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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倭寇之患是明朝历史上的一场大劫难,它几乎掏空了明朝的东南半壁江山。 嘉靖年间, 是整个明朝倭患最黑暗的时段。 嘉靖以前(1425~1522年)近百年间的倭患记录次数仅为17次,但嘉靖年间一朝的45年间,倭患次数猛增到628次,占明朝倭患总次数的80%。 其中,福建更是重灾区,倭患多达159次。当时,有一个叫唐大辂的荆门人在福建漳州府当通判,不幸死于其中一次倭难。
关于唐大辂,天启《荆门州志》卷之五《人物》简单记载云:
唐大辂,号润田,中嘉靖乡试。授福建漳州判,死倭难。子孙愚懦,失其本末,不得传,惜哉。
唐大辂号润田,系嘉靖十年( 1531 )举人出身。乾隆《荆门州志》卷之二十二《忠义》则载其“字润田”,这分明是想当然,因为古人的字与号是两回事。据雍正《广西通志》卷五十四《秩官 · 临桂县知县》记载,唐大辂应该“字公载”。
隔着495年的时空,回溯那一年的湖广乡试,可查到唐大辂的同年举人仅傅颐与黄珙二人而已。傅颐祖籍沔阳(今天湖北仙桃),是那一年的解元(举人第一名),次年进士及第,官至南京户部尚书(官阶正二品)。 黄珙, 沅州(今 湖南 芷江)人 ,官至吉安府知府(因吉安府属下府,官阶从四品)。若论官阶,都比唐大辂担当的福建漳州通判(官阶正六品)要高出不少。
不过,按天启《荆门州志》记载,唐大辂的人生最终就戛然停止在 福建漳州通判任上。笔者窃以为,“死倭难”三字,根本无法包容唐大辂的人生全部意义。没有时间,没有故事情节,更为可叹的是他的“子孙愚懦”。何为“愚懦”呢? 愚者, 愚昧 、糊涂也;懦者, 懦弱 、胆怯也,合起来就是又笨又怂。结局,直接导致唐大辂 “死倭难”从头到尾的经过遗失了,未能流传后世。“惜哉”二字,饱含着《荆门州志》纂修者沉重的无奈与惋惜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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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举人虽然可以做官,但是地位较进士为低。《明史》卷七《选举二》记云:
举人不第而选者,或授小京官,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举人没有继续考中进士者,有的授小京官,有的授知府同知及知州、知县,有的授教授。 明代授举人官职,也非不设门槛。举人入仕按例也要经过一次严格的考试,考试成绩分为三等,即上卷、中卷、下卷。位列上卷者授同知(知府佐贰,秩从四品)、知州,中卷取知县,下卷取通判等。不巧的是,唐大辂当年估计考试成绩为下卷。因为 据康熙刻本《临江府志》卷五记载可知,唐大辂曾出任江西 临江府教授 。明代的府学设教授 1名,官秩从九品(流内最低阶)。
由此可见,唐大辂从府教授(从九品)到府通判(正六品),这中间注定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据雍正《广西通志》卷五十四《秩官》记载可知,嘉靖二十八年,唐大辂出任广西临桂县知县(官阶正七品)。又据乾隆《夔州府志》卷之五《秩官》记载可知,唐大辂曾出任四川夔州府大宁县知县。其后,唐大辂就来到了福建漳州通判位置上。万历四十一年刊本《漳州府志》卷之十一《秩官志二·通判》载云:
〔唐大辂〕荆门州人。举人。(嘉靖)三十七年任。
关于唐大辂出任 福建漳州通判的时间,地方志的记载存在争议。《漳州府志》言之凿凿说是嘉靖三十七年( 1558 ) ,但是 明万历三十七年刊本《龙岩县志》卷上《民物志第二》载云:“〔银坑〕……至嘉靖三十六年五月,蒙委本府通判唐大辂、知县汤相监督开炼,竟以利微中止。”也就说,嘉靖三十六年就已经是福建漳州通判了。若按年代最早为依据,显然《龙岩县志》的记载更为可信。
作为福建漳州通判,唐大辂的职责是比较单一的。据万历《漳州府志》卷之三《漳州府 · 秩官志》记载:
〔通判一员〕佐知府以理庶务,专管粮。正德六年,增置捕盗一员。十五年,又增一员,诏安驻扎。嘉靖初,裁革诏安通判。隆庆二年,以有海防同知,又革捕盗通判。正六品,初授承直郎,升授承德郎。
按此则记载可知,当时唐大辂到任时,漳州府应该有两名通判,一个负责管粮,一个负责捕盗。若按天启《荆门州志》记载,唐大辂死于倭难,那么他担任的应该是负责捕盗的那个通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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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开篇已讲到了嘉靖年间倭患的猖獗。据 《漳州府志》记载, 明代漳州府的 倭祸自嘉靖二十八年( 1549 )起,至隆庆三年( 1569 )止,前后长达二十年之久。很有意思的是,笔者查遍了《漳州府志》,也找不到了一个正六品官员因抗倭而为国捐躯的记载。不过,当时倭寇的猖獗,通过 康熙五十三年刊本《漳州府志》卷之三十三《寇乱》历年相关记载,足以让人触目惊心。笔者在此,仅抄录嘉靖三十九年(1560)的记载如下:
(嘉靖)三十九年正月,倭寇由同安屯三都。二月渡江,流劫方田、漳浦、佛潭、桥峰山、溪南等处。三月,突入长泰、高安。四月、五月,屯月港。○五月,饶贼张琏僭称伪号,众二千余袭陷云霄城,城中为墟。○六月,诏安三都溪东民钟宗桓等为乱,知县龚有成扑灭之。○九月,饶贼陷诏安二都赤岭寨。○十一月,饶贼萧雪峰犯龙岩县,知县汤相督兵摛斩之。是月,犯南靖县,知县殷伯固率兵与战,遁去。时各处共被倭饶杀掠,草寇乘风窃发,郡无宁土。
通过这则记载可知, 嘉靖三十九年(1560)这一年,从农历正月到腊月,只有七月、八月、十月、腊月四个月没有倭寇侵略的记载,其他八个月份都显示有倭寇活动猖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真正是漳州府“郡无宁土”。当然,这与漳州府的地理位置也有关,它位于福建的最下方,与广东比邻,又临台湾海峡,倭寇来去方便。据不完全统计,从明宣德四年(1429年)起的100多年间,倭寇频繁侵扰漳州府辖境,先后进犯漳浦、龙溪、海澄、云霄、诏安、东山、长泰、平和等县,围攻城镇,入侵铜山水寨,劫掠月港,焚烧九都等,烧毁民家、杀戮军民,在漳州造成重大罪行多达21起。当倭寇入侵时,身为负责捕盗的通判,参与甚至带头抗击,自是责无旁贷的事情。因此而殒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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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如果唐大辂在任上真的是死于倭难,那为何 《漳州府志》竟无一字记载?如果不是死于倭难,那么天启《荆门州志》的记载又依据何在? 唐大辂在漳州府任上,唯一政绩可查的是, 嘉靖三十六年,他与龙岩县知县汤相奉朝廷公文开采银矿,因得不偿失,主动向朝廷申请中止了这一劳民伤财之举。龙岩县的百姓因唐大辂罢取银砂,免除了劳役之苦,立有唐公功德碑。
当然,唐大辂虽然死于倭难成谜,但是时势造英雄,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等一批抗倭名将因此脱颖而出。 嘉靖四十三年(1564)二月,戚家军大败入侵漳州府漳浦县的倭寇,在蔡陂村歼敌千余,潜逃的倭寇也尽数擒斩。翌年,戚家军又在漳州府属的梅岭和南澳大破倭寇和汉奸、海盗的联合进犯,俘斩敌人万余名,大振平倭雄风。可叹的是,唐大辂终究无缘看到倭寇在漳州府境内抱头鼠窜的情景。
至于,唐大辂死于哪一年的倭难,已然死无对证。但是还有一个事实是, 嘉靖四十二年( 1563 ),同是 荆门人的卢江 授南直隶镇江府(今江苏镇江市)同知,也值倭寇猖獗之时,自幼喜欢骑射的卢同知不仅亲自擒住了渠魁李贵,而且还将海上诸贼搜杀殆尽,一时风光无限,著名的布衣诗人宋登春有诗盛赞“ 百战曾收海上功”。两位荆门人,同时在明代倭寇之患中展现担当作为,当是荆门的无上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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