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本去世30多年，我们仍在讨论她的美貌与穿搭，却忽略了这一点——

“上帝轻吻了她的脸颊，于是奥黛丽・赫本诞生了。”

奥黛丽·赫本用她的优雅与灵动，照亮了整个好莱坞黄金时代。但在长子肖恩·赫本·费勒心中，她从来不是明星，只是“母亲”。

世人总习惯用“优雅”定义奥黛丽・赫本，却常常忽略：那份从未褪色的魅力，从来不是华服与镜头的幻影，而是从一颗高贵、柔软又坚定的心灵自然生长出的光芒。

电影《黄昏之恋》剧照。这是为数不多我母亲用相框裱起来，摆在家里的照片之一，或许是因为里面有她养的第一只约克夏梗“名人”。萨姆·肖摄。©肖家族档案。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赫本长子肖恩·赫本·费勒回忆母亲的经典作品《优雅永存：我的母亲奥黛丽·赫本》，这也是首部由赫本亲人撰写的回忆传记，以独一无二的儿子视角，揭开了赫本最真实的一面，每一页都饱含儿子对母亲的深情回忆：

“这本书将带我们走近一颗温柔的心，也是一个深爱着母亲的儿子对三十三载温馨岁月的回忆——那是与世上最好的母亲和朋友共同度过的岁月。”

《优雅永存：我的母亲奥黛丽·赫本》

[美]肖恩·赫本·费勒 著

江筠柯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赫本信奉“少即是多”的人生哲学，她从不被时尚裹挟，只选择适合自己的风格，也恰好遇上了一生知己于贝尔・德・纪梵希，成就了时尚史上的一段佳话。他们的交往，从来不是设计师与明星的商业捆绑，而是两个灵魂的契合。赫本晚年病重时，纪梵希动用私人飞机接她返回瑞士。半个世纪的相知相惜，无关名利，是“优雅永存”最动人的注脚。

面对童年的颠沛、婚姻的遗憾、晚年的病痛，奥黛丽·赫本从未抱怨命运不公，而是把所有缺憾都化作爱。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形象大使，她将自己的后半生都献给了挣扎在贫困与饥饿中的孩子们。

我们选摘了书中赫本与纪梵希的动人交往片段，以及她患病后依然为慈善事业奔走的感人故事。正如肖恩所言：“母亲最信奉的就是爱。她相信爱可以治愈、修复、弥补，使一切变得更美好。”这也是一部关于爱的“答案之书”。

精彩书摘

选自 《优雅永存：我的母亲奥黛丽·赫本》 ，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PART.01

那个拒绝头等舱、

也下决心不再开车的母亲

从索马里归来后，母亲便一直说胃痛。

维多利亚式的教养使她不愿告诉弟弟卢卡和我，但罗比察觉了异样。他和母亲曾前往瑞士求诊许多专家，但检查结果没有见到明确的病灶。于是母亲决定，等到1992年10月前往洛杉矶时再作深入的检查。

我望着母亲走上洛杉矶国际机场航站楼的坡道，她显得疲惫而紧张。这位女性从不相信头等舱旅行的价值。有段时间，罗比和她会互赠商务舱机票作为特别的礼物，一起去度假或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但在我们的青春岁月里， 她游历整个欧洲，全程坐的都是经济舱。她认为，在这个饥荒肆虐的时代，乘坐头等舱有违良知。同样，她坚信，汽车只要安全便捷就足够，因此我们家只有沃尔沃和奥迪。

我的母亲不开车。虽然20世纪70年代的罗马并非所有的母亲都会开车，但我还是忍不住追问缘由。原来，20世纪50年代，父亲在她考取驾照后不久，曾送给她一辆崭新的雷鸟轿车。一天，母亲独自驾车从工作室返家时，被一名女子追尾撞上。尽管对方明知自己撞了人，态度却十分嚣张。母亲回家告诉了父亲，父亲勃然大怒。那名女子得知母亲的身份后，提起了诉讼，企图以此迫使母亲难堪而妥协，至少也要让她放弃维护自己的权利。所有因素交织在一起——恐惧、失望，以及此事在每个人心中激起的愤怒——促使她决定卖掉车，从此再也不开。她觉得驾驶汽车需要某种自己所不具备的攻击性特质，因此永远无法驾轻就熟。尤其在罗马或巴黎这样的城市开车，更是如此。

电影《蒂凡尼的早餐》剧照，1961年。©派拉蒙影业公司。

PART.02

“她在众议院一露面，

就争取到六千万美元援助预算。”

进入1992 年，母亲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是第五个年头，工作变得异常繁重。日程表上的安排令人精疲力竭。因为机票由捐赠方提供，有时母亲和罗比前往发展中国家时不得不多次转机。这样延长了旅程，但罗比却将其看作缓解时差反应的分段休息。随后，他们会前往发达国家，在那里，她将接受采访，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出席各种活动，参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筹款工作。就这样，一年里他们仅有几周时间用于恢复时差的喘息，随即重新踏上征程，周而复始。

多少次，当我们听到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时，母亲的目光都带着深沉的失望和悲悯！有人曾经问她，既然世上那么多痛苦悲伤都是由当地政府武装或反对派系的政治战争机器造成，为什么还要为全世界不幸的孩子们奔走，还要这样不辞辛劳？对此，她的回答始终如一：“这就像你坐在自家的客厅里，突然听见刺耳的刹车，接着闷声一响。你的心怦怦直跳，冲出家门，发现一个孩子被车撞倒。那一刻，你不会停下来追问这到底是谁的错——是司机开得太快了，还是孩子追着球跑上了马路。你只是要把孩子抱起来，一路跑到医院。”她始终保持着这份纯粹。

奥黛丽·赫本在索马里。1992年。贝蒂出版社供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HQ92-1179/贝蒂出版社。

她从索马里回来后，我们像过去一样每周至少通一次电话。在那回通话中，我第一次感到她的声音笼罩着令人不寒而栗的阴霾。她说：“我经历了地狱般的折磨。”我本想追问事情的原委，但她说等抵达洛杉矶之后再谈。

母亲在数百万索马里儿童的脸上，看清了少数人的私欲是怎样摧毁着孩子们的未来。索马里最残酷的现实在于基础设施荡然无存。在越南这类国家，她还能憧憬医院、学校和道路的重建。但在索马里，一旦离开首都摩加迪沙，就再也没有学校、医院和道路。

她曾说，和平是值得我们学习研究的。“我们有研究战争的方法，甚至在大学里教授它。如果有个地方能让我们学习怎样创造和维护和平，那该多美好啊！ 一所和平大学。”

每年圣诞节，当我们全家团聚的时候，母亲都会向我们讲述她的旅程、那些孩子、那些采访的经历，以及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的紧张。“议员们风度翩翩，”她这样评价国会成员，“一边喝着咖啡吃着椰子，一边应对那些关于埃塞俄比亚政治局势的棘手问题并不容易——不过得知我在国会演讲后美国增加了对埃塞俄比亚的经济援助，我深感欣慰。”

当然，她从不居功自傲，于是罗比便会替她补充：“她在众议院一露面， 就使美国政府增加了六千万美元的援助预算。”我们听得满心自豪。等她讲完之后，我们才意识到，母亲又将整整一年的心血倾注在这项非凡的事业中。我们望着她疲惫的神情，轻声地问：“你打算什么时候休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让她停止工作，只是希望她能有点儿时间歇歇脚，享受辛勤耕耘的果实。

奥黛丽·赫本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鲁比·梅拉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鲁比·梅拉。

PART.03

“癌症面前，

让我们只专注彼此相爱”

然而，事与愿违。洛杉矶的医生们又给母亲进行了一系列检查，结果仍然是同样模棱两可的诊断。最后，他们建议她进行探查性腹腔镜手术。我们把她送进西达斯 - 西奈医院，于 1992年11月1日进行了手术。两小时后，外科医生来到候诊室告知我们：他们在母亲的腹腔内发现了癌（她后来淡然地称其为“可憎的”），并且已经扩散。据他们判断，癌细胞的原发位置可能是阑尾。

没有人能够发现它，因为阑尾无法通过内窥镜触及；它的角度过陡，使人无法看清拐角后面的景象。这个我们知之甚少的无用小器官正在夺走她的生命。阑尾是我们完美躯体用来储存所有无法消化的零星物质的器官，还是灵魂用来收集所有无法消化的伤痛之地？

癌细胞缓慢地生长，或许已经长达五年之久。它没有形成实体的肿块，却像薄纱一般转移扩散，将母亲的肠道层层包裹。医生告诉我们，他们会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治疗，以求某种程度上缓解病痛。

母亲承受的剧痛源于回肠（小肠）的绞窄，当营养物质越来越难以通过时，肠道便会剧烈痉挛。医生切除了约三十厘米长的肠段，随后为她缝合了伤口。一切都毫无头绪。但我们强打精神走进恢复室。当我们告知她病情时，她停顿片刻，轻声说，自己早就知道这绝非在索马里感染的普通病毒——为此她曾忍受过弗拉吉奥尔的治疗，那是现存最强效却最具破坏性的抗生素之一。她让我发誓，永远不要被任何人说服使用这种药物。

这位曾帮助数百万儿童获得食物的人，现在自己却无法进食了。为了给她恢复元气创造条件，医生不得不采用全静脉营养疗法（TPN）——这种淡黄色液体通过静脉输注提供基础营养，让消化系统得以休养生息。母亲向我们描述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营地中数百万饥民提供的玉米和米粉基本餐食。我们还看过非洲儿童的照片——他们濒临死亡，因严重脱水而被挂上点滴。

奥黛丽·赫本在索马里。1992年。贝蒂出版社供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HQ92-1178/贝蒂出版社。

如今，她自己也成了其中的一员。

我们必须等待她的伤口愈合后，才能让她接受首次化疗。家人们轮流在白天照料她：我通常早上去看望她，然后以处理工作为由去办公室。在办公室里，我会花上几个小时阅读资料，查阅文献，并致电各大癌症中心以获取最新疗法的信息。不幸的是，我很快面对了残酷的现实——唯一可行的治疗方案就是从20世纪60年代沿用至今的5- 氟尿嘧啶（FU Lucovoril）化疗。刹那间，20世纪60 年代仿佛成了中世纪。

一周后，我们把她接回了“家”——她的挚友康妮· 沃尔德的住所，每次到洛杉矶她都住在那里。

她们最初的相识是母亲拍摄完《罗马假日》初抵洛杉矶的时候。之后康妮嫁给了杰瑞· 沃尔德——他是电影史上最富创造力且多产的制片人兼高管之一。多年来，母亲与康妮一直是极好的朋友。

我们常到她家共进温馨的家庭晚餐。每次用餐完毕她们总会争抢着收拾餐具。康妮总叫我母亲“鲁比”，仿佛她就是电视剧《楼上楼下》里那个令人难以忍受的专横老太婆，她在这个家里待得太久。母亲总辩解说，一个好客人至少该有洗碗的权利。她们一起烹饪食物，开怀大笑，彼此深爱着对方。这里确实是母亲的第二个家。但这次回来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在如此沉重的时候，能拥有这样一个避风港，一位为她亲手熬制鸡汤的朋友，何其有幸！

第一次治疗的日子到了，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没有任何副作用及治疗的不良反应。她本应在一周后接受下一次治疗，但事与愿违。几天后，她的回肠再次发生梗阻，引发的剧痛令她难以忍受，术后止痛药也无法缓解。我们仅有过几天充满希望的时光——在泳池边陪她小心翼翼地散步，夜晚围坐在她的床边看电视，全家人都坐在地板上观看英国情景喜剧《弗尔蒂旅馆》和探索频道的自然节目。她说，自己如此享受这些节目。它们让她确信自然的奇迹，一切依然鲜活，无论发生什么，生活仍然会美好如初。

医生们希望她尽快回到外科（接受手术）。

1992年12月1日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一天。我们正准备把她送回医院。大家各司其职，正在忙碌时，我们在她的卧室单独待了一会儿。我帮她穿衣服，忽然间，万千思绪涌上她的心头。她转过身紧紧抱住我，抽泣着，满含泪水。我也紧紧抱住她。只听她轻轻低语：“西尼，我好害怕。”我站在那里，用尽全力紧紧抱着她，心里像压着巨石般沉重。

我向她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会携手共渡难关，如果遇到危急情况，我一定会告诉她。这是母亲唯一一次在我面前表现出她真切的恐惧。

年少时，我常常与她彻夜长谈，我们探讨亲情、爱情和生命的本质。我们是真正的朋友，彼此对对方的细微思绪心知肚明。我们之间有一条精神脐带相连。有人说，人生中有些时候，父母和孩子会发生角色的互换。我本以为那是父母年迈体衰无法自理的时候。但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都知道前景并不乐观，但内心的不甘驱使我们继续前行，满怀希望与信心，如同孩子被告知“明天就会好起来”一样。我开着那辆1973年的白色别克敞篷车送她前往医院。狗仔队已经在家门口徘徊了很久。

从我有记忆起，狗仔队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无论是外出就餐还是周末郊游，无论是母亲来学校接我们还是带我们逛街购物——尤其在罗马——他们如影随形。我忘不了一次继父开车带我去参加一个周末午餐会时的情景，透过后窗，看到他穿梭于罗马迷宫式的街巷，试图摆脱狗仔队追踪的身影。我忘不了母亲带我去斯波莱托艺术节的经历。这个古典芭蕾戏剧节在托斯卡纳与翁布里亚交界处一座迷人的中世纪小镇举行。当时我刚结束人生第一份电影工作回来。在将近一年的拍摄期间里，我蓄起了胡须。我想大概是不愿让所有人知道自己才十八岁。狗仔队在斯波莱托追上了我们，抓拍到我们匆匆赶往晚场演出的几张照片。次日报纸刊出了照片并配以标题：“奥黛丽与她生命中的新欢”。看到报道时我们相视而笑，意识到他们根本不认识我。母亲调侃道：“除了‘新欢’这个词，这次倒算说对了。”她将照片剪下，装裱了起来。

除却这个插曲，母亲对狗仔队持续侵扰她的私人生活始终厌恶不已。她知道怎样对付他们，却总觉得他们的存在是自己的过错，就算他们侵入我们的生活，那也是她应该承担的责任。尽管如此，她依旧对他们保持着优雅、礼貌和尊重。

在我们尚未真正了解癌症的严重程度之前，小报上已经充斥着危言耸听的头条，宣扬着悲观和毁灭。

所幸，我们成功地将记者们挡在门外。手术室里少数人都不确定的事，他们怎么会知道？ 那些连家属都未被告知的细节，他们又如何知晓？ 那天清晨，我们开着我的车出发，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绝不会相信奥黛丽· 赫本会乘坐这样一辆虽说古朴迷人却耗油如命的老爷车出行。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母亲躺在车的后座上，当车驶离车道时，记者们只能看见我和我妻子。计划奏效了，他们没有尾随。

就这样，1992年12月1日下午，我们又一次在手术室外等待。这次，外科医生把我们叫进了手术室旁的准备室。此时距离手术开始还不到一小时。他说，奥黛丽·赫本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他无能为力，只能把伤口缝合。现在病情将加速恶化。这些话从医生口中缓缓道出，我感到一切都在慢慢变形、坍塌。罗比低声道：“多么可贵的人啊。”

一种干涩的孤独感缓缓爬上我的喉咙。此刻她大概已经醒了。我深吸一口气，走进恢复室。她看上去十分平静。一切都结束了。母亲从不惧怕死亡，只是不愿经受不该要的痛苦。很早的时候，我们就曾立下约定：不让她承受不该有的痛苦。我坐在床边。她抬起头，微笑着告诉我，有个疯女人过来把她吵醒，问她是否要去参加投票。比尔· 克林顿已经竞选获胜，成为美国新一任总统。记得就在几小时前——还是几天前？—— 我还在担心他能否当选。她告诉那位女士，自己不是美国公民，因此没有投票权。一位教学医生带着他的学生也来了，母亲再次睁开眼，发现满屋子年轻人正盯着她的手术切口看。

医院已然变成混乱不堪的场所。我感到喉咙里血液在翻涌，但我知道，此刻并非动怒之时。

我告诉母亲：我复述了医生的诊断——由于病情过于严重，无法实施手术。她将目光移向远方：“真令人失望。”仅此而已。我握着她的手，人生中从未感到这样无力。

某种意义上，那便是母亲离世之日。我们静静坐在病房里，十指相扣，在沉默中接受这个现实。

或许这正是现代医学所能给予的最好馈赠：及早诊断。它让我们可以充分拥有今生被赋予的时光，而不是面对挚爱的亲人离世时的震惊与悲痛，或懊悔没能说出“谢谢你”或“你对我而言就是一切”这样的话。

那是我们人生中的最低谷。随后的两个月虽然艰难却又美好。我们不再等待，摆脱了疑虑、痛苦和那种令人窒息的无力感。我们只专注于彼此相爱，真正活在当下，仿佛明天就是生命的终点。我们在瑞士的乡村医生曾说：“如果你活得充实，死的时候也会安详。”这两重恩赐母亲都得到了。

奥黛丽·赫本在埃塞俄比亚。1988年。约翰·艾萨克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HQ88-0091/约翰·艾萨克。

PART.04

“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

而不是盲目追赶潮流”

我们回到康妮家。几周后，蒙母亲的毕生挚友于贝尔·德·纪梵希的厚意，我们搭乘他安排的一位朋友的私人飞机，回到了瑞士。母亲一生从未奢侈过，如此隆重的举动出乎我们的意料。她虽然有能力承担，但也绝不会主动提议。因此，无论这归途多么苦乐参半，以这般盛大的方式回家，终究是恰如其分的。此前，我们一直在筹划如何让她回家过节，如何解决重病患者坐飞机的问题。当我把于贝尔的好意转告母亲时，她的眼中充满了喜悦和感激的泪水。她催促我赶紧给于贝尔打个电话。我们照做了。握着听筒，她情绪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她用法语表达了她所能表达的全部：“哦，于贝尔……我太感动了。”

挂断电话后，她像个孩子一样仰起头，难以置信地重复着他刚刚说的话。“他说，我就是他生命中的一切。”可以肯定，这份情感是相互的。

奥黛丽·赫本与于贝尔·德·纪梵希在《龙凤配》片场。这是他们多次合作中的第一次。1953年11月3日。奥黛丽·赫本遗产收藏。

奥黛丽·赫本与于贝尔·德·纪梵希在巴黎塞纳河边散步。此时距离他们初次见面已过去差不多三十年，如今工作都已完成，留下的只有美妙的回忆与一生的友谊。1982年。雅克·斯坎代拉里摄。奥黛丽·赫本遗产收藏。

于贝尔·德·纪梵希不仅是母亲服装的提供者，更是男性形象的典范。“所谓绅士，正如其字面意义，首先要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她曾经这样教导我们。而于贝尔正是这样一个人。可以说，是于贝尔·德·纪梵希和奥黛丽·赫本两人共同塑造了母亲的形象，并使其独特的风格更加国际化。她将他所设计的服装视作可以将田野中的花朵点缀得更为精美的花瓶；而他却将自己设计的服装看作简约的花瓶，不能丝毫掩盖花朵本身的天然之美。由于他们的合作，她常被誉为世界上最优雅、最时尚的女性。这份优雅源于他们二人内在的正确价值取向，它是自然谦逊的流露，而不是刻意的营造。

奥黛丽·赫本与于贝尔·德·纪梵希在东京“高定”时装秀现场。1983年，为庆祝纪梵希品牌成立三十周年，我们一家人都去了日本。没人预料到奥黛丽·赫本首次访问日本会引发如此热烈的反响。时至今日，她依旧是日本最受爱戴的女演员。1983年4月。拍摄者不详。奥黛丽·赫本遗产收藏。

于贝尔常开玩笑说，即使是套着一只麻袋，母亲也依然优雅。但那件“小黑裙”究竟意味着什么？它难道不是灵魂的放大镜吗？ 难道不是那份裹着低调的包装，源自真心而非钱包的礼物吗？它承载着我们心中那个女儿、姐妹、母亲的形象——当母亲走向世界时，对自我充满自信。它代表着纯净心灵孕育的美好，而不是价值观的缺失。

电影《蒂凡尼的早餐》剧照，1961年。©派拉蒙影业公司。

我的母亲认为，女性应当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服装风格，用时尚与季节的变幻来点缀搭配，而不是沦为时尚的奴隶，反复地重塑自己的形象。她时常告诫我们，着装要朴素低调：“做一个在正式晚宴上唯一穿西装的人，总比做一个在休闲场合唯一打领带的人要好。”

某种程度上，母亲的时尚理念更接近旧式绅士的审美。相较于女性，男性选择适合自己的风格并长期坚持往往更容易被社会所接受。本着这种态度，衍生出“着装需要根据场合”的原则。正如她研究剧本中的角色，她关注的重点始终是着装是否契合场合，而不是单件服饰的美感。

和于贝尔在一起时，母亲当然不必为此担忧。服装的质地必须是最好的。古巴有句谚语：“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便宜的东西——不仅指价格低廉—— 可能不如更贵、品质更好的耐用，尽管昂贵也并不意味着质量上乘。

《龙凤配》试装照，1953年9月22日。©派拉蒙影业公司。

鞋子对我的母亲而言同样至关重要。它们是品质理念的基石。如果有一双好鞋，宁可选择大半码也不要小一码，以免长期穿着导致足部变形影响健康。即便穿着素的衣服也没有关系。富有传奇色彩的制鞋者萨尔瓦托·菲拉格慕也是母亲的挚友之一，在他的自传前言中写道：每当看到人们为时尚或虚荣而折磨双脚时，他便深感痛心。这或许正是他成为史上最伟大的制鞋者的原因。他的初衷纯粹，充满关怀。某些东方哲学认为双脚承载着我们的精神与灵魂。倘若真是如此，为人们的灵魂装扮，该是多么美好的事业啊！

“少即是多”是母亲基本“造型”理念的核心。于贝尔记得第一次与母亲的见面。他接到工作室的电话，得知赫本小姐正在巴黎，希望与他见面商讨下一部电影的合作事宜。约会的时间很快就敲定了，想到即将与凯瑟琳·赫本小姐见面甚至可能合作，于贝尔忐忑不安。

回忆起当年见到母亲时的惊讶，于贝尔笑了。出现在工作室门口的并非凯瑟琳·赫本小姐，而是身着威尼斯船夫装束的曼妙少女。他更清晰地记得两人瞬间产生的默契。从此，他设计服装时，脑海中始终浮现着母亲的身影。

电影《巴黎假期》宣传照。©派拉蒙影业公司。

“风格”是我们常用的一个词汇，承载着多重意义。对母亲而言，它源于内在美德的延伸——经年累月的自律、对他人的尊重以及对人性的希望共同铸就了这份美。如果说她的线条是清新优雅的，那是因为她坚信简约的力量；如果说她的气质是历久弥新的，那是由于她执着于品质；如果说时至今日，她仍是时尚的偶像，那是因为她一旦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便终生坚守。她从不追逐潮流，也没有每个季节都变换形象。她热爱时尚，却始终将其作为点缀气质的工具。

“注重你的着装，”母亲常说，“因为它们是你给人的第一印象。”所以当她出现时，她的衣着不会嚷嚷着：“看我！”而是低语着：“这就是我……和你一样平凡。”她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她从未自视不凡或与众不同，正因为如此她才如此勤勉，一直保持着亲切和专业的态度。她的风格不过是本真的延伸——那个我们共同敬仰的灵魂。我们深深地明白，眼前所见的她绝非华丽的包装，而是一个百分百纯粹真诚的人。

电影《蒂凡尼的早餐》剧照。这张照片通过延时摄影技术，通过奥黛丽完全静止于画面中央的方式，完美捕捉了《蒂凡尼的早餐》中的派对场景。许多人说，我母亲即便披着棕色纸袋子也一定会相当优雅。而我更喜欢她这张照片里披着帷幔的样子。©派拉蒙影业公司。

奥黛丽·赫本用她的优雅与灵动，照亮了整个好莱坞黄金时代。但在长子肖恩·赫本·费勒心中，她从来不是明星，只是“母亲”。

本书是首部由赫本亲人撰写的回忆传记，肖恩·赫本·费勒以独一无二的儿子视角，揭开了赫本最真实的一面，每一页都饱含儿子对母亲的深情回忆：“这本书将带我们走近一颗温柔的心，也是一个深爱着母亲的儿子对三十三载温馨岁月的回忆——那是与世上最好的母亲和朋友共同度过的岁月。”

本书收录300余幅赫本珍贵影像与档案资料，包括大量家庭生活照、证件档案照及赫本手绘画作。这也是一部关于爱的“答案之书”，正如肖恩所言：“母亲最信奉的就是爱。她相信爱可以治愈、修复、弥补，使一切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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