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62年的春天,昆明黑龙潭边上站了一个中年人。
他叫薛尔望。明末清初昆明城里的一个儒生,搁今天的话说,就是个读书人,有点名气,不算大官,家里有几口人,日子过得不算差。
那一年,南明已经走到头了。
永历帝朱由榔在缅甸被吴三桂的兵马围住,眼看就要被押回来。云南这一带,清的势力早就扎了根,剃发令一下,街面上已经没什么人敢穿明朝衣裳了。识时务的人早就把头剃了,辫子一编,该种田种田,该做生意做生意。日子还得过,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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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尔望站在潭边想什么呢?没人知道。但后来有句话传了下来,他说:不能背城一战,君臣同死社稷,反而想逃到外邦苟且偷生,这不是羞耻吗?
这话听着硬,但细想,其实带着一股子委屈。
他委屈什么?委屈这个王朝到最后连个体面的收场都没有。崇祯十七年北京城破,崇祯自己上了煤山,那好歹是个皇帝的样子。可到了永历这儿,一路往南跑,从广东跑到广西,从广西跑到云南,又从云南跑进了缅甸,跑到别人的地盘上求收留。一个皇帝,把江山丢干净了不说,连站直了死的胆气也没了。
薛尔望一个读书人,他改变不了这个局面。他没兵,没权,没银子。他手里只有一条命。但他觉得,总得有人给这个朝代留点东西。别人留诗文,留气节,他薛尔望没别的本事,就留一条命吧。
于是他就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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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自个儿跳,他把老婆叫上,把儿子叫上,把儿媳妇、孙子、孙女,连带家里的佣人,一家子全叫上,一个一个,走进了黑龙潭。
那水凉不凉?肯定凉。正月间的水,刺骨。那几个孩子多大?不知道,但肯定不大。他们知不知道跟着父亲和爷爷这一脚迈出去意味着什么?大概知道,大概不知道。但那个年代的人,有一种我们现在不太容易理解的东西——他们把“一家人”看得很重,生要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皇帝可以跑,薛家不跑。皇帝可以丢下臣民,薛家的男人不能丢下老小。
当地老百姓把他们捞上来,合葬在潭边。那座坟到今天还在,不算大,不起眼,碑上写着“明忠义薛尔望先生阖眷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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阖眷这两个字,搁在碑上轻飘飘的,搁在人心里沉甸甸的。
后来的人怎么看这事?有人说他愚忠,明朝烂成那样了,值得吗?有人说他太极端,自己能死,何必拖累一家老小?还有人说,他就是个书呆子,读多了圣贤书,读傻了。
这些说法都对,也都不对。
薛尔望不是傻。他比谁都清楚明朝已经没救了。他跳潭不是为了救这个朝代,他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给读书人这个身份一个交代。你看元朝灭了南宋,文天祥被押在大都三年,忽必烈亲自劝他,他非要死。有那个必要吗?没有。但他不死,他过不了自己心里那道坎。
薛尔望过不了的,也是这道坎。
中国读书人骨子里有一种东西,叫气节。说起来玄乎,其实说白了就一句话:有些事能做,有些事不能做。活着可以,卑躬屈膝不行。换朝代可以,把祖宗的脸丢尽不行。皇帝可以不要脸,薛尔望要。南明可以没有骨气,薛尔望有。
所以这事儿你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算,怎么算怎么亏。一家老小七条命,换不来一兵一卒,换不回一寸土地,连个涟漪都没掀起来。但从另一个角度算,这七条命往黑龙潭里一沉,三百多年后还有人记得,还有人站在那个坟前琢磨,当年那个人到底图什么。
这就够了。
人这一辈子,不是所有账都要用划算不划算来算的。有些事,值不值是后人的事,做不做是自个儿的事。薛尔望跳下去的那一刻,他没想值不值,他只是觉得,该这么做。
昆明黑龙潭那池水,清的部分清得像镜子,浊的部分浑得像泥汤。中间就隔着一座小桥,谁也不碍着谁。薛尔望选的是清的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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