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我跟女同事上山挖野菜，她的裙子突然被风吹起，她要我负责

一九七八年，春末夏初，我还在县供销社上班。

那会儿物资紧俏，什么都要凭票供应，油票、布票、粮票，一张一张攒得跟命根子似的。偏偏那一年开春雨水足，山上的野菜长得疯了似的，供销社的几个年轻人就商量着，趁礼拜天不上班，去后山挖点野菜回来，改善改善伙食。

我们一共去了五个人，三男两女。男的有我、小李子和老赵，女的是供销社的会计小周和出纳小陈。小陈叫陈素芬，跟我同一年进的供销社，平常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算是熟得不能再熟了。她这人平时话不多，干活利索，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我们都叫她“芬儿”。

那天早上，天清气朗，太阳还没完全升起来，山间的雾气像一层薄纱，裹着青草和泥土的香气。我们沿着山路往上走，左手挎着竹篮，右手拿着小铲子，一路上说说笑笑，气氛好得很。芬儿穿了一条碎花连衣裙，白底蓝花的，那裙子在供销社的货架上挂了小半年没人买，最后是她自己攒了布票扯下来的。我记得她当时还特意跑到我跟前问我好不好看，我说好看，她脸一红，扭头就走了。

山上的野菜确实多，马齿苋、荠菜、蒲公英，一丛一丛的，绿得发亮。我们几个分散开来，各自埋头苦挖，嘴里还念叨着谁挖得多谁少，老赵开玩笑说晚上回去包饺子，谁挖得少谁就少吃。芬儿离我大概十来步远，蹲在一块大石头旁边，裙摆铺在草地上，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她身上，光影斑驳的，像一幅画一样。

我正低头挖一棵荠菜，就听见芬儿“啊”地叫了一声。

我抬头一看，一阵山风猛地从山坳里灌过来，带着呼呼的声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追赶似的。风来得又急又猛，直接掀起了芬儿的裙摆。那裙子是连衣的，布料轻薄，风一吹，整个裙摆就翻了上去，像一把撑开的伞，又像一朵突然绽放的花。芬儿当时正蹲着，手里还攥着一把马齿苋，根本来不及反应，裙子就那样被掀到了腰以上。

我愣住了。

说实话，那一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芬儿也愣住了，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慌乱，再从慌乱变成了羞恼。她手忙脚乱地往下按裙子，可风又吹了一下，裙子又飘起来一次。她气得脸都红了，眼眶里好像还泛着一点水光。

“王建国！”她吼我的名字，声音又急又脆，“你看见什么了！”

我赶紧别过头去，心虚得厉害，嘴上连连否认：“没看见没看见，我什么都没看见！”

“你骗人！”芬儿的声音里带着哭腔，“你明明就看见了！”

老赵和小李子听到动静，也凑了过来。老赵这人嘴碎，一看这阵势就嘿嘿地笑：“咋了咋了，芬儿你裙子飞了？这事儿可不得了，建国你得负责啊！”

“去去去，一边去！”我冲老赵摆手，心里又急又烦。

小李子也跟着起哄：“就是就是，建国哥，人家姑娘家的裙子都让你看了，你得负起责任来！”

芬儿蹲在地上，把头埋在膝盖里，肩膀一抖一抖的，看样子是真哭了。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下完了，这玩笑开大了。我赶紧走过去，蹲在她旁边，轻声说：“芬儿，你别哭啊，我真没看见什么，风来得太快了，我什么都没来得及看。”

芬儿抬起头，眼睛红红的，瞪着我：“你发誓？”

“我发誓！”我举起右手，一脸认真地，“我王建国要是看见了什么不该看的，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芬儿盯着我看了好几秒，然后“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虽然眼角还挂着泪珠子，但那个笑是真真切切的。她擦了擦眼睛，小声说：“算了，信你一回。”

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可芬儿显然没打算放过我。下山的路上，她一直走在我旁边，忽然拽了拽我的袖子，压低声音说：“王建国，你刚才说的负责，还算数吗？”

我一愣：“什么负责？”

“老赵说的啊，你看了我的裙子，就得负责。”

“我不是说了没看见吗？”

“你说了不算，我说你看见了你就是看见了。”芬儿撇了撇嘴，脸颊上浮起两团红晕，“反正你得负责。”

我被她这句话堵得说不出话来，只好闷着头往前走。芬儿跟在我身后，脚步轻快得像只小鹿，嘴里还哼着歌，好像是《边疆的泉水清又纯》。

从那以后，芬儿就开始变着法子让我“负责”。今天让我帮她搬东西，明天让我给她带早饭，后天又让我陪她去县城看电影。供销社里的人都看出来苗头了，老赵每次见了我就挤眉弄眼地笑，说“建国啊，你这负责负得够彻底的”。

我一开始是真没往那方面想。那会儿谈恋爱讲究的是“组织介绍，家庭同意”，自由恋爱虽然也有，但总归不像现在这么随便。我这个人嘴笨，不会说漂亮话，长得也一般，家里条件更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从来没想过芬儿这样的姑娘能看上我。

可芬儿是真的不一样。她不像别的姑娘那样扭扭捏捏，想什么就说什么，做什么就做什么。她会在下雨天把伞塞给我，自己淋着雨跑回去，然后第二天打着喷嚏跟我说“我感冒了，你得负责”。她会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把碗里的肉夹给我，说“我吃不完，你帮我吃了，不许浪费”。她会在下班后故意磨磨蹭蹭不走，等我一起推着自行车走出供销社的大院，然后说“天黑了，你送我回去”。

这些事情，一件一件，像春天山上的野菜一样，不知不觉就长满了我的心。

后来，我真的去找了芬儿的父亲，提了亲。她爸是个退伍军人，板着脸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问我：“你凭什么娶我闺女？”

我说：“我凭一颗真心。”

那天晚上，芬儿偷偷跑到供销社门口等我，眼睛里亮晶晶的，问我：“你跟我爸说了什么？”

“我说我负责。”

“负什么责？”

“对你负责。”

芬儿笑了，眼角弯弯的，像天上的月牙。她忽然踮起脚尖，在我脸上飞快地亲了一下，然后转身就跑，声音飘在夜风里：“算你说话算话！”

一九八零年元旦，我和芬儿结了婚。婚礼很简单，供销社的同事凑了份子，老赵当的证婚人，在食堂里摆了三桌。芬儿穿了一件红棉袄，头上别着一朵红花，笑得比任何时候都好看。

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儿子在省城成了家，孙女都上小学了。每年春天，我都要拉着芬儿去爬山，去挖野菜。她每次出门都要翻那条旧裙子，早就洗得发白了，可她舍不得扔，说那是她的“定情信物”。

前些日子，孙女问我们是怎么认识的，芬儿笑着说：“你爷爷看了我的裙子，就得负责一辈子。”

孙女歪着头问：“那要是没看呢？”

芬儿看了我一眼，眼角的皱纹像绽开的菊花，慢悠悠地说：“没看也得负责，谁让他当年跟我一起上山挖野菜呢。”

我坐在藤椅上，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满树的叶子在风里哗啦啦地响。我想起一九七八年那个春天的午后，山风掠过，裙摆飞扬，一个姑娘红着脸对我说“你要负责”。

一句话，就是一辈子。

风还在吹，日子还在过，我还在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