他把水关掉，用手背抹了把脸，又站了一会儿，才走回去。

他没跟周慧芬说实话，说医生说是肝炎，得住院好好治。周慧芬看着他，笑了一下，说老张你别瞒我了，是不是挺严重的？张德贵说没有，就是肝炎。她说那肝炎住院住这么长时间？他说这类型的肝炎麻烦些，得住一阵子。她没再问，只是伸手摸了摸他的手，说好，那就住吧。

住院那段时间，张德贵天天往医院跑。白天他在医院守着，晚上回宿舍睡一觉，第二天一早又去。张明也天天来，父子俩轮换着陪。周慧芬的精神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跟护士开玩笑，教人家姑娘怎么挑对象，坏的时候就闭着眼睛不说话，眉头拧着，嘴唇咬出一道白印子。张德贵坐在床边给她揉背，一揉就是几个小时，手酸了就换另一只。她疼得狠的时候也不喊出声，只是攥着他的手，指甲掐进他肉里。

有天晚上她忽然清醒过来，精神特别好，让张德贵扶她坐起来，说要看看窗户外头。那时候是秋天了，窗外的梧桐叶子黄了一半，路灯的光照在叶子上，金灿灿的。她看了半天，说老张，等我这回出院了，咱们去大理住一段吧。我同事上个月刚去的，说那儿空气好，特别养人。张德贵说好，等你好了咱们就去，住他一个月。她笑了，说一个月哪够，至少住两个月，把洱海边上的客栈都住一遍。他说好，你想住多久住多久。

十月二十三号那天晚上，周慧芬突然不行了。医生护士忙了一阵，最后还是摇了摇头。张德贵站在病床边，看着她的脸慢慢变白，变冷，嘴唇从淡粉变成灰白。他握着她的手，那只手越来越凉，像一块石头慢慢沉到水底。她最后看了他一眼，嘴巴动了动，没说出声音来。但他看懂了，她说的是老张。他应了一声，说我在呢。她眼睛阖上了，睫毛微微颤了一下，就再也不动了。

张明站在父亲身后，看见父亲的肩膀抖了一下，但很快就稳住了。父亲弯下腰，把母亲额前那缕头发拢到耳后去，又把被角掖了掖，然后松开手，退后一步，站直了。他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眼睛红着，但一滴泪都没掉。他站了很久，久到护士过来劝他，他才点点头，说知道了。

周慧芬走后的头三个月，张德贵像变了个人。他不再出门，连楼下的小花园都不去了，一天到晚窝在那间宿舍里。张明给他送饭他就吃，不送他就饿着，瘦了整整一圈。他白天坐在阳台上对着那几盆茉莉发呆，晚上坐在床头对着周慧芬的照片发呆，一句话都不说。张明急得团团转，带他去看心理医生，他不去。给他报老年大学的班，他不去。给他买了个收音机让他听广播，他开了三天就关了。

转机出现在那一年的春节。张明带他去参加厂里老同事的聚会，有个退了休的老班长说现在城里有个暴走团，每天都走，好几十号人，热闹得很。张德贵本来没搭话，那老班长接着说，走走好，人就得动起来，闷在家里容易闷出病。张德贵问了一句，走哪儿？老班长说就沿着西山那条路走，早上走一趟，晚上走一趟，风雨无阻。

第二天早上，张德贵就去了。他穿着一双老布鞋，一条旧运动裤，站在暴走团的队伍里显得格格不入。领头那个退休体育老师看了他一眼，说老同志你穿这鞋不行，得换运动鞋。他第二天就去买了一双蓝色运动鞋，就是后来一直穿的那双。暴走团走得快，他起初跟不上，落在最后面，呼哧带喘的。但他第二天又来了，第三天又来了，慢慢地就跟上了。体育老师拍着他的肩膀说行啊老张，体力不错。

暴走团散了以后，张德贵开始一个人走。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每天两万步，雷打不动。张明一开始挺高兴，觉得父亲终于有事干了。可后来发现他越走越多，膝盖都出毛病了还在走，就又开始担心。他跟父亲说过好几次，让他悠着点，张德贵嘴上答应，脚底下照走不误。张明问他到底图什么，他说不图什么，就是走走。

张明不知道，也不理解。但张德贵自己心里清楚。他走在路上的时候，总觉得周慧芬就在身边。她走不动了，他就替她走。那些他们约好了要去但没去成的地方，他用脚步一步一步量过去。每走一步，离她的距离就近一点。他说不出口这些，也不想让儿子担心。有些事，说不明白，就只能做。

第三章

日子一天一天过，转眼五年就过去了。这五年里张德贵的生活几乎没有变化，每天早上两万步，下午两万步，中间吃饭睡觉看电视，月底给儿子转三千块钱，隔几天摸一摸那个笔记本。他活得像个上了程序的机器，输入的是脚步，输出的是步数，中间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

但机器也会老化。这一年入秋以后，张德贵明显感觉身体不如从前了。膝盖疼得更频繁了，以前是走完了才疼，现在走到一半就开始疼，像有根针在骨头缝里扎。腰也不行了，每天早上起来得扶着床沿坐好一会儿才能直起身。有天早上他照镜子，发现眼袋底下那块皮肤松弛得厉害，耷拉下来像个小布袋。他用手往上提了提，松手又掉下来了。

他不太愿意想这些事。他不是怕死，他是怕自己走不动了。走不动了，那些路就断了，他就没法替周慧芬走下去了。所以他咬着牙走，膝盖疼就贴膏药，腰疼就勒个护腰，什么事都挡不住他出门的脚步。

九月中旬的一天，他照例走到健康步道的中段，又看见了那个灰布衫的老太太。她还是坐在那张长椅上，这回没织东西，捧着一本书在看。张德贵经过的时候她抬起头来，朝他笑了笑，说："你今天比昨天晚了五分钟。"

张德贵愣了一下，停下脚步。他没想到有人会注意到他的时间。老太太合上书，拍了拍身边的椅子："歇会儿吧，我天天看你走，都没见你歇过。"张德贵犹豫了一下，坐下来了。

老太太姓吴，比他小两岁，退休前是供销社的会计，老伴走了三年了。她也是一个人住，儿子在深圳，一年回来一次。她说她每天上午来这里坐坐，看看书，顺便看看来来往往走路的人。她认得张德贵，因为她从春天就看见他在这条路上走了，每天两趟，风雨无阻。

"你走得太快了，"吴阿姨说，"我都数过，你一分钟能走一百二十多步，这种速度年轻人都不一定扛得住。"张德贵说习惯了。吴阿姨说你膝盖不疼啊？他说疼。她说疼还走这么快？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习惯了。

吴阿姨没再追问。她从随身带的布袋里掏出一个橘子递给他，说吃个橘子吧，我从早市上买的，可甜了。张德贵本来想说不吃，但看她手举在那里，就接了。橘子皮薄肉厚，掰开一股清香扑上来，他吃了一瓣，确实甜。他把剩下的装进口袋里，说谢谢。吴阿姨笑着说谢啥，一个橘子。

从那天起，张德贵每天走到中段的时候都会在长椅上坐几分钟。吴阿姨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在的话就聊几句，不在他就继续走。聊的东西都是些琐碎事，天气啊，菜价啊，路上碰见的什么人啊。吴阿姨话多，一个话题能扯半天，张德贵大部分时候听着，偶尔应一两句。但他在听的时候发现自己嘴角是往上翘的，这让他有点陌生。

有一次吴阿姨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他说有个儿子。吴阿姨说老伴呢？他沉默了几秒钟，说走了五年了。吴阿姨也沉默了一下，说我那口子走了三年了，肺癌。张德贵看了她一眼，说走得快吗？吴阿姨说快，查出来到走就四个月，没怎么受罪。张德贵点点头，说那就好。吴阿姨说好什么呀，他不受罪了，我一个人受罪。张德贵没说话，但心里动了动。那种一个人受罪的感觉，他太懂了。

后来有一次，吴阿姨问他："你每天走这么多步，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张德贵没想到她会这么直接，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吴阿姨又说："我不是打听你的事，就是觉得你走路的那个样子，像是在赶什么路。赶路的人都是有目的的，你赶什么呢？"

张德贵看着前面那条红色的步道，银杏叶子落了一地，风一吹就打着旋儿飘起来。他慢慢地开口，说："我老伴生前想去西藏，没去成。我替她走走。"他说完就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说走了。吴阿姨坐在椅子上没动，看着他的背影走远了，眼睛里有点潮。

那天晚上张德贵回到家，坐在沙发上发了很久的呆。他不习惯跟别人说这些，说出来了反而心里有些空落落的。他走到阳台上去看那盆茉莉，浇了水，又摸了摸叶子。黄叶子又多了几片，他用指甲掐掉了。月光照在花盆上，土还是湿的，在月光底下泛着暗色的光。他听见楼下有人说话的声音，是邻居家的两口子在吵架，声音忽高忽低的。他站在阳台上听了一会儿，想起来以前他跟周慧芬也吵过架。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因为张明高考填志愿，他想让儿子学工科，周慧芬想让儿子学师范，俩人争了好几天，最后张明谁也没听，自己报了汽车工程。

他笑了一下。现在想来，那些争吵都成了温暖的东西。有人跟你吵，说明有人在乎你。这个屋子里现在就剩他一个人了，连吵架的人都没有。

他走回卧室，从衣柜里又拿出那个布包。这回他解开了绳子，翻开了笔记本。第一页是周慧芬的字，圆圆的，一笔一划写得工工整整："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五号，和老张说好了，以后每年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今年想去丽江。"下面是两张照片，一张是他们在丽江古城大水车前面的合影，周慧芬穿一件红毛衣，他穿一件蓝夹克，两个人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另一张是他们在束河古镇的小桥上拍的，她倚着他，他揽着她的腰，背后的柳树绿得发亮。

他一页一页往后翻，大理、香格里拉、腾冲、建水、普者黑、元阳、罗平、瑞丽、芒市……每一页都有日期，有照片，有周慧芬写的小字。"2005年4月，大理，住了三天，老张骑车载我绕着洱海走了一圈，屁股都颠疼了。"

"2006年8月，香格里拉，老张有点高原反应，脸都白了还硬撑着陪我爬松赞林寺，我说别爬了，他说来都来了。"

"2009年10月，腾冲，泡了温泉，老张的腰痛好了一些，他说以后每年都来泡一回。我说好。"

"2012年3月，建水，坐了小火车，老张嫌慢，但他在车上睡着了。"

他看到中间有一页是空白的，只贴了一张干枯的银杏叶，底下是周慧芬的字："2015年11月，本来想去腾冲的，老张感冒了没去成。在家门口捡了片银杏叶，也挺好看的。明年再去吧。"

明年再去吧。可后来就没有明年了。

张德贵翻到最后一页。"2016年7月，老张说等退休了带我去西藏，我说我身体怕是吃不消了。他说不怕，慢慢走，总能走到。我说那走不动了你背我？他说好，我背你。"

底下有一行小字，是周慧芬后来加上去的，笔迹已经有些发抖了："八月份查出病来了，西藏怕是去不了了。老张对不起，让你白背我了。"

张德贵把笔记本合上，手指摩挲着封皮上那几个字。那封皮是周慧芬自己用蓝布包的，针脚细密匀称，她做了一辈子的手工活，什么都会。他拿着笔记本坐了很久，窗外的月亮已经移到中天了，光线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脚背上，白的，凉的。

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还在机床厂，下班以后骑着那辆二八车去接周慧芬。她穿着那件藏蓝色列宁装，从学校大门口出来，一看见他就跑过来，跳上后座，两只手环住他的腰。她说今天班上有个调皮鬼把她气哭了，她说晚上想吃酸辣粉。他说好，带你去吃。她就把脸贴在他后背上，隔着衣服能感觉到她呼出来的热气。他骑得很慢，怕风太大了吹着她。路上那排柳树抽了新芽，翠绿翠绿的，他把车骑到树底下让她伸手够，她够了一截，编成环扣在他手腕上说，你看，给你也戴一个。

他在梦里笑了，笑着笑着就醒了。醒来的时候天还黑着，闹钟没响，他一个人躺在床上，手腕上空空的，什么也没有。眼泪顺着眼角淌下来，淌进枕头里，洇湿了一小片。他没有去擦，就让它们流着，反正也没有人看见。流了一阵就止住了，他翻了个身，又闭上眼，等着闹钟响。

第四章

那个周末张明回来了，带了两盒中药和一袋新鲜的山竹。张德贵看见山竹愣了一下，说买这个干啥，贵巴巴的。张明说给你补补维生素，你整天咸菜稀饭的哪行。他进了厨房把山竹洗了，剥了一个递到父亲嘴边。张德贵张嘴接了，一股清甜在嘴里化开，他咂了咂嘴说好吃。

张明看着他父亲，心里头酸酸的。父亲又瘦了些，颧骨比以前高了，脸上的褶子也深了，整个人像是缩了一圈似的。但精神头还行，走路还是那个步子，啪啪啪啪的，跟装了弹簧似的。他上回跟父亲说了那么多回少走点，父亲嘴上应着，步数一点没减。他偷偷看过微信运动，还是每天两万出头，雷打不动。

午饭是张明做的，他手艺不行，炖了个排骨汤差点烧干了锅。张德贵在旁边看着，时不时指点两句，说火关小点，盐不要放太早。父子俩在厨房里忙活了一阵，把饭菜端上桌。排骨汤虽然汤收得有点少，但味道还行，张德贵喝了两碗，连骨头都啃干净了。张明看着父亲喝汤的样子，心里头稍微踏实了些。

吃完饭张明收拾碗筷，张德贵坐在沙发上剥山竹吃。张明在厨房里头喊："爸，冰箱里那罐腐乳都长毛了，我给你扔了啊。"张德贵说扔吧扔吧，早该扔了。张明又喊："那半锅稀饭也馊了，我倒了啊。"张德贵说倒吧。张明把厨房里外擦了一遍，又把灶台后面那层油垢用钢丝球蹭了，手上划了一道小口子，他甩了甩手没当回事。

从厨房出来的时候，他看见父亲站在阳台上，对着那盆茉莉发呆。他走过去，站在父亲旁边。楼下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已经黄了大半，风一吹就往下掉，铺了小花园一地。对面的楼顶上有人晾了被子，红的蓝的，在风里头鼓起来又瘪下去。

张明说："爸，这茉莉都快死了，要不重新买一盆？"

张德贵摇摇头："不用，还能活。"

张明没再说什么。他注意到父亲的手搭在阳台栏杆上，手背上的老年斑又多了，指甲也发黄，有些厚。他想起小时候父亲这双手又大又厚实，能把他整个人举起来转圈。现在这双手瘦得骨节分明，青筋一根一根地凸着。他移开目光，看着远处的那片天。

"爸，"他说，"我那天上张叔他们家去，看见他家楼下有个一楼在卖，带个小院子，院子里头种了好多花。"

张德贵没回头，说："一楼潮湿。"

张明说："不潮，我去看了，朝南的，阳光好得很。张叔说那家老太太要搬去跟儿子住了，价钱也不贵。"

张德贵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妈以前就想买个带院子的房子，种点花。我们看过几套，都不合适。后来她病了，就没再看了。"

张明心里一动。他从来没听父亲提起过这事。父亲平日里话少，尤其是不怎么说母亲的事，好像那些记忆都锁在一个箱子里，钥匙他自个儿揣着，谁都不给看。今天突然开了条缝，他赶紧接上去："那要不咱们买下来？反正您一个人住五楼也没电梯，上下怪费劲的。"

张德贵转过身来看着儿子，目光里有些张明看不懂的东西。他说："小明，你是不是觉得爸快不行了？"

张明一怔，连忙摆手："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您这年纪了，住低点方便些。"

张德贵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像水面上一闪而过的光。他说："我还行，还能走。等我走不动了再说吧。"

张明心里堵得慌。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看见父亲已经走回客厅去了，背影瘦瘦的，脚步却稳稳的。他在阳台上多站了一会儿，风从楼缝里灌进来，吹得他眼睛有些发酸。他把手揣进兜里，摸到那盒中药的袋子，才想起来忘了跟父亲说怎么煎。他赶紧追进客厅去。

傍晚张明要走的时候，张德贵从屋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他。张明打开一看，里头是三千块钱。他说爸你怎么又给钱，张德贵说拿着，月底的。张明说我不缺钱，你留着买点好的吃。张德贵把信封塞进他手里，说给你你就拿着，别跟我推来推去的。

张明握着信封站在门口，看着父亲已经转身往厨房走了。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把信封塞进外套内袋，说那我走了。父亲在厨房里应了一声，说路上慢点。他关上门，脚步声在楼道里响了一阵就远了。

张德贵站在厨房里，手里拿着那块旧抹布，慢慢地擦着灶台。他听见儿子的脚步声一层一层地往下，到了二楼就听不见了。他把抹布洗了挂好，走到客厅坐下来。茶几上还剩几个没剥完的山竹，他拿起来慢慢地剥，一个接一个，把肉放在碟子里。剥完了也没吃，就看着那碟白生生的果肉发呆。

那天晚上他给张明打了个电话，问到家了没有。张明说到了，让他早点睡。他把电话挂了，又看了看那个夜光闹钟，快九点了。平时这个时间他已经在床上躺着了，今天还不困。他走到卧室，打开床头柜的抽屉，那扎钱还在，橡皮筋扎着，他数了数，这个月寄完三千还剩四千多，加上上个月剩的，抽屉里又攒了一小沓。他把钱理了理，重新扎好放回去。

抽屉最里头有个小铁盒，铁的月饼盒，上面画着嫦娥奔月的图案，已经褪色了。他把铁盒拿出来，打开盖子，里头是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周慧芬的一枚顶针，她补衣服用的，黄铜的，磨得亮亮的。一根她常用的黑色发卡，塑料的，别针那块断了半截。一张公交卡，还是她学校统一办的，照片上她穿着白衬衫，头发短了，笑得很精神。还有一封信，是他们谈恋爱的时候他写给她的，信纸都发黄了，折叠处已经裂开口子，一碰就要碎似的。

他没有把信拿出来，只是看着那个铁盒里的东西看了好一会儿。这些东西不值钱，可对他来说比什么都贵重。他把铁盒盖上，放了回去，又把抽屉关好。躺在床上以后他很久没睡着，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今天跟张明的对话。一楼那个带院子的房子，周慧芬要是还在的话，肯定高兴。她能在那院子里种满茉莉、月季、栀子花，还有那些她叫不出名字但看着好看的花。夏天的时候搬把椅子坐在花丛里看书，他就坐在旁边给她扇扇子。

他想得太清楚了，清楚得心口发疼。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睡着以后又做了梦。梦里周慧芬站在一个院子里朝他招手，那院子里全是花，红的白的黄的紫的，开得热热闹闹。她说老张你看，这院子好不好？他说好。她说那咱们就住这儿吧。他说好。她笑着朝他走过来，快到跟前的时候梦就断了。他醒过来，天已经亮了，闹钟刚响过第二遍。

他坐起来，先把膝盖揉了揉，又活动了一下肩膀，然后穿上鞋系好鞋带。出门的时候天还没全亮，雾蒙蒙的，空气里湿漉漉的，像要下雨。他走到楼下的时候看见老赵头也在那儿，穿着件蓝棉袄在打太极，慢悠悠的，一招一式像在水里划船。老赵头看见他，说张师傅今儿还走啊？他说走。老赵头说预报说有雨呢。他说带了伞。老赵头没再说话，继续打他的太极。

张德贵走出小区的时候，果然飘起了雨丝。细细的，毛毛的，落在脸上凉凉的。他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把折叠伞打开，绿色的伞面，用了好几年了，有几处地方都透光了。他撑着伞走在雨中，脚步还是那个节奏，啪嗒啪嗒，雨水溅起来落在鞋面上，那蓝色鞋面洇成了深蓝。路上的行人都加快脚步往屋檐底下躲，只有他不紧不慢地走着，像是这雨跟他没什么关系。

走到健康步道的时候雨大了些，银杏叶子被雨水打湿了贴在地上，踩上去滑滑的。他放慢了脚步，走得更稳当。走到中段那张长椅的时候，他看见吴阿姨也在那儿，撑着把花伞坐在椅子上，手里还捧着那本书。他停了一下，说你怎么下雨了还在这儿？

吴阿姨抬起伞沿朝他笑："我带了伞啊，再说了，这点雨怕什么。你看这雨里的叶子多好看。"

他看了看那些被雨水洗得发亮的银杏叶，是挺好看的，金黄金黄的，被雨压得低低的。他把雨伞往吴阿姨那边偏了偏，说下雨凉，你别坐太久，早点回去。吴阿姨说你还管我呢，你自己走慢点，路滑。他说知道了，就走了。

那天他走完了全程，回来的时候衣服下摆湿了一大截，鞋也湿透了。他进屋先换了干鞋袜，又把湿鞋放在阳台上晾着。他站在阳台上往外看，雨还在下，把整个小区笼罩在一片水汽里。楼下的槐树叶子被打落了不少，铺了一地湿漉漉的黄。对面那户人家的晾衣绳上还挂着件白衬衫，没人收，在雨里淋得透透的，滴答滴答往楼下滴水。

他看了会儿雨，转身回屋去了。手机响了，是张明发来的微信，问下雨了带伞了没有。他笨手笨脚地用拇指戳着屏幕打字：带了，走完了。发完他把手机搁下，坐到沙发上打开电视。新闻频道在播天气预报，说明天开始降温，后天可能有中到大雨。他看着屏幕上那个穿着西装的天气预报员，觉得这人的领带系得太紧了，勒得慌。

晚上雨还没停，打在窗户上沙沙地响。张德贵躺在床上听着这雨声，忽然想起小时候在老家，也是这样的秋雨，一连下了好几天，院子里积了水，他光着脚去踩水坑，他妈在后面喊他回来，他不听，踩了一脚泥水跑进屋。他妈追着他打，他在屋里头乱窜，最后躲到灶台后面去了。他妈掀开锅盖说要拿擀面杖，他赶紧钻出来求饶。他娘俩在厨房里闹了一阵，他爹在外面劈柴，听着屋里的动静也不说话，就闷着头笑。

那些事情过去快六十年了，可想起来还跟昨天似的。他闭着眼睛听雨声，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小院子里，闻得到柴火的味道，闻得到灶台上炖着的萝卜汤的味道，闻得到泥巴被雨水泡发了的腥味。那些味道都远去了，可在这个雨夜里，它们又回来了。

他在心里跟自己说，明天还得走，下雨也得走。路滑就走慢些，雨大就撑伞。只要腿还能迈得动，他就得走。他把被子裹紧了些，沉沉地睡过去了。

第五章

天气预报说降温，果然就降温了。一夜之间气温掉了七八度，早上起来窗户上蒙了一层水汽，手摸上去冰凉的。张德贵从衣柜里翻出那件厚外套，还是周慧芬在的时候给他买的，深灰色的羽绒服，袖子肘部那块磨得发亮了，但还暖和。他把羽绒服套上，又加了一条围巾，围巾是深蓝色的，周慧芬织的，针脚疏疏密密的，有处还漏了一针，她后来拿线补上了，补得不太好看，像个疤痕。他摸了摸那个疤痕，把围巾在脖子上绕了两圈。

出门的时候冷风呼地灌进楼道，他打了个激灵，把羽绒服拉链拉到顶。天色灰沉沉的，云压得很低，看不见太阳。老槐树的叶子一夜之间落了大半，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在风里抖着。那个石凳子上落了一层湿叶子，没人去扫。他穿过小花园的时候看见花圃里的月季都蔫了，花瓣边沿冻得发黑，垂着头。

今天走起来腿有些沉，可能是天冷的缘故，肌肉热得慢。他走了快一公里才把身体走热乎，呼出来的白气在面前形成一小团雾，散了又聚，聚了又散。早市上人少了很多，卖菜的都缩在棚子里头，呵着手跺着脚。卖豆腐的看见他喊了声张师傅，他点了个头，没停。

健康步道上的人也少了，只有几个跑步的年轻人，穿着紧身衣裤，跑得呼哧带喘的从他身边过去。他走到中段的时候看见吴阿姨没在长椅上，椅子空着，上面落了几片叶子，被风刮过来又刮走。他脚步慢了半拍，又恢复了正常。走了几步他忽然想，会不会是降温了吴阿姨就没来了？这个念头在脑子里闪了一下就过去了，他没多想。

走到缓坡顶上他站住喘气。今天喘得比平时急一些，胸口有点闷，像有团棉花堵在那儿。他扶着旁边一棵树站了会儿，等那团闷劲儿过去了才转身往回走。往回走的路上下起了小雨点，稀稀拉拉的，打在脸上跟针扎似的。他把羽绒服帽子拉上来扣在头上，继续走。脚步还是那个节奏，但膝盖比平时酸得多，每一步下去都像踩在棉花上，软绵绵的使不上劲。

回到小区的时候雨又停了，太阳从云缝里探出个头来，光线淡淡的，没什么温度。他在楼下石凳上坐了一会儿，想歇歇腿。坐了没两分钟，老赵头从单元门里出来，看见他说："张师傅，你家对门那家漏水了，把我家天花板泡了一片，我找他们理论，他们还不承认，你说气不气人。"张德贵说："那你找物业啊。"老赵头说："找了，物业说他们不管，让找楼上的。"张德贵说："那你再去跟对门说说，好好说，别吵。"老赵头叹了口气，说："你脾气好，要是你摊上这事你咋办？"张德贵想了想说："我可能也就这么算了。"老赵头瞪了他一眼，说你就这脾气，一辈子都是。说完背着手走了。

张德贵又坐了一会儿才上楼。上楼梯的时候他扶着栏杆，腿抬得没平时高，脚拖在地上发出沙沙的声音。上到五楼开了门，他先进屋坐下歇了歇，胸口那团闷劲儿又上来了，他用手掌按了按心口，揉了几下，那感觉慢慢散开了。他站起来去厨房倒了杯热水喝下去，整个人才觉得缓过来些。

上午张明没打电话来。张德贵看了看手机，十点半了，平时这个时间儿子的电话早该来了。他想打过去问问，又觉得没必要，可能今天驾校忙。他把手机放回茶几上，坐在沙发上闭了会儿眼睛。闭着眼睛的时候又觉得胸口闷，他睁开眼，站起来走了几步，想活动活动让气血通一通。走了几步又坐下来，那闷劲儿还是在，不重，但总在那儿悬着，像一个提醒。

十一点多的时候张明的电话终于来了。张德贵接起来，儿子在那头说："爸，今天早上忙晕了，忘了给你打电话。你走路了没？降温了多穿点。"张德贵说穿了羽绒服了，走了，刚回来。张明说那就好。又说："爸，我昨天说的那个一楼带院子的房子，我后来又去问了，价格还能谈，你要不要哪天去看看？"张德贵沉默了一下，说："改天吧，不急。"张明说："行，等你什么时候想看了跟我说。"

挂了电话张德贵坐在沙发上没动。他想着那个房子，想着梦里那个开满花的院子，想着周慧芬站在花丛里朝他招手的样子。他想去，又怕去了以后会更想。有些东西不去触碰的时候还能忍，一旦碰了就收不住了。他知道自己的毛病，他这个人念旧，念得太深了，深到钻进去就出不来。

下午他又去走了第二趟。这回走到中段的时候他看见吴阿姨了，还坐在那张长椅上，穿了一件枣红色的棉袄，围了条格子围巾，整个人包得严严实实的。看见他就招手："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这么冷。"他走过去，说："怎么就冷了呢，走起来就不冷了。"吴阿姨说你可真行，这天还走这么多。他说习惯了。吴阿姨从布兜里掏出一个保温杯递给他："刚泡的姜茶，喝一口驱驱寒。"

他本想说不用，但手已经伸出去了。接过来拧开盖子，一股辛辣的姜味扑上来，热腾腾的。他喝了一小口，滚烫的液体顺着喉咙流下去，一股暖意从胃里往外散。他又喝了一口，把盖子拧好还给吴阿姨，说谢谢。吴阿姨说不谢，你走你的吧，别耽搁了。他看了她一眼，她朝他笑笑，脸上的褶子挤在一起，眼睛倒是亮亮的。他转身继续走了，脚步比早上利索了些。

走到缓坡顶上的时候他又站住了喘气。今天的喘跟往常不一样，气息不稳，心跳也有些快，像是刚跑完步一样。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指头有点发白，指甲盖上没有血色。他把手搓了搓，使劲搓了几下手心才红了些。他站在那儿多歇了两分钟，心跳平复了才往回走。

回到小区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路灯亮了，昏黄的光把树影子投在地上，长长短短地交错着。他进了单元门，声控灯亮起来，他扶着栏杆慢慢上楼。今天走得累，比平时累得多，腿像灌了铅。上到三楼的时候他不得不停下来歇一口气，胸口又开始发紧，他用手按着心口，隔着羽绒服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咚咚咚，有点乱。他皱着眉等了一阵，那阵紧过去了，才继续往上走。

进了屋他直接躺到沙发上，仰面朝天躺着，喘了好一会儿。喘匀了以后他坐起来，给自己倒了杯温水慢慢喝。喝了水他又躺下了，这回他把手搭在心口上，感觉心跳慢慢稳下来了，一下一下的，又结实了。他在沙发上躺了小半个钟头，一直到天完全黑透了才起来去做晚饭。

晚饭还是那几样，白饭配咸菜，又切了根黄瓜拌了拌。他吃了小半碗就放下了，胃口不太行。刷碗的时候他看见镜子里的自己，脸有点发白，嘴唇也没什么血色。他把水龙头关了，凑近镜子看了看，觉得可能是天冷冻的。他用手拍了拍脸，拍出一点红来，看着好一些了，就关了灯回卧室去。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心口不闷了，但总有种说不出来的不舒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身体里头挠着，轻轻地，一下一下的。他侧躺了一会儿又平躺，平躺了又侧躺，被子被他翻得乱糟糟的。最后他把枕头垫高了些半靠着坐起来，看着窗户外头的月亮发呆。月亮今天不亮，被云遮了大半，朦朦胧胧的一个白影子。

他想起那天体检的事。那是十年前了，厂里组织退休职工体检，查出来他心血管有些问题，医生让他注意运动强度，别太猛了。他把体检报告揣兜里拿回家给周慧芬看，周慧芬比他紧张，催着他去医院复查。复查结果还是一样的，开了些药让他吃着，说平时注意些就行。他一直吃着药，后来周慧芬走了以后有段时间他忘了吃，再后来想起来又开始吃，但断断续续的，总是记不住。

他从床头柜里翻出那个药瓶，拧开盖子倒了一颗在手心里。药片是白色的，圆圆的，上面刻着几个字母。他看了看，放进嘴里，就着床头那半杯凉水咽下去了。然后他把药瓶搁回抽屉里，重新躺下来，这次没过多久就睡着了。

第六章

转眼到了十月份，翠湖路的梧桐叶落得差不多了，光秃秃的枝干伸向灰白色的天空，像一幅没画完的铅笔画。张德贵的暴走一天没停过，不管是晴是雨，是冷是热，他都在那条路上走着。但张明注意到，父亲的脸色一天比一天差了。

十月第二个周末，张明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台血压计。他说驾校附近那个药店搞活动，买一送一，他就买了一个给父亲用。张德贵说我又没高血压，你买这个干啥。张明说你量量又不费事。他把袖带绑在父亲胳膊上，按了开关，机器嗡嗡响了一阵，屏幕上跳出数字：高压一百五十二，低压九十四。张明一看就不说话了，把袖带解下来，又绑了一次。第二次还是一百四十八，九十二。

张德贵看着那数字没吭声。张明说你上次体检什么时候？他说前年吧。张明说你这血压太高了，得去看医生。他说看什么医生，我血压一向就这样，不算高。张明说你以前高压从来没超过一百四的，你自己心里有数。张德贵没再接话，站起来去阳台浇花了。

张明追到阳台上去，站在他身后说："爸，你别不当回事，高血压这东西不是闹着玩的。"张德贵背对着他，手上在给茉莉浇水，嘴里说："我知道，我吃着药呢。"张明说你那药吃没吃谁知道，上回我给你的中药你也没煎吧？张德贵没否认。张明急了，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身体是你自己的，你不当回事谁替你当回事？"

张德贵转过身来，看着儿子。他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目光里头有些东西，像是疲惫，又像是无奈。他说："小明，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你不用担心。"张明说我能不担心吗，你每天走那么多路，血压还这么高，万一出点什么事……他话没说完就咽回去了，不想说那个字。

张德贵伸出手拍了拍儿子的肩膀，那只手有些凉。"行了，我心里有数。你回去忙你的，周末老往我这儿跑，你驾校不开了？"

张明站在那儿没动。他看着父亲转身又去摆弄那盆茉莉，背影在下午的阳光里瘦得单薄。他想再说点什么，但看着父亲那个样子，又觉得说什么都没用。他在阳台上站了几分钟，最后转身去厨房给父亲做饭了。那天他做了一锅红烧排骨，把排骨炖得烂烂的，还炒了个青菜，打了碗蛋花汤。张德贵吃了不少，排骨啃了好几块，连骨头上的肉丝都剔干净了。

张明走的时候又叮嘱了一遍，让他明天去社区医院量个血压，把药按时吃上。张德贵说知道了。张明下楼走到一半，又折返回来，从门缝里递进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楼那个房子的地址，说："爸，这是那房子的地址，你有空去看看。"说完就蹬蹬蹬下楼去了。

张德贵拿着那张纸条站在门口看了看，上面是一串门牌号，翠湖路二十八号院三栋一单元一零二。他认得这个地址，就在小区后门那条街上，离这里就隔了两栋楼。他把纸条叠好，放进了外套口袋里。

那个晚上他坐在客厅里，手伸进口袋摸那张纸条，摸了好几次。最后他把纸条掏出来又看了一遍，然后站起来穿上外套出了门。他没有走远，就沿着小区后门那条街走了几分钟，找到了那个院子。院子不大，铁栅栏门关着，里头黑黢黢的看不清。他站在栅栏外面往里看，看见那栋楼的一楼亮着一盏昏黄的灯，窗帘拉着，影影绰绰的有人影在走动。院子里确实有块空地，不大，方方正正的，土翻过了，种着几棵什么花，黑夜里看不清楚。

他站在那儿看了很久。风从栅栏缝里穿过来，吹得他衣角翻飞。他想象着这院子里种满了茉莉的样子，夏天的时候花香飘出来，老远就能闻到。想象着周慧芬搬一把藤椅坐在院子里，戴着老花镜看书，他就在旁边给她泡茶。想着想着他就笑了，笑着笑着又觉得心里发苦。他转过身往回走，脚步比来的时候沉了些。

回到家他把纸条从口袋里掏出来，想了想，夹进了那个笔记本里。他翻开笔记本，找到有银杏叶那一页，把纸条夹在叶子旁边，又合上了。他想着等哪天身体好一些了，就跟儿子说去看看那房子，要是合适就买下来。他这辈子没给周慧芬买过啥好东西，这个院子，就当是欠她的一个交代。

那天夜里他又做梦了。梦里他真住进了那个带院子的房子，院子里开满了花，周慧芬坐在花丛中朝他笑。他走过去，坐在她旁边，伸手去拉她的手，一拉就醒了。醒过来手还伸在半空中，什么也没抓着。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白白的，空空的，照着他那只悬在半空的手。他慢慢把手收回来，攥成拳头，放在心口上。心跳得有些快，咚咚咚的，在安静的夜里格外清楚。

第二天早上他下楼的时候，在单元门口碰见老赵头。老赵头看见他就说："张师傅，你脸色怎么这么差？昨天晚上没睡好？"张德贵说还行，就是做了个梦。老赵头说什么梦把你累成这样。张德贵笑了笑没说，走了。他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脚步顿了顿，今天腿格外沉，每抬一步都费劲。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蓝色运动鞋，鞋底都磨平了，后跟那块已经歪向一边了。他想该买双新的了，但转念又想，还能走几天呢，凑合穿吧。

走到健康步道中段的时候，吴阿姨远远地就朝他招手。他走过去，吴阿姨看着他皱了皱眉："你今天怎么脸色这么不好？"他说没事，可能昨晚没睡好。吴阿姨从布兜里掏出一个保温杯递给他："还是姜茶，喝了暖暖身子。"他接过来喝了，这回觉得姜茶有些辣，辣得他嗓子眼发紧。他喝了两口就还给吴阿姨，说今天不歇了，早点走完早点回。

吴阿姨看着他的背影走远了，手里的保温杯还温热着，她攥着没松手。她总觉得今天张德贵走路的姿势跟往常不一样，脚底下像是踩着棉花似的，发飘。她张了张嘴想喊他，又觉得可能人家就是累了，喊什么喊。她把保温杯放回布兜里，坐回椅子上，可是书怎么也看不进去了，老抬头往张德贵走的方向看。

张德贵走到缓坡顶上的时候，腿已经酸得不行了。他扶着那棵树站住，大口大口地喘气，胸口那团东西又堵上来了，这回比哪次都厉害，像是有人拿手攥住了他的心脏，越攥越紧。他弯下腰，双手撑着膝盖，额头上冒出一层冷汗。他试着深呼吸，吸进去的气像刀子一样割着嗓子眼。他想站直了，但腿使不上劲，膝盖一软就跪了下去。

他就那么跪在步道旁边的草地上，两只手撑着地，脸朝着地面，大口大口地喘。有人从旁边跑过，看了他一眼又跑了。又有人走过，停了一下问他怎么了，他摆了摆手说没事，歇会儿就好。那人就走了。他跪了大概有五分钟，那阵紧劲儿才慢慢过去了。他用手撑着地慢慢站起来，膝盖上沾了草屑和泥，他拍了两下没拍干净，也就不管了。

往回走的路上他走得比平时慢了很多。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一喘，胸口还是闷，但没有刚才那么厉害了。他看见吴阿姨还坐在长椅上，远远地朝他张望。他朝她挥了挥手，意思是没事，继续走了。吴阿姨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想迎他，看他还能走就没过去，又坐回去了。

回到小区楼下的时候，他已经累得说不出话了。他在石凳上坐了足足一刻钟，把气喘匀了，把汗擦干了，才扶着膝盖站起来上楼。上楼梯的时候他一步一歇，走了快十分钟才到五楼。进门以后他直接躺到了沙发上，拿抱枕垫在头下面，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地躺着。心跳慢慢缓下来了，可他总觉得胸腔里头有个什么东西在晃荡，像一只困在瓶子里的蝴蝶，扑棱棱地撞着瓶壁。

他在沙发上躺了一个多小时才起来。起来以后他去厨房给自己下了碗面条，打了个荷包蛋进去。面条煮得有点烂了，他挑了两筷子就放下了。胸口那个位置还是不舒服，说不上是疼还是闷，就是有种异样的感觉，让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他在客厅里走了几圈，又坐下，又站起来，最后进了卧室，把那瓶降压药拿出来倒了一颗吃下去，又躺下了。

那天下午他没有出门。五年来第一次，他没有完成下午的那趟两万步。他躺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手机上有三个未接来电，都是张明打的。他回拨过去，张明接起来就说："爸你怎么不接电话？我打了好几个。"张德贵说睡着没听见。张明说："你今天走路了没？"张德贵说走了。他没说下午没走的事。张明又叮嘱了几句让他记得吃药，就把电话挂了。

张德贵放下手机，坐在黑暗里。窗外路灯的光透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了一小块亮斑。他盯着那块亮斑看了很久，忽然开口说了句话。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低低的，有些哑。他说："慧芬，我可能走不了太久了。"

屋子里没人回答他。只有那块亮斑在天花板上微微晃着，像是有人在上面轻轻踩过。

第七章

张德贵在床上躺了整整两天。第二天早上他没去走路，第三天也没去。他吃不下什么东西，只喝了些水，睡一阵醒一阵，醒着的时候就盯着天花板发呆。第四天早上他挣扎着爬起来，去厨房给自己煮了锅粥。粥煮得稀稀的，他喝了两碗，觉得身上有了些力气，就又躺回了床上。

张明星期五晚上回来的时候，看见父亲瘦了一大圈，吓了一跳。他问怎么了，张德贵只说感冒了，不舒服。张明摸了摸他的额头，不烧，但脸色白得吓人，嘴唇也起了一层干皮。张明说去医院吧，张德贵说不用，已经好多了。张明这次没听他的，直接给社区医院的熟人打了电话，约了第二天早上去做检查。

星期六一早，张明开车带父亲去了社区医院。抽了血，做了心电图，又量了血压。高压一百六，低压九十八。心电图出来以后，医生把张明叫到一边，说心电图有些异常，ST段改变，建议去大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张明出来的时候脸色不好看，但还是笑着跟父亲说没事，就是血压有点高，回去好好吃药就行。张德贵看着儿子的脸，没说话。

从医院回来以后，张明把父亲安顿好，自己去超市买了些菜和水果。回来的路上他给驾校的合伙人打了电话，说这几天可能去不了，家里有点事。他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就在父亲这儿住下了。白天他陪父亲看看电视说说话，晚上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张德贵让他回去，说不用陪着，他没啥大事。张明说驾校这几天闲得很，正好歇歇。

有天下午，父子俩坐在阳台上晒太阳。十月的太阳已经不烈了，温温的照在身上，让人犯懒。张德贵靠在藤椅上，眼睛半睁半闭着。张明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剥橘子，剥好了递一瓣给父亲，递一瓣自己吃。两个人就这么安安静静地坐着，谁也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张明开口了："爸，那个一楼带院子的房子，我前天又去问了，房主着急卖，价格又降了两万。你要不要去看看？"

张德贵睁开眼睛，看了看儿子。他说："小明，你跟爸说句实话，我那检查结果，是不是不太好？"

张明手里剥橘子的动作停了一下。他把橘子皮放在膝盖上，抬起头看着父亲。父亲也在看着他，那双眼睛有些浑浊了，但还是清亮亮的，不像个糊里糊涂的老人。张明在心里掂量了一下，决定说点实话。他说："医生说是心脏的问题，可能血管有点堵了，建议做造影看看。下周我带你去市医院挂个专家号。"

张德贵点了点头。他转过去看着楼下那棵光秃秃的槐树，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行，听你的。不过我有个事想先办了。"

张明说："什么事？"

张德贵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存折，递给张明。张明接过来翻开看了看，余额六万多。张德贵说："这是我这些年攒的，加上你妈走的时候留下的，都在里头了。你拿去，把那个房子买下来。院子不大也没关系，能种花就行。"

张明拿着存折，眼睛一下子就红了。他说："爸，这钱是您养老的，我怎么能拿。"

张德贵摆摆手："什么养老不养老的，我每个月还有退休金呢，够花了。那房子我可能住不了几天了，但我想把它买下来，就当是你妈跟我有个念想。你以后要是有空，去看看，院子里种点花，茉莉啊月季啊栀子啊，你妈就喜欢这些。也不用种太多，几盆就行。"

张明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他低下头，用手背蹭了一下眼睛，声音哑哑的："爸，您别这么说，您好好养着，等房子买下来了，您自个儿住进去，想种什么花种什么花。我周末回来帮您种。"

张德贵笑了一下，伸手拍了拍儿子的手背。他那只手瘦得骨节凸起，皮肤薄薄的，底下的青色血管都看得见。他说："行，那说好了，你去谈价格，合适就买。不用等我，你自个儿做主就行。"

张明把存折攥在手里，点了点头。他站起来说要去做饭，转身快步进了厨房。进了厨房以后他靠在灶台上，把存折贴在胸口，眼泪止不住地流。他不敢出声，咬着牙，肩膀一耸一耸的。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去厂里的澡堂洗澡，他那时候小，父亲把他架在肩膀上，他双手抱着父亲的脑袋，觉得父亲是世界上最高最高的人。现在父亲瘦成了一把骨头，可他还是想让他架在肩膀上，再当一回那个最高的人。

那天晚上张明把存折里的钱取了出来，又添了些自己的积蓄，去跟房主把合同签了。房子不大，使用面积四十来平，带个十几平的小院子。房主听说他是给父亲买的，主动又让了五千块，说祝老爷子身体早日康复。张明说谢谢，签完字以后他在那个空荡荡的院子里站了很久。院子里的土是翻过的，墙角有几棵月季，叶子已经掉光了，光秃秃的枝干在风里摇。他蹲下来摸了摸那些土，土是湿的，软软的，带着草根的腥气。他在心里跟母亲说，妈，您看见了吗，爸给您买了个院子。

第二天他回去跟父亲说房子买下来了，张德贵嗯了一声，脸上没太多表情，但嘴角动了动。张明拿出手机给他看院子的照片，他就着儿子的手看了半天，说那几棵月季春天能开花吧。张明说能，到时候给您搬过去种。张德贵没接话，又看了几眼照片，才把手机还给儿子。

又过了两天，张明带着父亲去了市医院。挂了心内科的专家号，做了冠脉CTA。检查结果出来以后，专家拿着片子看了很久，跟张明说，冠状动脉有多处狭窄，最严重的堵了百分之七十五，而且位置不好，在左前降支。建议做支架手术，或者搭桥。张明站在诊室里，腿有些软。专家说不用太紧张，现在这个手术很成熟，成功率很高，但病人年纪大了，术前术后都要格外注意。

张明从诊室出来的时候，张德贵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等着。他看见儿子的脸色，心里已经明白了七八分。他站起来，走到张明面前，问他怎么说。张明努力笑了笑，说："医生说要放个支架进去，把血管撑开就好了，小手术。"张德贵点了点头，说："那就做吧。"

回家的路上父子俩都没怎么说话。张明专心开着车，张德贵坐在副驾驶上，看着车窗外飞掠而过的街景。十月底的街道两旁，树叶子都掉光了，灰扑扑的一片。路上有人推着自行车在走，后座上绑着捆大葱。有人在路边摊上买烤红薯，手上捧着个纸袋呵着白气。这些平常的景象在车窗外一晃而过，张德贵看着看着，忽然觉得有点舍不得。

他想，要是手术顺利的话，他还能再走一阵子。虽然可能走不了两万步了，但每天出去走走转转还是行的。他想去那个新院子里看看，亲手把那几棵月季挖出来重新栽一下，再买几盆茉莉摆在墙角。要是春天来了，花开出来，他就搬把椅子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周慧芬要是能看见就好了。

回到家以后张明给驾校打了电话，又续了一周的假。他说要做手术的事，张德贵说不用急，再过几天也不迟。张明说早点做早点好。张德贵没再反对。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张德贵胃口好了些，吃了大半碗米饭，还喝了一碗排骨汤。张明看着父亲吃饭的样子，心里稍微踏实了些。

晚上张德贵躺到床上以后，又拿出那个笔记本翻了一会儿。他找到夹着那张纸条的那一页，把纸条抽出来看了看，又放回去了。他看着周慧芬写的那些字，看着那些照片里两个人笑得眉眼弯弯的样子，忽然就释然了。他想，这条路他走了五年了，该走的路都走过了，没走完的那些，让张明替他走也一样。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回床头柜，关了灯躺下来。窗外的月光还是那个样子，白白的，清清的，照在地板上像一层薄霜。他闭上眼睛，听着隔壁房间里张明轻微的鼾声，心里安安静静的。他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晚上，也是这样的月光，他下了夜班骑车回家，远远地看见家里窗户还亮着灯，周慧芬在等他。他推门进去，她坐在床边织毛衣，头一点一点的，快要睡着了。他叫她，她猛地醒过来，说你怎么才回来，饭都凉了。她说他去热饭，他站在门口看着她穿着拖鞋啪嗒啪嗒走进厨房的背影，心想这就是家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背影一直都在。他闭上眼睛，那个背影还在面前晃，还是那么年轻，还是穿着那件藏蓝列宁装，还是扎着两条麻花辫。他朝着那个背影笑了笑，慢慢沉进了睡眠里。

第八章

手术安排在十一月三号。住院前一天，张德贵跟张明说想再去走一趟。张明一开始不同意，说你血压高成这样还走？张德贵说就一趟，慢慢走，不走快。张明看着父亲的眼神，最后点了头，说要陪他一起去。

那天早上天还没全亮，父子俩就出了门。张德贵穿上了他那件深灰羽绒服，系了那条蓝围巾，脚上还是那双磨偏了底的蓝色运动鞋。张明穿着一件黑色冲锋衣走在他旁边，步子放得很慢，配合着父亲的节奏。出了小区右拐上建设街，早市刚开始摆摊，卖菜的还在铺塑料布，卖鱼的还在往盆里倒水，空气里有股生鲜混着泥土的气味。

张德贵走得很慢，比平时慢了将近一半。他走几步就歇一歇，站在路边看看那些摊位，看看那些早起的人。卖豆腐的跟他打招呼说张师傅今天晚啦，他说嗯，今天晚。卖花的老板把一桶雏菊摆出来，他就停下来看了看，黄颜色的雏菊一朵朵挤在一起，毛茸茸的，让他想起周慧芬有一件毛衣也是这个颜色。

走到健康步道的时候，银杏叶子已经落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在风里立着。红色的塑胶路面上铺了薄薄一层落叶，踩上去沙沙响。张明走在父亲身侧，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看见父亲脚步还是稳稳的，呼吸也还均匀，就是脸色有些发白，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冒出来。天气凉得很，那些汗珠挂在皮肤上亮晶晶的，也不落。

走到中段的时候，张德贵看见了那张长椅。吴阿姨今天没在，椅子空着，上面落了几片枯叶子。他脚步停了一下，看了看那张椅子。张明问怎么了，他说没什么。他心里想着今天可能是最后一次走这条路了，手术后还能不能来还不知道。他看着那条延伸向前的红色步道，想起这五年来在这条路上的日日夜夜，想起雨天撑伞走的时候伞面上的水珠子，想起晴天走的时候被晒得发热的后脖颈，想起秋天走的时候银杏叶子落在肩膀上又滑落下去。这些琐碎的片段一帧一帧在脑子里闪过，说不上多重要，但都是他的日子。

走到缓坡顶上，他站住脚，往下看了看。整个健康步道在晨曦里安安静静地躺着，像一条红色的带子系在山脚下。远处有几栋楼正在盖，塔吊已经升起来了，在晨雾里半隐半现。更远处是西山的轮廓，黛青色的，山顶上缭着一层薄薄的云。

张明站在父亲身后，也看着那片景色。他听见父亲轻轻叹了口气，那口气叹得很长，像是把胸里头所有的东西都吐出来了。然后他听见父亲说："走吧，回吧。"

回去的路上张德贵走得更慢了。快到小区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看身后那条路。张明也跟着停下来，看见父亲在笑，嘴角弯着，眼睛也弯着，笑得很淡很轻，像是对着那条路打了个招呼。然后他转过身，跟着儿子进了小区。

第二天一早张明收拾好了住院要用的东西，一个帆布包，里头装着换洗衣服、拖鞋、洗漱用品，还有那个笔记本。张德贵自己要带的，张明问他带这个干嘛，他说看看。张明就没再问了。

七点半他们出了门，打车去的市医院。车程四十分钟，张德贵一路上没怎么说话，只是看着窗外。车子经过翠湖路的时候他多看了两眼，经过建设街的时候也多看了两眼，经过那个早市路口的时候他看见卖花的老板正在摆摊，还是那桶黄雏菊，在早晨的光线里亮闪闪的。他收回目光，把外套拉链往上拉了拉。

医院里人来人往，挂号窗口排着长队，化验室门口坐满了人，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看手机，有个小孩子在走廊里跑来跑去被他妈一把拽回来。张明去办手续，张德贵就坐在住院部大厅的长椅上等着。他旁边坐了个跟他年纪差不多的老头，脖子上套着个颈托，歪着脑袋看着天花板发呆。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没说话。

办完手续上了十五楼的心内科住院区，护士把他们领到一个三人间病房。靠窗那张床是空的，张德贵住进去。病房里另外两张床都有人，一个是个六十来岁的女人，满脸愁容地靠在床头输液；另一个是个七十多的老头，正在呼呼大睡，打着响亮的呼噜。张明把帆布包放在床头柜上，又把被子抖开铺好，让父亲躺上去。

护士来量了血压做了登记，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让张德贵换上病号服。那病号服是蓝白条纹的，有点大，袖口长出来一截，他挽了两圈才露出手来。他坐在床沿上，两只脚悬空着晃了晃，鞋已经脱了放在床底下，那双蓝色运动鞋并排放着，鞋带系得整整齐齐。

上午做了术前检查，抽血、心电图、胸片，一样一样来。张明全程陪着，在走廊里来来回回地走。下午医生来谈话，说手术安排在明天上午九点，局麻，从手腕上的桡动脉进去，放一到两个支架，顺利的话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医生说手术风险不大，但毕竟病人年纪大了，可能有并发症，不过概率很低。张明听着，点头，签了知情同意书。

从医生办公室出来以后，张明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他掏出烟来，想到医院里不能抽，又塞回去了。他搓了搓手，跺了跺脚，才往病房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隔着玻璃窗看见父亲坐在床上，手里拿着那个笔记本在翻。他推门进去，父亲已经把笔记本合上了，放在枕头旁边。

那天晚上张明没有回去，在病房旁边的小折叠床上凑合了一夜。夜里他醒了好几次，每次醒过来都看看父亲那边，父亲似乎也睡得不安稳，翻了好几次身。有次他看见父亲坐起来，在黑暗里摸索着从床头柜上拿起水杯喝了口水，然后又躺下去了。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父亲侧躺的轮廓上，瘦瘦的一团，缩在被子里。

快天亮的时候张明又醒了，听见父亲在说梦话。声音含含糊糊的，听不太清，但有几个字他听懂了。父亲在说："快了，就快到了。"翻来覆去就这一句，快了，就快到了。张明在黑暗里睁着眼睛，不知道父亲在梦里走到了哪里，又快到什么地方了。他不敢想，把被子蒙在头上，强迫自己闭上眼睛。

早上七点护士来量了最后一轮生命体征。八点半手术室的人来接了。张德贵换上手术服躺上推车，张明跟在旁边一路推到手术室门口。到了门口推车停住了，护士说家属在外面等着。张明弯下腰，看着父亲的脸。父亲朝他笑了笑，说："没事，小手术。你在外面等着就行。"

张明点了点头，喉咙里堵得厉害，说不出话。他攥了攥父亲的手，那只手凉凉的，瘦瘦的，皮肤底下骨头根根分明。父亲也回攥了一下他的手，力气不大，但握得很实。然后推车就被推进去了，自动门在他面前合上，发出轻轻的一声咔嗒。

张明在手术室门口的长椅上坐下来，双手撑着膝盖，低着头。走廊里安安静静的，偶尔有护士推着器械车经过，轮子在地上发出咕噜噜的声响。他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走了走，又坐下。手机掏出来看时间，又放回去。他想着昨天晚上父亲说的那句梦话，快了，就快到了。他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他总觉得那不是个随口的梦话。

一个多小时以后，手术室的门开了。一个穿绿色手术服的医生走出来，张明立刻站起来迎上去。医生说手术很顺利，放了两个支架，血流恢复了，病人现在在观察室，过一会儿就回病房。张明悬着的心落了一半，连声道谢。医生走了以后他站在走廊里，长长地出了口气，然后靠着墙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又湿了，他用手背狠狠蹭了一下，把那点湿意蹭掉了。

张德贵回到病房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右手腕上缠着厚厚的纱布，左手背上扎着留置针，正输着液。他脸色还不错，比进手术室前还好看些，嘴唇也有了些血色。看见张明进来，他抬了抬右手想打招呼，发现那只手被纱布固定着动不了，就用左手摆了摆。张明走过去坐在床边，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没事，就是手腕那块有点胀，别的都好。

护士过来交代术后注意事项，说这几天要卧床休息，手腕不能用力，多喝水把造影剂排出去，有什么不舒服立刻按铃。张明一条一条记着，点头。等护士走了，他给父亲倒了杯水，插了根吸管递过去，张德贵就着吸管喝了几口，又躺回去了。

那天下午张德贵精神不错，跟张明说了不少话。他说手术的时候他清醒着呢，能看见屏幕上的血管，细细的一根，医生拿根导丝进去，顺着血管走，然后嘭地一下把支架撑开了，血管一下子就宽了。他说看着那一下，心里觉得敞亮了，堵了那么多年的东西一下子就通了。张明听着父亲难得说这么多话，心里高兴，又给他倒了杯水。

晚上张明出去买饭的功夫，病房里只剩下张德贵一个人。另外两个病友都在输液，一个在看手机，一个在打盹。他躺在病床上，右手腕上的纱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左手闲着没事，在被子上面轻轻敲着，像是在打拍子。他侧头看了看窗户外面，十五楼的高度，能看见远处的楼顶和天空。天已经黑了，但城市的光把天空映成了暗红色，星星一颗也看不见。

他收回目光，看了看床头柜上那个帆布包。他想拿出那个笔记本再看看，但右手动不了，左手又够不着。算了，不看了。他闭上眼睛，安安静静地躺着。隔壁床的那个打呼噜的老头又开始打呼噜了，呼噜声一长一短，像拉风箱似的。他听着听着就笑了，这呼噜让他想起以前在机床厂车间里，那台老冲床的声音，也是这么一长一短的。

他闭上眼，在呼噜声里慢慢睡着了。梦里没有周慧芬，没有花，没有路，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片安安静静的白，他在那白里头轻飘飘地浮着，不费一点力气。

第九章

术后第三天，张德贵可以下床走动了。张明扶着他从床上下来，穿上拖鞋，在病房里慢慢走了两圈。走第一圈的时候他还有些虚，扶着床沿不敢松手，走第二圈就好多了，步子稳当了些。他说想出去走走，张明说不行，先在走廊里活动活动。他就扶着他出了病房，在走廊里慢慢踱了一个来回。走廊尽头有扇窗户，能看到外面的街景。他站在窗户前看了会儿，十一月了，街上的人穿得厚厚实实的，行色匆匆的。有个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从楼下经过，后座上的箱子红得耀眼。

下午医生来查房，看了各项指标，说恢复得不错，再观察两天就能出院了。张德贵问还能走路吗，医生说走可以，但别走太多，每天三四千步顶天了，循序渐进，等复诊的时候看情况再调整。张德贵点了点头，没说别的。

张明在旁边听着，松了口气。医生走后他给父亲倒了杯水，端到他手边。张德贵接过来喝着，忽然说："小明，你回去把驾校的事处理处理吧，别老在这儿守着。我这没事了，自己能照顾自己。"张明说不急，再等两天一起出院。张德贵说："你驾校那么多学员等着呢，耽误久了人家不乐意。"张明想了想，也是，请了快两周假了。他说："那我明天回去一天，后天再来，接你出院。"张德贵说行。

第二天早上张明走了以后，病房里一下子安静了。另外两个病友都在睡觉，张德贵靠在床头，左手翻着那个笔记本。他翻了没几页就合上了，放回枕边。他转头看着窗外，今天的天气不错，天蓝得透亮，云彩丝丝缕缕地挂在远处。他忽然想一个人出去走走。就一会儿，在楼下花园里转转，不累着自己。

他慢慢从床上下来，穿上拖鞋，又找了自己的外套披上。右手腕还缠着纱布，动不了，他就用左手拉了拉衣服下摆，然后把拖鞋换成了那双蓝色运动鞋。系鞋带费了些功夫，一只手不好使，他弯着腰弄了好一会儿才系好。扶着墙慢慢走出病房，走廊里安安静静的，护士站那边没人注意他。他沿着走廊走到电梯口，按了向下的按钮。

电梯门打开，里面站了两个推着轮椅的护工。他侧身进去，站在角落里。电梯下到一楼，他跟着人流走出来，穿过大厅，从侧门进了医院后面的小花园。花园不大，几棵常青树，一片草地，几条鹅卵石小径，还有几张长椅。他找了个向阳的长椅坐下，把腿伸直了，靠在椅背上晒太阳。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他眯起眼睛，连日的疲惫像冰一样化了。

他在长椅上坐了很久，久到阳光从头顶移到了西边。中间有个小护士从旁边经过看了他一眼，大概认出了他是心内科的病人，多看了两眼就走了。他想站起来活动活动，刚站起身，又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花园入口那边走过来。

灰布衫，花白头发，手里还是提着那个布兜。是吴阿姨。

吴阿姨也看见了他，愣了一下，快步走过来："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住院了吗？"张德贵也有些意外，说："你怎么知道我住院了？"吴阿姨说："我那天碰见你家老赵头的媳妇了，她说你做手术了。我寻思着来看看，还怕找不着你住的科室呢。"她从布兜里掏出一个保温杯递给他："姜茶，刚泡的，温着呢。"

张德贵接过来，这回没有犹豫就拧开盖子喝了。姜茶还热着，顺着喉咙流下去，暖意从胃里散开来。他喝了几口，把盖子拧好还给吴阿姨。吴阿姨在他旁边坐下来，把布兜搁在膝盖上，看了看他右手腕上的纱布，说："手术怎么样？"他说挺好，医生说恢复得不错。吴阿姨点点头说那就好。

两个人就这么坐着，晒着太阳。花园里安安静静的，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吴阿姨从布兜里又掏出一个橘子开始剥，剥好了递给他一半。他接过来吃了，橘子还是甜的，跟上次那个一样。

吴阿姨说："你不在这几天，那条路上安静了不少。我每天坐在那儿看书，老觉得少了点什么。"张德贵没说话，又掰了一瓣橘子放进嘴里。吴阿姨接着说："你走了那么多年的路，冷不丁不走了，是不是觉得空落落的？"张德贵想了一下，说："是有点。但医生说了，以后还能走，就是不能走那么多了。"

吴阿姨笑了："那就好。你少走点，每天来那条长椅上坐坐也行。我到时候给你带茶，带橘子。"

张德贵转头看了看她。她侧脸上有皱纹，一道一道的，但眼睛亮亮的，看人的时候带着笑。他想起周慧芬也是这样的眼睛，笑起来弯弯的。他心里头动了动，说："等我出院了，我请你吃饭吧，谢谢你的姜茶和橘子。"

吴阿姨摆摆手说："不用请，你要是真谢我，以后走路的时候别再走那么急了。慢慢走，看看路边的花啊草啊，多好。"张德贵说："我尽量。"

他们在花园里又坐了一会儿，太阳快要落山了，光线变得柔和起来，把树影拉得长长的。吴阿姨说该回去了，明天再来看他。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又把布兜挎好，转身走了几步又回头说："你那手腕别乱动啊，养好了才能走路。"张德贵朝她摆摆左手，说知道了。她笑了笑，走了。

张德贵坐在长椅上又待了一会儿，一直到太阳完全落下去了，花园里亮起了路灯，他才慢慢站起来往回走。回到病房的时候护士正在找他，看见他进来松了口气，说你下床怎么不说一声，吓死我们了。他赔了个不是，说就去楼下坐了坐。护士叮嘱他不要再乱跑了，他答应了，躺回床上。

晚上张明打电话来问他情况，他说明天就能出院了，让张明不用着急，办完事再回来。张明说今天把驾校的事处理得差不多了，明天一早回来接他。他把电话挂了，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今天走了些路，脚底微微有些酸，但胸口不闷了，心跳也稳当。他摸了摸心口的位置，那里放了两个小东西，把堵了多年的路撑开了。他想着明天就能回家了，心里头有点高兴。那个新买的带院子的房子，他还没去看过呢。他想出院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那个院子。

第十章

出院那天是个大晴天，阳光把医院的玻璃幕墙照得金灿灿的。张明一大早就到了，办完出院手续，拎着那个帆布包，扶着父亲走出住院大楼。张德贵站在大楼门口的台阶上深深吸了口气，医院外面的空气不一样，有车尾气的味道，有路边早点摊的香味，还有梧桐叶腐烂后那种潮湿的气息。这些味道混在一起，让他觉得真切又踏实。

回家的车上，张德贵问："那个房子，带我去看看吧。"张明说："不急，您刚出院，先回家歇两天。"张德贵说："不累，就看一眼。"张明从后视镜里看了看父亲，脸色还好，精神也还行。他方向盘一打，拐上了另一条路。

车停在翠湖路二十八号院门口。张明扶着父亲下车，开了铁栅栏门。张德贵慢慢走进去，站在院子中央。院子比他想象中小一些，但很规整，方方正正的一块地，铺了青石板小路，其余地方是翻了土的。墙角那几棵月季还光秃秃的，但枝干是活的，不是枯死的。他蹲下来摸了摸月季的枝条，硬的，有韧性，来年春天一定能发芽。

他站起来，看了看那扇窗户，窗帘拉着，看不见里面。张明拿着钥匙开了门，他说进去看看。张德贵在门口站了一下，跨过门槛进去了。房子不大，客厅连着厨房，一间卧室，一个卫生间。窗明几净的，前任房主收拾得干净。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客厅照得亮堂堂的。

张德贵在客厅里站了很久。他想象着把家具搬进来摆放的样子，沙发搁在靠墙那面，电视机摆在对面，周慧芬那张照片挂在电视柜上面。阳台上放一把藤椅，他没事就坐在那里晒太阳。院子里的花开了以后，从窗户望出去就是一片颜色。

张明站在旁边说："爸，您要是觉得行，过两天我就找人把墙刷刷，家具搬过来，您就能住进来了。"张德贵点点头说："行。"他走到窗户前，伸手推了推窗户，窗户很灵活，一推就开了，带着草木气息的风涌进来。他往外看了看，院子里那几棵月季就在窗根底下，开春以后长了叶子就能伸到窗户边上来。

从房子里出来，张德贵在院子里又站了一会儿。他弯腰捡起一片枯叶子，看了看，又放回土里去了。他想着等天气暖和了，他要去花市买些花种子，矮牵牛啊太阳花啊，好养活的那种，撒在墙角就能长一片。墙角那棵不知道什么树，叶子落光了，但枝条疏疏朗朗的，应该是个好品种。

回到老房子以后，张德贵的精神明显好了不少。午饭吃了满满一碗面条，还喝了一碗汤。下午他在屋里慢慢踱着步，这儿摸摸那儿看看，像是在跟这个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道别。他把衣柜里的衣服一件件拿出来叠好，又把厨房里的瓶瓶罐罐分类装进纸箱。张明想帮忙，他说不用，让他自己慢慢弄。

收拾到阳台的时候，他站在那盆半死不活的茉莉前。茉莉还活着，叶子虽然黄了大半，但顶上冒了两片新叶，嫩嫩的绿绿的。他把花盆端起来看了看，根部有新的须芽长出来了，白白的，细细的。他决定把这盆茉莉带到新房子去，就栽在院子里那个阳光最好的角落。

晚上张明走了以后，张德贵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电视机开着，但他没在看。他手里拿着那个笔记本，一页一页地翻，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窗外头有人放鞭炮，噼里啪啦的，不知道谁家办喜事。鞭炮声在安静的夜里传得很远，炸完了又安静下来，只有余音在楼缝里回荡。

他把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看着周慧芬写的那行字——"老张说等退休了带我去西藏，我说我身体怕是吃不消了。他说不怕，慢慢走，总能走到。我说那走不动了你背我？他说好，我背你。"

他看了很久，然后从床头柜里拿出那支用了很久的圆珠笔，在那一页底下添了一行字。他写得很慢，一笔一划的："二零二一年十一月，我在云南，走不动了。但张明会替我们走的。"

写完之后他把笔记本合上，又摸了摸封皮，然后放回帆布包里。明天搬家的时候一起带过去。他关灯躺下，听见楼下野猫叫了一声，尖尖细细的，像是在跟谁打招呼。他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这一夜没有做梦。

第十一章

搬家那天是个星期五，张明带了三个驾校的学员来帮忙，都是年轻小伙子，干活利索。张德贵的老房子东西不多，几件家具，几箱衣物，一些零碎，装了一辆小货车就拉完了。张德贵坐张明的车过去，怀里抱着那盆茉莉。

到了新家，小伙子们把东西搬进去摆好，又把院子里清理了一遍，扫干净枯叶，翻了翻土。张明在院子里把那棵月季修剪了一下，又刨了个坑，把那盆茉莉从花盆里移出来栽到墙角。张德贵蹲在旁边看着，说坑挖深点，土要压实。张明照做了，又把水浇透。茉莉栽下去以后，在风里头摇了摇叶子，那两片新绿在灰秃秃的枝条上格外醒目。

张明给父亲在阳台上摆了那把藤椅，又在院子里放了个小圆桌和两把折叠椅。他说等来年春天，这儿就热闹了，您可以在院子里喝茶看书。张德贵坐在藤椅上，看着院子里的一切，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只是嘴角微微翘着。

下午人都走了以后，院子里安静下来。张德贵一个人坐在藤椅上，面前是新翻的泥土，墙角是那棵茉莉，窗台上他放了周慧芬的照片，相框擦了又擦，亮亮的。他从帆布包里拿出那个笔记本搁在膝盖上，翻开看了看，又合上。他靠着藤椅背，闭着眼睛晒太阳。十一月的阳光已经没什么温度了，但照在身上还是让人心里舒坦。

他在院子里坐了一个下午，从天亮坐到天黑。黄昏的时候起了风，吹得那棵不知道什么树的枝条来回摆。他把外套裹紧了些，但没有进屋。他就那么坐着，看着天一点点变暗，看着星星一颗颗冒出来。这座城市的光太亮了，星星稀稀拉拉的，但他还是看见了那么几颗，挂在南边的天上，一闪一闪的。

他想起周慧芬说的话。她以前晚上搬把椅子坐到阳台上看星星，老嫌城里星星少。说等以后老了，要去乡下买个院子，院子里没有灯，能看见满天的星星。张德贵那时候说，行，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可后来哪也没去成。

现在这个院子虽然还在城里，但安静下来以后，抬头还是能看见几颗星星的。他仰头看着那几颗星，慢慢点了点头，像是答应了一个什么。

那天晚上张明留下来陪他，睡在客厅的折叠床上。半夜张明起来上厕所，经过卧室的时候轻轻推开门看了看，父亲侧躺着睡着了，被子盖得严严实实的，呼吸均匀平稳。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微微起伏的被子上。张明轻轻把门带上，回沙发上躺下了。他躺了很久没睡着，听着院子里的风声，想着这个新房子父亲总算住进来了。他掏出手机，在备忘录里写了一句："十一月十二号，爸搬进新家了。院子里种了茉莉。"

第二天早上张德贵醒得比平时晚，快七点才起来。他穿上外套走到院子里，晨光刚刚升起来，把墙头染成了淡淡的金色。他走到墙角看了看那棵茉莉，叶子还挺着，没蔫。旁边那几棵月季的枝干上好像鼓出了几个小芽苞，他弯下腰凑近看了看，真是芽苞，米粒大小，顶着冬天冒出来了。他用手指头轻轻碰了碰，硬的，实的，是活的。

他在院子里慢慢走了几圈，步子不大，绕着小圆桌走。走了十几圈觉得有点累，就坐回藤椅上休息。张明从屋里出来，端了杯热豆浆递给他。他接过来喝了一口，烫烫的，甜丝丝的。他说："小明，这院子真不错。"张明在他旁边的折叠椅上坐下，说："您喜欢就好。"父子俩就这么坐着，安安静静地喝各自的豆浆，看院子里的晨光一寸一寸地漫过来。

吃过早饭张明走了，说下午有个学员要考试，他得去盯着。走的时候他说爸您别老坐着，起来活动活动，但别走远。张德贵说知道了。张明出了院门又回头看了一眼，父亲坐在藤椅上朝他摆了摆手，阳光照在他脸上，表情安详。张明关好院门，上车走了。

张德贵一个人在院子里待了一整个上午。他把墙角那几棵月季又浇了遍水，把那棵不知名的树底下的杂草拔了拔。拔完草手上沾了泥，他到水龙头底下冲了冲，水凉得刺骨，他甩了甩手上的水珠，拿衣襟擦了擦。中午他自己下了碗挂面，打了个鸡蛋，吃完以后在屋里走了几圈，又回到院子里坐下了。

下午太阳偏西的时候，他忽然想去那条健康步道看看。就在心里想了想，没真的去。他想等过几天身体再恢复恢复，去走走，就走到那张长椅那里坐坐，看看吴阿姨在不在。他想告诉她自己搬了新家了，院子很安静，能看见星星。还想着请她吃饭的事，说了就要做到。

可那天下午他坐在藤椅上，觉得身上有些乏，眼皮沉沉的就合上了。他在藤椅上打了个盹，醒过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快下山了，院子里的光变成了橘红色，暖融融的。他伸了个懒腰，肩膀上骨头响了一声，站起来回屋去了。

那天晚上他睡得早，天刚擦黑就进了卧室。他躺下来，枕头上还留着新棉花的味道，是张明前几天从超市买的。他把被子拉到下巴底下，侧身躺着，看着窗户外头的天。天还没全黑，蓝紫色的，树影在窗玻璃上晃。他看了好一阵，慢慢闭上了眼睛。

第十二章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八号，星期四，天气晴。

张明早上六点半醒的，今天驾校有个早班学员要练车。他起来洗漱完了，坐在饭桌前喝了杯牛奶，想着等下先给父亲打个电话问问情况。手机拿起来又放下了，太早了，让父亲多睡会儿。

七点半他到了驾校，带着学员上了车。练了大概四十分钟，学员停车休息的时候，他给父亲打了个电话。没人接。他又打了一遍，还是没人接。他心里有点慌，又打了一遍，这回响了很久，最后通了，但那边没有人说话，只有闷闷的，像是手机掉进了什么软东西里头的声音。他喂了好几声，没人应。他挂了电话又打，这回直接关机了。

他心里那根弦一下子绷紧了。他跟学员说了句今天先练到这儿，把车开回驾校，钥匙丢给前台就开车往父亲那边去。一路上他闯了一个红灯，被后面的车按了一通喇叭，他没管。手心里全是汗，方向盘都打滑。他把车速提到最快，又在心里跟自己说别慌别慌，可能就是手机没电了，父亲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忘了充电也是常有的事。

车停在二十八号院门口。他跳下车开了院门跑进去，院子静悄悄的，茉莉和月季在晨光里安静地站着，阳光亮堂堂的，照得墙上的裂纹都清清楚楚。他跑到屋门口掏钥匙，手哆嗦得插了好几次才插进去。

门开了。屋里很静，静得让人心里发毛。他叫了一声爸，没人应。他几步冲进卧室，推开门。

窗帘没拉，阳光把整间屋子照得通亮。床上被子铺得整整齐齐的，跟昨晚他走的时候一个样，叠好了摆在床头。父亲穿着那件深灰羽绒服，蓝色的围巾围在脖子上，脚上穿着那双蓝色运动鞋，鞋带系得好好的。他靠在床头，头微微歪向窗户那边，脸上表情安安静静的，像是在看什么。

张明站在门口，腿一下子就软了。他扶着门框没让自己倒下去，张了张嘴，又喊了一声爸。床上的人没有动，阳光照在他脸上，那张脸上的皱纹被光线熨平了些，看着比平时年轻。张明慢慢走过去，走到床前，伸出手轻轻碰了碰父亲的手。那只手凉了，硬了，指尖微微蜷着，像是攥着什么东西。

张明低头去看，父亲右手攥着那个笔记本，攥得很紧，紧得指关节都发白了。他把笔记本轻轻抽出来，翻开最后一页。最底下那行字还在，是父亲写的："二零二一年十一月，我在云南，走不动了。但张明会替我们走的。"字迹工工整整的，一笔一划都没潦草。

张明合上笔记本，坐在床沿上，伸手把父亲额前那几根头发拢了拢。父亲的神情真的太平静了，嘴角甚至有一点点往上翘着，像是做了一个很好的梦还没醒。张明坐在那儿，伸手握住父亲冰凉的手，就那么握着。他想起昨天晚上父亲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昨天晚上吃了晚饭他走的时候，父亲站在院门口送他，说"路上慢点开，明天不用急着回来，我这儿好好的。"他应了一声说知道了，就上了车。从后视镜里他看见父亲还站在院门口，院子里的灯光从他身后透出来，把影子投在铁栅栏门上。那是他最后一次看见父亲站着的样子。

他在床边坐了很久，久到阳光从窗台挪到了地板上。他打电话的时候声音是平的，听不出什么起伏。打完电话他又坐回床边，握着父亲的手，这回终于哭了出来。哭声不大，低低的，像是怕吵醒谁一样。他把脸埋在父亲的手旁边，肩膀一抽一抽的，哭了一会儿又停下来，用袖子擦干了脸，站起来走到窗户前，把那扇窗户推开了一半。

带着草木气味的冷风涌进来，吹动了窗帘。他站在窗户前看着那个小院子，墙角那棵茉莉的叶子在风里抖着，今天早上父亲肯定又给它浇过水了，土还是湿的。小圆桌上的茶壶还在，里面泡了父亲最爱的老茶头，揭开盖子还能闻到一股檀香似的茶气。那把藤椅还朝着院子摆着，椅面上有个人坐过的凹痕。

张明在窗前站了很久，直到社区医院的人来了。进了院子，忙了一阵，又走了。后来殡仪馆的车也来了。他看着那些人把父亲抬上车，盖着白布，从那个院子里穿过去，出了铁栅栏门。他站在院门口看着车走远了，拐了个弯就不见了。

院子里又安静下来，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那棵不知名的树上最后几片叶子落了下来，打着旋儿飘到地上。张明弯腰把叶子捡起来，攥在手里，然后又松开，让风把它吹走了。

他回到屋里，坐在父亲那张藤椅上。阳光还是暖的，照在他身上，照在院子里那片翻过的土上。他闭上眼睛，能感觉到椅面上残留的温度，不知道是阳光晒的，还是父亲留下的。他坐在那儿，安安静静地，坐了一个下午。

第十三章

张德贵的葬礼在三天后。来的人不多，都是些老邻居和老同事。老赵头来了，在灵堂前鞠了个躬，站了半天，嘴里嘟囔着"好好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包子铺的老周也来了，提了两笼包子搁在供桌上，说张师傅早上路过的时候老说吃饱了，今天这包子您慢慢吃，不赶时间。吴阿姨也来了，她穿着那件枣红棉袄，在灵堂里站了很久。她走到张明面前，把那个布兜递给他，说里头是几包她自个儿晒的橘皮，泡水喝对心脏好。她说你爸这辈子走得太多太快了，你以后慢慢走。

张明接过布兜，道了谢。吴阿姨又看了一眼灵堂上的照片，那是张德贵六十五岁那年拍的，人还没瘦下来，脸上带着笑，看着精神得很。吴阿姨看了好一会儿，转身走了。

送完最后一拨客人，张明一个人站在灵堂里。供桌上的香烧完了，他又点了一根插上去。照片上的父亲看着他，好像在说别忙活了，回去歇着。他把灵堂收拾干净，关了灯，走出门去。外面在下小雨，细细密密的，他把外套帽子拉上来扣在头上，走进雨里。

又过了几天，张明开始整理父亲的遗物。东西不多，衣服叠好装进袋子里，准备捐了。厨房里的锅碗瓢盆能用的留着，过期的调料扔掉。床头柜那个抽屉打开的时候，他看见了那扎钱，橡皮筋还扎着，跟之前一样。他数了数，小一万块，都是父亲每个月省下来的。他拿着那扎钱坐在床上发了会儿呆，然后放进了自己口袋里。

抽屉最里头是那个铁皮月饼盒。他打开来看，里面是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铜顶针、断发卡、旧公交卡、一封信。他把信展开，信纸已经发黄了，折叠处裂开了口子。上面的字是父亲的笔迹，年轻时候的字，比后来有劲儿多了："慧芬同志你好，我是三车间的张德贵。上次联欢会以后就总想跟你说句话，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今天在食堂碰见你，你朝我笑了一下，我回来想了半天，觉得还是得给你写封信……"

张明看到这里就看不下去了，把信叠好放回铁盒里，又把铁盒放回抽屉原处。他关好抽屉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去。雨已经停了，天放晴了些，云缝里露出淡蓝色的天。墙角那棵茉莉还在，叶子经过雨淋更绿了些，新长出来的那两片已经伸展开了，嫩生生的。他蹲下来看了看月季的枝条，芽苞比前两天又鼓了些，好像马上要破出来似的。

他在院子里蹲了很久，直到腿麻了才站起来。他看着这个小院子，看着墙角的茉莉和月季，看着那把空着的藤椅，忽然想起父亲说的那句话了。他说走不动了，但张明会替他们走的。

那天下午张明开车去了健康步道。他把车停在步道入口的停车场，下了车，沿着那条红色的塑胶路慢慢走。十一月底的步道上人很少，银杏树的叶子落光了，但路边有些常青的灌木还绿着。他走得很慢，跟父亲以前完全不一样的节奏。他走到中段的时候看见了那张长椅，吴阿姨今天不在，椅子空着。他走过去坐了一会儿，看着前面那条路延伸出去，在缓坡的地方拐了个弯看不见了。

他坐在那张长椅上，掏出手机打开微信运动。父亲的头像还留在他的好友列表里，最后一天的步数是零。他把那个数字截了图存下来，然后关掉了屏幕。风从路的那头吹过来，凉凉的，带着西山上的松树味道。他站起来，继续往前走，走到缓坡顶上站住，往下看了看。整条步道在薄薄的暮色里安安静静地铺着，红色的路面像一条缎带。

他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身往回走。走回停车场的路上他经过那张长椅，停下来看了看，想到父亲在这张椅子上坐过，喝过吴阿姨的姜茶，说过他这辈子没跟别人说过的话。他对着那张椅子点了点头，像是跟什么人打了个招呼。

第十四章

冬天来了。翠湖路两旁的梧桐树彻底光了，光秃秃的枝丫在风里伸着，像是跟天空讨什么东西。张明每周都去父亲的院子里一趟，浇花，剪枝，收拾落叶。那棵茉莉和月季都好好活着，月季的芽苞过了冬以后更饱满了，枝干上鼓起一粒一粒的小圆点，等着春天来破出来。

元旦那天张明买了些菜，一个人在院子里做了顿饭。红烧排骨、清炒菜心、一碗蛋花汤，都是父亲爱吃的。他把菜摆在那个小圆桌上，摆了两副碗筷，对面那副碗筷前搁了一杯酒。他自己也倒了杯酒，端起来碰了碰对面的杯沿，说爸，新年快乐。然后一仰头把酒喝了。院子里安安静静的，只有风吹竹叶的声响。他喝完酒又坐了会儿，把菜收进厨房，碗洗了，擦了桌子，然后坐在藤椅上发了一会儿呆。

春节前他去花市买了些花种子，太阳花和矮牵牛的，回来以后撒在院子墙角那片翻过的土里。撒完了又浇了水，蹲在那儿看了半天。他想等春天来了，这些花种子就会发芽长叶子，到夏天的时候能开出一片颜色来。那时候他要把父亲的藤椅搬出来，泡一壶茶，坐在院子里看看那些花。

大年三十那天晚上，张明在院子里挂了一串小彩灯。灯亮起来的时候把整面墙都照得花花绿绿的。他自己坐在小圆桌前吃了顿年夜饭，又摆了一副空碗筷。鞭炮声在远处噼里啪啦地响着，把天空映得忽明忽暗。他端着酒杯对着那副空碗筷说："爸，院子的花种子我撒下去了，春天就发芽。你看着吧，到时候开一大片。"

正月初三那天，有个老邻居路过院门口，看见门开着就探头进来看了看。张明正在院子里给月季松土，站起来打招呼。老邻居说："小张啊，你爸走了也快三个月了，你这院子收拾得真好。"张明说："还行，把花养好了，春天就能开了。"老邻居看了看墙角那几株月季和茉莉，又看了看那片撒了种子的土，咂了咂嘴说："你爸要是看见这院子开花，肯定高兴。"张明笑了笑说："他看得见。"

第十五章

三月初的一天，张明又去了健康步道。天暖和了些，银杏树冒出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在枝头上挂着像一排小铃铛。步道上的人多起来了，跑步的、散步的、遛狗的，热闹得很。张明走到中段那张长椅的时候，看见吴阿姨又坐在那儿了，还是那件灰布衫，还是捧着本书。

吴阿姨看见他，招了招手。他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来。吴阿姨说："你好久没来了。"他说："冬天冷，走得少。现在暖和了，多走走。"吴阿姨从布兜里拿出个橘子递给他，他接过来，说："阿姨，我爸以前老吃您的橘子。"吴阿姨笑了一下，说："他走了以后，我每天还坐这儿。习惯了。有时候总觉得他还会从那头走过来，走得好快，啪嗒啪嗒的。"

张明把橘子掰开吃了一瓣，说："我妈走了以后，他每天晚上看她的照片，看了五年。"吴阿姨没说话，把手里的书合上放在膝盖上。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我知道。他跟我说过，他走路是为了替他老伴走。"张明愣了一下。他从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事，父亲也从来没跟他提过。但吴阿姨知道。她早就知道了。

吴阿姨看着前面那条步道，阳光照在红色的路面上亮晃晃的。她说："你爸这个人，心里头装的事多，但嘴上不说。他走那么快，不是想锻炼身体，是想快点走到头。走到头了，就能见着他老伴了。"张明低着头吃橘子，听见这话鼻头一酸。他嚼了两下把橘子咽下去，说："他最后是穿着我妈给他织的围巾走的。"

吴阿姨点了点头。两个人又坐了一会儿，吴阿姨站起来说要回去了。她走了两步又回头，说："你以后常来走走吧，不用走太多，慢慢走就行。"张明说好。他看着吴阿姨的背影沿着步道走远了，灰布衫在风里一飘一飘的，走到了拐弯的地方就不见了。

他一个人坐在长椅上，把那半个橘子吃完了。橘子很甜，甜得牙根都有些发酸。他把橘子皮叠好攥在手心里，站起来继续往前走。走到缓坡顶上他站住，看见山脚下的那片桃花开了。绯红绯红的一大片，像是谁把胭脂泼在了山坡上。他站了很久，看着那片桃花，想着春天真的来了。

回家的路上他拐到花市去，又买了几盆花。一盆栀子，一盆米兰，还有一盆小雏菊。他把花搬回院子里，在墙角那排摆好。院子里的太阳花种子已经发芽了，密密麻麻的小绿点从土里冒出来，像一层绒毛。月季也长出了新叶，嫩红的叶子在风里舒展开来。茉莉顶上那一截已经绿油油的了，长了好几对叶子，精神得很。

他搬了把椅子坐在院子里，把手机里的照片翻出来看。父亲那张六十五岁时的照片，母亲那张扎着麻花辫的照片，还有后来父亲在暴走时别人给他拍的侧影，穿着蓝运动鞋大步走在路上的样子。他把那几张照片并排放着看了很久。阳光暖融融的，照在后背上像一只手搭着。他靠进椅背里，闭着眼睛，能闻见新翻的泥土的味道，还有那些花苗散出来的清苦的绿意。

他就在院子里坐着，什么也没干。坐了一会儿睁开眼，看见墙角那棵不知道名的树也冒了新芽，细碎的嫩叶密密麻麻地缀满了枝头。他站起来走过去，抬手够了一小片新叶下来，放在手心里。叶子薄薄的，能透光，叶脉清晰得像张地图。他把叶子举到眼前对着太阳看了一会儿，然后轻轻放回了树根底下。

风从墙头吹过来，把那些新叶吹得哗啦啦响。整棵树的嫩芽都在风里颤着，像一个刚醒过来的人正在伸懒腰。张明站在树下看了很久，然后转身回了屋。他走进卧室，从柜子里拿出那个笔记本，翻了开来。最后一页那两行字并排着，一行是母亲的，一行是父亲的。他把本子合上，放到床头柜上，跟那个铁皮月饼盒搁在一起。

晚上他在院子里吃晚饭，自己炒了两个菜，煮了锅米饭。他给自己倒了杯茶，不是酒。他对着院子里那些花花草草举了举杯子，说："爸，妈，你们看，这院子多好。"

风没有回答他，只有树叶在响。但月光很好，把院子里照得亮亮的。那些新栽的花苗在月光底下安安静静地站着，影子淡得像一层霜。

第十六章

后来张明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傍晚驾校收工以后，他会先回那个院子一趟，给花浇浇水，在藤椅上坐一会儿，然后再回自己住处。有时候坐着坐着天就黑了，他就起来打开那串小彩灯，看着满院子忽明忽暗的光，心里头就踏实。

院子里的太阳花开了，五颜六色的一大片，把墙角铺满了。矮牵牛也开了，紫色的、粉色的，爬了半面墙。月季打了好几个花苞，沉甸甸地垂着头，像是藏着什么宝贝。那棵茉莉长得更壮了，枝叶繁茂地拢成一团，新叶子油亮亮的，再过一阵也该有花骨朵了。他每天蹲下来看看这些花，跟它们说说话，说说今天驾校来了几个新学员，说说路上碰见了什么新鲜事。花听不懂，但它们照旧开着，一朵比一朵热闹。

有天傍晚他坐在藤椅上，看见夕阳从墙头慢慢落下去，把整个院子都染成了金色。他突然想起父亲说的那句话了。人这一辈子，有些路是走不完的，但只要在走，就不算白活。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门口往外看了看。街上安安静静的，路灯刚刚亮起来。他回过头看着这个小院子，满院的花在暮色里摇晃着，像是一群人在朝他挥手。

他把院门关好，锁上，沿着翠湖路慢慢地走。他没有走远，就在小区附近绕了一圈，走了大概三四千步就回来了。回来的路上他经过那个包子铺，老周正在收摊，看见他说："小张啊，又散步呢？"他应了一声说："嗯，走走。"老周说："你爸以前也走，他走得好快，我这边包子还没揭盖他都已经走过去了。"张明笑了笑说："我走得慢。"

他继续往前走，拐过街角的时候月亮升起来了。圆圆的，白白的，挂在东边的楼顶上，边缘有一圈模糊的光晕。他看着那月亮走了一阵，到院子门口停了停，又看了一眼头顶的月亮，才推开门进去了。

那晚他在院子里坐到很晚。月光把那些花照得清清楚楚，白的紫的粉的，一朵一朵都像在发光。他靠在藤椅背上，仰头看着天上的星星。城里的星星还是不多，但仔细看还是能看见几颗，挂在头顶正上方，安安静静地亮着。他想起那个笔记本里的话，想起父亲写在最后一页的那行字，想着想着就睡着了。在院子里睡着了，靠着椅背，头歪向一边。月光照在他身上，像是有人给他盖了一层薄薄的被。

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也在这院子里，但院子里坐了三个人。除了他，还有父亲，还有母亲。父亲穿着那件深灰羽绒服，坐在旁边那把折叠椅上，手里端着杯茶。母亲穿着那件藏蓝色列宁装，坐在那棵茉莉旁边，伸手摸着一朵刚开的花苞。三个人谁也没说话，就那么坐着，看着院子里那些花在月光底下摇。风从墙头吹过来，把花的影子吹得晃来晃去，像一幅画动了起来。

他醒过来的时候天快亮了，东边的天空泛着蟹壳青。他发现自己还坐在藤椅上，身上凉飕飕的，露水打湿了袖子。他坐直了揉了揉脖子，看了看四周。花还在，院子还在，月亮已经落下去了。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胳膊腿，走进屋里去烧水泡茶。水烧开的时候，窗外的第一缕晨光照进了院子，把那片太阳花照得亮起来，一朵一朵的，像在对他笑。

他端了杯热茶出来，坐到藤椅上。新的一天开始了，鸟在叫，风在吹，花在开。他喝了一口茶，热热的茶水顺着喉咙滑下去，把一夜的凉气都驱散了。他把杯子放在小圆桌上，两只手交叠着搭在膝盖上，看着那片晨光里的花，嘴角慢慢弯了起来。

他想，这条路他会走下去的。不用走太快，也不用走太远，就这么慢慢走，走一步算一步。把父亲没走完的路接着走，把母亲没看到的花接着看。日子还长着呢，花还会一茬一茬地开，星星还会一颗一颗地亮。他坐在那片晨光里，觉得父亲母亲都还在，就在这院子里，在花丛里，在风里，在那些细细碎碎的光影里。

他没有再说话，就安安静静地坐着。阳光越来越亮，把整个院子照得暖洋洋的。墙角那棵茉莉的叶尖上凝着一颗露珠，在光线里头折出一道小小的彩虹。他看见了，笑了一下，然后端起茶又喝了一口。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每天傍晚他回来浇浇花，坐坐藤椅，看一阵星星。周末的时候他走得远一些，会走到健康步道上去，在中段那张长椅上坐一会儿，有时候碰见吴阿姨就跟她聊两句，碰不见就自己坐着看看风景。步道上永远有人在走，有快有慢，有老有少。他坐在那儿看着来来往往的人，觉得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各有各的方向，各有各的走法。

他走的路是父亲留下的。那路不长，从翠湖路到健康步道，从缓坡顶到小区门口，来回也就那么几公里。但每一脚踩下去，都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