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路开始擦地了,鞋底蹭着地面,像老犁划过干透的沙地。8口人,2个劳力,靠一只奶山羊撑大5个娃,进城20多年,爹娘还在捡纸板。他们把苦吃完了,把甜留给了我们,可如今看着他们老去,我心里一半是火焰,一半是苦海,更不敢想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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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亲老了,都早已步入耄耋之年,真是一年比一年老。
母亲的一只眼睛看不见了,根源是小时候受过伤,瞳孔对不端。老了以后虽做了白内障手术,但视力已经很难恢复。母亲还有高血压、肺阻病,需长期吃药维持。最近又查出了房室瓣二尖瓣关闭不严,心率跳得十分紊乱。
父亲和我一样,都有腰间盘突出。不过他还能走路,不是很疼,只是今年过来,走起路时开始擦地了。那鞋底一下一下蹭着地面,发出沉闷的声响,像老犁划过干透的沙地,每走一步都透着岁月的沉重。父亲也是一只眼睛看不见好多年了,那时检查是青光眼,因为条件不允许,一直拖到了现在。
昨天,我把父母亲安顿在了省城,那里有我的姐姐和妹妹。省城离家近,父母在农村的务农事情也都方便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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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8张嘴,只有两个劳力
老家在西北农村,石头山一座连着一座,土头薄,到处都是沙子,靠天吃饭。天不下雨,地里长不出庄稼;只有“平田压沙”造沙地,才能保墒。一年的收成,全看老天爷的脸色。
父亲是党员,早期在村上当过几年队长。他离开岗位早,没有沾到福利,也没有退休工资。一辈子公心为重,是十里八乡的老好人。改革开放后,他一直务农,冬季农闲时就去省城烧锅炉,挣一份工资贴补家用。
母亲是那个年代最强也最苦的人。农活干得多,家里人口多、劳力少。我们姊妹5个,加上爷爷奶奶和父母亲,一家人就是8口。只有两个劳力,要是不多干活,根本不可能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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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里没有水浇地,只有沙地。那时候农村的主要农事就是拉沙压沙,因为沙地保墒。母亲的确“挣坏了”。村里拉沙全靠人拉架子车,沙坑很低,就得两个人搭档。我们放学了也抽空去帮着推车,而母亲是村里拉得最满、最多的人。
母亲每天晚上还要点着煤油灯纳鞋底。家里没有缝纫机,她还要给别人家做鞋,换取别人用缝纫机给我们做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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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感冒发烧,母亲在大雨里跑了几公里的山路,硬是跑到了隔壁村医生那里。等她浑身湿透地把医生领回家,我已经烧得迷迷糊糊。那一夜,母亲一眼没合。
就这样,遇到我们上学和老人生病,家里都会去村里“预支”一些小钱,我们家是名副其实的“长支户”。每年年底清算,我们家也领不到几个钱,因为早就“预支”完了。
二、一只奶山羊,撑起全家的早晨
在父母的努力下,我们基本上没有受过罪。
家里养了一只奶山羊。每天早晨,羊奶兑上一些水,就够全家的早餐。西北的冬天,风从石头山那边刮过来,像刀子一样割脸。母亲天不亮就起来挤羊奶,2斤罐子挤满奶兑上水煮开,每人分半碗。那一点点白,是我们童年里最温热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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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雨水多,夏天到处都是青草,养一只山羊几乎不花成本。山羊每年都会生产2只小羊,我们卖掉小羊贴补家用。那只山羊我们养了很多年,最后也不知道它去了哪里。我想它就像狗一样,在生命的最后也想着不给主人添麻烦,我们全家人都和它有了无法言表的感情,没有它,我们失落了好多年。
挤完羊奶,母亲还要铡草、喂牲口、做饭、拉沙上班。手背冻出一道道血口子,缠着布条,照样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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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爷爷是长工,奶奶瘫痪了整整4年
爷爷离开我们的时候我才7岁,对他的记忆不多,只是记得清楚的容貌。爷爷的故事,还是通过父母亲讲的。
爷爷身体很好,足足有1.8米以上,旧社会一直给地主当长工。他身体好会耍拳,是村里正义的支撑,地主恶霸都不敢轻易惹他。
奶奶离开我们时我已经12岁了,关于她的事情我记得很多、很详细。奶奶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大脚”,其他村上的老奶奶大多是裹腿的“小脚”,奶奶不是。她没牙,说起话来就是“窝里进去”。她一直腿疼,那时候只能给她提供热炕。各方面条件都不好,只知道是坐骨神经痛,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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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基本上是瘫痪状态,在床上瘫了整整4个年头。父母省吃俭用,挤出钱来买去痛片,一天一片。偶尔也有断药的时候,没钱买药,疼得奶奶砸炕捶腿,看得我们直掉眼泪。
那时候物质条件太差,一年到头也看不到几分钱。别人给了一个糖,我们手心里攥着,糖化了,糖纸都取不下来。奶奶高兴得不亦乐乎,嘴里念叨着:“孙子没有白疼。”
四、包产到户,日子终于有了亮色
包产到户后,我们人多地多。那几年雨水又好,庄稼长势好。父亲种了扁豆、胡麻等经济作物,日子一下子一年比一年好。
父亲冬天去省城烧锅炉,夏天就回农村苦庄稼。1980年包产到户,那时候爷爷已离开我们好几年了。我们家合着叔叔家分到了一头2岁的骡子。那头骡子年轻,我们都心疼它,不敢过多让它干活,害怕把它挣坏。那头骡子陪了我们很多年,不仅苦我们两家的田地,连隔壁村大娘家的庄稼也是我们的骡子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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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高中时,学校离家很远,每周回来一次取一周的馍馍。有一回,父亲和妹妹为了给我送面,自行车后座上捎得太重,半路上连人带车翻了,把父亲摔了。父亲在地上坐了好一会儿,缓过来先看面袋子破了没有,又重新捆好,和妹妹把面送到学校。我到校门口看见父亲走路一瘸一拐,问他怎么了,他只说:“不碍事。”
后来,我也考了学,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了地级市,我把父母亲接到身边,至今已有20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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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990年,我们家盖了新房
1990年,父母盖了新房。木头是父亲多年烧锅炉积攒下来的,一根一根一年一年集少凑数;砖块是懂事的二姐在砖瓦厂上班换取的,一块一块挣回来。
那个年代,助人为乐是普遍的美德,团结一致是生产队一向的作风。那时候是人穷志不穷,精神面貌特别好。谁家有事,全村都来搭把手;谁家有难,大家都想办法。父母那一辈人,就是这样把苦日子一天天熬过来的。
盖房那几天正赶上一场大雨,全村的人没办法在沙地里干活,都来帮工。拉土的、和泥的、砌墙的、上梁的,满院子都是人,那个热闹劲真是热火朝天。母亲烧了一大锅开水,父亲把攒下的烟叶子拿出来,大家伙说说笑笑,就把房子盖起来了。那是我们家的第一座新房,也是父母拼了半辈子才给儿女挣下的一个像样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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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进城20多年,父母一直在收拾纸板子
在城里生活的这二十多年里,父母看过好几年门房,虽然钱不多,但也能维持生计。抽空他们一直收拾纸板子。每年我给的钱他们都没有花,反而每年都有积蓄。
父母为人善良,人缘好,走到哪里都有他们的朋友。父母看门房的时候,很多老朋友经常从乡里带来蔬菜和水果,父母的生活成本本来就不高,就这样过了这么多年。
这20多年,父母从农村进了城,可他们的根还在那片沙石地里。父亲闲不住,总念叨地里的墒情;母亲坐不住,总说老家的院子该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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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我不敢想以后
现在,看到父母亲老了,我不敢想。
偶尔也会情不自禁地想:假如哪一天父母不在了,我该怎么办?每每想起这样的问题,我就满含热泪,哽咽的说不出话来。
他们这一辈子人,大多数早已离开人世,他们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耄耋之年的老寿星!
父母亲虽然没有退休工资,却有着体面的晚年和五个孩子。他们把苦吃完了,把甜留给了我们。
想想小时候,母亲大雨里跑几公里山路给我找医生,父亲摔了跤还一瘸一拐把面送到学校。他们再苦再难,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掉过一滴泪,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供了”“不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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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他们老了,腰弯了,眼花了,一个走路开始擦地,一个心跳得乱糟糟的。我们做儿女的,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呢?
我用手捂着胸口,很明白我的任务和责任,就是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环境,不再让年迈的父母劳累,让他们安安稳稳再过几年幸福的日子。
如今父母老了,我们还能陪伴几年,爹妈的恩情永远都还不清。能多陪一天是一天,能多叫一声爹娘,就是福。
西北农村,靠天吃饭。天给了他们沙地、干旱、风沙,也给了他们一副不服输的硬骨头。父母没读过多少书,却用一辈子告诉我们:人活着,就得像沙地里的庄稼——天再旱,也要往下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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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所谓尽孝,不过是把当年他们咽下的苦,一点点换成现在的甜。岁月在他们身上刻下了一道道深痕,那是替我们挡住风沙的代价。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父母老去的速度,远比我们成长的速度要快。真正的孝顺,不是给多少钱,而是把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时光,一寸一寸地补回来。
趁父母还在,多喊几声爹,多叫几声娘。别等石头山下的风,把一切都吹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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