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凄风苦雨，只有满纸春风！苏轼这首诗，写尽身处逆境的通透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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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嘉祐元年（1056年），年近五旬的苏洵带着两个年轻气盛的儿子，自蜀地出发，跋涉千余里赴京赶考，翌年，兄弟俩双双进士及第。

这一年，苏轼21岁，苏辙19岁，“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二人学识渊博，皆有“致君尧舜”的远大抱负，对前途充满信心。

可残酷的现实却让他们屡屡碰壁，熙宁变法开始后，苏轼更是历尽外放和贬谪之苦，好在，他世事通透，凡事都能看得开。

“此心安处是吾乡”，他曾借柔奴之口，道尽随遇而安的豁达，也曾在送别友人时，说出“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通透。

所以，当绍圣元年（1094年），他遭到政敌“讥讽先朝”的罪名弹劾，短短数月内接连降职贬谪，一路从河北贬到四千里外的惠州，心绪也没有太大波澜。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初到瘴疠肆虐的惠州，他并没有感到荒凉，而是如久别重逢那般亲切，这首《十月二日初到惠州》即作于彼时。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
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宋 苏轼《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简译：

初到惠州，眼前的景象似曾相识，恍惚间还以为是在梦中，令人欣喜的是，这里的鸡犬都像是就像旧相识般对我摇尾相迎。

当地的官吏和百姓都感到惊讶，纷纷打听我究竟因何事被贬谪到如此遥远的地方，父老乡亲们更是互相搀扶着，热情地出门迎接我这个白发老翁。

当年苏武出使匈奴，怎会预料到自己还能活着回到中原，管宁避乱辽东，本意打算在那里终老一生。

如今，岭南家家户户都酝酿着醇美的“万户春”酒，在这温暖的春色中，定会有志同道合的隐士高人，与我这个寄居此地的闲人相伴。

赏析：

苏轼之所以被贬到遥远惠州，表面上看是被指控“谤讪先帝”，深层原因则是他不肯随波逐流的独立人格。

他既反对新党的急功近利，也不赞同旧党的因噎废食，这种“一肚皮不合时宜”的耿直，让他在党争的夹缝中两面受敌。

高太后病逝后，宋哲宗执政，新党被启用，元祐旧臣再度遭到清算，岭南是瘴气弥漫的荒蛮边地，也是放逐苏轼的去处。

这一年，苏轼五十九岁，年岁已近花甲，他拖着一身病痛，携幼子苏过和侍妾王朝云，踏上四千余里的漫漫旅途。

朝廷的文书写的分明，他只是惠州安置的宁远军节度副使，不许插手地方政务，名义上尚有官身，实则就是被看管的流放之人 。

初夏时节，他带着一家人从颖昌上船，一路向南，入淮河、过长江、至鄱阳湖、溯赣江，翻越大庾岭后顺北江而下经广州，最终抵达惠州。

从大宋最北面的定州到最南面的惠州，苏轼此行跨越了四千多里的漫长路程，历时半年的颠沛流离，于农历十月初二在惠州桥西衡水渡码头上岸。

面对这趟九死一生的流放之旅，苏轼本以为会迎来无尽的凄凉与敌意，岂料，当他踏上惠州的土地时，却意外地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温暖。

彼时的惠州太守詹范，给予苏轼极大的礼遇和关照，不仅亲自带人到码头迎接苏轼，还不顾贬官不能入住官方驿站的规矩，安排苏轼一家住进了合江楼。

此诗就写于这样的情况下，没有通常贬谪诗中常见的凄风苦雨，通篇洋溢着一种如沐春风的旷达和喜悦。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诗一开篇，便铺开一份奇异的亲切感，初到异乡，他不觉荒凉，反而生出似曾相识的恍惚，像是回到了阔别许久的家乡。

彼时，刘邦定都长安，为解老父思乡之情，依照故乡的模样修筑新城，取名新丰，并将街坊邻居连通他们带来的鸡鸭猫狗一起迁居到这里。

苏轼借用”新丰”之典，将惠州的鸡犬拟人化，在他眼中，这里的猫狗都带着善意和熟悉感，不是归乡又是什么？

江山风月，闲者便是主人，苏轼将异乡作故乡的通透，是他对苦难最温柔的回击，这份心念，消解了异乡的隔阂。

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在紧随其后的颔联，苏轼将视线落向岸边迎接他的人，千里流放的愁苦，在那一刻，被这份质朴的善意冲淡了。

官吏疑惑，百姓好奇，人们面上写满了问号，“惊怪”二字看似无足轻重，却反衬出朝廷迫害忠良的荒谬。

人们并没有因为他的贬谪之身疏远他，不仅太守带着官吏相迎，乡间的父老也相互搀扶着，特地赶来与其相见。

苏轼一生被庙堂抛弃，却被江湖深深拥抱，他深知，只要百姓心里有一杆秤，自己的贬谪便不算真正的失败。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

苏轼在此联引用两处典故，既是借古人的境遇来宽慰自己，也藏着他对自身命运冷静的思量。

苏武被困匈奴十九年，归乡是一份意料之外的侥幸，管宁避乱辽东长达三十七载，坦然做好终老异乡的准备。

他们起初都不知道能否生还，但都等到了归期和心安之所，苏轼借此表达自己随遇而安的决心。

既然回归朝廷的希望渺茫，何不索性放平心绪，如苏武和管宁那般，坦然接受，把此地当作终老之地，做好长久留居惠州的打算？

他并非全然不期盼北归故土，只是历经一轮轮的倾轧，已经不再将还乡视作必然，这也是他历经风浪之后的通透与接纳。

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在唐宋文人的笔下，岭南往往是“好收吾骨瘴江边”的恐怖绝地，但苏轼却用“万户皆春色”颠覆了彼时的刻板印象。

这不仅是岭南气候温暖，当地人性情醇厚，有美酒（万户春）可饮，更是因为他内心的澄澈与光明，只要心中有春意，蛮荒也是江南。

所以，他坚信，在这片春光烂漫的土地上，定会寻得到志趣相投的隐逸之士，愿意和自己相伴闲谈。

他虽坦然承认自己“寓公”的身份，但目光没有紧锁个人的坎坷，把沉重的放逐，转化成对异乡生活的期许。

后记：

这份豁达，绝非一时故作的旷达，初到惠州的这一首律诗，是他岭南时期乐观诗篇的序章。

没过多久，漫步松风亭，他写下《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于南国的花树间捡拾清雅的欢愉，在落花月色中消解漂泊的愁闷。

待到荔枝成熟，一曲《食荔枝》传诵千古，“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沉醉于岭南独有的鲜果风物，甘愿把此地认作家园 。

闲居的日子，他追和陶渊明的诗篇，写下大量《和陶归园田居》，于田园闲趣当中安放心神，褪去朝堂官员的枷锁，以寻常老翁的眼光打量山川烟火 。

《纵笔》当中“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更是把闲散安然的心境描摹得淋漓尽致……

他的豁达从不止于诗文中的自我宽慰，纵然只是一名不得参与公务的贬客，他也不曾把自己封闭在居所，冷眼旁观世间百态。

他牵挂惠州的百姓，主动向当地官员建言献策，推动桥梁建设，推广新式农具，谋划引水方案，默默播撒一腔济世的热忱。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苏轼总能用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在逆境中自我救赎，这就是我们喜欢他的原因吧。 #优质好文激励计划#

参考资料：

《东坡乐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