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我退伍，去公安局报到，发现当年出卖我的叛徒，成了我同事

楔子

1986年秋天，我揣着退伍军人安置介绍信，第一次踏进江临市公安局的大门。

接待室的搪瓷缸还冒着热气，走廊那头忽然走来一个穿橄榄绿警服的人。他低头翻着文件夹，肩膀一斜，露出后颈上一道半指长的疤。那道疤我认得，和七年前在西南边境密林里一模一样。

我胸口像被人攥了一把，喉咙发紧。

他抬起头，手里文件夹“啪”地掉在地上，纸页散了一地。脸上的血色像退潮一样消失。

“周建国？”

我攥紧了手里的介绍信，指节发白。

他怎么在这儿？

他怎么穿着这身衣服？

那个在战场上把我们的伏击点卖给敌人、害我蹲了两年战俘营的人，怎么有资格站在这里？

第1章 报到日，那个叛徒成了我同事

“你就是周建国？”

一个洪亮的声音从楼梯口传来。我猛地把目光从刘卫东脸上撕下来，转头看见一个五十来岁的老警察，手里夹着半截烟，警帽戴得端端正正，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

“报告，我是。”我站直了身子，把介绍信递过去。

老警察接过去扫了一眼，又抬头看看我，再看看地上愣着的刘卫东，眉头皱了一下：“小刘，你站那儿干什么？把文件捡起来。”

刘卫东这才像被踩了尾巴一样蹲下去，手忙脚乱地捡散落的纸。我注意到他捡了两遍都没捡起同一张纸，手指头在抖。

“我叫郑守山，治安科科长。”老警察把介绍信还给我，“你的情况局里研究过了，先安排在治安科，熟悉一段城区情况。宿舍在三楼西边，一会儿我让人带你过去。”

他顿了顿，朝刘卫东的方向偏了偏头：“这是刘卫东，局里刑侦科的。以后一个锅里吃饭，多照应。”

多照应？

我嘴唇动了动，没出声。喉咙里像堵了块烧红的炭。

郑科长交代完就走了，走廊里只剩下我们俩。刘卫东终于把纸捡完了，站起来，手里的文件夹在胸前抱得死紧，像抱着块盾牌。

“建国……”他开口，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叫我周建国。”我打断他，“或者叫我周同志。”

他噎住了，嘴唇哆嗦了一下，眼睛死死盯着自己的鞋尖。走廊里静得能听见墙上的挂钟走动，一下一下，像锤子砸在太阳穴上。

七年前，也是秋天。

1979年9月，西南边境。我们侦察连三排七班接到命令，深入某高地侧翼，摸清敌军火力点分布，为大部队推进扫清障碍。我是班长，刘卫东是副班长，带着九个兵，趁着夜色摸进了那片原始密林。

雨林里的路不是路，是藤蔓和烂泥搅在一起的陷阱。每走一步，鞋子都能陷进去半尺。蚂蟥从树上掉下来，钻进领口、袖口，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吃得肚子滚圆。但我们没人吭声，屏着呼吸，像一群移动的石头。

潜伏了一天一夜，火力点摸清了。我把标注好的地图卷成拇指粗的一小截，塞进军用胶鞋的鞋垫底下，用脚心踩着。那东西比命还重。

撤出的时候出了岔子。

按计划，我们该从北侧山脊翻回去，但刘卫东说听见南边有水声，走南坡更快。我不同意，地形图显示南坡是断崖，下了雨滑坡厉害，容易暴露。他坚持，说北坡有敌军流动哨，来回巡逻比南坡断崖更危险。

争执了十分钟，我压着火说：“我是班长，听我的，走北坡。”

他当时没再吭声，眼睛却暗了一下。

那天晚上我们走北坡，果然遇到了流动哨。交火来得突然，第一声枪响在耳边炸开的时候，我正伸手去拉身后的小战士何小兵。子弹从我左臂擦过去，热辣辣地疼。我回头喊：“散开！按三号预案撤！”

枪声像爆豆，密林里分不清方向。我带着几个兵往西北方向突，刘卫东带着剩下的人往东。说好了到第二集结点会合。

我到了。等了三个小时。

等来的是敌军一个加强排的合围。

后来我才知道，刘卫东那路人马根本没有往东撤。他们遇敌之后，刘卫东带着人往南坡跑，中途被追上，他交代了第二集结点的位置，换了一条生路。

那年我二十四岁，在敌军战俘营里蹲了两年零三个月。第一年我绝食、撞墙，被绑在竹床上像块腊肉。第二年我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当地土话，能分得清看守换岗的脚步声，却始终想不通一件事——

刘卫东，我同铺三年、一起扛枪的战友，为什么要那么做？

现在他站在这儿，穿着崭新的警服，胸口别着警号，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而我左脚鞋垫底下还留着一块磨不掉的疤，是当年踩着地图走了一夜磨出来的。

“建国……”他又叫了一声，这次更轻，“我知道你恨我。当年的事……我对不起你。”

我抬起眼，盯着他那张白净的脸。七年了，他好像没怎么变，只是比在部队时胖了些，下巴圆了，眼角的皮肤也松了。

“对不起？”我往前走了一步，他往后退了一步，后背撞在墙上。

“刘卫东，”我压低嗓子，“你知道我在那边是怎么活下来的吗？”

他摇头，眼睛里全是恐惧。

“我把你的名字写在茅房的土墙上，每天撒尿的时候看一遍。”我一字一句地说，“我就想，只要我活着回去，总得当面问问你。”

“我……”

“现在不用问了。”我退后一步，“你穿这身衣服，站在这里，比什么都明白。”

我转身往楼梯走，没回头。身后传来“咚”的一声，像是文件夹又掉了。

那天下午我在局里办完手续，去宿舍放了行李。一间十平米的屋子，摆着两张高低床，靠窗的位置空着，铁架子上铺了张旧草席。我把从部队带回来的军被铺上去，又拿出一个搪瓷缸，一只掉漆的军用水壶。这就是全部家当了。

窗外是公安局的后院，几个穿警服的年轻人正在练擒拿，摔在沙坑里发出闷响。更远处是一条窄窄的巷子，有人骑自行车经过，车铃叮叮当当响。有女人在晾衣服，花花绿绿的飘在风里，像一面面褪了色的旗子。

这地方和战场不一样。没有硝烟，没有蚂蟥，没有黑夜里的枪声。但我知道，战斗还没结束。

晚上去食堂打饭，我刚把饭盒递过去，就看见刘卫东端着碗坐在角落里，对面是个年轻民警，正有说有笑地跟他说话。他抬头看见我，筷子停在了半空，嘴里的饭都忘了嚼。

我端着打好的饭菜，看了一圈，挑了个离他最远的位置坐下。白菜炖粉条，米饭，还有一勺咸菜。我低头扒饭，一口一口，咽下去的全是不知道什么味道。

“新来的？”对面坐下来个人，二十出头，小平头，警服穿得板板正正，一双眼睛亮得跟探照灯似的。

我点点头：“周建国。今天刚报到。”

“我叫方强，刑侦科的。”他伸出手跟我握了一下，又压低声音，“哎，我下午听说了，你跟刘卫东当过战友？真的假的？”

我手里的筷子停了一下：“谁说的？”

“刘卫东自己说的啊。他说你是他老班长，当年在部队可照顾他了。”方强夹了一筷子菜，“他说你退伍回来分到咱局，他特别高兴。”

我抬头朝刘卫东那个方向看了一眼，他正低着头，拼命往嘴里塞饭，像有人跟他抢。

“高兴？”我笑了一下，“是挺高兴的。”

方强不明所以地跟着笑：“那你们老战友见面，不得好好喝一顿？改天我请客，给你们接风！”

我没接话，把最后一口饭吃完，端起饭盒去洗。走到水槽边的时候，有人在后面轻轻喊了一声：

“班长。”

我没回头，拧开水龙头，水哗哗地冲在饭盒上。

“班长，有些事……不是你想的那样。”刘卫东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点抖。

我关了水，转过身。他站在两米外，手里攥着没吃完的馒头，指节泛白。

“那是哪样？”我问。

他张了张嘴，眼睛红了一圈，最后只说了四个字：

“你听我解释。”

“行。”我把饭盒甩了甩水，“你解释。现在就说。”

他愣住了，好像没料到我这么直接。食堂里人声嘈杂，有人吆喝着打牌，有人在水槽边刷碗，铁勺碰着搪瓷盆叮当响。他站在这些声音中间，嘴唇哆嗦了半天，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说啊。”我往前逼了一步。

他往后退，后背撞上了打饭窗口的台子，上面放着一个装酱油的玻璃瓶，晃了一下，没倒。

“我……那年……”

“那年你带人跑错了方向，那年你被俘交代了集结点，那年我替你在战俘营里蹲了两年。”我一字一字地说，“刘卫东，你还要解释什么？”

他脸上最后一点血色也没了，手里的馒头掉在地上，滚了两圈，沾满了灰。

周围有人看过来。方强端着碗站在不远处，眼睛瞪得老大，嘴里含着半口饭都忘了咽。

我没再说话，转身出了食堂。外面天已经黑了，后院里那盏白炽灯昏黄地亮着，照出几根晾衣绳上的影子，晃晃悠悠的。

夜里我躺在床上，眼睛盯着上铺的床板。那上面刻着几道划痕，深浅不一，像某种密码。我数了数，七道。

七年。

七年了，我每天晚上闭上眼，都能看见那片密林，看见枪口里喷出的火光，看见何小兵倒下去的时候手还朝我伸着。我那时候没来得及拉他。那颗子弹从侧面打过来，正中心窝。

何小兵，四川兵，牺牲那年十九岁。他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住在绵阳一个叫白水镇的地方。我出来以后给他母亲写过三封信，老太太回了一封，歪歪扭扭的字，说“谢谢你还记得小兵”。

我记他一辈子。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在后院跑完步，去水房洗漱。刚拧开龙头，刘卫东也端着盆进来了。水房里就我们两个人，雾气从热水管里往外冒，镜子上蒙了一层水汽，什么都看不见。

“建国。”他把盆放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过来。

我没接：“你穿这身警服，别叫得这么亲。”

他的手悬在空中，停了一会儿，把烟塞回盒里。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他说。

“证明什么？”我拿毛巾擦脸。

“证明我刘卫东，这些年一直在赎罪。”他声音很小，小得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但每个字都清楚。

我转过身，正对着他。他比我矮半个头，得仰着脸看我。这个姿势让我想起在部队时，他每次挨训也是这样仰着脸。

“你拿什么赎？”我问，“你能让何小兵活过来吗？你能把我在战俘营那两年补回来吗？”

他的眼睛又红了，喉咙里滚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你赎不了。”我把毛巾搭在肩上，从他身边走过去，“所以别在我跟前晃悠。”

出了水房，晨雾还没散，院子里那排老槐树影影绰绰的。我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股煤烟味，还有远处早点铺子飘来的油条香。

我突然想，如果何小兵还活着，他现在该是什么样？可能也退了伍，回了四川老家，娶个媳妇，生个娃，逢年过节给老娘寄点钱。

可他没了。

而我眼前这个大活人，叫刘卫东，穿着警服，还说要赎罪。

我攥了攥拳头，指关节咔咔响了两声。

“建国同志——”身后传来郑科长的声音。

我转身：“郑科长。”

“今天跟我去趟西街居委会。”他披着外套，手里夹着烟，“有个纠纷，你熟悉熟悉流程。”

“是。”

我跟在他身后往办公室走，经过传达室的时候，看见刘卫东正从另一头过来，夹着公文包，低着头。我们俩在门口错身的瞬间，他的肩膀擦过我的胳膊，轻得几乎感觉不到。

“郑科长早。”他头也不抬地招呼了一声。

“早。”郑科长随口应了，又回头看了我一眼，“你们俩昨天聊了？”

“没有。”我说。

郑科长“嗯”了一声，没再问。但他看我的眼神里，好像藏着点什么，像看见了一锅还没烧开的水，表面上平静，底下已经在冒细泡了。

他不知道，这锅水，已经憋了七年了。

第2章 那条密林深处的路

郑科长骑一辆二八大杠，我骑局里配的旧永久，车头铃铛按一下响半下，像得了哮喘的老头在咳嗽。

西街居委会不远，从局里出门右拐，经过菜市场，再钻一条巷子就到。早晨的菜市场最热闹，卖菜的、买菜的、送煤球的、收破烂的，人挤人，车碰车。我侧着身子骑车，车把上挂着郑科长让我带的公文包，里面装着两份调解用的空白表格。

“怎么样，这几年在部队？”郑科长忽然问。他骑在前面，头也不回，声音穿过嘈杂的市集飘过来。

“在侦察连待了七年。”我避重就轻。

“我知道。”他说，“你的档案我看了。79年那场仗，你被俘过？”

我脚下一顿，车轮差点撞上路边的菜筐。一个卖萝卜的大娘瞪了我一眼，嘴里嘟囔了句什么。

“是。”我说。

郑科长没再问。又骑了一段，在巷子口刹住车，一脚撑着地，回头看我：“建国，有些事过去了就过去。但人得向前看。”

我看着他。这个老警察头发已经白了一半，警服领口洗得发毛，脚上穿着双旧胶鞋，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在基层泡了几十年的味儿。

“郑科长，我有个事想问你。”

“说。”

“刘卫东，他是怎么进的局里？”

郑科长把烟头在车把上磕了磕，想了想：“八三年底，他转业安置过来的。档案里立功材料写得挺全，边境作战表现突出，还负过伤。面试的时候我去了，小伙子人长得精神，说话也利索，就留刑侦科了。”

表现突出。负过伤。

我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怎么了？”郑科长看着我，“你们老战友，有什么恩怨我不管。但眼下在一个局里，面子上得过得去，别让外人看笑话。”

“我明白。”

“明白就好。”他重新骑上车，“走，办正事去。”

西街居委会的纠纷不算大——两户人家因为屋顶漏水的事闹了三个月，楼上不修，楼下天天拿竹竿捅天花板。我们到的时候，楼下那户的女主人正举着竹竿站在楼道里骂，嗓门大得能把房顶掀了。

郑科长把两家人叫到一块儿，坐在居委会那张掉了漆的方桌前，一条一条地捋。我在旁边做记录，笔尖在纸上沙沙响。

写到一半，楼下那男的忽然拍桌子：“你们公家人就知道和稀泥！今天不给我修屋顶，我就把上面的马桶堵了，谁都别好过！”

楼上那家的女人不干了：“你堵一个试试！你堵了我告你破坏公私财物！”

郑科长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都消停消停。现在两家人都在，听我说个方案。”

他开始一条一条掰扯，钱怎么摊、活怎么干、限期几天。我看着他，忽然想起在部队时，我们连的指导员也这样，处理个战士之间的矛盾，能把双方都说得心服口服。

“小周，把第五条再念一遍。”郑科长忽然点我的名。

我赶紧低头看记录，念了一遍。

“听见了？都签字。”郑科长把笔往桌上一放。

两家人愣了半天，最后还是签了。出了居委会，郑科长递给我一根烟，我摆摆手说不会。

“在部队不抽？”

“抽过，后来戒了。”我没说是在战俘营里戒的，那时候别说烟，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上，戒什么都容易。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让。骑上车回局里的路上，他忽然说：“小刘这年轻人，业务上没得说，就是有什么心事总憋着。你来了也好，有什么话，说开了比憋着强。”

我没吭声。

心事？我也有。七年了，比谁都不少。

中午在食堂，方强又坐到我旁边来，碗里堆得冒尖，像饿了三天。他嘴里嚼着馒头，含糊不清地说：“周哥，昨天那话……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

“没有。”

“那我看你和刘卫东，怎么见面都不说话？”他压低声音，“局里人都说你们是老战友，本来该亲热才对啊。”

我夹了块咸菜，慢慢嚼：“老战友也不一定都亲热。”

方强一愣，还想再问，被我一筷子敲在饭盒上：“好好吃饭。”

他“哦”了一声，不再追问，但眼睛一直往刘卫东那边飘。刘卫东今天坐在最靠门的位置，一个人，低着头，饭菜几乎没动。

下午我去领工作证，在走廊里碰到刘卫东。他往右让了一步，我往左走。他也往左，我又往右。两个人像跳蹩脚的舞，堵住了半条走廊。

“你走哪边？”我皱着眉头。

“你走哪边都行。”他声音低低的，眼睛看着地面。

我吸了口气，从他左边大步跨过去。走了几步，听见他在后面喊：“建国！”

没叫我“班长”，叫“建国”。

我停下，没回头。

“明天……明天何小兵的忌日。”他说，“我想去南山公墓看看他。”

我身体一僵，手在裤子两侧攥成拳头。

“你去不去？”他又问，声音里带着小心翼翼。

我转过身。他站在走廊尽头的窗户前，逆着光，脸被阴影遮住，只有肩膀的轮廓被夕阳勾出一道金边。

“他埋在这儿？”我问。

“他母亲前年把他迁过来了，说离他当兵的地方近。”刘卫东说，“就在南山公墓，三区七排。”

我沉默了几秒，说：“几点。”

“八点。”他眼底亮了一下，“我去你楼下等你。”

“不用。”我转身走了，走出几步，又丢下一句，“我自己去。”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何小兵的脸。他牺牲前一个月，还给我看过他对象的照片，一个梳着两条辫子的姑娘，站在油菜花田里笑。他说等打完仗就回家结婚，请全连吃喜糖。

后来那颗子弹打过来的时候，他正回头跟我说话。我记得他的嘴型，喊的是“班长”。

我没有来得及答应。

第二天清早，我在局门口拦了辆三轮车去南山公墓。到的时候七点四十，天阴着，山上飘着薄雾。公墓入口有个老头在看门，问我去哪个区，我说三区七排。他哦了一声，说：“何小兵啊，他妈妈昨天刚来过。”

我愣了一下：“他妈妈在江临？”

“在啊，就住南山脚底下，每个月都来。”老头指了指山下，“你从那条路下去，能看见一排平房，最东边那户就是。”

我谢了他，往三区走。墓碑一排排的，有的新，有的旧，石缝里钻出些不知名的小草，顶着露水，亮晶晶的。我找到七排，在第六个位置看见了何小兵的名字。

黑白照片上，他穿着军装，嘴角带着笑，还是十九岁的模样。

我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两根烟，点了一根，竖在碑前。烟丝慢慢烧，白雾在雨雾里散得很快。

“小兵，我回来了。”我说，“活着回来的。”

后面的路我该怎么走，你告诉告诉我。

站了很久，腿都麻了。起身的时候，我听见身后有脚步声。

是刘卫东。他穿着便装，手里拿着一束白色的野菊花，花瓣上还沾着水珠。他走到墓碑前，把花放下，然后退后一步，鞠了三个躬。

我也鞠了三个躬。

“小兵，我……”刘卫东开口，声音哽咽，“我对不起你。”

他蹲下来，肩膀开始抖，先是小声地哭，后来整个人伏在地上，额头抵着冰凉的石板，哭得像条被人踩了尾巴的狗。

我站在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恨他吗？恨。可看着他哭成这样，我胸口那口怒气好像被什么东西浇了一下，滋滋地冒烟。

“建国，你打我吧。”他忽然抬起头，脸上全是鼻涕眼泪，“你现在就打死我，我也不会还手。”

我没动。

“你打啊！”他嘶喊起来，“你憋了七年了，你打啊！你打我心里还痛快点！”

公墓里空荡荡的，只有几只鸟被他的喊声惊飞，扑棱棱地掠过灰蒙蒙的天。

“起来。”我说。

他没动，还是哭。

“我让你起来。”我一把拽住他的胳膊，把他从地上提起来，“何小兵看着呢，你像什么样！”

他站稳了，还在抽噎，眼泪把整张脸都糊花了。我看着他，七年来第一次离他这么近。他的头发里已经冒出几根白的，嘴角因为哭而撇着，整个人垮得不成样子。

“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打你吗？”我松开手。

他摇头。

“因为何小兵不会愿意看见战友之间动手。”我转过身，往山下走，“他连蚂蚁都舍不得踩死。”

背后传来他的哭声，像被风吹散了一样。

走到半山腰，我拐进了那条通往山脚的小路。我想去何小兵妈妈家看看。

路是土路，刚下过雨，滑得很。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下走，两侧是半人高的荒草，挂着水珠，把裤腿打得透湿。越往下，雾越重，远处平房的轮廓隐约可见。

到了山脚，路平了些。东边那户人家门前的空地上，种着几垄青菜，绿油油的。院墙是黄泥垒的，不高，门虚掩着。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抬手敲了敲门。

“哪个？”里面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阿姨，我是周建国。何小兵的战友。”我顿了顿，“侦察连七班的。”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站在门后，个子不高，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褂子，袖口挽到胳膊肘，手上沾着面粉。

“周……周班长？”她眯着眼看我，嘴唇哆嗦起来。

“阿姨，是我。”

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手指头细细的，却抓得死紧。眼泪从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滚下来，落在我们之间那片湿漉漉的门槛上。

“好孩子……好孩子……”她只会说这三个字，身子抖得像风里的叶子。

我扶着她进了屋。屋子不大，堂屋里摆着一张矮方桌，两把竹椅，墙上挂着何小兵的照片。照片用黑布围了一圈，下面点着两根白蜡烛，火苗跳跳的。

“我正在和面，想着今天是小兵生日。”老太太用围裙擦了擦手，“他最爱吃我做的鸡蛋面。”

我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

那天我在何小兵家待了两个小时，吃了一碗她做的鸡蛋面。面很普通，鸡蛋打散了飘在汤里，放了葱花。我一口一口吃完，连汤都喝了。

“好吃吗？”她问。

“好吃。”我笑着说，“和小兵说的一模一样。”

她也笑，笑着笑着又哭。

我从她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放晴了。西边的云裂开一道口子，太阳光像剑一样刺下来，把整片南山照得金灿灿的。

我站在山脚下，回头望了望何小兵的家。老太太站在门口朝我挥手，小小的身影像一截被风吹弯的老树。

我朝她也挥了挥手，转身往城里走。

走了不到一里地，看见刘卫东靠在大路边的一棵槐树下，手里还攥着那束野菊花的花茎。花已经送出去了，他攥着的是空茎，绿汁染了一手。

“我在等你。”他站直了。

“等我干什么？”

“我跟你说个事。”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当年我没交代集结点。”

我盯着他：“你现在说这个，有意思吗？”

“你先听我说完。”他的语气里忽然多了一丝坚决，“我知道你不信，但我今天在何小兵坟前，没脸说假话。”

“那你为什么当时跑了？为什么你带着的人一个都没少？”我逼视着他，“为什么敌军一上来就抄了集结点？为什么我知道，你被抓的第二天，连队的搜索队在四号公路边发现你的人，全部活着，满身泥巴，说走散了？”

他被我连珠炮似的问题逼得往后退，后背抵在槐树干上，树皮粗糙，蹭得他衣服沙沙响。

“我……”他张了张嘴，“我被抓了以后，他们确实问过我。我什么都没说。但他们已经知道了。”

“知道什么？”

“知道我们的路线，知道集结点，知道人数。”他看着我，眼睛通红，“他们早就知道了。”

我心里一沉，像有人往井底扔了块大石头，咕咚一声，又黑又闷。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那天晚上除了我，还有别人泄露了。”刘卫东一字一句地说，“我一直想查，但没查出来。”

风吹过路边的槐树，叶子簌簌响。我站在原地，脑子里翻江倒海。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这七年的恨，该往哪儿放？

“你凭什么让我信你？”我哑着嗓子问。

他撸起左胳膊的袖子。小臂内侧，有一道又长又深的疤，从手腕蜿蜒到手肘，像条蜈蚣盘着。

“他们用刀划的。”他说，“划了十一刀。我什么都没说。”

我盯着那道疤，脑子像被人塞了一团乱麻。

“建国，你恨我，我认。”他把袖子放下来，“但我刘卫东不是叛徒。那天丢下你带人跑，是我怂，是我怕死，这条命该还你。可通敌的屎盆子，我死了也咽不下去。”

他说完，冲我点了一下头，转身沿着大路往城里走。走得很快，背挺得笔直。

我站在老槐树下，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一个点，消失在那片明晃晃的阳光里。

风又吹过来，吹得我后脊梁发凉。

如果通敌的人不是他，那是谁？

第3章 旧档案里的疑云

那之后好几天，我脑子里都在转刘卫东说的话。

白天跟着郑科长跑社区、调解纠纷、巡逻查夜，忙起来倒还罢了。一到晚上，躺在宿舍那张硬板床上，眼睛一闭，七年前的事就像放电影似的，一幕幕往眼皮上撞。

密林、枪声、何小兵倒下时伸向我的手，还有刘卫东在山路上说“他们早就知道了”时那双通红的眼睛。

我翻了个身，脸朝墙。墙上有一道裂缝，从天花板一直裂到床沿，像道细长的闪电。

他到底是不是在说谎？

如果他说谎，目的无非是洗白自己。但都已经七年了，我也没能把他怎么样，他犯得着吗？

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真正的叛徒是谁？

我越想越睡不着，索性坐起来，摸黑倒了杯凉开水。水是白天从楼下水房打的，搪瓷缸外面凝着一层水珠，握在手里又凉又滑。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把地板切成两块。我盘腿坐在床上，像在部队一样，腰挺得笔直。

七班一共十一个人。我、刘卫东、何小兵，还有七个兄弟。活到今天的有九个。何小兵牺牲，还有一个叫赵大勇的，后来得了疟疾，撑了一个月也走了。剩下的八个人，退伍的退伍，复员的复员，天南地北地散了。

谁会泄露？

那天晚上的任务，路线和集结点只有我一个人清楚全部细节。刘卫东作为副班长，知道大部分。其他人只知道各自负责的部分。如果敌军提前掌握了全部信息，那泄露的人要么是我，要么是刘卫东。

我不可能。

那就还是刘卫东。

可他那道疤……

我摸了摸自己左臂上被子弹擦过的旧伤，已经淡成一道白印。他胳膊上那道疤我看了，边缘整齐，是反复割同一位置留下的，不是新伤。那种伤，不是自己下得去手的。

难道他真被敌军拷问过？

那他当时为什么出现在四号公路边？他带着的那几个人为什么一个个毫发无损？

疑点太多了，像团乱麻，越扯越紧。

第二天，我利用午休时间去了一趟档案室。档案室在局办公楼二楼最东边，管档案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女同志，姓吴，戴副眼镜，说话细声细气。

“我想查一下79年边境作战期间，我们连队的部分资料。”我把证件递过去。

吴大姐看了看：“连队资料不在局里。这是地方公安，不是部队档案室。你要查，得去武装部或者军分区。”

“那刘卫东的安置档案呢？我是他战友，想了解了解。”

她“哦”了一声，想了想：“安置档案需要本人同意，或者有单位介绍信。你……是有什么事吗？”

我摇了摇头：“没事，随便问问。”

从档案室出来，我站在走廊里，心里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烦躁又涌上来了。

“周哥！”方强的声音从楼梯口传来，他几步跑上来，手里拎着两个烤红薯，热腾腾的，用报纸包着。

“来一个？”他递过来一个。

我接了。红薯烫手，我在两只手之间颠了几下，剥开皮咬了一口。真甜。

“周哥，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方强三下五除二吃完了自己那个，把皮往垃圾桶一丢，“我看你这几天脸色不好。”

“没睡好。”

“是不是想刘卫东那档子事？”他压低嗓子，“上回食堂里你那番话，我后来琢磨出味儿来了。你们之间是不是有过节？”

我看了他一眼。这小子看着大大咧咧，心思倒细。

“嗯。”我没否认。

“能说吗？”

“不能。”

方强“啧”了一声：“行吧。不过我跟你说个事。”他凑近了些，“刘卫东前几天去南山公墓了，回来以后在办公室坐了一个通宵，谁叫他都不理。第二天一早去找局长批假，说要去省城看病。”

“看病？”

“他胳膊上有道旧伤，一直不好，最近又犯了，疼得抬不起来。”方强比划了一下，“就左胳膊，这么长一道疤。”

我手里的红薯差点掉了。

“他什么时候走？”

“昨天就去了。请了半个月的假。”

我“嗯”了一声，没再说什么。心里却有另一股劲儿在往上冒。他去省城，到底是看病，还是去找什么人？

下午跟郑科长去东城查一个盗窃案，走访了几户失主，做了笔录。回来的路上经过武装部门口，我忽然说：“郑科长，我进去问点事。”

他看了我一眼，没多问，只说了句：“快去快回。”

武装部值班的是个年轻干事，听我说要查79年边境作战的连队资料，有点为难：“79年的资料早就移交军分区了。我们这里只有退伍军人登记表。”

“那能查查刘卫东吗？就是81年底复员的，原来我们一个连。”

他翻了翻本子：“刘卫东……81年12月复员，原侦察连七班副班长。安置去向是原籍玉林县粮油站，后来怎么去了公安局，这你得问公安局。”

粮油站？

我皱了皱眉。刘卫东的安置去向是粮油站，怎么最后进了公安局？这中间的弯弯绕，怕是不简单。

“谢了。”我冲干事点点头，出门朝郑科长走去。

“查到了？”郑科长问。

“查到他原来是分到粮油站的。”

郑科长“嗯”了一声：“安置以后又考的政法系统。八三年严打，各地缺人手，有部队经历的优先。他报名，政审过了，就调过来了。”

“政审过了？”我重复了一下这四个字，没再说下去。

“你的意思我知道。”郑科长推着车慢慢走，“政审过没过，我说了不算。你要是有证据，去局长那儿反映。要是没有，就先把工作干好。”

他跨上车，又补了一句：“建国，你既然回来了，就往前看。但该弄清楚的，也要弄清楚。”

我点点头，骑上永久，跟在他后面。

天擦黑的时候，我骑到了南山脚底下。何小兵家的烟囱正在冒烟，灰白色的烟溶进暮色里，像条细细的河。我远远站着，没过去打扰。

这几天我总想起何小兵。想起他牺牲前一天晚上，我俩在猫耳洞里说过的话。

“班长，你说人死了真的就啥都不知道了吗？”他抱着枪，眼睛望着洞口外的一小块天。

“不知道。”我说，“可能知道吧。”

“要是知道了，我娘肯定天天哭，我不想让她知道。”他笑了一下，露出两颗小虎牙，“我要是没了，你帮我看看我娘。”

“放屁。”我骂他，“你给老子活着回去，自己看。”

他“嘿嘿”笑了两声，说：“行，一起回。”

第二天他就没了。

我在猫耳洞里抱了他很久，直到他的身体凉下去，凉得像块石头。后来敌军的炮火上来了，我只能把他放在地上，用雨披盖住脸，带着人撤。

我没有把他带回来。这是我心里最大的一块疤。很多年以后的深夜，我还会梦见那片雨披被风吹起，露出他半边苍白的脸。

“小兵。”我站在山脚下，望着何小兵家那盏昏黄的灯，“我回来了。你娘挺好的。”

我顿了顿，又说：“刘卫东说，当年有别人泄露。我不知道该不该信。”

风吹过来，把山上的松树吹得呜呜响，像在回答，又像什么都没说。

回到局里已经快八点了。我停好车，在楼梯口碰见了方强。他正往外走，差点撞上。

“周哥！正找你呢！局长让你明天上班先去他办公室。”

“局长？”

“嗯，徐局长。他说要见见新来的同志。”方强挤挤眼，“局长亲自接见，有面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脸上没露：“知道了。”

“那我走了啊，今晚值班，得去巡逻。”他挥挥手跑了。

我站在楼梯口，看了看二楼局长办公室的窗户。灯亮着，窗帘拉了一半，影影绰绰地有个人影。

徐局长，徐德厚，五十出头，转业干部，听说在部队干到团级。我来报到那天他正好去市里开会，没见着。

他找我，是例行谈话，还是有什么别的？

我洗了把脸，把警服整了整，上了二楼。门虚掩着，我轻轻敲了三下。

“请进。”里面传来一个沉稳的声音。

我推门进去。徐局长坐在办公桌后面，戴副老花镜，正在看一份材料。看见我，把眼镜摘了，朝椅子努了努嘴：“坐。”

我坐下。他上下打量了我几秒，忽然说：“像。”

“什么像？”

“像你父亲。”他说。

我一愣。我父亲？我父亲在我十二岁那年得病走了，一个普通的水泵厂工人，跟公安局八竿子打不着。

“您认识我父亲？”

徐局长没回答，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到我面前：“这是你报到那天，有人放在传达室的，说是给你的。”

我接过信封。封皮上只写了三个字：周建国。

没有落款，没有地址。

“我能打开吗？”我问。

“给你的，当然能打开。”

我撕开封口。里面只有一张照片，黑白的，已经泛黄了。照片上是一群当兵的，站在一辆军车旁边，大约二十来个人。我一眼认出了前排中间的那个——是我父亲。

他穿着军装，年轻得不像话。

“你父亲，曾经是我们局的干警。”徐局长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锤子，一下下砸在我耳边。

“什么？”

“1958年，你父亲从部队转业，到江临市公安局治安股工作。1963年，他在一次追捕中牺牲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被人从后脑勺打了一闷棍。

我母亲告诉我，父亲是在工厂出事故死的。

她骗了我二十多年。

我猛地站起来，手里的照片差点滑落。我死死盯着照片上那个年轻男人，他和我的眉眼那么像，嘴角微微上扬，带着种说不出的倔强。

“你母亲没告诉你，是怕你难过。”徐局长说，“她后来一个人带你，不容易。”

我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喘不上气来。

“局长，那这张照片是谁放的？”

徐局长摇了摇头：“传达室的老王说，没注意。早上开门就看见信封放在窗台上了。”

我翻过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钢笔写的，已经有些模糊：

“周远山，1958年10月，江临市公安局治安股全体合影。”

周远山。我父亲的名字。

我把照片翻回来，在第二排最右边找到了另一张脸。很年轻，剃着平头，下巴上有颗小痣。我不认识。

“这个人是谁？”我指着那人问徐局长。

徐局长凑过来看了一眼，脸色微变，沉默了好一会儿。

“这是……陈国平。”他说，“你父亲当年的搭档。”

“他现在在哪儿？”

徐局长把老花镜重新戴上，把照片拿在手里，端详了很久。最后他放下照片，看着我的眼睛，说了句让我后脊背发凉的话：

“陈国平，现在是省厅的副处长。”

第4章 父亲的老照片

那天晚上，我在宿舍里坐了一夜。

照片放在枕头边，借着窗外的月光，父亲的脸模模糊糊，却好像在看我。我母亲说过，我父亲是个老实人，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她说他是在工厂里让机器卷进去的，人抬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成形了。

我一直信了。

现在突然告诉我，他死在追捕路上。那为什么我母亲要瞒着我？为什么1963年的事，到1986年我还不知道？

我伸手摸了摸那张照片。纸很旧，边缘都毛了，像是被翻过很多次。背面那行字我反复看了又看——“周远山，1958年10月”。

那一年，我还没出生。

天快亮的时候，我起身去水房洗了把脸。镜子里的人眼眶发青，胡子茬从下巴上冒出来，整个人像只从洞里爬出来的野猫。

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上午八点，我去了局档案室。吴大姐刚到，正在擦桌子。我把来意说了——查我父亲周远山的档案。

她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周远山？你儿子？”

“是。”

“他的档案不在这里。”她想了想，“六几年的事了，那会儿的档案，一部分移交到市局，一部分在人社局。你不如先去人事科问问。”

我道了谢，又去人事科。人事科长是个姓孙的中年人，听了我的来意，翻了翻本子，说：“周远山，63年因公殉职，遗属有抚恤，应该都发放到位了。档案确实在人事局。你要查，得走流程。”

走流程。

我清楚，这种事没有十天半月下不来。我等得起，但心里那团火等不起。

从人事科出来，我在走廊里碰见了郑科长。他叫住我：“怎么了？脸色跟纸一样。”

“没睡好。”我说，“郑科长，我想请两天假。”

他看了看我，说：“你才来几天就请假，不太好。不过你要是有急事，我替你盯着。说说，什么事？”

我沉默了一下，把照片的事简略说了。

郑科长听完，眉头拧成了疙瘩：“你父亲是周远山？”

“您知道？”

“听说过。”他接过照片看了看，又还给我，“不过那时候我还年轻，刚当警察没几年，不在一个科。老同志有时候会提起，说治安股有个周远山，抓人不要命。”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你父亲牺牲那年，你多大？”

“两岁。”

郑科长叹了口气，拍拍我的肩膀：“去吧，我给你批两天。但记住，回来就给我安心上班。人活着，别让过去的事把自己压死。”

我点头。

当天下午，我去了人事局。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同志接待了我，说查六十年代的档案需要时间，让我过两天再来。我从包里摸出退伍军人证和公安局的工作证，放在桌上：“我是他儿子，亲儿子。我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没的。”

她看了看证件，又看了看我，说：“你等等。”转身进了档案库。

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她出来时手里多了个牛皮纸档案袋，上面落满灰。

“只能在这里看，不能带走。”她说。

档案袋里的东西不多：一份个人简历，一份入党申请书，一份牺牲情况报告，还有几页泛黄的调查记录。

我逐字逐句看那份牺牲情况报告。

“周远山，男，1935年生，江临市公安局治安股民警。1963年11月7日夜，在追捕一名入室抢劫杀人案嫌疑人时，与嫌疑人发生搏斗，从河堤高处坠落，头部受伤，送医不治，壮烈牺牲。”

“殉职时，同组民警陈国平在场。”

我盯着最后那句话，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同组民警陈国平在场。

陈国平——那个在照片上站在我父亲旁边的人，现在省厅的副处长。

我又翻那些调查记录。里面有几份当时的调查笔录，询问的对象是涉案嫌疑人，一个叫赵老五的人。根据笔录，赵老五交代，当晚他入室盗窃，被户主发现后行凶，后被周远山、陈国平追至河堤，双方搏斗中周远山坠落。

整个过程中，陈国平不在我父亲身边。

笔录上说，陈国平去追另一个同伙了。等他回来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掉下去了。

合情合理。

但我的目光停在一个细节上——赵老五的落网时间是1963年11月9日深夜。而审讯笔录的第一页上，记录人签名处是“陈国平”。

他一个追捕民警，自己刚刚目睹队友牺牲，两天后就有心气去审讯？这份笔录的完整性太强了，一问一答，滴水不漏。

我把这些内容抄在本子上，把档案还了回去。

出了人事局，太阳明晃晃的。我站在台阶上，被晒得有些发晕。

陈国平。省厅副处长。他到底和我父亲的死有没有关系？还是我太敏感了？

回到宿舍，我把那张集体合影摊在桌上，数了数上面的人。二十二个人。除了我父亲和陈国平，我谁也不认识。

但有人会认识。

第二天一早，我骑车去了城西。来之前我打听了，公安局退休的老同志里，有几个还活着。住在城西家属院的有位姓杜的老同志，叫杜长河，退休前是治安股的副股长，和我父亲一个屋办公。

“杜叔在家吗？”我站在一栋老居民楼前敲门。

“谁啊？”门开了道缝，露出半张老人的脸。他七十来岁，头发白透了，但眼睛还亮。

“杜叔，我是周远山的儿子，周建国。”

门开大了。老人拄着拐杖站在门口，上上下下打量我，嘴唇动了动，最后说：“进来吧。像，像你爸。”

屋里陈设简单，一张方桌，几个旧柜子，墙上挂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警服，领口都磨破了。

杜长河让我坐下，自己颤颤巍巍地倒茶。我赶紧接过来，说：“杜叔，我来是想问问我父亲的事。”

“你妈没跟你说？”他叹了口气，坐到我对面，“也难怪。你母亲当年跟你父亲感情好，他没了，她受不了，带着你搬走了。我们这群老家伙，后来再没见过你们。”

“我想知道，我父亲到底是怎么牺牲的。”

杜长河沉默了很久。茶杯里的热气袅袅地升，扑在他脸上。

“远山这个人啊，干什么都冲在前面。”他慢慢开口，“63年冬天，城里出了个入室杀人的案子。一个姓赵的惯犯，偷东西的时候被撞见了，把人打成了重伤。远山和国平追了好几天。”

“那天晚上，他们追到南河堤上。天冷，地滑。”他停了一下，拐杖在地上轻轻敲了两下，“具体过程，只有陈国平知道。他说自己去追另一个同伙了，回头就看见远山掉下去了。”

“您信吗？”

他抬起眼看我，目光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像是想说又不敢说。

“我信不信，都过去二十多年了。”他说，“远山的命，也回不来了。”

“杜叔，陈国平这个人，后来怎么样？”

“他啊，你父亲牺牲以后，他顶了远山的位置，当了小组长。后来一路上去，现在在省厅，听说快退了。”杜长河的嘴角动了动，想笑，没笑出来。

“远山牺牲了，他升上去了。”我低声说。

“这话，我当年也说过。”杜长河的声音忽然低了下来，“跟纪检的人说过。但没用。”

我的心沉了下去。

“当时有证据吗？”我追问。

杜长河摇摇头：“没有。只有一个疑点。”

“什么疑点？”

“赵老五，那个凶手，被抓以后第三天就全招了。招得那么顺，像提前背好的。”杜长河的拐杖在地上又敲了两下，“不过，这算什么证据呢？人家说，审讯人员有本事，犯人服罪，天经地义。”

我握着茶杯的手紧了紧。

“杜叔，还有谁知道当年的事？”

“能走的都走了，能死的也死了。”他叹了口气，“我们那批人，活到今天的，不超过三个。有一个在省城养老院，叫马福海，当年治安股的内勤。你可以去问问。”

我记下了这个名字。临走时，杜长河颤颤巍巍送我到门口，忽然抓住我的手：“建国，你和你爸长得真像。”

他的手又干又凉，像树皮。

“别学他。”他说。

“什么？”

“别学他，什么都往前冲。”杜长河松开手，眼睛望向远处，“他冲了一辈子，到死都没弄明白，有些坑，是后面的人挖的。”

我愣住了。还想再问，他已经把门关上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把杜长河的话翻来覆去想了很久。他话里有话，但没有明说。陈国平到底做了什么？他不敢说，还是没证据？

我铺开本子，把今天问到的东西都记下来。写写画画，一页纸很快满了。我翻到新的一页，写了两个大字：证据。

我需要证据。

半夜里，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方强。他穿着背心，一脸惺忪，手里拎着个暖水瓶。

“周哥，我看你灯还亮着。给你送点热水。”

我让他进来。他瞄了一眼桌上铺满的纸，没多问，把水放下就往外走。走到门口，又折回来。

“周哥，有句话我不知道当不当说。”

“你说。”

“刘卫东去省城之前，去了一趟传达室。老王说，他往窗台上放了个东西。”方强看着我，“就你报到那天早上。”

我脑子里“嗡”的一下。

照片是刘卫东放的？

他为什么会有我父亲的照片？他为什么知道我是谁？

我抓起外套就往外走。方强在后面喊：“周哥你去哪儿？都快十二点了！”

“去传达室。”

传达室还亮着灯。老王正在听收音机，看见我来了，把音量调小：“小伙子，这么晚了有事啊？”

“王叔，我问您，我报到那天早上，窗台上的信封是谁放的？”

老王想了想：“我当时去后院上厕所，回来就看见窗台上多了个信封。不过之前有人敲窗户，我好像听见了，出来没见人。就看见个人影，骑自行车往东去了。”

“穿什么衣服？”

“没看清。天刚亮，雾又大。”老王摇摇头。

我站在传达室门口，心里那团乱麻越缠越紧。刘卫东到底知道多少？他给我照片是什么意思？提醒我？试探我？

还是说，他也和我父亲的事有关？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军分区。凭着退伍证，查到了79年那次任务的部分存档——准确地说，是那份《南山高地侦察任务行动小结》。

负责接待我的老干事叫康建明，五十来岁，曾经也是侦察兵出身。听说我要查79年的任务，他二话没说就去翻了库。

“这份小结，是任务结束后连里写的。”他把一个发黄的卷宗推过来，“你看看。”

我打开。两份材料。一份是任务经过，另一份是人员伤亡情况。任务经过里有一句话让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该部在撤离途中遭遇敌军合围，经查，系因通讯频段被截获，导致集结点暴露。”

通讯频段被截获。

“康干事，这个结论是谁写的？”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卷宗：“当时连队的指导员，叫罗志明。他去年转业了，现在在市一中当保卫科长。”

罗志明。我们的指导员。我记得他，高高瘦瘦的，戴副眼镜，说话永远慢条斯理。

他写的结论，说暴露原因是通讯频段被截获？

可那天晚上我们根本没有使用无线电通讯！为了隐蔽，从进山到撤出，全程无线电静默。这是我在出发前亲自下的命令，全连都执行了。

通讯静默，哪来的频段截获？

我脑子里像炸开了一样。

“康干事，能不能让我抄一份？”

“这个……按规定不能外传。”他犹豫了一下，“但你可以记。”

我掏出本子，把关键内容都抄了下来。抄完，我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动。

有人在撒谎。

从七年前的侦察任务，到我父亲的死，都有人在撒谎。

而这些谎言，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我合上本子，站起来：“康干事，谢谢您。我还想查一个叫马福海的人，原来是江临市公安局的，现在可能在省城养老院。”

他愣了一下：“马福海？这个名字我好像有印象。你等等。”

他翻了一会登记簿，抬头说：“他在省城夕阳红养老院，地址我写给你。”

我接过纸条，紧紧地攥在手里。

第5章 省城来的电话

从军分区出来，我在路边小店买了两个馒头，就着一瓶汽水嚼。天热，汗顺着脊梁沟往下淌，衬衣黏在身上，像裹了层湿布。

我边吃边盘算：刘卫东去了省城，马福海也在省城。这是巧合，还是刘卫东也在查什么事？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压不下去了。

下午回到局里，方强正在写材料，看见我进来，把笔一扔：“周哥，你这两天神出鬼没的，郑科长都问了。你是不是查到啥了？”

我摇摇头：“没查什么。对了，方强，刘卫东的宿舍在哪间？”

“三楼东边，301。”他眨眨眼，“你找他？他不是去省城了吗？”

“没，随便问问。”

我上楼，站在301门口。门锁着，老式的挂锁，从门缝里能看见里面收拾得整整齐齐。床铺叠成豆腐块，桌上放着一只搪瓷缸和几本书。门缝太窄，看不了更多。

我蹲下来，看门框边沿。木头上有些刮痕，像是有人经常用钥匙开门，动作很急。锁孔周围的铁皮有些发亮，被磨得厉害。

刘卫东住这间宿舍，住了将近三年。

我起身走了。

又过了两天，我去人事局问了档案的事。女同志说，我父亲的档案已经被提走了。

“提走了？谁提的？”

“前两天有个男的，拿着省厅的介绍信来提的。说是要调阅。”她翻了翻登记本，“叫……刘卫东。”

我脑子里又是“嗡”的一声。

刘卫东。他拿省厅的介绍信提走了我父亲的档案？

他一个县局刑侦科的普通民警，哪来的省厅介绍信？

我站在人事局门口，太阳在头顶晒得人发晕。街上的汽车喇叭响了又响，自行车铃声叮叮当当，我全听不见了。

只有一个声音在脑子里响：他到底是谁？他到底在干什么？

那一刻我做了个决定——去省城。

我立刻回去找郑科长请假。他正弯着腰在院里擦他那辆二八大杠，听我说要请五天假，直起身子：“建国，你才来几天，怎么又要请假？”

“郑科长，我确实有急事。”我说，“刘卫东拿省厅的介绍信，去人事局提走了我父亲的档案。我想去省城问清楚。”

郑科长停下手里的活，拿块抹布慢慢擦手，好半天才说：“你确定？”

“确定。人事局有登记。”

他沉默了片刻，说：“假我批不了。你去找局长。徐局长要是同意，我也没意见。”

我转身去了二楼。徐局长正在打电话，看见我进来，示意我坐下等。

我等了将近五分钟。他放下电话，问：“什么事？”

我把要去省城的事简略说了。徐局长听完，眉头皱了起来。他走到窗口，看着窗外，背对着我，像在琢磨什么。

“建国。”他转过身，“你父亲的事，我知道。但你的工作刚安排下来，这时候往省城跑，传出去对你不利。”

“局长，我不是去闹。我是去问清楚。”

他看了我一会儿：“你问谁？问刘卫东，还是问陈国平？”

我一愣。他知道陈国平？

“刘卫东去省城，是我批的。”徐局长坐回椅子上，语气平缓，“他确实是去看病。他胳膊上的旧伤已经两年了，医生说再拖下去可能会留下后遗症。”

“那他拿省厅介绍信提我父亲的档案，也是看病？”

徐局长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没接这个话头。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要是真想查你父亲的事，有个人比刘卫东更合适。”

“谁？”

“陈国平的秘书。”徐局长说，“他叫孙建新，原来是我们市局的人。我可以帮你打个电话。”

我没说话。陈国平的秘书，这算什么安排？让我去接触陈国平那边的人？我警惕地看了看徐局长。他的表情很平静，像在安排一件极普通的工作。

“怎么，不放心？”他笑了一下。

“我不认识他。”

“放心，就是吃顿饭，聊聊天。”徐局长说，“你父亲的死，我也一直有疑问。但我在这个位置上，不方便做什么。你不一样。”

我明白了。他是在用我。

“我考虑考虑。”我站起来。

“别考虑太久。”徐局长说，“陈国平快退了。他退了，有些事就永远没人说得清了。”

我出了办公室，在走廊里站了很久。徐局长的话像根针，扎在脑子里。他和我父亲的死有什么关系？他知道什么？刘卫东去省城又是谁安排的任务？

这局里的水，比我想的深多了。

那天下午，我破天荒地去找了郑科长。他正在办公室里看文件，看见我进来，把老花镜摘了。

“徐局长没批？”

“批了。”我撒了个谎，“但我想再问您一个事。”

“说。”

“您跟徐局长，认识多少年了？”

郑科长笑了：“二十多年了。怎么了？”

“刘卫东进局里，是不是徐局长亲自批的？”

郑科长脸上闪过一丝犹豫，很快恢复了正常：“当时徐局长是副局长，分管人事。他最后签字，正常的。”

我点点头，没再问。但我心里清楚，这里面肯定不正常。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我父亲站在河堤上，穿着那身旧警服，朝我伸手。我想跑过去，可脚下的土一直往下塌，怎么都走不到他面前。他张了张嘴，像在喊什么，但我只听见风声，呜呜地响。

然后我醒了，一身的汗。

窗外天刚亮，有鸟在槐树上叫。我坐起来，点了一根烟。我早戒了，但还是抽了。烟很苦，像那年战俘营里偷藏的半截烟头。

该去省城了。

上午十点，我搭上了开往省城的长途汽车。车很旧，座椅的皮革裂开一道道口子，露出黄色的海绵。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脸朝着窗外。灰扑扑的公路、稀稀拉拉的树、电线杆一根根往后跑。

车到省城，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

我买了张省城地图，先去了夕阳红养老院。那地方在城西，一片老旧的居民区中间。养老院不大，围墙上爬满了爬山虎，绿得发黑。

门卫问了我的来意，让我登记。我写了“周建国，马福海老同志的晚辈”。

马福海的房间在二楼尽头，朝北，光线不好。我进去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盖着条薄毯。人很老了，瘦得脱了相，皮肤皱巴巴地贴在骨头上。

“马叔。”我轻声叫。

他缓缓睁开眼，浑浊的眼睛看着我，嘴唇动了动：“你是……”

“我是周远山的儿子，周建国。”

他的眼睛忽然睁大了。干枯的手从毯子下伸出来，在空中乱抓。我赶紧握住。他的手冰凉，像握着一块冰。

“远山……远山的儿子……”他喃喃地重复，“你长得像你爸。”

“马叔，我来问您，我父亲到底是怎么牺牲的。”

他的眼角流下泪来，顺着布满皱纹的脸淌进耳朵里。他张着嘴，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有痰堵着。

“马叔，您慢点说。”

“陈国平……”他挤出三个字，然后剧烈地咳嗽起来。

我赶紧给他倒了杯水。他喝了，咳嗽慢慢平息，但气息明显更弱了。他的手指死死扣着我的手腕，力道出奇地大。

“陈国平……他……他害死了你爸……”

我的心沉到了底。

“马叔，您有证据吗？”

他摇头，泪又流下来：“我没有……当年……当年不敢说……”

“为什么不敢说？”

“陈国平他哥……是当时的副局长……”马福海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我们……谁都惹不起……”

陈国平的哥哥是副局长。

难怪杜长河说，他跟纪检的人说也没用。

“马叔，您再想想，还有什么线索？”我凑近他，“我不能让我父亲白死。”

他喘着气，眼睛半闭着，像要睡过去。过了很久，他忽然说了一句话，轻得几乎听不见：

“河堤……第三根电线杆下面……”

我竖起耳朵：“什么？”

“你父亲……掉下去之前……把抢到的……”他说到这儿，眼睛突然瞪大了，手指猛地抓紧我，喉咙里发出一声尖利的嘶鸣。

然后他的手松开了，整个人软下去，眼睛还睁着。

“马叔？马叔！”

我喊了几声，外面护士跑了进来。护士一看他的脸色，赶紧按了床头的呼叫器。几个护工七手八脚地围过来。我退到墙边，看着他们忙乱，脑子里嗡嗡响。

马福海死了。

我亲眼看着他咽的气。

养老院报了警。辖区派出所来人问了情况。我出示了工作证，说我是江临市公安局的，来看望马福海老同志，他突然发病了。派出所的人认识江临那边的人，打了个电话核实，也就没多问。

从养老院出来，天已经黑透了。我站在马路上，浑身发冷，像掉进冰窟。

马福海临死前说——“河堤，第三根电线杆下面”。还有一句没说完：“你父亲掉下去之前，把抢到的……”

抢到的什么？放在了电线杆下面？

不对。电线杆是后立的。63年的时候河堤上哪有电线杆。

除非，他说的不是当年的河堤。是现在的河堤。是有人后来把什么东西放在了那里。

他怎么会知道？除非那个人，也告诉过马福海。

我蹲在马路牙子上，点了一根烟。烟头的光在风里一明一灭，像只将死的萤火虫。

刘卫东。刘卫东一定知道什么。

我站起来，朝最近的电话亭走去。我要给局里打电话，问刘卫东在省城哪个医院。

电话通了。那头是方强的声音：“周哥！你在哪儿？刘卫东出事了！”

我握着话筒的手一紧：“什么事？”

“他在省城中心医院，昨晚被人从背后袭击，后脑勺挨了一棍，昏迷到现在都没醒！”

话筒在我手里“吱”地响了一下，像有电流穿过。

“哪个病房？”

“神经外科，三病区，二十六床。周哥你——”

我挂了电话，跳上路边的三轮车。

“中心医院！快！”

车夫蹬得飞快，三轮车在夜色里颠簸。我坐在后面，看着路灯一盏盏掠过，忽明忽暗，像七年前密林里的手电光，一闪，就有人倒下。

刘卫东，你他妈不能死。

你还没把话说清楚。

第6章 陈年旧案的裂口

中心医院神经外科的走廊又长又白，消毒水的气味呛得人鼻腔发酸。护士台的灯亮着，一个值班护士正低头写记录。

我快步走过去：“刘卫东在哪儿？三病区二十六床。”

护士抬头看了我一眼：“你是家属？”

“同事，江临市公安局的。”我把证件递过去。

她翻了翻本子：“走廊尽头右转，病房里有警察在守着。你过去他们会核实。”

我快步走过去。病房门口果然坐着一个穿制服的年轻民警，正靠着墙打盹。听见脚步声，他猛地睁开眼，手摸向腰间。

“江临市公安局，周建国。”我主动开口，“刘卫东的同事，也是他战友。”

年轻民警仔细看了看我的证件，又看看我：“你等等。”他起身进了病房。过了一会儿，跟出来一个三十来岁的便衣，面容清瘦，目光很沉。

“我是省厅刑侦处的，赵立松。”他和我握了握手，力度很大，“你从江临来？”

“刚下长途车。他怎么样？”

“后脑挫伤，颅内有少量出血，昏迷快二十个小时了。”赵立松说，“医生说明天要是能醒，问题就不大。”

我透过门上的玻璃往里面看。刘卫东躺在靠窗的病床上，头上缠着厚厚的白纱布，脸色像床单一样白，嘴唇干裂起皮。他的左手露在被子外面，腕上插着吊针，药水一滴一滴地往下掉，像放慢了的秒针。

“他是被谁打的？”我问。

“昨晚他从这里出门，走到医院附近的一条小巷子，被人从背后袭击。”赵立松说，“没抢东西。钱包、手表都在。”

“他为什么来省城？”

赵立松看了我一眼：“你和他一个单位的，不知道吗？”

“他说来看病。但我不信。”我直视他，“我们之间有些事。”

赵立松沉默了几秒，说：“走，到外面说。”

我们走到走廊尽头的阳台上。夜色浓得化不开，远处城市灯火如豆。赵立松掏出烟，递给我，我接了。两个人点着，烟头的红光在风里明灭。

“刘卫东是来报案。”他说。

“报案？”

“他通过我们处里的老吴，递了份东西上来。”赵立松吐了口烟，“他说是79年边境作战期间，一段任务通报的原件。他认为当年的战况通报有疑点，要求省厅重新审查。”

我手里的烟一抖，烟灰掉在鞋面上。

“他有没有说为什么这么做？”

“没有。只说他在查一个旧案，和当年侦察连的任务有关。”赵立松顿了顿，“报完案第二天，他就被人袭击了。你说巧不巧？”

我咬了咬烟嘴：“人呢，抓到了吗？”

“跑了。”赵立松把烟头摁灭在阳台上，“但根据巷口一个夜宵摊主的描述，打他的人身高一米七五左右，偏瘦，骑一辆黑色二八单车，出巷子后往北门方向跑了。”

我脑子里快速过了一遍。一米七五，偏瘦。这个描述太模糊了。但是黑色二八单车，这个细节有点意思。

“刘卫东来省城的时候，骑单车来的？”

赵立松摇头：“长途车站的监控没有。他应该是到了以后借的，或者在旧货市场买的。”

我“嗯”了一声，没再说什么。但心里的疑团越滚越大。刘卫东在查79年的事，又在查我父亲的事。这两件事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

“周建国。”赵立松忽然叫我的全名，“你和他，在部队的时候，发生过什么？”

我直视他的眼睛。这人不是随便问问。他是刑侦处的，刘卫东报的案，他肯定已经翻过刘卫东的口供了。

“他跟你说了吗？”我反问。

“说了一点。”赵立松说，“他说他欠你一条命。”

我没说话，把烟屁股丢在地上，用鞋尖碾灭。

“我今晚在这儿守着。”我说，“明天他醒了，我通知你。”

赵立松看了我几秒，点了点头：“行。有消息随时联系。”

他走了以后，我在病房里坐了一夜。刘卫东躺在床上，呼吸很浅，像只随时会断线的风筝。我坐在靠墙的折叠椅上，盯着他的脸看。

这张脸，我恨了七年。

可他现在躺在这儿，我又希望他睁开眼，把他知道的事说出来。

天快亮的时候，刘卫东的手动了一下。我猛地坐直身子。他的眼皮颤了颤，慢慢睁开一条缝。嘴唇动了动，像要说话。

“刘卫东。”我凑过去，“能听见我说话吗？”

他的眼睛慢慢聚焦，看着我，脸上浮现出一个极其微弱的笑。

“建国……”声音像从嗓子最深处挤出来的，“你来了……”

“别说话，我去叫医生。”

他抓住我的袖子，力气小得可怜：“听我说……档案里……我放了一张……”

“什么？”

“你父亲的档案里……有张……字条……”他说到这儿，眼睛又闭上了，像耗尽了所有力气。

我按了呼叫铃。医生很快过来，检查了一番，说醒过来是好现象，但需要静养，不能再说话。

上午八点，我抽空去了一趟省厅附近。不是去找陈国平，而是去找赵立松。

“他醒了。”我说，“情况稳定。但他说，他把我父亲的档案提走以后，在里面放了一张字条。”

赵立松坐直了：“什么字条？”

“他没说完。”

赵立松想了想，说：“刘卫东确实带了你的父亲的档案。他交给我们了，说暂时保管，和报案材料一起封存。你可以去看看。”

“你们能让我看吗？”

“周建国，你也是公安系统的人。”他说，“程序你应该懂。不过你既然是儿子，有权利知道。”

他带我去了一间小办公室，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个档案袋。我的目光一下定住了——那就是我父亲的档案袋，人事局的那只，边角已经磨白了。

赵立松打开，把里面的东西一样样拿出来放在桌上。简历、入党申请书、牺牲情况报告、调查记录……和我在人事局看到的一样。

还有一张字条。

我拿起来。上面只有一行字，是刘卫东的笔迹：

“周建国，河堤第三根电线杆，下面有东西。你不去，就永远不知道。”

我把字条攥在手里，拳头上青筋暴起。

刘卫东早就知道。他放出那张照片，引我去查我父亲。他知道我会查到河堤，查到电线杆，查到那里藏着的东西。

但他不直接告诉我。他要我自己去看。

“赵警官。”我深吸一口气，“我要回江临。”

“现在？”

“现在。刘卫东就拜托你们了。”

赵立松点了点头：“你放心。他这边我们派人守着，不会再出问题。”

我搭了最近一班车回江临。车开得慢，路又颠，我坐在最后一排，不停看表。窗外的天阴下来，乌云压得低低的，像要下雨。

到江临已经下午四点半。我没有回局里，直接去了南河堤。

南河堤是江临城南的一条老河堤，堤上种着两排柳树，树下有人下棋、钓鱼、遛鸟。我沿着堤岸慢慢走，数着电线杆。

第一根，在堤东头的配电房旁边。

第二根，大约一百米外，靠着一棵大柳树。

第三根，在堤上一个小庙门口。庙不大，只有一间房，供着龙王。门口香炉里插着几柱残香，地上落满柳叶。

我围着电线杆转了三圈。杆子是水泥的，上面的铁牌写着“南河堤线，03号”。基座用水泥浇得严严实实，看不出什么异常。

“下面”是什么意思？

我蹲下来，用手在基座周围扒拉。土很硬，混着碎石，指甲缝里全是泥。挖了几下，没什么发现。

也许不是这根电线杆？

我顺着堤岸又走了一遍，把所有电线杆都看了一遍，没有哪个像能藏东西。天快黑了，柳树的影子在地面上拉得老长，像一根根手指，指向不同的方向。

我回到第三根电线杆旁，坐在小庙的台阶上喘气。汗水把衬衣浸透了，被河风一吹，冷得打颤。

庙门半掩着。我推开，里面很暗，只有一盏小油灯，火苗豆大，映出龙王像昏暗的面庞。供桌上摆着瓜果，地上有个蒲团，磨得发亮。

我站在庙里，四周出奇地安静。忽然，我听见一个声音，很轻，像有人在外面拨弄香灰。

我猛地转身。庙门口，一个佝偻的人影一闪而过。

“谁？”我追出去。

堤上空荡荡的，只有几片柳叶被风吹着，擦着地面沙沙响。我四下张望，没看见人。但香炉里的香，刚刚还插着三根，现在只剩两根了。

有人来过。

我回到香炉旁，伸手在香灰里摸了一把。灰是凉的，但香炉背面有一小块地方，灰被拨开了，露出一个用塑料袋包着的小东西。

我把它捡起来，回到庙里，借着油灯的光打开。塑料袋里包着一盒磁带，黑色的盒子上什么标记都没有。

我的心跳骤然加速，像在胸腔里擂鼓。这是谁放的？刘卫东让我来找的，就是这盒磁带吗？

我小心翼翼地把磁带收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里。走出小庙，天已经全黑了。河面上浮起点点渔火，有人在远处唱着不成调的歌。

我沿着河堤往回走，步子很急，总觉得背后有双眼睛在跟着。回头看了几次，什么也没有。

但那种被盯着的感觉，从后脑勺一路凉到脚跟。

我没有回局里，而是去了城南一家照相馆。照相馆的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正忙着给人拍照片。我等他忙完，把他拉到一边。

“有收录机吗？能放磁带的那种。”

他看我穿着警服，虽然有点奇怪，还是领我进了里屋。屋里有台三洋牌收录机，灰头土脸的，顶上还搭着块红布。

“会用不？”他问。

“会。”

我让他出去，自己把磁带放进去，按下播放键。

磁带沙沙地响了几秒。然后，一个男人的声音传了出来。我屏住呼吸。

“建国，如果你能听到这盘磁带，说明有人把该传的话传到了……”

声音很熟悉。我猛地坐直了。

是我父亲的声音。

不可能。这不可能。

我的手开始抖，抖得按不住收录机。

第7章 磁带里的秘密

磁带继续转，沙沙声像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

“建国，如果你能听到这盘磁带，说明有人把该传的话传到了。我不知道你多大，也不知道你是谁托付的。但你是我的儿子。我叫周远山。”

我双手撑在桌沿上，指节用力，骨头发白。父亲的喉音很重，带点沙，像从一口深井里传上来。

“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记清楚。1963年11月7号夜里，我和陈国平追赵老五到南河堤。赵老五突然停下，说有人给了他五百块钱，让他在堤上把我做掉。我没信，继续追。后来陈国平从后面跟上来了……”

他的声音停了一下，我听见他喘气，很重的喘气。

“陈国平用枪托砸了我的后脑。没把我砸晕，但人从堤上滚下去了。我掉到河滩上，后脑全是血。他以为我死了，就走了。”

我闭上眼睛。手心的汗浸进了指甲缝里，又凉又黏。

“我被一个打鱼的人救了。那人姓覃，叫覃老六，住在南河下游的船上。我躺了三个月才起来。没死，但走不了远路，脑子也坏了半边。姓覃的把我送到他乡下外甥那里，一个叫白鹤村的地方。我在那儿住了几年。直到听说陈国平升上去了，我让人偷偷给你娘带过一封信。但她没回。后来才知道，陈国平下了命令，说我已经牺牲了，你娘也搬了家。”

我的眼眶发酸，喉咙里像塞了团湿棉花。

父亲没死。他在乡下躲了很多年。

“我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我知道自己没几年了。”父亲在磁带里咳嗽了几声，“这盘带子，是托一个靠得住的人带给你。那个人叫马福海。你听到带子，马福海应该已经把河堤的事告诉你了。不过我不放心，马福海太怕陈国平，我怕他不敢说。”

马福海。原来磁带是马福海藏在那儿的。临死前他说“河堤第三根电线杆下面”，就是在告诉我这个。

但磁带里的父亲怎么会知道，最后把磁带放进香炉背面的是马福海？还是别人？

父亲的声音还在继续：“陈国平这些年爬得高，身边人多，你不要硬碰。我留了几样东西，在白鹤村村东头一棵老槐树下面的石盒子里。你拿了，去找纪检。一定要找纪检，不要去找公安。”

“为什么不要找公安？”我喃喃。

磁带里，父亲的声音忽然变得很低，像是怕被人听见：“陈国平的哥哥陈国富，以前是公安，现在还在系统里。你一定要小心。还有，我藏的那些东西，只有你能找到。我告诉过你娘一个口诀，她可能……”

话到这里，磁带突然断了，只剩下一片沙沙声。

我呆坐了至少五分钟，像被钉在椅子上，脑子里翻江倒海。

父亲被人害了，但没有死，躲了几年。磁带是马福海藏在河堤的。刘卫东知道这件事。陈国平的哥哥还在系统里。

还有那个没说完的口诀。

我猛地站起身，把磁带从收录机里退出来，装进贴身口袋，又盖了件外套遮住。照相馆老板见我出来，眼神闪了闪，像在犹豫什么。

“钱我回头送过来。”我说。

“没事没事，急什么。”他搓着手，欲言又止。

我没心思理他，出门就跨上了借来的自行车，往城北骑。去刘卫东的宿舍。

301的门锁着。我撬开门，手脚很轻。屋里还是那么整洁，但我的目光很快锁定了床头的一张照片。是部队时的合影。七班全体，站在猎猎的红旗下，一个个灰头土脸，笑得露牙。

我拿起照片，翻到背面。上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字：“白鹤村东头老槐树，石盒子，有东西。去找覃老六。”

又是刘卫东的字。

他什么都知道。他一直在查。可他为什么不来告诉我？

因为他知道，他不说，我才可能信。

我放下照片，站在这间空荡荡的宿舍里，心里又酸又胀。刘卫东这个人，到底藏了多少事？

第二天一早，我出城往白鹤村去。白鹤村在城南三十里外的山坳里，路不好走。我骑了三个多小时，问了几户人家，才找到村东头。

老槐树就在村口，粗得两个人合抱不过来。树冠遮出大片阴凉，树下搁着几块磨刀石。我用带来的小铲子，在树根周围轻轻挖。土很松，挖到一尺深的时候，碰到一个硬物。

是个石盒子，方方正正，用石板拼的，盖得严实。我把它挖出来，掀开盖子，里面用油纸包着三样东西：一本工作笔记，一颗变了形的子弹壳，还有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

我先打开那张纸。是我父亲的遗书。很短，只有几行字：

“我周远山，死前留此：若我遭遇不测，请将笔记交予能管此事之人。陈国平勾结赵老五，欲置我于死地。陈国富为其兄，时任治安股股长。笔记中有线索。勿轻信公安。周远山。”

我读了三遍，每个字都像刀子刻的。

接着我打开那本工作笔记。1963年，父亲的字迹密而潦草，记的全是案子。前半本正常，后半本却被撕去了几页。剩下的最后一页上，只写了一行字：“陈国富指示，赵老五暂押，勿报分局。周。”

我合上笔记。证据虽然间接，但链条开始清晰了。陈国富利用职权，让赵老五在牢里咬死周远山是“自己坠堤”。陈国平在场见死不救，甚至可能动手。

但陈国富从没受到追究。陈国平反而步步高升。

我把石盒子放回原处，把油纸包好揣进怀里。刚出村口，一个放牛的老汉拦住我，用地方话问：“你是不是周远山的儿子？”

我一惊：“您怎么知道？”

“有人让我在这等你。”老汉从牛背上的布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是一个姓刘的公安，他前些天来过这里，说要是看见一个像照片上的人，就把这个给他。”

我接过信封。老汉蹒跚着走了，老牛慢悠悠地跟在后面，甩着尾巴。

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写着几行字的纸。还是刘卫东的笔迹：

“建国，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出事了。当年七班的泄密人，不是别人，是连部通讯员钱小波。钱小波战后转业，分回原籍玉林县粮食局。我一直在查，已经拿到了他当年私藏敌军联络暗号的物证。那东西现在放在我住处，床板下面。你拿着它，去找省厅纪检组。刘卫东留。”

钱小波。

我眼前闪过一张瘦削的脸。通讯员钱小波，那年十九岁，是个不爱说话的广东兵。他和我们同吃同住，却偷藏了敌军的联络暗号。

我把信封收好，骑上自行车，朝着江临城方向拼命蹬。

风在耳边呼呼地响，像七年前那片密林里的风。我脑子里乱糟糟的，许多张脸在眼前晃来晃去。父亲的，刘卫东的，马福海的，还有那个瘦瘦的钱小波的。

他们都和这场局有关。

而我还不知道，自己正在一步步走进别人早就挖好的坑里。

回到城里已经是傍晚。我没有直接去刘卫东宿舍，而是先去了南河堤。小庙前，香炉里的香又多了几根。第三根电线杆下面，石板被人动过，边缘有撬痕。

有人比我先来了。

我蹲下来，心口突突地跳。那盒磁带已经在我口袋里了，他们还能找到什么？也许他们根本不知道磁带已经不在。也许他们来，是来找马福海藏的其他东西。

天黑了。我绕小路回公安局。快到门口时，看见方强正在传达室跟老王说话。我停下车，隐在一棵槐树后面。

方强从老王那里拿了个东西，快步回了院里。他的表情很严肃，和平日里的嬉皮笑脸判若两人。

我看着他走远，没有叫他。

第8章 夜半来客

我在外面又蹲了半个小时，确认没有异常才进局里。

传达室老王正在听收音机，看见我，笑了一下：“小周，你这几天挺忙啊，天天往外跑。”

“有点私事。”我站在窗口，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王叔，刚才方强来拿什么了？”

“一个包裹。”老王说，“省城寄来的，上午到的。他就住我隔壁，顺便帮他收了。”

省城寄来的包裹。我“哦”了一声，转身往宿舍走。心里却像有只猫在抓。

方强。这个看似大大咧咧的小民警，到底什么路数？

我住四楼，刘卫东在三楼。上楼的时候，我特意从三楼经过。301的门虚掩着，里面有轻微的响动。我贴着墙，借着走廊尽头的灯光，从门缝里看。

方强在刘卫东的屋里。

他背对着门，蹲在床前，一只手伸进床板下面摸索。动作很轻，像怕弄出声响。

我屏住呼吸，看着他从床板下摸出一个东西，塞进自己的裤兜里。然后他站起来，环视了一圈，目光扫过门缝。我赶紧蹲下，像影子一样贴着墙。

几秒钟后，门开了。方强从里面出来，轻轻带上门，往自己宿舍走去。我蹲在暗处，他经过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烟味。是省城才有卖的那种“云山”牌香烟。

方强不抽云山。

我等他上了四楼，轻手轻脚跟在后面。他进了自己屋，关上门。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一夜没怎么合眼。

刘卫东藏在床板下的物证，被方强拿走了。他知道多少？他是谁的人？

第二天一早，我装病没去食堂。等方强出门巡逻去了，我悄悄进了他的宿舍。门没锁，屋里乱糟糟的，被子揉成一团，桌上有半包云山烟。

我翻他床铺。枕套里没有，床单下没有。最后我在他放衣服的木箱夹层里，摸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掏出来一看，是一个用红布包着的小盒子。

打开盒子，里面是半张烧焦的纸片。上面只有几个字，是用墨水写的：“呼号 天狼星 三七。”

天狼星。这是敌军的电台呼号。

我攥着纸片，脑子里像有根筋在跳。刘卫东说钱小波“私藏敌军联络暗号”。这张纸条，就是证据。它不仅记着敌军呼号，还记着波长。

七年前，钱小波偷听了连部的通讯记录，把我们的联络方式记下来，藏在身上。后来事情败露，他烧了大部分，只留下这半张。刘卫东费尽力气，找到了它。

可现在，它落到了方强手里。

方强背后的人是谁？陈国平？陈国富？

我没有动那纸片。原样放好，退出房间。这盘棋，越来越不对劲了。

上午十点，我去了一趟市一中，找罗志明。

罗志明从保卫科的窗户里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快步走出来。他比七年前老了不少，头发灰了大半，脸上的颧骨更突出了。

“周建国。”他握住我的手，用力晃了晃，“你来了。我听说你分到公安局了。好，好。”

“罗指导员。”我叫他，“我来问您一件事。”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他把我让进办公室，倒了杯水，自己点上一根烟，慢慢抽起来。

“79年那次任务，您为什么在总结里写‘通讯频段被截获’？”我直接问。

他抽烟的动作停了一秒：“上头让这么写的。说涉及特殊处置，不能写太细。”

“上头？哪个上头？”

“军分区下来一个工作组，调查暴露原因。”他说，“领头的叫陈国富。”

我差点把水杯捏碎。

陈国富。从公安系统调到军分区？还是别的什么身份？

“陈国富当时是什么职务？”

罗志明皱了皱眉：“省军区保卫处副处长。”

原来如此。从江临市公安，到省军区保卫处，这个陈国富，一直在要害位置。他一个保卫处副处长，跑到前线工作组来，居然能定调查结论？

“您知道真相吗？”我压低声音。

罗志明看着我，好半天才说：“当时已经抓了一些情况，指向连部有人泄密。是通讯员钱小波。但没审完，陈国富就说证据不足，把人放了。钱小波第二年转业，分到了地方。那事就再没人提了。”

“他为什么包庇钱小波？”

罗志明苦笑了一下：“你说呢？”

我沉默了。

钱小波偷藏联络暗号，陈国富压下不审。答案只有一个：钱小波是陈国富的线人。

事情越来越清楚了。陈国富一直在布一张网，连队里有他的眼线，市局里有他的势力，省厅里有他的弟弟。这张网从公安系统延伸到部队，从六十年代覆盖到八十年代。

我站起来：“罗指导员，谢谢你。您当年写了那个结论，心里也苦吧？”

他别过脸去：“苦。后来我申请转业，就是不想在部队里看见那些嘴脸。”

我走到门口，他又叫住我：“建国，你一个人，别硬来。陈国富两兄弟的手段，我见过。”

“我知道了。”

出了市一中，我直奔长途汽车站。我要去省城，找赵立松。这事已经不是我一个人能扛的了。

但刚走到半路，一辆三轮车在路边停下。骑车的男人戴着草帽，压得很低：“你是周建国？”

我警觉地看着他，没说话。

“有人让我给你带句话。”他从车筐里摸出一个折叠的纸条，扔过来，然后猛蹬车子，消失在巷子里。

我打开纸条。上面只有四个字：“你娘病了。”

我脑子“嗡”地一下，像挨了一闷棍。我站在原地，手抖得拿不住那张纸。我娘住在城东，身体一直不好。如果是真的……

我掉头就朝城东跑。

跑到城东那片老旧的平房前，天已经擦黑。我娘住的房子是我复员后租的，一间半，带个小院。我娘平时在院里种点菜，养几只鸡。我隔着院墙就闻到了一股药味。

推开门，我愣住了。

我娘躺在床上，脸色蜡黄，被子盖到胸口。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坐在床边，正在给她把脉。

“你是谁？”我冲进去。

“我是城东诊所的孙大夫。”他转头看看我，“你娘受了惊吓，又受了凉，烧得厉害。”

“惊吓？”我蹲到床边，摸了摸我娘的额头。烫得吓人。

“两天前的夜里，有人翻墙进院，在门口扔了一个死鸡。”孙大夫说，“你娘起来查看，踩到地上的油，摔了一跤。邻居天亮才把她扶起来。”

我胸口像被点燃了。

“报警了吗？”

“报了。派出所来看过，说可能是小偷，没查出来。”孙大夫摇摇头，“你娘烧得不轻，我给她打了退烧针。今晚要是还不退，得送医院。”

我握着我娘的手，她的手指滚烫，握上去像攥着一把炭。她的眼睛闭着，眉头锁得紧紧，嘴里含含糊糊地叫：“建国……建国……”

“娘，我在。”我凑近她，声音发颤，“儿子在。”

她的睫毛颤了颤，像要睁眼，又没力气。

那天晚上，我没有走。我坐在床边，熬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我娘的烧终于退了些。我出门，买了碗热豆浆，一口一口喂她。她慢慢醒过来，看见我，眼泪就下来了。

“建国，有坏人……有坏人往咱家扔死鸡……”她抓着我的手，声音沙哑，“还留了字条。”

“字条呢？”

她指了指窗台。我走过去，看见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用红墨水写着几个字：

“别查了。再查，死的不止是鸡。”

我把纸片攥在手心里，指甲几乎刺进肉里。

有人害怕了。

他们越害怕，越说明我查到了他们最疼的地方。

我转过身，看着我娘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她这辈子受的苦已经够多了。我不能让她再受惊吓。

“娘，没事了。”我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儿子是警察。有儿子在，谁也别想欺负你。”

她点点头，眼泪又流下来。

我把她安顿好，去隔壁请刘姨帮忙照看。刘姨是我娘家多年的邻居，人很热心。她拍着胸脯说：“你放心去忙，你娘有我。”

从家里出来，我站在晨光里，深深吸了一口气。

不查了？不可能。

他们想吓我，说明我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我回了一趟公安局，找到郑科长，把大致情况说了。郑科长听完，把烟头掐灭，脸色铁青。

“这帮人，手伸得太长了。”他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两圈，“建国，你一个人确实不行。这事得往省里捅。我认识省厅纪检组的人，可以帮你递个话。”

“郑科长，您为什么帮我？”

他站住，看看我：“因为你父亲，是我入警时第一个带我的师傅。”

我愣住了。

“周远山，是我师父。”郑科长眼里浮上一层水光，“1962年我刚进治安股，就是跟他。他死了以后，我没能替他做什么。现在他儿子站在我面前，我要是再缩着，就他妈不是人了。”

他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旧本子，翻开。里面夹着一张和那张集体合影一样的照片，边角更黄，但上面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写了二十几个名字。

“这是当时治安股全体人员的名单。”他指着照片上的人，一个个念，“你父亲、陈国富、杜长河、马福海……”

他把本子合上，递给我：“拿去吧。有这个，你能找到所有人。”

我接过本子，百感交集。

有这些人，不一定能扳倒陈国平兄弟。但加上父亲的笔记、磁带里的证词、钱小波的物证，再找到一个活着的证人来指认，就差不多了。

而那个活证人，已经躺在省城中心医院的病床上。

刘卫东。

我必须再去省城。但在走之前，我还得做一件事。

那半张烧焦的纸片，不能留在方强手里。我要把它拿回来。

第9章 三个电话

方强每天午饭后会在宿舍睡个把小时。我趁他睡沉了，用一根细铁丝拨开了他宿舍的门锁。

屋里烟气很重。方强仰在床上，打着轻鼾，被子掉了一半在地上。我轻手轻脚走到木箱旁，把夹层里的红布包摸出来。纸片还在，我把它装进贴身口袋，又把箱子恢复原样。

我没有立刻离开。站在方强的床头，居高临下地看他。这个年轻民警，平日里跟我称兄道弟，背地里却替别人做事。他到底是坏，还是傻？

我蹲下来，轻轻翻开他床头的抽屉。里面有一部电话机的分机线。局里给单身宿舍装的内部电话，方强申请过。我拿起听筒，拨了一个号码。

“喂。”对面是郑科长的声音。

“郑科长，方强屋里有部电话。”我压低嗓子，“您知道吗？”

“知道。他刚来那阵，说家里有事，闹着要装。”郑科长顿了顿，“你查他？”

“他昨晚进了刘卫东宿舍，拿了一样东西。”我说，“那东西现在在我这儿。还有，有人翻我家的院墙，给我娘扔死鸡、留字条。”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郑科长再开口时，声音冷得吓人：“你在哪儿？别动。我马上过去。”

五分钟后，郑科长来了。我把红布包给他看，又拿出那张字条。他看完，脸色铁青，两条浓眉拧成一团。

“方强不能留了。”他说，“但先别打草惊蛇。留着，就能顺藤摸瓜。”

“我明白。我明天去省城，找我父亲留下的证据核实，再找刘卫东把当年的事问清楚。这边就拜托您了。”

郑科长重重拍了一下我的肩：“去吧。你娘我帮你照应着。”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去了车站，赶上最早一班去省城的车。车上人不多。我坐在中间靠窗的位置，把父亲的工作笔记又翻了一遍。

笔记本被撕掉的那几页，位置在中间。我数了数，至少缺了七八页。那几页上写的是什么？会不会是关键证据？

车到省城，已近中午。我直接去了省厅找赵立松。他正在办公室啃馒头。看我进来，他愣了一下：“你怎么又来了？”

“刘卫东怎么样了？”

“昨天醒了一回，神志清楚，能说话。今天又睡了。不过医生不让人探视，说脑震荡严重，不能费神。”赵立松咽下嘴里的馒头，“你打听了？”

“我要见他。我有要紧事。”

赵立松盯着我看了几秒：“你先说，什么事。”

我把昨晚和今早的事简单说了。说到方强，说到死鸡字条，说到那半张纸片。赵立松听完，表情没太大变化，只是把馒头往桌上一放，起身倒了杯水，又坐回去。

“周建国，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很危险。”他慢慢说，“刘卫东被袭击，你家里被恐吓，说明那些人一直在盯着你们。你到哪儿，他们都知道。”

“我知道。所以我来了。”

赵立松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工作证，递给我。上面的照片是刘卫东，名字和警号都对。但单位是“江临市公安局”。这张证件被磨得有些旧了，边角翘起。

“这是刘卫东被袭击时，身上带着的。”赵立松说，“我留着没用，你拿去还给他。”

我接过证件，没说话。

“还有一件事。”赵立松凑近我，压低了声音，“刘卫东来报案，交上来的那份‘任务通报原件’，是伪造的。”

我愣住了：“伪造的？”

“纸张、墨水都对，但签发日期和编号有矛盾。我们查了，那份文件当年一共只有两份，一份在军分区存档，一份在省军区。两份编号都比刘卫东这份早一个号。”赵立松说，“也就是说，刘卫东拿到的是个假副本，有人故意炮制的。”

我脑子飞转。刘卫东拿着假材料来报案。他不知道是假的？还是他知道，却故意来报案，就为了引蛇出洞？

“他报案以后就被人袭击了。说明有人怕他。”我分析道，“不管材料真假，他一定戳中了什么。”

赵立松点头：“我也这么想。所以我把刘卫东被袭的事压下了，没往上报。就是想看看谁跳出来。”

“跳出来了。”我沉声道，“方强。”

赵立松目光一紧：“你确定？”

“他省城寄来的包裹，里面有云山牌香烟。他这几天频繁出去打电话。昨晚他还进刘卫东宿舍翻东西。”我说，“而且，袭击刘卫东的人，个头、身材都跟他差不多。”

赵立松站起来：“如果真是他，就好查了。省城到江临每天有班车记录。我让人去查。”他顿了顿，“你先去看刘卫东。等天黑了去，别让人跟上。”

我点头，转身要走。赵立松又叫住我：“周建国，你父亲的档案，刘卫东交过来的那份，里面确实没有工作笔记。只有一张字条。你找到了什么，自己保管好。关键时候，就是铁证。”

我出了省厅，在街上走了一段，确定没人跟着，才拐进了一条小巷。巷子里有家小旅馆，招牌破旧，叫“平安旅社”。我在前台登记了一间房，交了五块钱，上了二楼。

房间很小，一张床，一把椅子，窗户朝北，光线暗。我关上门，把窗帘拉上，坐在床沿上，把父亲的遗书、笔记、磁带、刘卫东的字条，一样样摆在面前。

“真相已经拼得差不多了。”我低声自语，“还差最后一块。”

最后一块，是人证。父亲当年没死，但已经去世。马福海死了。覃老六可能还活着。如果找到覃老六，一切就能闭环。

刘卫东的字条上写了：“去找覃老六。”

他肯定找过。但他没提找到了没有。

我决定明天去南河下游，找覃老六。他如果还活着，应该在那一带。渔民，船户，住在水上。

天快黑的时候，我出门，朝中心医院走。路上我买了两个烤红薯，一个自己吃，一个带给了刘卫东。

病房门口，还是那个小民警守着。我说明来意，他往里面看了一眼：“刘卫东今天状态还行，但医生不让说话多。你进去，快点出来。”

我推门进去。刘卫东半靠在床头，头上纱布已经换过，比昨天薄了些。听见开门，他慢慢转过脸来。

“建国。”他笑了，嘴角有干裂的口子，像干旱的河床。

“别说话。”我在床边坐下，“听我说。钱小波的事我查到了，方强偷了你的物证，我又拿回来了。我娘被吓得不轻。我来就是问你一句话——”

我盯着他的眼睛：“陈国平兄弟，跟79年的事，到底什么关系？”

刘卫东的眼神像一盏被风吹动的油灯，晃了晃。

“陈国富……当时……在省军区保卫处。”他声音极低，每个字都像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钱小波……是他安排进侦察连的。”

我的拳头在膝盖上慢慢攥紧。

“我查到了他们……利用钱小波，把我们的情报……卖给……一个叫‘天河’的人。”刘卫东停了停，喘了口气，“天河是敌军情报官。陈国富和天河有交易。他利用边境冲突，倒卖情报，两头赚钱。”

我脑子里“嗡”地一下，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陈国富利用我们这些在前线卖命的兵，搞情报走私？

“证据呢？”我声音发紧。

“我……没有。”刘卫东闭了闭眼，“但有人有。钱小波身上有本通讯密本，上面有交易记录。他死了。”

“死了？”

“去年，在玉林老家，吊死了。说是自杀。”刘卫东睁开眼，看着我，“他死前，把所有东西寄给了我。”

“什么东西？”

他颤颤巍巍地指了指床头柜：“抽屉里……有个包裹……”

我拉开抽屉，里面有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包袱。打开，里面是厚厚一沓材料，上面全是手写的清单、通信记录、银行存单复印件。还有一本破旧的笔记本，封面上写着三个字：“备查录”。

“这是钱小波的遗物。”刘卫东说，“他死了，可账不能烂。这东西，我原打算等见了你再给你。”

我把包裹包好，夹在腋下。

“你早就知道我在查我父亲。”我低声说。

“我知道。”刘卫东咳嗽了一声，“我调到公安局以后，偶然在档案里看到你父亲的旧案。后来在武装部查档案，又发现你被俘的事。我猜，咱们的命，是让同一个人给改了。”

他说完，闭上了眼睛，像用完了最后一丝力气。

我站在床边，心里像有团火在烧，又像有条河在流。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只叫了一声：“刘卫东。”

他睁开眼。

“等我查清楚，把你的伤算他们头上。”我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我停了一下：“你他妈给我活着。”

“我等着。”他在身后轻声说。

我出了病房，从医院后门出去。夜色浓重，路灯昏黄，树影在地上拉成一张张模糊的网。我快步穿过两条街，正准备进小巷，忽然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

很轻，但跟得很紧。

我假装蹲下系鞋带，余光扫了一眼。一个穿深色衣服的人，离我大约二十米。我站起来，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身后的人跟了上来。

我加速，脚步在青石板上踩得又急又响。前面是个丁字路口，我猛地往右一闪，贴墙站定，屏住呼吸。

脚步声越来越近。那人转过弯的瞬间，我迎面扑上去，一把将他按在墙上。他低低地“啊”了一声，是个女人的声音。

我借着月光一看，呆住了。

是她。

第10章 十九岁的照片

“别……别打！”她声音发颤，身子缩在墙上，两只手护住头。

我松开她，退后一步。月光从巷口漏进来，照在她的脸上。眉清目秀，皮肤有点黑，鼻梁上有一道淡淡的疤。这张脸，我在何小兵的照片上见过。

“你是……何小兵的对象？”我试探着问。

她猛地抬头看我：“你是谁？”

“周建国。何小兵的老班长。”

她身子一软，蹲了下来，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止不住地抖。

我没催她，蹲在旁边，等她缓过来。巷子里湿气很重，墙角有股青苔的腥味。远处偶尔有脚步声经过，又远去了。

“我叫陈秀兰。”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但没哭出声，“我跟了你好几天了。”

“为什么？”

“有人给我捎了封信，说你能查清小兵到底是怎么死的。”她从怀里掏出个信封，又皱又旧，边角都磨毛了。

我拆开看。信很短，没有落款，只写了一句话：“何小兵之死，另有隐情。跟着周建国，他查得到。”

这字迹我不认识。

“信什么时候收到的？”

“大约半个多月前。”陈秀兰说，“我本来不敢来。可后来听说有公安局的人去南山公墓查小兵的事，我就来了。”

我盯着她：“你刚才为什么跟那么紧？”

“我怕你跑掉。”她苦笑了一下，露出两颗小小的虎牙。那一瞬间，我仿佛看见了何小兵。他笑的时候，也有这样两颗虎牙。

“何小兵牺牲那天，你在哪儿？”我问。

“在老家。”陈秀兰说，“我们约好打完仗他就回来结婚。他牺牲以后，我来江临给他上过三次坟。每年他生日的时候。”

“他牺牲时，有人通知你具体过程吗？”

“部队上来了人，给了个烈士证，说是战斗中牺牲的。”陈秀兰从包里掏出一个红本子，已经褪了色，上面烫金的“烈士证”三个字还发着微光。

我翻开看了看。何小兵的名字，牺牲日期，模糊的牺牲经过：“1979年9月18日，在南山高地执行侦察任务时，遭敌军伏击，英勇牺牲。”

“这份证明，是谁送来的？”

陈秀兰想了想：“一个姓陈的干部，说是军区政治部的。四十来岁，方脸，眉毛很重。”

陈国富。我心里闪过这个名字。方脸，眉重，当时省军区保卫处副处长，完全有可能是他亲自处理的。

“他有没有说什么？”

“他说小兵是英雄，组织上会照顾好家属。”陈秀兰低下头，又抬起来，“可我总觉得不对劲。小兵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说，他们班里有内鬼，有人在偷听连部的电话。他发现了，说等任务结束就报告。结果任务没结束，他就死了。”

我后背一阵发凉。

何小兵发现了内鬼。他还没来得及报告，就死在了密林里。

“信还在吗？”我问。

“在。”陈秀兰从背包内层翻出一个用红布包着的信封。我接过来，抽出里面的信。信纸很薄，折痕深重，像是被读了无数遍。

信里有一段话，何小兵的笔迹，我认得：

“兰兰，我们班里有个人不太对劲。有一回我去连部送东西，看见通讯室外面有人影，鬼鬼祟祟的。我追过去，人已经跑了。但第二天，我发现副班长的笔记本掉在地上，上面记着我们的呼号和时间段。副班长不会那么粗心，我觉得是有人拿了他的本子，抄了东西又放回来。这事我打算等任务结束就跟班长说。你要照顾好自己。等打完仗，我就回来娶你。”

我读完，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了一样，僵在原地，动弹不得。

何小兵在信里说的是“副班长的笔记本”。刘卫东。他的笔记本上记着呼号和时间段。而钱的私藏物里有“天狼星”等敌军联络暗号。这说明什么？

刘卫东的笔记本泄露了通讯内容。或者有人故意把刘卫东的笔记本放在那里，让何小兵看见？

“这封信，你有告诉过别人吗？”我急问。

陈秀兰摇头：“除了我娘，谁都没说。我不懂什么内鬼，就是想等小兵回来。结果……”

她没再说下去。

我脑子里像有根线忽然被拉紧了。何小兵发现了异常，没来得及报告就牺牲了。刘卫东说“有别人泄露”，说通讯频段被截获是假的。但如果刘卫东的笔记本真的被内鬼动过手脚呢？

如果内鬼利用刘卫东的笔记本，把通讯呼号和时段泄露给敌军，刘卫东自己都不知道？

他被拷打时说“他们早就知道了”，也许敌军真的早就知道了——因为内鬼就是钱小波。

而钱小波背后的人，是陈国富。

链条闭合了。

我站起来，扶着巷子墙壁，深吸了一口带着霉味的空气。原来如此。根本不止我一个受害者。何小兵、刘卫东、七班所有兄弟、陈秀兰、我娘，都是被同一双手推进深渊的。

“陈秀兰。”我转身，声音里带着从未有过的坚定，“你愿意配合我，把这些东西交给组织吗？”

“我愿意。”她用力点头，眼里有泪，但没有再躲。

第二天，我带着陈秀兰去了省厅，找赵立松。赵立松听完所有，沉默了很久。他拿过何小兵的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说：“这份东西，不能只有我们看见。我得报上去。不过你们要有个准备，陈国平是省厅副处长，陈国富在军区系统，牵扯的人不会少。”

“要是不难，也轮不到我们。”我直视着他，“赵警官，你怕吗？”

他笑了一下：“我要是怕，就不会接刘卫东的报案了。”

几天后，赵立松通过内部渠道，把材料递到了省纪委和省厅纪检组。又过了半个多月，一纸通知下来：成立联合调查组，对陈国富、陈国平兄弟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

消息传到江临，郑科长拍着我的肩膀，眼泛泪花：“你父亲，等这一天等了很多年。可惜他没看见。”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知道，这还不是结束。

第11章 水落石未出

调查组进驻江临那天，是一个阴天。风从河面上吹来，带着腥味，像要下雨。

我接到通知，去调查组驻地配合谈话。驻地设在市政府招待所，三层小楼，门口停着几辆黑色轿车，有人进进出出，神色严肃。

负责跟我谈话的是调查组副组长，一个五十来岁的干部，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戴眼镜，穿深灰色中山装。他让我称呼他“周处长”。

我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说了。从父亲牺牲的疑点，到79年任务暴露的真相，再到何小兵的死，以及这些年发生的所有事。

周处长听得很仔细。偶尔打断，问几个细节。比如时间、地点、人物关系。他手边放着一台录音机，磁带缓缓转着，红色指示灯一闪一闪。

“你说的这些，我们会认真核实。”他合上本子，摘下眼镜，揉了揉眼角，“你父亲的工作笔记和磁带，都带来了？”

“原件都在我手上。”我说，“可以交给组织。但我有个条件。”

“说。”

“我要知道调查结果。不管是关于我父亲，还是关于79年的案子。”

他看了我一眼，点点头：“该公开的，一定会公开。不过你也要有心理准备。陈国富兄弟在系统里经营多年，有些事查起来阻力很大。但上级下了决心，这案子没有回头路。”

从招待所出来，天已经暗了。路灯刚亮，昏黄的光照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我沿着南河堤慢慢走，走到第三根电线杆旁，停住。

小庙还在，龙王像前的油灯还是那么一盏。我走进去，跪在蒲团上，磕了三个头。

不是给龙王磕的，是给我父亲。给马福海。给何小兵。给所有被陈国富兄弟推入深渊的人。

“都过去了。”我喃喃道，“该还的，都得还。”

第二天，我去了南山脚下何小兵家，把他最后那封信的原件给陈秀兰还了回去。她没要，说：“你拿着，比在我这里有用。”

我就收着了。

又过了几天，调查组传出了几个消息。陈国平被停职了。陈国富从省军区带走。方强被控制。钱小波的真实身份被查实——他原名钱爱军，1978年就被陈国富发展为情报员，安插进侦察连。

一切似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我心里还有一根刺没拔出来。

刘卫东的笔记本，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刘卫东真的无辜，为什么他的笔记本上会有通讯呼号？他明明知道任务期间无线电静默，为什么要记那些东西？

何小兵在信里说“副班长的笔记本掉在地上，上面记着我们的呼号和时间段”。这和刘卫东的说法对不上。刘卫东说，他只是偶尔记些训练数据。他到底说了多少真话？

我去中心医院找刘卫东，他正在做康复治疗。医生说恢复得不错，再过一周就能出院。

“我有话问你。”我坐在他床边。

“你问。”

“你的笔记本。”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上面是陈秀兰信里那段话的抄本，“何小兵看到你的笔记本上记着通讯呼号和时间段。你说任务期间无线电静默，那你记那些干什么？”

刘卫东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开口。

“那个笔记本，不是我记的。”他低声说。

“那是谁？”

“钱小波。”刘卫东看着我，“他用了我的本子。我有两个本子，一个训练用，一个私下写日记。钱小波趁我不在，拿了我训练用的本子，在上面记了那些东西。后来被何小兵撞见，何小兵以为是我。”

“你为什么不解释？”

“我没机会。”刘卫东苦笑了一下，“何小兵牺牲了。你被俘了。后来调查组来，钱小波反咬一口，说是我写的。陈国富又给上面递了话，把通讯泄露的责任往我身上推。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我闭上眼，想了很久。他说的并非不可能。钱小波如果是陈国富的人，他完全有能力做这些事。

“证据呢？”我问。

“我没有。”刘卫东摇头，“但那个本子，后来在钱小波老家找到了。上面除了呼号，还有钱小波自己写的一些暗语。调查组那边我也递上去了。他们能鉴定笔迹。”

我点点头。

“建国，你信我吗？”他忽然叫我的名字，目光紧紧的，像要抓住什么。

我没有立刻回答。七年了，眼前这个人，让我恨了七年。现在你告诉我，恨错了人？这口气，我没法一口咽下去。

“我信证据。”我站起身，“等笔迹鉴定出来再说。”

刘卫东没有失望。他只是看着我，嘴角扯了扯，轻声说：“好。我等。”

走出医院，阳光刺眼。我站在马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脑子里又想起何小兵，想起他蹲在猫耳洞里说“等我回来就娶她”。

他回不来了。

陈秀兰还留着他的照片，住在南山脚下，每个月去给他上坟。

这一生，有些账是还不完的。

可我总得做点什么。

第12章 黑白之间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调查组的通知。经查，陈国富、陈国平兄弟涉嫌滥用职权、包庇犯罪、渎职失职，已移送检察机关立案审查。方强因参与非法跟踪、盗窃证据，被开除公职，另案处理。

关于我父亲的案子，调查组也给出了结论：周远山同志确系被陈国平从背后击伤坠堤，属因公致害，但未定性为“牺牲”。因陈国平当时隐瞒事实、伪造牺牲报告，周远山被迫长期流落在外，未能及时归队。调查组确认，周远山同志对党忠诚，应恢复其名誉。

关于79年侦察任务泄密案，调查组认定：陈国富利用职务便利，安排钱小波窃取我军通讯信息，并与境外人员勾结，造成重大损失，已构成严重违纪违法。何小兵等同志因此牺牲，应依法追认相关烈士待遇。

这些结论，是我在江临市公安局的会议室里听郑科长念的。郑科长念完，抬头看我，眼眶红红的。

“你父亲，平反了。”他说。

我“嗯”了一声，没让自己掉泪。

散会后，我去了南河堤。站在那棵老柳树下，看着河水慢慢流淌，心里像被掏空了，又像被重新填满。二十多年了，我父亲的名字终于不用再背着那些脏水。

我把那份《关于周远山同志恢复名誉的决定》复印件，烧在了河边。青烟升起来，像父亲的身影，在风里散了。

“爸，你听见了。”我低声说，“你儿子没给你丢人。”

几天后，刘卫东出院了。我去接他。他瘦了一圈，人很憔悴，但眼睛亮亮的，像刚从一场大梦里醒过来。

“调查组找你谈了吗？”我问他。

“谈了。”他走得很慢，步子还有些飘，“我把我知道的都说了。”

“你怕吗？”

“怕？”他愣了一下，笑了，“我从79年就开始怕。怕了七年，怕到今天，反而不怕了。”

我停住脚步，转身面对他：“刘卫东，有句话我只说一次。当年你丢下我，带人跑，是事实。我恨你七年，也是事实。但现在我明白，恨你，不如恨那个真正通敌的人。所以这笔账，我不再跟你算了。”

刘卫东的眼眶红了。他张了张嘴，喉咙里滚了几下，最终没说出话，只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不过，你还得做一件事。”我说。

“什么事？”

“何小兵的母亲，还有陈秀兰。你得去见见她们。”

刘卫东低下头，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去。”

三天后，我们一起去南山公墓。何小兵的碑前，陈秀兰已经在等着了。她捧着白菊花，蹲在碑前，像一尊安静的雕像。

刘卫东走到碑前，扑通一声跪下去，头重重地磕在石板上。

“小兵，是我没护住你。我对不住你。”他再抬头，额头已经渗出血丝。

陈秀兰没说话，只把菊花放在碑前，轻轻说了句：“小兵，班长和副班长都来看你了。你该高兴。”

风从南山吹过来，松涛阵阵，像有无数人在低声叹息。

从公墓出来，我们去看了何小兵的母亲。老太太精神好了些，坐在院里择菜，阳光洒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暖融融的。

“刘卫东。”老太太叫他的名字。

“阿姨。”

“你这些年，来过好几次了。”老太太说，“我知道你们有事瞒着我。但我不问。小兵不在了，可你们还在。你们能来，小兵就高兴。”

刘卫东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蹲在地上，像个孩子一样哭出了声。

我转过身，仰头看天。天很蓝，像被水洗过。远处有只风筝飞得老高，像一只自由自在的鸟。

第13章 覃老六的船

又过了几天，我请了几天假，去了南河下游。

河堤下面，散落着一些旧船。有的系在岸边，有的已经搁浅，船底朝天。岸上搭着几间木棚，住着些打鱼人。我一路打听覃老六的下落。有人说他早不在了，有人说他还在水上。

“你找覃老六？那个哑巴？”一个正在补网的老头抬头看我，“他不住这儿。你往南再走三里地，有个河湾，叫烂鱼湾。他住那儿，养了一群鸭子。”

谢过老头，我沿河往南走。路越来越窄，野草没过膝盖。走了约莫三里地，果然看见一个河湾。水面开阔，一群鸭子在岸边的浅水里扑腾。旁边有一间用竹席搭的棚子，门口坐着个干瘦的老人，正在抽烟。

“覃老六？”我走过去。

老人抬头。他脸上皱纹极深，像干涸的河床。听见我喊他，他的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是个哑巴。

我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父亲的旧照片给他看。他接过照片，手抖得厉害。浑浊的眼睛里泛起了水光。

我拿出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递给他，指了指照片，又指了指他。

他看了我一眼，用颤颤巍巍的手在本子上写字：“你是周远山的儿子。”

我点点头。他写：“我等了很多年。”

我眼眶一热。原来父亲还留了这么个老伙计，在烂鱼湾守了二十多年。

“我父亲后来怎么样了？”我写下。

覃老六写道：“他身体一直不好。后来又摔了一跤，没挺过来。是1978年冬天走的，就在我这儿。”

我闭上眼，深深吸了一口气。父亲早就没了。他的命，是在躲藏和病痛中熬尽的。而陈国平，平步青云了几十年。

“他走之前，跟你说过什么吗？”我把字给覃老六看。

覃老六写了很多。字迹歪扭，但很认真。他说，我父亲一直说，不能死，要等儿子长大。后来听说我参了军，他高兴得一夜没睡。再后来，听说我在前线出了事，他哭了。他求覃老六，等风声过了，一定把东西传给能管的人。

“他葬在哪里？”我写下这个问题时，手抖得厉害。

覃老六指指河对岸，一片矮矮的土坡。他写：“就葬在那儿。我给他立了个碑，写了‘周远山’。”

我站在烂鱼湾边上，望向对岸。夕阳把河面染成橘红色，几只水鸟贴着水面飞过。父亲的坟就躺在那片土坡上，安安静静，像他躲躲藏藏的一辈子。

第二天，我买了香烛纸钱，划着覃老六的小船过河。父亲的坟很简陋，用石头垒了个小拱。墓碑是块青石板，上面“周远山”三个字已经模糊了。

我在坟前跪下，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爸，我来了。”我说，“儿子长大了。你的事，办妥了。”

风吹过河面，纸钱烧起的灰烬飘起来，像一群灰色的蝴蝶，越飞越远。

第14章 人间烟火

从烂鱼湾回来以后，我像变了一个人。

过去几个月没日没夜地追查，像在黑暗里走了很久很久的路。如今真相大白，人反而空了。每天上班、办案、巡逻，日子平淡得不像真的。

但我开始学着在这平淡里找东西。

比如郑科长每天早晨去食堂打的第一个馒头，他自己不吃，总是放在我桌上。比如方强的位置空了以后，来了个更年轻的小伙子，叫林志，张口闭口叫我“周哥”，和我刚来时一模一样。

刘卫东被调到了内勤岗。他胳膊上的伤虽好了，但后遗症留下了。他不再出外勤，在办公室里整理档案、填报表。我有好几次经过他办公室，看见他伏在桌上写东西。他抬头看见我，还是那句：“建国。”

我开始叫他“卫东”。隔了七年，这两个字才算真正喊出来。

有一回，我们坐在局后院的槐树下面。他点了根烟，也递我一根。我接了，两个人都没说话，就看青烟往天上飘。头顶的槐叶黄了，一片片往下落。

“你说，人这辈子，图啥？”他忽然说。

“图个问心无愧。”我说。

他点头：“以前我总想证明自己不是叛徒。后来发现，证明不证明，日子都得过。现在好，心里轻了。”

我看了他一眼：“我也轻了。”

他笑了，我也笑了。笑着笑着，就都不说话了。有些事，不用再多说。

入冬的时候，陈秀兰要回四川老家了。她来跟我告别，站在公安局门口，穿着一件旧棉袄，脖子上围着红围巾。她说，她想回家陪娘，等来年开了春，再来给小兵上坟。

“以后有什么打算？”我问她。

“把家里那两亩地种好。”她说，“小兵说过，等有孩子了，就在地头种一排梨树。他现在不在了，梨树我自己种。”

我看着她，心里酸得厉害，却还是笑着说：“缺人手了，给我来封信。”

“好。”她也笑，露出虎牙。

她走了。走了几步又折回来，从包里掏出一封信塞给我：“差点忘了。前些天有人放我家门口的，说给你的。”

我拆开。信很短，只有两行字，没有落款：“所有事我都知道了。谢谢你让我们看到正义的样子。请你保重。——一个曾经和你们一样在暗处的人。”

我把信收好，抬头看看天。天很高，云很淡。

晚上回到宿舍，我娘炖了汤，让刘姨给我送来。刘姨说：“你娘精神好多了，天天念叨你，说你现在是警察，忙。我说忙才好，忙是正事。”

我端着汤，站在窗口。窗外是江临城的万家灯火，星星点点，像撒了一把碎金。

我想起父亲，想起何小兵，想起马福海，想起覃老六，想起很多人。他们有些已经不在了，有些还在。但他们都在我心里，沉甸甸的，暖乎乎的。

这人间烟火，真不容易。

第15章 归处

第二年春天，我接到了省厅的调令。

经过审查，我在破获陈国平兄弟案中的表现被认可，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我去省厅刑侦处工作。那是个更大的平台，也意味着更多的责任。

我犹豫了三天。第三天晚上，我去了郑科长家。

郑科长正蹲在门口修自行车。看见我，把扳手一撂，说：“你小子，又有什么想不开的？”

“省厅的调令。”我把通知递给他。

他看了一眼，笑了：“好事。比我窝在基层强。”

“我不想去。”我实话实说。

“为啥？”

“我娘还在江临。何小兵的娘还在南山。还有刘卫东，他胳膊不方便，我不在身边，没人照顾。”

郑科长站起来，拍拍手上的油污：“建国，你这人吧，什么都好，就是太把别人当回事。你娘我替你照看。小兵的母亲有街道和部队管着。刘卫东是我看着的，他死不了。”

他顿了顿，又说：“你父亲当年要是能走，一定走得更远。你替他走走看。”

那天晚上我想了很久。想起父亲在磁带里说的话：“不要硬碰……去找纪检……你是我的儿子。”

我拿着调令，去了南河堤。小庙前的柳树已经抽了新芽，河水泛着清波。我站在第三根电线杆下面，像上次一样，把一只手按在粗糙的水泥杆上。

“爸，我要去省城了。”我轻声说，“你愿意吗？”

河风呜呜地吹，像在回答。

一个月后，我去了省城。新的工作很忙，但每晚回到宿舍，我总会往江临打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有时是娘，有时是郑科长，有时是刘卫东。

又过了几个月，刘卫东也来了电话，说他重新申请了外勤，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胳膊虽然不利索，但他说：“一只胳膊也能抓坏人。”

电话里，他笑得很响，像要把这些年的沉闷都笑掉。

我也笑了。

窗外的省城灯火辉煌，一条大江从城市中间穿过，滚滚向前，永不停息。

我知道，我这一生，都会记得那片密林，那道河堤，那根电线杆，还有那些在黑暗中为我点过灯的人。

他们有些已经走远，有些还在身边。

但都在心里。

尾声

深秋的一天，我带着娘去南山公墓。何小兵的碑前，摆了新摘的野菊花。陈秀兰不在，但她托人捎来了口信，说今年梨花开得特别好，等明年这个时候，她再来江临，给大家带梨子。

我娘站在我身边，已经不用人扶了。她看着何小兵的照片，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多好的孩子。”

我揽住她的肩：“娘，你儿子以后多来看他。”

她点点头，把手里的一袋橘子放在碑前：“小兵，吃橘子。甜。”

下山的时候，碰见刘卫东正往上走。他穿着警服，胸口别着新发的警号，胳膊虽然还有些僵硬，但整个人站得笔直。

“来了？”我说。

“来了。”他说。

两个人并肩站在半山腰，望山下的江临城。城不大，楼不高，但街巷纵横，人声隐约。那是我们拼了命守护的地方，也是我们这辈子都逃不开的牵绊。

“建國。”

“嗯？”

“你说，要是小兵还在，该多好。”刘卫东轻声说。

我看向远处，河面上的阳光碎成万点金光。

“他一直在。”我说，“在咱们心里。”

刘卫东“嗯”了一声。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一起往山下走去。阳光从背后照过来，两个影子落在地上，一长一短，挨得很近。

走到山脚，刘卫东忽然说：“对了，你父亲的事，省厅要给你父亲补发荣誉证书。到时候我陪你去领。”

我脚步一顿，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哽了一下。

“好。”我说。

风从南山上吹下来，带着松香和泥土味。我们穿过田野，走向那座熟悉的城。

这一路，我走了七年。但终于走回了家。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