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Channel 4 纪录片《The Great ADHD Myth?》（ADHD大谎言？）播出后引发热议。影片聚焦儿童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用药问题，伦敦国王学院神经发育精神病学荣休教授 Philip Asherson 对片中内容作出回应，他明确指出：片中男孩确实是ADHD患者，这“不是神话，也不是社会建构”。
孩子停药后更快乐，但教育代价不容忽视
Asherson 教授首先点出一个关键区别：成年人可以自主选择是否服药，但儿童没有这个选择权。正因如此，儿童用药需要更谨慎地权衡利弊，密切关注副作用，并充分考虑孩子本人的意愿。
片中男孩在停药后表示自己更快乐，社交表现也更活跃，同伴们更喜欢他了。Asherson 教授认为，从社交角度看，停药有充分理由——尽管这对他的学业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他同时警告：这个孩子未来需要大量额外支持，长期来看，学业和自尊可能受到严重损害。
他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可以尝试降低剂量，或者只在一天中的部分时间用药，而不是完全停药。
未治疗的ADHD儿童：自卑、焦虑、抑郁风险更高
Asherson 教授指出，一些ADHD儿童是大家取笑的“小丑”，建立社交关系对他们来说很困难。许多未接受治疗的ADHD儿童会形成消极的自我批判思维，自信心和自尊心低下，未来发展出物质滥用、焦虑、抑郁和人格障碍的风险也会增加。
影片中展现的学校和家庭环境是积极且支持性的，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保护因素。教授承认，确实有些ADHD患者在良好支持下能够茁壮成长，但这并非普遍情况。
用药决策：先非药物支持，再考虑药物
Asherson 教授强调，用药决定应该建立在合理的非药物支持基础上，同时关注校内和校外情况。只有在严重问题持续存在、对孩子现在和未来都有害时，才应考虑用药。
他特别指出，10-14岁年龄段的儿童几乎没有选择权，这让用药决策变得更加困难。这也凸显了教育和卫生服务中有效支持体系的必要性——然而，儿童社会服务、教育服务和心理健康服务目前都严重超负荷运转。
对于片中男孩，教授认为如果他的社交和教育发展受到影响，重新用药可能对他有益，但需要密切监测。仅仅在家庭和学校大力支持下停药一段时间，不足以评估长期影响。
这部纪录片引发的争议，本质上指向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资源紧张的现实条件下，如何为ADHD儿童提供真正个体化的支持方案？答案或许不在“用药”或“不用药”的二元对立中，而在于更精细、更灵活、更人性化的干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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