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仁川机场到达大厅,朴东植站了整整五分钟没动。行李箱轮子歪了,提手裂了,是他三年前从上海带回首尔的那只。儿子在电话里说“到了就出来,我在三号门”。他出来了,没人。手机再响,儿子说走错了,让再等十分钟。他蹲下来,掏出在上海买的一包红双喜,发现韩国机场不让抽。他忽然笑了一下,笑得挺难看。上海三年没学会一句像样的中文,回首尔五天,倒把家门的密码锁忘了。
第1章 回来的不是地方
“爸,你在这杵着干什么?打你电话也不接。”
朴俊浩从身后绕过来,一把拽过行李箱,动作急,轮子卡了一下,差点把箱子摔出去。朴东植站起来,腿麻了,踉跄一步,扶住了儿子的胳膊。朴俊浩没看他,掏出手机扫了一眼,说:“走,车停在地下。妈在家里等你,饭都热两遍了。”
朴东植跟在后面,步子迈得不大,裤腿有点长,拖在地上蹭出沙沙声。他六十三了,头发白了不少,可腰板还挺着。身上那件灰蓝色夹克是上海七浦路买的,一百二,洗得领口有些发毛。他原本以为儿子会说“瘦了”或者“累不累”,但俊浩只说了那一句,剩下的路,父子俩隔了三个身位,像不熟的人。
车是一辆黑色现代,里面干净得像没人坐过。朴东植拉开副驾驶门,朴俊浩说:“坐后面吧,前面有我妈的包。”朴东植顿了一下,点点头,钻进了后座。车厢里有淡淡的柑橘味,后视镜上挂着一个刺绣小香囊,针脚细密,是他前妻的手艺。三年了,这香囊还挂着,颜色褪了些,却没摘。
路上谁也没说话。首尔的路他不太认得,高架多了几条,街边的招牌换了好几茬。路过麻浦区一个路口,他看见那家他和前妻常去的醒酒汤店没了,换成了连锁咖啡。他想说点什么,嘴张了张,又闭上了。
到了小区楼下,车停稳,朴俊浩下来拎行李,朴东植还坐在车里。他看着单元门口那棵银杏树,比三年前粗了一圈,叶子黄了,地上铺了薄薄一层。他在上海住的小区也有银杏,秋天也黄,环卫工人扫得勤,不像这里,叶子被人踩得稀烂。
“爸,到了。”
朴东植“嗯”了一声,下车。楼道还是老样子,灯是声控的,得跺一下脚才亮。他跺了一下,没亮,又跺一下,亮了。三楼,右手边,门虚掩着,里面飘出大酱汤的味道。
他推开门,玄关的拖鞋摆得整整齐齐,最里面那双深蓝色的,是他三年前走的时候穿的,洗得干干净净。前妻金美淑站在厨房门口,围裙上沾着水,手里还握着勺子。她看见他,笑了一下,不是很热络,也不冷漠,就是那种“来了啊”的笑。
“洗洗手吃饭。”
金美淑说完转身进了厨房。朴东植换了鞋,去洗手间洗手。镜子里的自己比三年前老了,眼袋重了,颧骨上的皮肤松松垮垮。他搓手,水温有点凉,他调了调,洗了三遍,用了洗手液,是芦荟味的。
饭桌上摆着大酱汤、烤黄花鱼、凉拌豆芽、泡菜,还有一碗米饭,冒着热气。金美淑坐在对面,朴俊浩坐在旁边。三个人吃饭,没人说话,筷子碰碗的声音,汤勺搅动的声音,电视没开,屋里安静得有点不真实。
“上海怎么样?”金美淑问,夹了一筷子豆芽。
“还行。”
“生意呢?”
“凑合。”
“那边冷吧?我看天气。”金美淑又说。
“夏天热,冬天湿冷。”朴东植扒了一口饭,“没首尔舒服。”
金美淑笑了一下:“那你还待那么久。”
朴东植没接话。他放下筷子,想喝汤,发现汤已经有点凉了。他想说“再热一下”,抬头看见前妻那张脸,话又咽回去了。她老了些,鬓角有白头发,没染,比三年前更瘦,手腕上的骨头凸出来。
吃完饭,朴俊浩说:“爸,你先休息,我回公司一趟。晚上回来。”说完就出门了,连水都没喝一口。
金美淑收拾碗筷,朴东植站在客厅,手不知道往哪放。他走到阳台,抽出一根烟,刚要掏打火机,想起这是在韩国,前妻不让他屋里抽。他把烟塞回烟盒,塞得有点用力,烟丝挤出来了。
阳台对面是一栋新盖的高层,把他原来能看见的远山挡了。他凭记忆往右看,以前那边有个小公园,现在也没了,变成停车场。
金美淑在厨房洗碗,水声哗哗的。她说:“你这次回来,打算待多久?”
朴东植没回头:“不知道。”
“俊浩给你买了机票,说让你别急着走。”
朴东植转过身,靠在阳台栏杆上:“他跟你商量的?”
“没有。他自己买的。”金美淑擦干手,走出来,“回来就多住几天。”
她说的是“回来”,朴东植听着,觉得这两个字挺陌生。他离开这间房子那天,把钥匙放在玄关的鞋柜上,走到楼下回头看了一眼,当时觉得这辈子不会再进来了。可三年过去,他还是站在了这个阳台上。
晚上朴俊浩回来得晚,身上有酒味。朴东植坐在客厅看电视,音量开得很小。朴俊浩换了鞋,没说话,直接进了自己房间。朴东植把电视关了,走到儿子房门口,手抬起来,没敲。
他听见里面手机震动,儿子接起来,声音压得很低:“嗯,回来了……还行……明天再说。”
朴东植回了客房。床单是新的,有洗衣液的味道,被子蓬松。他躺下,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外面有车经过,灯光从窗帘缝隙扫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光带,缓缓移动。
他想打开手机看上海的天气预报,又觉得无聊。最后点开相册,翻到昨天在浦东机场拍的那张照片。照片里,他的早餐摊前,陈阿姨正帮忙擦桌子。阳光很好,照在油条和豆浆上,热气腾腾。
他把手机扣在胸口,闭上眼睛。这屋子太安静了,静得让人睡不着。
第二天早上,朴东植六点就醒了。他的生物钟没调过来,在上海这时候,他已经开始和面、熬豆浆了。他轻手轻脚起床,去厨房想烧水,发现冰箱上贴着一张纸条,是金美淑的字:“我上早班,电饭煲里有饭。”
他站在厨房里,手里攥着那张纸条,看了好几遍。他忽然想起来,三年前走的那天早上,他也留了张纸条在餐桌上。写的什么,他记不清了,大概是“我走了,不用找我”之类的话。当时觉得斩钉截铁,现在想起来,那纸条薄得可怜。
他没碰电饭煲,倒了杯凉水喝了一口,走到阳台上。首尔的早晨比上海凉,空气里有烧柴火的味道。他忽然很想给上海打个电话。打给谁呢?摊子不用管,陈阿姨会帮他看着。手机在手里转了两圈,最后锁屏了。
七点半,朴俊浩起床,在客厅里打领带。他看见朴东植站在阳台,犹豫了一下,说:“爸,今天我要去客户那边,下午回来。你要出去的话,公交卡在茶几抽屉里,密码是——算了,你用现金吧。”
朴东植说:“我用不到。”
朴俊浩张了张嘴,像要说什么,最后只点了点头。
门关上,屋里又静下来。朴东植打开电视,调到新闻频道。首尔的物价又涨了,房价也涨了,年轻人买不起房。他看着新闻,忽然觉得这些和他没关系。三年前离开时,他把房子留给了俊浩,存款分了一半给前妻,自己带着二十万人民币去了上海。
那时候,亲戚朋友都说他疯了。六十岁的人,一句中文不会,去上海干什么?他说去做小生意。大家笑话他,说韩国呆不下你了?他没解释。
到了上海第三天,他迷路了。站在徐家汇的天桥上,看着下面车流,一辆接一辆,没有尽头的。他掏出手机想打电话,不知道打给谁。最后在桥栏杆上趴了二十分钟,等天黑下来,才摸回租的房子。
那个房子在闵行,老小区,一室一厅,一个月三千五。房东是个上海阿姨,看他一个外国人,租得便宜。他住进去第一个星期,没出过门,每天煮方便面吃。后来饿得不行,下楼找吃的,看见小区门口有个早餐摊,卖油条豆浆茶叶蛋。他买了两根油条,坐在路边啃,吃完觉得活过来了。
从那以后,他每天早上去那个早餐摊。老板娘姓陈,五十来岁,上海本地人,嗓门大,手脚快。有一天看他天天来,就用生硬的英语问他:“你,韩国人?”他点头。陈阿姨笑了,说:“韩国人跑到上海来吃油条,不容易哦。”她给了他一碗咸豆浆,没要钱。
三个月后,陈阿姨的丈夫查出了肺癌,摊子要转。朴东植把那二十万拿了出来,盘下了那个早餐摊。他一个韩国人,在上海卖中式早餐,谁都不信。可他做得认真,油条一根一根地炸,豆浆一桶一桶地熬。陈阿姨开始不放心,隔三差五来帮忙,后来看他实诚,就彻底放手了。
这一干,就是三年。
现在那个摊子还在,每天早上五点出摊,九点收摊。卖的东西不多,油条、豆浆、茶叶蛋、粢饭糕。生意不好不坏,够他吃够他住。他存了一点钱,不多,够回韩国买几箱烧酒。
昨天晚上,他躺在客房那张新床单上,忽然想明白一件事。他在上海三年,最难的时候是头三个月,最想家的时候是头三个月。那三个月他每天看首尔的天气,看麻浦区的街景地图,看前妻有没有在社交软件上发动态。可熬过那三个月,他就再也没看过。
不是忘了,是不敢看,也不想看。他怕看多了,会想回来。他以为自己把家的位置忘了。这次回来五天,他才发现,忘的不是位置,是感觉。这屋子每个角落都熟悉,可他不自在了。他像一件旧家具,摆在原来的位置,尺寸不合适了。
第2章 五天的陌生
第二天,金美淑请了半天假,说带他去市场买点东西。朴东植本想说不用,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换上了回来时穿的那双皮鞋,鞋底在上海磨得有些平了。金美淑看了他一眼,说:“你脚上这双鞋,穿多久了?”他说:“一年多了。”金美淑摇摇头:“去买双新的。”
市场还是老地方,拆了一排,又盖了一排。卖菜的大婶看见金美淑,远远地喊:“美淑啊,今天怎么上午来了?”金美淑笑了笑:“家里来人了,买点菜。”大婶往她身后看,看见朴东植,愣了一下,嘴巴张了张,没说话。
朴东植点点头,算是打招呼。大婶也点点头,表情有些微妙。他知道,这个市场里的人大多认识他们。三年前他走的时候,这事在小区里传了好一阵。什么版本都有,最多的一个版本是“朴东植在上海有女人了”。他没解释过。
金美淑也没解释过。
两个人在市场里转,金美淑挑菜,朴东植跟在后面,帮她提袋子。小白菜、萝卜、豆腐、一条带鱼。金美淑杀价的时候声音不大,但很坚决。朴东植站在旁边,看着她的侧脸,想不起她年轻时杀价的样子了。现在她杀价,像在完成一件习以为常的事,不生气,也不高兴。
回到家,金美淑在厨房忙活。朴东植想帮忙,被她推了出来:“你坐着,碍手碍脚的。”他坐在客厅沙发上,手放在膝盖上,像来做客的人。茶几上有个相框,里面是一张全家福,俊浩小时候,他和金美淑也年轻。他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想不起拍照那天的天气了。
中午,朴俊浩没回来,金美淑和朴东植两个人吃饭。菜做得不少,带鱼煎得金黄,萝卜炖汤,豆腐凉拌。朴东植吃了一口带鱼,说:“你手艺没变。”金美淑说:“你口味变了?在上海天天吃中餐,还吃得惯?”
“吃得惯。”
“上海菜甜,你在那边吃什么?”金美淑问。
“就随便吃,早上在摊上吃,中午晚上叫外卖。”朴东植扒了一口饭,“有时候自己做。”
“你会做饭?”
“会了。不做不行。”朴东植笑了一下,“头半年,不会用上海的燃气灶,打火的时候总烧到手。”
金美淑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低头喝汤。
下午,朴东植去了趟银行,查了一下韩国的银行卡。卡里钱不多,他想取一点出来。在ATM机前,他输密码的时候想了一下,没输错。取钱的时候,他看见边上有个大叔,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颤抖着手在机器上按来按去,按错了三次。大叔回头,无助地看了一圈,最后看向他。
“能帮我一下吗?”大叔说的是韩语。
朴东植点点头,走过去帮他操作。大叔要取三十万韩元,可他输密码时,手抖得按不准。朴东植说:“别急,慢慢来。”大叔说:“人老了,不中用了。”取完钱,大叔连声道谢,拄着拐杖走了,背影佝偻,走得很慢。
朴东植站在原地,看着那个背影消失在拐角。他忽然想,再过十年,自己也是这样吗?在首尔,一个人取钱,一个人走路,一个人回家。
回到小区,他在楼下坐了一会儿。有个五六岁的小孩在骑小自行车,歪歪扭扭,嘴里喊着“奶奶你看我”。他奶奶坐在长椅上,拍手说“真棒”。朴东植看着,嘴角不自觉地抬了一下。
他想起自己在上海的时候,每天早上出摊,有个小女孩天天跟他买茶叶蛋,有时候钱不够,他就多给一个。后来小女孩上了小学,路过时还跟他招手,喊“爷爷好”。他当时想,自己要是没离婚,孙辈也差不多这么大了吧。
晚上,朴俊浩破天荒地早回来了,还带了烧酒和炸鸡。他说:“爸,喝点。”金美淑摆了三副碗筷,三个人坐在客厅,一人一杯烧酒。电视开着,放着综艺,笑声很大,但谁也不看。
“爸,你那边店,一年能挣多少?”朴俊浩突然问。
朴东植夹了块炸鸡,说:“没多少,够花。”
“够花是多少?”
“刨去吃住水电,一个月能剩个六七十万韩元吧。”
朴俊浩愣了一下:“那也不多啊。”
“上海房租贵。”朴东植喝了口酒,“比我刚去那年涨了不少。”
“那你图什么?”朴俊浩的声音高了一点,“在首尔干点什么不行?就你那个手艺,去别人店里帮厨,也能拿个二百五十万。去上海,人生地不熟,挣得还没首尔多。”
朴东植放下筷子,看着儿子。朴俊浩也看着他,目光里带着不解,还有一点说不清的情绪。金美淑打圆场:“你爸想干点自己的事,你少说两句。”
“我没说不行。”朴俊浩说,“我就是想不通。三年了,回来就待五天,又急着走。”
“我说了不急。”朴东植说。
“那你什么时候走?”朴俊浩问。
朴东植没马上回答。他端起酒杯,抿了一口,烧酒辣嗓子。这酒是俊浩买的,度数比他平时在上海喝的黄酒高。他放下酒杯,说:“俊浩,我在首尔住了六十年,在上海只住了三年。但有些东西,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朴俊浩不说话了。他抓起一块炸鸡,咬了一口,嚼得很用力。
第三天,朴东植去了一趟以前工作的地方。他在首尔干了三十几年的汽车配件厂,厂子五年前搬到仁川去了,原来的地方变成了写字楼。他站在街对面,看着那栋灰色大楼,玻璃墙反射着下午的阳光,晃眼睛。他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路过一家练歌房,他停了脚。年轻的时候,他喜欢唱歌,和金美淑谈恋爱时,常去那种街边练歌房,投币的,一首歌唱完,脸红心跳。现在那些投币练歌房也快没了,换成了大的KTV,霓虹灯一闪一闪的。
他掏出手机,想给陈阿姨发条消息。点开聊天框,打了几个字:“还好吗?”想了想,又删了。陈阿姨不会用智能手机,只会接电话。他直接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三声,接了。
“喂?谁啊?”
“是我。”朴东植说。
“哎哟,东植啊!”陈阿姨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来,又大又亮,“你到韩国啦?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说一声?”
“前天到的。”朴东植说,嘴角不自觉地弯起来,“摊子怎么样?”
“好着呢!你走这几天,我天天去看着,油条还是那个味,你放心。”陈阿姨语速飞快,“你那边怎么样?家里人都好吧?”
“都好。”
“好就好。你多住几天,难得回去一趟。”陈阿姨说,“上海这边别惦记,有我在呢。你回来,我还给你带咸豆浆。”
朴东植笑了:“好。”
挂了电话,他站在练歌房门口,觉得心里舒坦了些。陈阿姨的声音像上海的早晨,豆浆冒着热气,油条在锅里滋滋响。
第四天,朴东植去见了老朋友郑部长。郑部长是他以前在配件厂的同事,去年刚退休,住在冠岳区。两个人约在小区附近的一家小酒馆,点了炖排骨和烧酒。
郑部长胖了不少,头发也白透了,但嗓门还是那么大。一见面就拍朴东植的肩膀:“你小子,真去上海了?我还以为你开玩笑。”
“真去了。”
“上海怎么样?有没有找个中国老太?”
朴东植摇头:“没有。就一个人。”
“一个人?那你待三年干什么?”郑部长给他倒酒,“首尔不香吗?你看看我,天天爬山、下棋、带孙子,多好。”
朴东植喝了一口酒,说:“老郑,你还记得咱们厂后门那家面馆吗?”
“记得啊,老板娘手艺不错,后来不是关了吗?”
“对,关了。那面馆一天只卖两种面,中午开门,下午两点就卖完。”朴东植说,“我在上海,就开了个早餐摊。每天只卖早上那几个小时,卖完收工。”
郑部长愣了一下:“你这是去上海给自己找罪受啊?还是找乐子?”
“都不是。”朴东植笑了,“就是觉得,人活到六十岁,还能换个地方重新开张,挺有意思的。”
郑部长看着他,叹了口气:“你这个人,就是犟。美淑那么好的女人,你非得离。俊浩那么好的儿子,你非得走。你倒是活得有意思了,他们呢?”
朴东植没说话。他低头夹了块土豆,炖得很烂,筷子一夹就碎。
“俊浩那孩子,心里苦。”郑部长说,“你走之后,他搬回来陪美淑住。工作忙得要死,还天天回来做饭。去年他升职了,你没回来。前年他生病,发高烧,美淑半夜打车送他去医院,你也不在。”
朴东植的筷子停住了。
“我不说你不该去。”郑部长声音低了些,“但你总得想想,你还有没有家要回。”
那顿饭吃到九点多。朴东植没喝多少,但人有点飘。郑部长要送他,他摆手说不用。一个人坐地铁回去,车厢里空荡荡的,他靠窗坐着,看外面灯光一闪一闪。
回到小区,他在楼下站了很久。抬头看三楼的窗户,灯亮着。金美淑和俊浩肯定还没睡。他忽然不想上去,在长椅上坐下,抽了根烟。这次没人管他在不在屋里抽,他还是跑到外面抽。风有点凉,烟头明灭。
他想起了很多事。想起俊浩小时候骑在他脖子上,喊着“爸爸快点”。想起金美淑怀俊浩那年,他天天去市场买核桃,一个个剥给她吃。想起搬进这个小区那天,金美淑在阳台上晾被子,阳光把她的头发照得发亮。
那些事都很远,可又像在眼前。
他拿出手机,翻出金美淑的号码。这个号码他存了二十年,备注一直是“老婆”。离婚后没改。他犹豫了一下,拨了出去。
“喂?”金美淑的声音。
“我……在楼下。一会儿上去。”朴东植说。
“知道了。门没锁。”
沉默了几秒。
“美淑。”他叫她。
“嗯?”
“那什么……我回来五天,还没跟你说声谢谢。”
金美淑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说:“谢什么。上来吧,外面冷。”
电话挂了。朴东植抬头,看见三楼阳台上,金美淑的身影一闪,又进了屋。
他把烟踩灭,扔进垃圾桶。起身,跺了跺脚。楼道声控灯没亮,他就摸黑上了楼。到门口时,他停下来,手放在门把上,深呼吸了一口。门没锁,轻轻一推就开了。
屋里灯亮着,金美淑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遥控器,电视开着,声音很小。她看见他进来,说:“洗洗睡吧。”
朴东植“嗯”了一声。经过客厅时,他看见茶几上放着一杯水,还冒着热气。他端起来喝了一口,是温的,不烫不凉,刚刚好。
他想,这屋子里的温度,也是刚刚好。可他就是待不住。
第五天,他去了俊浩的公司。朴俊浩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公司在江南,十八层。朴东植没上去,在楼下大堂等着。前台小姑娘问他找谁,他说找朴俊浩。小姑娘问有没有预约,他说我是他爸。
小姑娘愣了一下,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朴俊浩从电梯里出来,穿着衬衫,领带松了,脸色不太好。
“爸,你怎么来了?”
“刚好在附近。”朴东植说,“想看看你工作的地方。”
朴俊浩看了一眼手表:“我还在开会,你……”
“没事,你忙。我就看一眼。”朴东植说,“这楼挺高的。”
朴俊浩张了张嘴,最后说:“你等我一下,我请你喝咖啡。楼下有家咖啡店。”
“不用了。”朴东植摆摆手,“你上去吧。我走了。”
他转身离开,走得很快。玻璃门合上,他回头看了一眼,朴俊浩还站在大堂里,望着他的方向。
他在附近转了一圈,走进一家便利店,买了瓶水。收银台的小姑娘对他说“欢迎光临”,他条件反射地回了句“谢谢”。用的是中文。
出了便利店,他在路边的花坛旁坐下,把水喝了一半。抬头看天,首尔的天灰蒙蒙的,没有上海那么蓝。他拧上瓶盖,把水塞进包里。
晚上,他收拾行李。其实没什么好收的,三件衣服,两条裤子,充电器,充电宝。还有给陈阿姨带的两盒韩国辣椒酱。他蹲在地上整理,手很慢。
金美淑站在门口,看着他收。她说:“真要走?”
“嗯。”他抬头,“明天下午的飞机。”
“俊浩送你去机场。”
“不用。我坐机场大巴。”
金美淑没坚持。她走进来,帮他把衣服叠好,放进箱子里。她的手很稳,叠得整整齐齐。
“这三年,你过得好吗?”她问,声音很轻。
朴东植抬头看她,她的眼角有细纹,嘴角抿着。
“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他说,“就是挺踏实的。”
金美淑点点头:“踏实就好。我……也踏实。”
她把最后一件衣服放进去,拉上拉链。站起身,说:“明天早上我煲汤,你喝了再走。”
朴东植想说“好”,声音卡在喉咙里,只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他又失眠了。躺在床上,听客厅里的动静。金美淑走路很轻,一会儿去厨房,一会儿去阳台。他闭上眼睛,数着她脚步声,数着数着,天就亮了。
第3章 回到上海
仁川机场,安检口前。朴俊浩没来,金美淑也没来。朴东植一个人排队,拖着那个破行李箱。手机响了一声,是金美淑的信息:“到了说一声。”他回了个“好”。
过安检时,工作人员问他有没有充电宝,他反应慢了半拍,用韩语说“有”。对方说拿出来。他手忙脚乱地翻包,心里突然一阵烦躁。不是因为安检,是因为这整件事——回来五天,像走了一场戏。他是戏里的配角,台词不多,表情也不多。
登机牌上写着“首尔—上海浦东”,起飞时间下午两点十五分。他坐在登机口,透过玻璃看停机坪。天空飘起小雨,地勤穿着雨衣在跑道上挥手。他忽然想到,自己三年前来上海那天,也是下雨。
飞机起飞时,朴东植闭着眼睛。引擎轰鸣,身体后仰。他想象自己在爬升,爬过云层,爬过黄海,然后降落在另一个世界。
上海住处的钥匙还在他口袋里,用一根红绳穿着,磨得发亮。他隔着一层衣服,摸了摸那枚钥匙,心里安定了些。
落地上海浦东,已经是下午五点多。潮热扑面而来,像一只温暖的大手拍在脸上。他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股熟悉的、混合着食物和尾气的味道。他拖着箱子走到地铁口,刷了交通卡。卡里还有八十多块钱。他笑了。
地铁人很多,他挤在人群里,手抓着吊环,身体随着列车晃动。旁边有几个年轻人在聊天,说最近那家新开的火锅店不错。他听不懂全部,但“火锅店”三个字他听懂了。
到站后,他拉着箱子走出来。天已经暗了,路灯亮起来。他拐进小区,门口那个保安认得他,隔着窗户喊:“朴老板,回来啦?”
“回来了。”他笑着说。
楼下那家小卖部还开着,老板在门口择菜。见他回来,也笑:“韩国大叔回来了?回老家才几天啊,这么快。”
朴东植说:“还是上海好。”
小卖部老板哈哈大笑:“这话说的,韩国才是你家嘛。”
朴东植没说话,笑笑上了楼。他租的房子在五楼,老式公房,没有电梯。他一级一级往上爬,爬到五楼,喘得厉害。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圈,门开了。
屋里还是他走时的样子。桌子上有层薄灰,被子叠得整齐,阳台上那双拖鞋歪着。他打开灯,昏黄的灯泡闪了两下,稳定下来。他脱掉外套,坐在床边,掏出手机。
给金美淑发了条信息:“到了。”
过了十分钟,金美淑回了:“好。早点休息。”
他看了看时间,晚上七点。还不饿,就是累。他洗了把脸,水是凉的,扑在脸上,人清醒了些。他走到阳台,看楼下。对面楼亮着密密麻麻的灯,有人在炒菜,有人在看电视,有人在阳台上收衣服。
他点了根烟,慢慢抽完。然后回屋,煮了碗泡面。用上海买的电热水壶烧的水,泡面是康师傅红烧牛肉味。他吃了一半,放下筷子,忽然觉得很想说话。
他拨通了陈阿姨的电话。
“到啦?”陈阿姨的声音。
“到了。”
“吃了没?”
“吃了。泡面。”
“哎哟,怎么吃泡面?你在韩国那么多天,没带点泡菜回来?”陈阿姨笑。
朴东植也笑:“带了辣椒酱,给你。”
“行,明天我来拿。你好好睡一觉,别熬夜。”陈阿姨说,“摊子的事,后天再说。明天早上我帮你出。”
“不用,我明天去。”
“你才回来,歇一天。”
“歇不着。”朴东植说,“闲着更累。”
电话那头,陈阿姨叹了口气:“你这人,就是闲不住的命。”
挂了电话,朴东植坐在床边,看着窗外。上海的天空没有星星,但楼下有光,有声音,有生活。他躺下,拉过被子盖在身上。被子有点潮,但他不在乎。他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
那一夜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站在首尔的家门口,门虚掩着,他想推,手却抬不起来。金美淑在屋里喊他:“进来啊,饭好了。”他还是抬不起手。然后陈阿姨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东植,油条要焦了!”
他转身,看见早餐摊的油锅冒着烟,赶紧跑去翻油条。再回头,首尔的家门不见了,只剩下一条上海的小巷。
醒来时,凌晨四点半。窗外的天黑着,有鸟叫。他翻身起来,刷牙洗脸,穿好衣服。下楼时,楼下的早餐店已经开门了,热气腾腾的。他买了个肉包,边走边吃。
走到自己的摊位前,他拉开卷帘门,生锈的铁皮哗啦响。炉子、油锅、案板,都在。他系上围裙,开始和面。面粉加水,揉成团,再摔打。面团在手里翻来翻去,他胳膊上的肌肉记忆还在。
五点整,第一根油条下锅。油花翻滚,面皮膨胀,金黄渐渐浮起。他用筷子翻了个面,夹出来,放在滤网里。热气腾腾,油香扑鼻。
他拿起那根油条,撕下一块塞进嘴里。烫得哈气,但香味在嘴里散开。他忽然觉得,这才是他的早晨。
六点半,陈阿姨来了。她骑着一辆旧电动车,车筐里放着两盒豆腐。远远就喊:“东植!回来了!”
朴东植抬头,笑着说:“回来了。”
陈阿姨停好车,走过来拍拍他的胳膊:“瘦了,韩国伙食不行啊。”她看了看摊上的东西,“豆浆熬了没?茶叶蛋呢?”
“都好了。”朴东植说。
陈阿姨点点头,顺手帮他把凳子摆正:“行,今天我不走了,就在这帮你。你刚回来,手生。”
朴东植没拒绝。两个人一个炸油条,一个盛豆浆,配合默契。客人陆陆续续来了,有老主顾看见他,打招呼:“哎呀,韩国老板回来了?你这油条,别人炸不出来这个味。”
朴东植笑:“那以后天天来。”
那人也笑:“肯定的。”
七点半,一个小女孩跑来,背着书包,扎两个小辫。她踮脚看油锅:“爷爷,一个茶叶蛋。”
朴东植“哎”了一声,夹出一个茶叶蛋,装在小袋子里,又多塞了一个。
“两个啊?”小女孩仰着脸。
“一个吃,一个留着。”朴东植说。
小女孩接过袋子,跑远了。陈阿姨在旁边看着,眼睛笑得弯弯的:“这孩子,都上二年级了。你还多给她。”
朴东植说:“就多一个蛋,不是什么大事。”
收摊的时候,九点。太阳已经升得老高,热得人冒汗。朴东植把东西收拾好,拉上卷帘门。陈阿姨坐在电动车上,说:“我先走了,下午打麻将。你中午自己弄点好吃的。”
“知道。”朴东植说。
陈阿姨骑着电动车走了,车筐里的辣椒酱颠得咣当响。朴东植站在摊位前,掏出那包红双喜,点了一根。他抽了一口,抬头看天。上海的天很蓝,大朵大朵的白云,像棉花。
他把烟抽完,慢慢往家走。经过小卖部时,老板又招呼他:“朴老板,回来了?来,下把棋?”
朴东植摆摆手:“不了,回去补个觉。”
老板说:“行,晚上来。”
他点头,上了楼。五楼还是那么高,他爬到四楼就喘得不行。他扶着楼梯歇了一会儿,忽然笑了。在上海,他学会了爬五楼不歇脚。回首尔五天,爬三层都喘。
他开门,走进屋里,脱了鞋,把自己摔在床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铺了半张床。他翻了个身,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有股淡淡的、洗衣粉的味道,是他走之前洗的。
他迷迷糊糊睡着了。梦里没有首尔,只有上海的街道,油锅里的油花,和那些叫不上名字的老主顾。
醒来时,手机有未读消息。金美淑发来一条:“俊浩说,下次他休假,去上海看你。”
朴东植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好一会儿。他没想到俊浩会这么说。他回:“好。”
然后他打开相册,翻到昨天在机场拍的那张照片。照片里,仁川机场的玻璃窗上反射出他的影子,苍老,疲惫,但眼睛里有光。
他退出相册,把手机丢在一边。从冰箱里拿出两个鸡蛋,给自己炒了碗蛋炒饭。鸡蛋下锅时,油溅起来,他躲了一下,差点碰翻锅。他手忙脚乱地扶住,铲子把饭翻来翻去。
饭炒好了,他坐在桌边,一口一口吃。味道一般,盐放多了。他倒了杯凉白开,就着吃。
吃完,他走到阳台,看楼下。小区里有人在遛狗,有小孩在追跑,有两个老太太坐在凉亭里聊天,扇子摇得慢悠悠的。
他忽然觉得,自己终于落地了。
在首尔那五天,他像一只被捞出水面的鱼,怎么摆尾都不得劲。可回到上海这间旧公房,爬上五楼,吃一碗自己炒的咸蛋炒饭,他反而觉得喘得过气了。
他给陈阿姨发了条语音:“明天我出摊。辣椒酱你留着,别给我了,我不吃那玩意。”
陈阿姨回了个语音:“你这个人,去了趟韩国,话多了啊。”
朴东植听了好几遍,笑了。
手机又响,是朴俊浩打来的。
“爸,你到了?”
“到了。”
“那就好。”朴俊浩顿了顿,“我……我想跟你说个事。”
“你说。”
“我可能下个月,真的去上海。”朴俊浩的声音有点不自然,“不是,公司有出差,去苏州。顺路。”
朴东植握着手机,嘴角上扬:“苏州离上海近。你来,我带你吃饭。”
“再说吧。”朴俊浩说,“我就是先问一下你方不方便。”
“我有什么不方便的。”朴东植说,“你来,我去机场接你。”
“不用,我直接去苏州,办完事再过去。”
“好。你什么时候来,提前说。”
“行。”
沉默了一会儿。
“爸。”朴俊浩突然叫了一声。
“嗯?”
“你……你那个摊子,一天能卖多少根油条?”
朴东植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多的时候,两百多根。”
朴俊浩说:“那挺多的。”
“嗯。累是累,不过忙起来,心里踏实。”朴东植说。
“那我去了,也帮你卖。”朴俊浩说。
朴东植眼眶一热,嘴上说:“你一个互联网公司的,会炸油条吗?”
“我可以学。”朴俊浩说,“又不难。”
朴东植没说话。他怕一开口,嗓子绷不住。
“行了,我要开会了。”朴俊浩说,“爸,你注意身体。别太累。”
“嗯。你也是。”
电话挂了。朴东植坐在阳台上,捏着手机,半晌没动。阳光照在他手上,暖暖的。他仰起头,看天上的云,一片一片地飘。
他想起自己刚去上海那年,什么都怕。怕听不懂话,怕被人骗,怕房租交不上。半夜醒来,他看着陌生的天花板,心里空荡荡的。有一天他去买米,不知道怎么说“米”,就在便利店里转了三圈,最后空手出来。
后来,他在菜市场跟一个卖菜的大姐比划,大姐笑着给了他一包大米。他扛着大米走回小区,爬五楼,累得坐在楼梯上,汗水混着眼泪往下掉。他那时候想,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现在他知道了。他在活。
不是那种为了别人期待而活,也不是那种按部就班的活。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和面、熬豆浆、炸油条。看太阳升起来,看客人吃一口油条时说“真香”。那种踏实,不用跟谁交代,也不用等谁认可。
“回来”这两个字,以前他以为是回首尔。现在他懂了,回来,是回到那个让自己能喘气的地方。
他关掉手机屏幕,回屋躺下。枕头有阳光的味道,暖暖的。
他闭上眼睛,脑子里冒出一句话:“再也不想回去了。”这话是他跟陈阿姨说的。说的时候,他刚从仁川飞回来,累得半死。陈阿姨问他:“韩国不好吗?”他说:“好是好,但不是我待的地方了。”
陈阿姨叹了口气:“哎,人活到这把年纪,能知道自己该待哪儿,也是福气。”
朴东植翻了个身,脸对着墙。墙上贴着一张旧地图,是上海地图。他伸手摸了摸,纸有点发脆。右下角用红笔圈了一个地方,是他摊子的位置。
他轻轻笑了。
第4章 这五年,我做了三个决定
从首尔回上海的第一个星期,朴东植每天凌晨四点起,比闹钟还准。陈阿姨说他神经病,不多睡会儿。他说:“睡了,睡不着。躺在那儿,不如起来动弹。”陈阿姨拿他没办法,就由他去。
摊子的生意跟从前一样,老主顾们知道他从韩国回来了,头一天都来打招呼。有人问他:“韩国怎么样?那边日子好过不?”他一边炸油条一边说:“好过。就是冷,冷得人骨头疼。”那人笑:“上海夏天热死你。”他说:“热好,出汗舒服。”
这些话,他说得稀松平常,像讲别人家的事。可心里清楚,有些东西,不是一句“好过”能带过的。
他给金美淑发消息的次数多了。有时候发一张摊子上的照片,油条金黄,豆浆冒着热气。金美淑回一句:“看着不错。”有时候他发上海的天,蓝得透亮。金美淑回:“首尔这几天有雾霾。”他不说想家,她也不说想他。但两个人之间,有了一条细得看不见的线,连着。
朴俊浩那边,也在变。他不再像之前那样,每次打电话都问“你什么时候回来”。他开始问:“上海那边有没有好吃的?”或者“我上次看新闻,说上海有条路种满了梧桐树,是不是真的?”朴东植就一条一条回。有时候回得慢,朴俊浩也不催。
这样的日子,过了大半年。朴东植以为自己会一直这样过下去,守着摊子,等儿子来,等前妻有一天不再只是回消息。
可生活从来不会让你安安稳稳地一直过下去。
那天是十一月底,上海的冬天来得突然。白天还十几度,晚上一下降到三四度。朴东植收摊时,手冻得发紫。他回家洗了个热水澡,刚想躺下,手机响了。
是陈阿姨。
“东植,你睡了没?”
“没呢,怎么了?”
“你……你能不能过来一趟?”陈阿姨的声音有点抖,“我老公今天下午去医院复查,结果不太好。”
朴东植一下子坐起来:“在哪个医院?”
“瑞金。”陈阿姨说,“医生说可能转移了。”
朴东植套上外套就出了门。外面风大,他骑了辆共享单车,手冷得攥不稳车把。到医院时,陈阿姨在走廊里站着,眼睛红红的,没哭出来。她丈夫老周躺在床上,脸色蜡黄,比上次见面瘦了一大圈。
陈阿姨说,老周这半年一直没力气,吃不下饭。她以为是小毛病,没当回事。结果检查出来,癌细胞扩散了。
朴东植站在病床边,握住老周的手。老周睁开眼睛,看见他,嘴唇动了动:“老朴……你来了。”
“来了。”朴东植说,“你别急,上海医生好,能治。”
老周笑了笑,笑容很淡:“治不治的,我心里有数。就是放心不下她。”他看了陈阿姨一眼。
陈阿姨背过身去,擦了把脸。
朴东植在医院待了一夜。后半夜,老周睡着了,陈阿姨坐在椅子上打盹。朴东植去楼下买了杯热咖啡,没喝,就那么攥在手里。他看着窗外的夜色,想起自己第一次见老周。老周那时刚查出病,就把摊子盘给了他。老周说:“我不行了,这摊子你好好做。你一个外国人,不容易。”朴东植说:“你会好。”老周摇摇头:“好不了。但你能活下去。”
后来老周的病真的好了。不是痊愈,是控制住了。他常常到摊子来,搬个小凳子坐着,看朴东植炸油条。他不怎么说话,就看着。朴东植知道,他是在看自己留下的那口锅,还在不在冒热气。
现在,这口锅还在冒热气,可老周又躺下了。
第二天,陈阿姨让朴东植先回去。他说不走。陈阿姨说:“你摊子得开,不然那些老主顾怎么办?你要真帮我,就把摊子看好。这边有我呢。”
朴东植没办法,只好回了。他拖着步子走到摊子前,拉开卷帘门。手冻得不听使唤,好半天才打开。他和面的时候,眼泪掉进面里。他不知道这算不算哭。他觉得自己没哭,就是眼睛进了东西。
三天后,朴东植做了来上海后的第一个大决定。他把摊子关了三天,跑遍了上海各大医院,挂专家号,问治疗方案。他拿着老周的检查报告复印件,一家一家地跑。有医生摇头,有医生说要住院,有医生说可以试试靶向药。他拿本子记,记了满满四页。
最后,他跟陈阿姨商量,让老周转院到肿瘤医院。陈阿姨说:“那边床位紧,得托人。”朴东植说:“我来想办法。”他找了小区里的王医生,王医生退休前在肿瘤医院工作。王医生帮他打了个电话,又带着他去找了以前的学生。床位安排下来了,主治医生也答应尽快评估。
陈阿姨知道后,又哭了一场。她说:“东植,我欠你的。”朴东植说:“你欠我什么?你当初一碗咸豆浆,我记一辈子。”
转院那天,朴东植陪着老周办手续。老周躺在担架床上,忽然抓住朴东植的手,说:“老朴,我这条命,你多费心了。”朴东植说:“老周,你别想别的。你就想着,等你好了,咱们回摊子上,我炸油条,你收钱。”
老周笑了:“我收钱?你那个摊子,总共就一张桌子,钱盒子就放边上,不用收。”
朴东植说:“那也得你看着。”
老周闭上眼睛,点了点头。
那段时间,朴东植白天出摊,晚上去医院。有时候半夜从医院回来,累得连澡都不洗就倒在床上。可第二天凌晨四点半,他还是爬起来。他不知道自己在撑什么,就是不能停。一停,脑子就乱。
十二月中,朴俊浩来了上海。
朴东植去火车站接他。朴俊浩瘦了,穿着一件黑色大衣,很合身。看见他,远远地挥了挥手。朴东植走过去,想帮他拿行李,朴俊浩说:“就一个包,不用。”
父子俩坐地铁回家。路上,朴俊浩看着窗外,说:“上海比我想的大。”
“你以前没来过?”朴东植问。
“没有。出差都是去北京深圳。”朴俊浩说,“这是第一次。”
朴东植说:“那我带你转转。”
朴俊浩点头,又问:“陈阿姨那边怎么样?”
朴东植说:“明天我去医院,你跟我一起。”
“好。”
第二天,朴东植带俊浩去医院。陈阿姨看到朴俊浩,有些意外,赶紧起身让座。朴俊浩说:“阿姨,你坐。我站着就行。”陈阿姨看着他,对朴东植说:“你儿子长得像你,但比你帅。”朴俊浩笑了。朴东植也笑了。
老周那天精神不错,还跟朴俊浩聊了几句。朴俊浩说他做互联网的,老周说:“互联网好,有前途。”朴俊浩说:“我也不会别的。”老周说:“你爸会炸油条,你会吗?”朴俊浩摇头。老周说:“你爸炸的油条,上海滩排前一百。”朴东植说:“别听他胡吹。”老周说:“我没胡说。”
病房里的人都笑了。那笑声很轻,像窗外透进来的阳光,薄薄一层。
从医院出来,朴俊浩说:“爸,我饿了。带我去吃上海菜吧。”
朴东植带他去了自己常去的一家本帮菜馆。菜端上来,红烧肉、油爆虾、腌笃鲜、草头圈子。朴俊浩看着一桌子菜,说:“你平时就吃这个?”朴东植说:“偶尔。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朴俊浩说:“那我这次多吃点。”他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嚼了嚼,点点头:“好吃。”
吃着吃着,朴俊浩放下筷子,说:“爸,我以前觉得,你留在上海是对不起妈。”他顿了顿,“现在不这么想了。”
朴东植看着他,没说话。
朴俊浩说:“你在这边,有你要照顾的人。陈阿姨,还有老周叔叔。你活得不轻松,但你是你自己。”
朴东植低下头,喝了口汤。
“我这次来,还带了妈给你买的东西。”朴俊浩从包里拿出两个保鲜盒,“泡菜和紫菜。妈说你那边有冰箱吗?有就放冰箱里。”
朴东植接过来:“有。你妈……她身体怎么样?”
“还行。就是血压有点高,吃药控制着。”朴俊浩说,“她让我告诉你,泡菜要在一周内吃完。”
朴东植点头:“好。”
吃完饭,朴东植带朴俊浩去了外滩。江风很大,吹得人直缩脖子。朴俊浩裹紧大衣,说:“首尔冷,但没这么湿。”朴东植说:“上海的冷,钻进骨头缝里。”朴俊浩说:“那你冬天怎么办?摊子上冷不冷?”
“冷。但熬得住。”朴东植说,“油锅热,站近点暖和。”
朴俊浩笑了一下,又收起笑容:“爸,你打算一直在上海吗?”
朴东植看着黄浦江对岸的灯火,说:“不知道。我现在不想那些,就想把老周的病顾好。”
朴俊浩点点头:“我帮你。”
朴东植转头看他:“你帮我什么?”
“帮你找找医疗资源。”朴俊浩说,“我在网上查了,老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一些临床试验。我认识个做医疗行业的朋友,可以问问。”
朴东植看着他,喉结动了动:“俊浩,你……”
“爸,你别多想。”朴俊浩说,“我不是帮你,是帮陈阿姨。她对你挺好的。”
朴东植没再说话。风从江面吹来,冷冽但干净。父子俩并肩站着,中间隔了半个身位。可朴东植觉得,这三年来横在他们之间的那道墙,松动了。
朴俊浩在上海待了三天。第二天帮朴东植出了个早摊。他四点就起来了,困得眼睛睁不开,但硬撑着。朴东植教他和面,他弄得满脸面粉。炸油条时,油一溅,他吓得往后跳。陈阿姨在旁边笑得直不起腰。
“你这个儿子,得好好练。”陈阿姨说。
朴俊浩说:“太难了,比我写代码还难。”
朴东植说:“难什么?多炸几根就会了。”
朴俊浩还真试了。他炸的第一根油条,形状像麻花,颜色还行。朴东植尝了一口,说:“可以,熟了。”朴俊浩得意地笑:“下次来,我肯定炸得比你好。”朴东植说:“你先把面粉从鼻子上擦掉再说。”
那天收摊后,朴俊浩要回苏州开会。朴东植送他去火车站。站台上,朴俊浩拎着包,说:“爸,我走了。”朴东植说:“路上小心。”朴俊浩走了几步,又回过头:“爸,等我下次来,你带我去吃你常吃的那家面馆。”朴东植说:“好。”
火车开走了。朴东植在站台上站了一会儿。手机响了,金美淑发来消息:“俊浩说上海很好。你多注意身体。”朴东植回:“好。你也是。”
第5章 那个冬天
老周的情况一直没好转。十二月底,他转进了重症监护室。陈阿姨整天待在医院,人瘦得脱了相。朴东植每天下午去送饭,做一些软烂的粥,用保温桶装着。陈阿姨说:“你摆你的摊,别天天来。”朴东植说:“我不来,你连饭都不吃。”陈阿姨不说话了。
圣诞夜,上海下了雨。不是雪,是那种细密的冬雨,缠缠绵绵。朴东植从医院出来,骑着电动车往家走。冷风往领口里钻,他缩着脖子,手冻得通红。路过一家便利店,他停下车,进去买了杯热牛奶。付钱时,他看见门口圣诞树上挂着小彩灯,一闪一闪的。
他站在便利店里,把热牛奶喝完,身上暖了点。
手机响了。是金美淑打来的。
“在哪儿呢?”她问。
“路上。”朴东植说。
“你那边下雨吗?”
“下。冷飕飕的。”
“带伞了吗?”
朴东植摸了摸车筐里的伞:“带了。”
“嗯。”金美淑顿了顿,“我……我有个事想问你。”
“你说。”
“俊浩说,你想把上海的店做大。”金美淑说,“是不是真的?”
朴东植愣了一下:“我跟他聊天时提了一句,没当真。”
“你想做吗?”金美淑问。
朴东植沉默了一会儿。他知道金美淑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她在试探他,是不是打算永远不回去了。
“美淑。”他说,“我没想那么多。眼下老周病重,陈阿姨一个人扛不住。我得帮。”
“那摊子呢?”
“摊子还在。”朴东植说,“早上出摊,下午去医院。忙是忙点,但还能顾得过来。”
金美淑在电话那头轻轻叹了口气:“你这个人,到哪儿都把自己累得半死。”
朴东植笑了一下:“我闲不住。你知道的。”
“嗯。我知道。”金美淑说,“我打电话就是告诉你,别硬撑着。有事跟俊浩说。他……他其实挺想帮你。”
“好。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朴东植骑上电动车,继续往家走。雨打在他脸上,凉丝丝的。
他心里想,这世上的事,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在一个地方扎根,根须是悄悄长出来的。等你发现时,已经挪不动了。
一月,老周的病终于还是走到了最后。
那天凌晨,陈阿姨打电话来,声音平静得吓人:“东植,你过来吧。医生说,就这两天了。”
朴东植赶到医院时,老周已经说不出话了。他躺在病床上,眼睛半闭着,嘴唇在动。陈阿姨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朴东植站在一旁,不知道该做什么。
老周的眼珠子转了转,看向他。朴东植走过去,蹲下来。
“老周。”他轻声说。
老周的手指动了动。他嘴唇蠕动着,发出微弱的声音:“……油条。”
陈阿姨凑过去听,眼泪掉下来:“他说油条。”
朴东植说:“我明天给你炸。你等着。”
老周微微笑了一下,眼睛慢慢闭上了。
凌晨五点零三分,老周走了。
病房里很安静。外面的走廊上,有护士推车经过,轮子声渐远。陈阿姨没有大哭,她就那么坐着,握着老周的手,像怕他冷。
朴东植站在她身后,手搭在她肩膀上。他说:“陈姐,想哭就哭出来。”
陈阿姨摇摇头:“他这半年,受苦了。走了也好,不疼了。”她顿了顿,声音哽了一下,“他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
朴东植没问。
陈阿姨说:“他说,谢谢你。”
朴东植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滑下来,他飞快地抹掉。
老周的葬礼办得简单。来了些亲戚、老朋友。朴东植帮着张罗,去殡仪馆、订花圈、招呼来客。他一个韩国人,操办起上海人的白事来,却熟练得像自己家的事。
陈阿姨的女儿从外地赶回来,哭得站不起来。陈阿姨抱着她,说:“别哭,你爸说,活着的人要好好活。”
朴东植坐在角落里,吃了口饭。味道是咸的,分不清是菜咸,还是眼泪咸。
葬礼结束后,陈阿姨对朴东植说:“东植,摊子你好好做。那是老周留下的。”
朴东植点头。
“我以后不去了。”陈阿姨说,“我要去我女儿那边住一段时间。”
朴东植看着她:“你一个人能行吗?”
陈阿姨说:“能行。老周说,人要往前走。”
她走了。把房子锁了,把摊子彻底交给了朴东植。
那天晚上,朴东植坐在摊子前发呆。那口油锅已经凉了,滤网还挂在架子上。他掏出一根烟,点着,吸了一口。烟雾在冷空气里散开,像叹出来的气。
手机响了。是朴俊浩。
“爸,陈阿姨那边怎么样了?”
“老周走了。”朴东植说。
朴俊浩沉默了一会儿:“你还好吗?”
“嗯。就是心里空了一块。”朴东植说。
“我下周去上海。”
“不用。你上班重要。”
“我去。”朴俊浩的声音很坚定,“我已经跟公司请了假。”
朴东植没再推辞。
挂了电话,他收到金美淑的短信:“节哀。注意身体。”
他回:“好。”
那几天,朴东植没出摊。他待在家里,把屋子好好打扫了一遍。洗窗帘、拖地板、擦窗户。干活的时候,脑子是空的。窗户擦到一半,他看见楼下的银杏树,叶子落光了,枝条光秃秃的,在风里晃。
他忽然想起老周说过的一句话:“人老了,就像这银杏。叶子掉光了,根还在土里。”
老周是上海本地人,在这片土地生活了六十多年。他的根在这里。那自己的根呢?
朴东植想不清楚。他把窗户擦完,洗了手,坐在阳台上晒太阳。
二月中旬,朴东植做了来上海后的第二个大决定。
他拿出所有积蓄,加上老周留给他的一笔钱,在离原摊位不远的街面上,盘下了一个小门面。那个门面不大,二十来平米,以前是卖水果的。老周走之前跟他说过:“路边摊不是长久之计,你得有个店。”他当时没往心里去。现在,他决定听老周的话。
装修那阵子,朴东植忙得脚不沾地。量尺寸、买设备、办手续。他对上海的管理规定不熟,好几次跑错地方。有个市场监管的小年轻,看他一韩国大叔,汉语说得磕磕绊绊,就一条一条跟他讲。他拿本子记,记得密密麻麻。
开业那天,朴俊浩来了。金美淑也来了。他没想到。
金美淑站在店门口,看着那块招牌——“朴东植早餐”。招牌是白底红字,简单干净。她说:“这名字,挺好。”
朴东植有些局促:“就随便起的。”
金美淑笑了:“随便起挺好,不花哨。”
朴俊浩在店里转了一圈,说:“爸,你这里缺个收银的。”
朴东植说:“就我一个,用不着收银。”
朴俊浩说:“那以后生意好了,一个人顾不过来。”
“以后的事以后说。”朴东植说,“来,帮我搬桌子。”
朴俊浩脱了外套,撸起袖子就干。金美淑把店里的碗筷都洗了一遍。三个人在小小的店里忙了一下午。玻璃窗上贴着“开业大吉”四个字,还是朴俊浩去买的。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朴东植的新店开门。第一锅油条下锅时,门外已经排了几个人。陈阿姨打来电话:“东植,开业了?”
“开业了。”朴东植说。
“好。老周看见,会高兴的。”
朴东植“嗯”了一声。他抬头看门外,天光渐亮,人越来越多。
有一个老大爷买了两根油条、一碗豆浆,走到门口又回头:“朴老板,你这店开得好。以后冬天不冷了吧?”
朴东植笑:“不冷了。有空调。”
大爷也笑:“那好。我以后天天来。”
朴东植看着他走远,心里涌上一股热。他忽然明白了老周的话。根,不一定在土里,也可能在人心上。他在这里,被这么多需要他的人围着。这些需要,就是他的土。
第6章 俊浩的婚事
朴东植的早餐店开业后,生意比摆摊时好了一倍。位置好,在小区和写字楼中间,早高峰人不断。他一个人忙不过来,请了个安徽的帮工,四十来岁,手脚麻利。陈阿姨有时也来,不要工资,就帮忙招呼客人。
四月初,朴俊浩打来电话,说想跟他商量个事。
“爸,我谈了女朋友。”
朴东植正在揉面,手上全是面粉。他夹着手机,说:“好事啊。多大?做什么的?”
“二十八,做设计的。”朴俊浩顿了顿,“她……她想来上海。”
朴东植停下揉面的动作:“来上海?那你呢?”
“我可能也来。”朴俊浩说,“公司要成立上海分部,我申请了外派。”
朴东植没说话。这个消息太突然。
“爸,我不是要跟你住在一起。”朴俊浩赶紧说,“我就是觉得,你在上海,我也想去那边发展。而且她……她喜欢上海。”
“你跟你妈商量了吗?”
“说了。她……没说好,也没说不好。”朴俊浩说,“她让我先跟你商量。”
朴东植把面盖好,擦了擦手,坐在凳子上。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俊浩,这事你好好考虑。别因为我在这,你就过来。”
“我不是因为你。”朴俊浩说,“当然也有一部分。但主要是公司给的待遇不错,机会也难得。”
“你跟你妈商量吧。”朴东植说,“她一个人,你走了,她怎么办?”
朴俊浩说:“妈说她可以照顾自己。而且她明年退休了,她说……她也想来上海住一段时间。”
朴东植彻底愣住了。
“你妈说的?”
“嗯。她说上海暖和,冬天不像首尔那么干。”朴俊浩说,“爸,你会不会不高兴?”
朴东植深吸一口气:“我有什么不高兴的。就是……太突然了。”
挂了电话,他呆呆地坐了很久。帮工小刘问他:“老板,油条还炸不炸了?”他说:“炸,炸。”他站起来,重新开始干活。但心里翻江倒海的。
他想起三年前离开首尔时,金美淑在阳台上看着他,没说一句话。他以为他们之间彻底完了。可后来,那些泡菜、那些紫菜、那些简短的问候,像一条条细线,把他和首尔连了起来。现在,这些线要织成一张网,把他和她重新兜在一起吗?
他不知道。
五月底,朴俊浩真的调到了上海。他在浦东租了房子,离朴东植的店有四十多分钟的地铁。每个周末,他会来店里帮忙。虽然油条还是炸不好,但收银、擦桌子、招呼客人,都做得有模有样。
他女朋友叫林秀雅,短发,笑起来眼睛弯弯的。第一次来店里,就撸起袖子帮忙洗碗。朴东植说:“你是客人,别忙。”林秀雅说:“叔叔,我是晚辈,应该的。”陈阿姨在旁边看着,对朴东植说:“这姑娘不错。俊浩有福气。”
朴东植嘴上不说,心里也这么想。
七月,朴东植做了来上海后的第三个大决定。
他决定把店里的早餐品类扩充,增加一些韩式点心。比如韩国饭团、泡菜饼。这个想法是林秀雅提的。她说:“叔叔,你一个韩国人开早餐店,不卖点韩国东西,太浪费了。”朴东植开始没当回事。后来发现,附近有韩国公司,不少韩国人早上来买早餐,问他有没有泡菜饼。他就试了试。没想到反响不错。
他打电话给金美淑,问她泡菜饼怎么做才好吃。金美淑在电话里说了半天,最后说:“算了,我去上海教你。”
朴东植说:“好。”
他说“好”的时候,心跳得厉害。
八月,金美淑真的来了上海。她住在酒店,待了三天。第一天,她去店里教朴东植做泡菜饼。她穿着围裙,站在油锅前,手腕一抖,面饼翻了个面,金黄酥脆。朴东植站在旁边看,恍惚间像回到二十多年前,她在首尔的厨房里给他做饭。
“看会了吗?”金美淑问。
“会了。”朴东植说。
“那你来试试。”
朴东植接过铲子,动作有些笨。金美淑笑:“你那个手,就会炸油条。”朴东植说:“油条我也炸了三年。”
林秀雅在旁边打圆场:“叔叔,我来试。”她接过铲子,有模有样地煎起泡菜饼。金美淑看了一会儿,对朴东植说:“这姑娘比你会做菜。”朴东植说:“俊浩做饭也行。”金美淑说:“他随我。”朴东植笑了。
金美淑在上海的第三天,朴俊浩带着林秀雅,和朴东植一起,四个人吃了顿饭。在徐家汇一家上海菜馆。金美淑吃得很开心,说上海菜好吃。朴俊浩说:“妈,你要真喜欢,明年退休了就来住。”金美淑看了朴东植一眼,说:“我得看看有没有人欢迎我。”
朴东植夹菜的动作一僵。
林秀雅赶紧说:“阿姨,我们肯定欢迎。叔叔也欢迎。对吧叔叔?”
朴东植“嗯”了一声,声音很轻:“欢迎。”
金美淑笑了,笑容淡淡的,像黄浦江上吹来的风。
第四天,金美淑回首尔。朴东植和朴俊浩去机场送她。安检口前,金美淑对朴东植说:“泡菜饼三天之内卖不掉,就别卖了。坏了好。”朴东植说:“知道。”金美淑又说:“你那个店,空调别开太低,夏天电费贵。”朴东植说:“知道。”金美淑看了他一眼,像还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朴俊浩在旁边说:“妈,你放心。我会看着爸的。”
金美淑点点头,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回头,对朴东植说:“今年过年,回首尔吧。”
朴东植说:“好。”
这是他三年来,第一次答应回首尔过年。
飞机起飞后,朴东植在航站楼里坐了很久。朴俊浩陪着他。父子俩就那么坐着,看窗外的飞机起起落落。
“爸,我觉得妈挺想你回去的。”朴俊浩说。
“我知道。”朴东植说。
“那你呢?你想回去吗?”
朴东植看着窗外,阳光把停机坪照得发白。他说:“俊浩,我说过,我再也不想回去了。”
朴俊浩低下头。
“但我会回去。”朴东植说,“因为那里有你们。”
他转过脸,看着儿子:“回去和回去,是不一样的。你明白吗?”
朴俊浩看着他,慢慢点了点头:“我明白。”
那天晚上,朴东植回到店里,一个人坐在收银台后面。他拿出账本,把今天的营业额记上。泡菜饼卖了三十七张。比前一天多了十二张。
他合上账本,把灯关掉,准备走。出门时,看见玻璃门上映出自己的影子。他站了一会儿,忽然说:“老周,我又有家了。”
没有人回答。但窗外有风,吹得梧桐叶沙沙响。那声音轻轻的,像在说“好”。
第7章 首尔的雪
那年冬天,朴东植回了首尔。
这是他三年来第一次在过年时回去。机票是朴俊浩买的。金美淑提前一个星期就把客房打扫好了,换上新床单,晒了新被子。她给朴东植打电话,问他想吃什么。朴东植说:“你做什么,我吃什么。”金美淑说:“你这个人,总是这样。”朴东植笑:“随便一点好。”
除夕前一天,朴东植到了仁川机场。这次,朴俊浩在首尔等他。一见面,俊浩就接过他手里的箱子。那个箱子还是三年前那只,轮子早就修好了,提手也换了新的,是俊浩在上海时拿去修的。
“修好了。”朴俊浩说。
“我看到了。”朴东植说,“跟新的一样。”
朴俊浩笑:“那你就多拉几年。”
到家时,金美淑在门口迎着。她系着那条旧围裙,头发染过了,看上去年轻了几岁。她看着朴东植,说:“回来啦。”朴东植说:“回来了。”她接过他的外套,挂在玄关的衣架上。衣架上有他的位置,空了很久,现在满了。
那顿饭,金美淑做了很多菜。烤牛肉、煎黄花鱼、泡菜汤、杂菜、海鲜煎饼。三个人坐一桌,电视开着,放着歌谣大战。朴俊浩低头看手机,时不时抬头说两句。金美淑给朴东植盛汤,汤是热的,碗是温的。
“这次回来多住几天。”金美淑说。
“好。”朴东植说。
他没想到,自己这次会住得那么安心。没有前一次那种浑身不得劲的感觉。他还是早起,六点就醒了。醒来后去厨房烧水,看见金美淑已经在忙着做小菜。他说:“我帮你。”金美淑说:“你别添乱。”他说:“我炸了三年油条,做小菜能添什么乱。”金美淑笑了,递给他一头蒜:“剥蒜。”
他就搬个小凳子,坐在厨房门口剥蒜。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暖暖的。金美淑在灶台前忙活,背影瘦瘦的,但动作很利落。
朴俊浩起床时,看到这个画面,愣了一下。他掏出手机,偷偷拍了张照片。后来,朴东植看到了那张照片。照片里,他穿着灰色毛衣,坐在小凳子上剥蒜。金美淑背对着镜头,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厨房里白蒙蒙的,是热气。
那张照片,朴东植存在手机里,再也没删。
除夕那晚,金美淑包了饺子。她原本不会包,是在网上学的。包得歪歪扭扭,像小元宝,又像小兔子。朴东植笑她,她说:“你行你来。”朴东植就洗了手,包了几个。他包得也一般,但比金美淑好一点。朴俊浩在旁边拍视频,说:“我发到家庭群里,林秀雅看见要笑死了。”金美淑说:“你敢发,明年我不包了。”朴俊浩说:“我就发。”
三个人闹成一团。窗外飘起了雪,小小的,像盐粒。
朴东植抬头看雪,说:“上海很少下雪。”
金美淑说:“你喜欢雪,还是喜欢上海的雨?”
朴东植想了想:“都喜欢。雪干净,雨也干净。”
金美淑说:“你这个人,就是什么都说好。”
朴东植说:“好就是好,有什么不能说的。”
大年初一,朴俊浩带着林秀雅来拜年。林秀雅给朴东植和金美淑鞠躬,说“叔叔阿姨新年好”。金美淑给了她一个红包,鼓鼓的。朴东植也给了一个。林秀雅说:“叔叔,你红包太厚了。”朴东植说:“厚了你拿不动?”林秀雅笑:“拿得动。”
那天下午,金美淑和朴东植去附近公园散步。地上有积雪,踩上去嘎吱嘎吱响。两个人走得很慢,像在数步子。
“上海那个店,现在怎么样?”金美淑问。
“稳定了。泡菜饼卖得比油条好。”朴东植笑了一下,“没想到靠泡菜饼出名了。”
“你做的泡菜饼,味道不错。”金美淑说,“我上次去,吃过。”
“那是我做的还是秀雅做的?”
“你做的。”金美淑说,“你裹面的手法,跟别人不一样。”
朴东植看着她,心里一动。
“美淑。”他叫她。
“嗯?”
“我……我以后,两边跑。”朴东植说,“上海有店,首尔有你们。我不走了。”
金美淑停下脚步,转头看他。她的眼睛里有泪光,但没掉下来。她笑了,伸手帮他拍掉肩上的雪。
“好。”她说,“不走了。”
朴东植握住她的手,很轻,像握着一片温热的雪花。
金美淑没有抽手。
他们慢慢走回家。雪还在下,落在他们头上,像一起白了头。
那几天,朴东植每天都过得很慢。早上陪金美淑买菜,中午做饭,下午去见老友。有时候跟俊浩去喝咖啡,有时候跟林秀雅逛书店。他不急着回上海。上海在等他,他知道。
初五那天,郑部长请他吃饭。两个人又去了那家小酒馆。郑部长说:“这次回来,人不一样了。”朴东植说:“哪里不一样?”郑部长说:“眉眼松了。以前你回来,整个人绷着。现在松快了。”朴东植笑:“人老了,绷不动了。”郑部长说:“不是老。是想通了。”
朴东植端起酒杯:“老郑,我跟你说个事。”
郑部长看着他。
“我在上海,做了三个决定。”朴东植说,“第一个,盘下陈阿姨的早餐摊。第二个,把摊子变成店。第三个,我决定以后两边跑。首尔有家,上海也有家。”
郑部长听了,点点头:“这决定好。人到这把年纪,有钱有店有家,比什么都强。”
朴东植说:“嗯。我运气好。”
郑部长摇摇头:“你不是运气好。你是心好。”
朴东植没说话,低头喝酒。
初六,朴东植坐飞机回上海。这一次,金美淑和朴俊浩都到机场送他。过了安检,他回头看了一眼。金美淑站在围栏外,对他挥挥手。朴俊浩搭着妈妈的肩膀,也挥手。朴东植也挥手。他的行李箱还是那只旧的,但这次,里面装满了泡菜、紫菜、小菜,还有一件金美淑给他买的新毛衣。
回到上海,天已经黑了。他打车回小区。路过自己的店,他让司机停了一下。店门关着,招牌上的字在路灯下发光。他下车,站在店门口看了一会儿。风有点冷,但他不觉得。
他掏出钥匙,打开卷帘门。里面黑漆漆的,有股面粉和油的味道。他摸到开关,灯亮了。油锅、案板、桌子、椅子,都在等他。
他站了一会儿,手机响了。是陈阿姨打来的。
“东植,回来了?”
“回来了。”朴东植说,“明天早上,来吃油条。”
陈阿姨笑:“好。我五点就到。”
朴东植笑了,挂了电话。他把卷帘门拉下来,锁好。转身往家走。上海的天空没有星星,但街灯很亮。他慢慢走上五楼,开门,进屋,开灯。
桌上有个快递,是林秀雅寄的。拆开看,是一盒韩国护手霜。盒子里有张卡片,上面写着:“叔叔,春天容易手干,给你买了这个。 ——秀雅”
朴东植笑了笑,把护手霜放在桌上。
他走到阳台,看见对面楼万家灯火。那些灯,有的在做饭,有的在看电视,有的在团聚。
他掏出手机,给金美淑发了条消息:“到了。护手霜也收到了。”
金美淑回:“秀雅那孩子有心。你早点睡。”
朴东植又发:“今年下半年,我回首尔。然后带你去济州岛。”
金美淑回:“说话算话。”
朴东植回:“算。”
他锁了手机屏幕,抬头看天。上海的天不蓝,但风柔。他深吸一口气,把手机放进口袋。
他听见楼下有人在喊:“朴老板!新年好!”
他探出头,是小卖部的老板。他回了一嗓子:“新年好!”
夜风里,他的声音又大又亮,像那些油条下锅时,油花翻腾的声响。
尾声
第二年春天,朴东植的店旁新开了一家咖啡店。老板是个年轻人,很潮,天天放爵士乐。朴东植偶尔去喝一杯美式,站在门口,和年轻人聊两句。
五月,金美淑办了退休手续,来上海住了两个月。她每天早上去店里帮忙,做泡菜饼,包饭团。有客人认出来,说:“老板娘终于来了?”金美淑笑,不说话。朴东植就在旁边笑,也不解释。
林秀雅和朴俊浩订了婚。婚礼定在秋天,首尔办一场,上海办一场。朴东植说,上海那场就在店里办。朴俊浩说:“爸,你认真的?”朴东植说:“认真的。油条管够。”林秀雅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陈阿姨从她女儿那边回来了。她瘦了些,但精神不错。她没再去店里干活,就每天早上去吃早饭,坐在角落,要一碗咸豆浆、两根油条。她说:“老周要是还在,肯定天天来。”
朴东植说:“他一直在。”
陈阿姨抬头,看见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是老周,坐在摊子前,笑得憨厚。那是朴东植找照相馆翻印的。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根在这里。”
陈阿姨擦了擦眼角,说:“对,他一直在。”
作者:老老
创作声明:本文为原创作品,故事纯属虚构,人物与情节皆出于对生活观察后的艺术加工,旨在记录平凡人之间的深情与坚守,传递温暖向上的力量。
读完这个故事,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像朴东植这样的人?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扎根,把日子过成了自己的。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觉得“家”究竟是一个地方,还是一份牵绊。喜欢这个故事的话,记得点赞和转发,愿每一个漂泊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口油锅、那碗豆浆、那个让他喘得过气来的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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