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中央密电徐向前：准备二次长征，西安事变叫停

在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红一方面军的战士和红四方面军的战士碰到一起的那个时刻，有很多人直接就哭了出来。

他们有的抱头，有的握手，还互相拍打肩膀，在整个会宁城里到处都有人，到处都有声音。到了10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又在宁夏将台堡完成了会师这件事。到这个时候，三大主力就全部都到齐了，历时达到两年、纵横距离有万里的长征，就宣告取得了胜利并结束了。

那个场面是让人感动的。但是让人感动的场面，掩盖不住真实存在的处境。

哭完以后，一看四周的情况，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陕北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在明清时期，这一片土地就有一个外号，叫做“苦瘠甲天下”。土地的碱性程度很大，风沙刮起来很猛烈，粮食的产量低到很可怜的程度。本地的百姓世世代代在这个地方讨生活，自己都吃不饱饭，就更不用说养活几万的大军了。

偏偏，几万的红军就这么一下子扎进了这个地方。人比地要多，嘴比粮食要多。一开始的时候还能够依靠打土豪、翻地主家里存的粮食来维持一阵子，但是没有过多久，地主家里的家底被翻完了，老百姓家里也没有粮食吃了。

战士们分到手里的口粮变得越来越少，军装破得就像渔网一样，到了冬天没有棉鞋穿，很多人脚上裹着破布就走在冰碴子上面。徐向前在晚年回忆的时候仍然感慨不已地说：“部队每天吃两顿稀粥，粥里面能够照见人影。”

这位元帅在书里面写，当时最害怕的事情不是打仗，而是开饭，因为炊事班长一看见他就一直摇头。

肚子都填不饱，队伍自然是不好带领的。而外面存在的危险，更加要命。

把地图摊开来看一下，形势就非常清楚了：在东边的方向，有几十万的大军就像铁钳子一样压过来；在西边的方向，是西北地方武装的地盘，那些骑兵虎视眈眈地看着；在南边的方向，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等30万大军依次推进；在北边的方向，也全部都是敌人的碉堡和防线。

整个陕甘宁根据地被紧紧地按在一个角落里，就像铁桶里面装的东西一样，出不去，也难以生存下去。更让人感到气愤的是，蒋介石在谈判桌上提出非常苛刻的条件：红军只能够保留3000人，师长以上的干部全部解除职务到国外去。这根本就不是谈判，而是露骨的“收编”与“绞杀”。

红军主力加起来，最多也就两三万人。枪是什么样的枪呢？是“万国造”，什么口径的都存在，子弹还得按照颗数来发放。拿着这点装备，跟几十万装备精良的部队在这么一个小地方硬拼，那根本不叫做打仗，那叫做去送死。

因此，在1936年11月8日的时候，一份非常机密的电报送到了高级将领的手里。电报的内容让所有看到的人都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中央下达的指令很清楚：准备脱离陕甘宁根据地。这几个字说白了就是——陕北待不下去了，准备离开，进行第二次的远征。

当时知道这个计划的，在整个队伍里面还不到30个人。直到1982年，徐向前才第一次看到这份标着“AAAA级绝密”的文件。计划的核心内容极其悲壮：红军主力主动放弃陕甘宁，从陕北向东渡过黄河，经过晋西北、太行，直接插到冀鲁豫边区。

在整个行程过程之中不携带重型武器装备，每一个人仅仅携带7天的粮食给养，在白天的时候进行宿营，在夜晚的时候进行行军，一定要保证在20天的时间之内跨越过同蒲铁路。

这一条道路，完全能够说得上是每一步都充满惊险。从陕北地区进行突围，强行渡过黄河然后进入到山西地区——那个地方是晋系军阀所控制的地盘；然后朝着南方一路行进穿过河南地区，接着再转向安徽、湖北的大别山区域；到最后再去想办法从对手实施统治的区域的最中心位置绕一个很大的圈子，看看是否有机会再返回到西北。

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全部都是对手的主力作战部队以及地方军阀用大量兵力进行把守的核心区域。第一次开展战略转移行动的时候，好歹还存在很多军阀交界的地方能够去钻空子，然而这一回，几乎就是强行闯入到像龙潭虎穴一样危险的地方，说九死一生都不太够，有可能连那一线生机都不存在。

在徐向前元帅晚年的时候，他曾经和军事学院的研究人员开展过一次兵棋模拟推演活动，最终得到的结果让人感觉非常压抑：要是蒋介石没有被扣押的话，胡宗南就将会完成对延安的三层包围部署；红军按照预先制定的方案向东渡过黄河，必然会遭遇阎锡山部署的大量兵力进行阻击，预计人员伤亡将会高达30%。

这肯定是一场比第一次长征还要更加危险、更加惨烈的充满血腥的道路。

为了对这个“东进”计划起到配合作用，高层还做出了“西出”的决定——派遣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组成西路军，先渡过黄河前往河西走廊去探查一下道路情况，看看是否能够在那边打开一个突破口，从而起到接应的作用。

西路军的总兵力大概有2.18万人，占据当时红军总数的五分之二——这绝对不是一支规模较小的部队，这是红军真正的精锐主力部队之一。

结果，西路军直接撞上了马步芳设置的坚固防线。马步芳手下的骑兵具有机动灵活的特点、作战战术非常凶悍，就在当地的地盘上开展作战行动，物资补给十分充足，对每一条沟壑以及每一处地形都非常熟悉。

西路军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经过长时间的长途跋涉，人员已经非常困乏、马匹也十分疲惫，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补给线路完全被切断，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之中衣服和食物都十分匮乏。

徐向前元帅曾经以这样的方式回忆西路军的艰苦行军过程：“在隆冬的时节，到处都是冰天雪地的景象，手指都快要被冻掉、皮肤都出现了皲裂。我军的指战员们穿着破旧的衣衫，肚子饿得咕咕叫，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极其寒冷的天气，在漫长的夜晚进行行军，那真的是艰苦到了极点。”

两支军队在河西走廊的区域碰撞到了一起，胜负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走向。在1937年1月20日，高台这个地方失守，红五军的军长董振堂战斗到最后一刻，为了国家和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个消息传回到指挥部之后，指挥部里面一片寂静。到了1月28日，西路军剩下的残部全部集中到了倪家营子这个地方，2.18万人的队伍只剩下了还不到1万人，能够参加战斗的人员还不到半数。到最后几乎整个部队都覆灭了。

惨痛的消息传回来之后，西边的道路完全被堵住了，唯一存在的希望就只剩下那条看起来肯定会让人死亡的东进路线。

在那段时间，陕北地区的氛围压抑到了顶点。每一个人都感觉到有重大的事情即将发生，然而又没有任何人知道具体是什么事情。只有那不到30个人，每天都盯着地图，在心里盘算着那条充满死亡危险的道路。抽屉里面那份“第二次远征”的命令，随时都有可能盖上印章然后发布下去。

但在这个时候，就是那计划快要去实施的时候，历史方面的齿轮出现了比较细微的转动情况。在1936年11月的时候，彭德怀来指挥红军在山城堡这个地方把胡宗南的一个旅全部歼灭。

这场战役暴露出了一个特别惊人方面的细节内容：胡宗南被包围的时候向东北军王以哲部请求救援，王以哲竟然找借口来推脱，就那么看着中央军被攻击。原来，张学良早就和红军达成了一种默契状态。

当中央把“第二次长征”这样的计划透露给张学良的时候，张学良着急了，他诚恳地进行劝说：“熬过一两个月，西北的局势会出现大的变化情况。”他清楚地知道蒋介石“先打后和”这样的阴谋，更不愿意看着红军在绝境当中流完最后一滴血。

1936年12月12日，就在蒋介石原本计划对红军发动全面攻击的前夕，西安城里的枪声提前响起来了。张学良、杨虎城用“兵谏”这样的方式，强硬地把历史的发展方向扭转了一下。

消息传到保安，毛主席在窑洞里面猛地一拍桌子说：“上天帮助我们啊！”蒋介石的“最后围剿”这个计划还没开始就失败了，那份被压在箱子底部、准备用来进行拼死战斗的“第二次长征”方案，就那样被永远地锁进了铁柜子里面。

徐向前回忆录里面写得非常清楚：事变发生之后整体的局面发生了改变，中央直接放弃了向东出发或者向南出发的转移计划，那桩“第二次远征”就这么一直被搁置了。徐向前到了晚年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要是没有西安事变，那个计划很有可能就真正去执行了。”

历史是没有假设情况的。但正是因为没有假设情况，我们才更应该记住——1936年冬天，有一份“AAAA级绝密”文件差一点就被盖章发出去，有一支队伍差一点就在陕北的寒风当中再次踏上一条充满危险的血路。

而西安的那两声枪响，不但控制住了蒋介石，更控制住了历史发展的关键，把一个民族从内战的深渊边缘强硬地拉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