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每年盛夏，溺水是夺走孩子生命的“头号杀手”。国家卫健委与公安部统计显示，我国每年约5.7万人死于溺水，少年儿童占56%，溺水成为1—14岁群体的死亡首因。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也是压在所有教育工作者和社会治理者心头的一块巨石。这不仅是家庭之痛，更是基层治理之问：如何用制度化手段守住孩子的生命安全底线？
近日，广西出台《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这是全国首部将中小学生游泳技能、水中自救技能教育纳入中小学校法定职责的省级地方性法规。
广西出台这部法规有着非常现实的本土考量。作为外出务工大省，广西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外转移，留守学生规模庞大。校外、节假日溺水事故大多与监护缺位直接相关，爷爷奶奶看不住孙辈，小伙伴结伴嬉水转眼脱离大人的视线，学校管不到、家长顾不上，河湖沟塘成了安全监管的薄弱地带。
面对监管难题，一些地方把防溺水工作异化为“留痕管理”——发完传单算履职，签完承诺书算尽责，插完警示牌算到位。但孩子的生命安全岂是一纸承诺、一块牌子能保障的？孩子天性亲水，单纯的禁令挡不住好奇的脚步，一旦落水又未习得自救本领，小风险便酿成大悲剧。
正是看到了“堵”的局限，广西才果断转向了“疏”。此次立法的重要价值就是疏堵结合，从“一禁了之”转向“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创造安全亲水条件”。用能力建设的确定性对冲意外风险的不确定性，正是这部法规最核心的治理逻辑。“疏”，体现在能力培养上。将游泳自救技能教育纳入中小学校法定职责，因地制宜开展教学，提高学生辨别危险水域、熟悉水性的能力和自救能力；“疏”，还体现在场所供给上。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建设游泳场所，政府投资建设的游泳场所向中小学生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但是，难免有人会担心：农村学校没有游泳池，游泳课怎么开？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在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建成30多个标准化乡村泳池，孩子在家门口就能安全戏水，野泳现象大幅下降。当安全、便利的正规游泳场所足够多时，孩子私自前往危险水域的概率也随之降低。恭城的实践证明，因地制宜完全可以破题。
从“怕水禁水”转向“懂水亲水”，这是治理思路的重大转变。不再把“不让孩子靠近水”作为唯一目标，而是将游泳技能、水中自救教育明确为中小学校的法定职责。
这种理念的转变恰恰抓住了防溺水工作的核心和痛点：与其把所有精力都花在拦着孩子去水边上，不如先让孩子学会与水安全相处。即使意外落入水中，孩子也能凭借学到的技能争取一线生机。
这一治理思路的转向，本质上是对溺水风险事前预防的升级。但预防链条的每一环都需要具体责任人去执行，为此该规定不再笼统地要求“各方重视”，而是将学校、家庭、社会的法定职责逐项列明，让责任从口头提醒变成行为准则，学校、家庭、社会的责任链条第一次通过法律的方式被拧紧了。
有人说防溺水是件小事，不就是看好孩子别去水边吗？可是往深里看，这绝非小事，它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是实实在在的“大民生”，是最朴素的生命至上。过去我们做这项工作靠的是责任心，靠的是基层干部、教师一次次上门走访，靠的是宣传和排查，可一旦松懈下来就容易出现监管漏洞。
如今，广西将防溺水从一项常规的安全工作上升到了地方性法规的层面，不仅给基层管理者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更是把生命第一的治理理念落到了具体的制度设计中，成为一条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学校必须开游泳课、教自救技能，家长必须看好假期里的孩子，相关部门必须在河边塘边建起更完善的防护设施。这，就是一步步补上监管的空白。
广西的探索更深层的启示在于：面对长期存在的社会治理难题，不能停留在“运动式整治”层面，而要通过立法将成熟的经验做法固化为制度规范，为基层治理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和行动指南。
这部全国首创的地方性法规，用法治的力量回答了基层治理中一个沉重的问题：当父母外出务工、乡村公共服务尚不完善，谁来守护孩子的生命安全？答案是以制度明责、以法治兜底、以疏堵结合的治理智慧，织密每一道防护网。
当每一份责任都被落实，每一处风险都被防范，孩子的夏天才能只有欢声笑语，没有悲伤的眼泪。
（作者系广西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当代广西杂志社原社长、总编辑）
《中国教师报》2026年08月19日第3版
作者：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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