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懂你的人，也懂你科研里的浪漫 | 七夕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当爱人也是科研同行，两个人之间便多了一套特别的语言：实验结果、数据曲线，还有那些尚未验证的奇思妙想。

一顿饭可以从家长里短聊到疾病机制，一段车程也可能变成临时“组会”，接送孩子时，偶然冒出的念头又会把话题带回科研。

七夕前夕，我们走近三对在上海工作生活的科研伴侣。他们都从同学走到夫妻，却选择了三种不同的并肩方式：有人从化学和生物两个方向追问帕金森病；有人钻研脑机接口的基础理论与算法，另一半则一直琢磨，技术怎样才能真正走向现实应用；还有人长期在同一个团队做深海研究，回到家还会一起动手做一米长的热液管虫模型。

他们共享生活

也一起面对未知

既是最亲密的伴侣

也是彼此坦率的质疑者

和默契的合作者

这是三对科研CP的故事

也是上海科创里的浪漫

“这个问题，我不同意”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刘聪，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丹，长期研究神经退行性疾病。一个更多从化学方法和病理蛋白出发，一个更关注生物学机制，研究最终在帕金森病这个问题上交汇。

大的方向，两个人很少有分歧。难的是具体处：一个实验该怎么设计，一篇论文重点落在哪里，一组数据究竟要不要再往下挖。

李丹形容，他们在“战略”上常常心有灵犀，到了执行层面却“差异非常大”。遇到争论，她会先问自己：刘聪为什么这样想？自己的方案是不是也有没看到的地方？“每一次争论下来，回头看，都会觉得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赵芳和李孟的科研思路则更像在“学术理想”和“现实应用”之间的碰撞。

李孟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人工智能和脑科学交叉研究；赵芳则更多走向脑机接口的产品研发与产业化。早年两人的博士训练中一个学计算机、一个做航天，后来又先后转入脑科学。专业背景不同，看问题的习惯也一直不同。

有一次，李孟从“三体问题”想到，大脑或许也是一个自由度极高、彼此牵制的非稳态复杂系统，马上找赵芳讨论。赵芳听完表示：“确实有很多相像之处，但怎么应用在脑机接口的解码建模上？”

李孟倒很坦然：“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方向，慢慢探索总能实现嘛”

类似的对话并不少。李孟习惯把问题推向更远的未知，赵芳不断追问它和现实之间还有多远。最初的分歧，后来反而把两个人推向了各自更擅长的位置。

赵维殳和王景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两个人长期在同一个团队里做研究，工作上的交集更多，争论也更直接。

赵维殳是上海交通大学深部生命与资源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王景在上海长兴海洋实验室工作，两人所在的团队长期研究深渊等极端环境中的微生物。

近几年，他们跟随“奋斗者”号等深潜装备进入万米深海，参与“溟渊计划”，试着寻找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生命绿洲”，理解生命在极端环境中究竟如何生存。

当初，他们选择的恰恰是一片别人已经去过、并不看好的海底。样品拿上来，看上去“跟沙子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但深入分析后却发现，最深处并非一片沉寂，微生物活动远比此前想象的活跃。

这样的研究里，两个人依然会争。赵维殳习惯先问：“这件事值不值得做、现在该不该做？”王景先想的是：“技术上到底怎么做？”

“一般都是我把他说服了。”赵维殳笑说。

王景顺势接了一句：“谁解决的你别问。”

两句话都带着玩笑。真正有意思的是，争论之后，一个人的判断常常会变成另一个人手里要解决的问题。

对这三对伴侣来说，最亲近并不意味着彼此赞同；恰恰因为足够熟悉，对方才成了科研里那个最方便、也最不留情面的“校准器”。

“你往前跑，我来看方向”

刘聪和李丹的性格差异，很早就显出来了。

考研时，一本厚厚的生物化学教材，刘聪翻了十几遍，书页都快翻掉了；李丹只看了一遍，最终成绩却更出色。

几十年后，这种节奏几乎原封不动地留在科研里：刘聪行动快，有想法先做起来；李丹习惯多想几步，再决定要不要出手。

谈到两人的合作，李丹说，自己更像一块“压舱石”。

短周期、需要快速推进的课题，刘聪往前冲；真正需要长期判断、反复打磨的问题，李丹常常在后面“把把关”。

回到家里，两个人甚至延续着类似的分工。刘聪只要人在上海，就尽量接送孩子，自称“司机”；李丹笑他还负责“花式吹捧”孩子们的小进步，自己则更多管“大方向”。

赵芳和李孟更像一根绳子的两端。李孟需要保留足够的自由度，让一个假设A在研究过程中有机会长成意料之外的B；赵芳则不断提醒，发散之外还要聚焦，哪些东西已经可以从实验室里拿出来，真正做成产品。

他们并没有试图把彼此变成一样的人。相处久了，反而把差异变成了一种稳定分工。

赵维殳和王景的合作，有时还会延伸到课堂。一米长的热液管虫模型，就是两人在家用塑料管、海绵和羽毛一起做出来的。赵维殳把它带进课堂，讲到关键处突然拿出来，总能引来学生一片惊呼。

王景说，赵维殳总是“眼睛望着前面”，自己却忍不住低头看：这里有一滩水，那里有一块石头，前面的路到底怎么走？“我只要关心，能不能从我的角度把战略上需要的目标实现。”

这种分工到了家里，倒过来了。租房、水电、生活用品，赵维殳很少操心，基本交给王景。两人少有的“非科研分歧”，留给了家里的小狗。因为常常早出晚归，小狗如今寄养在王景父母家，赵维殳总想接回来，王景却不同意：“跟着你光吃苦了。”

不过，两个人真正相似的地方，是都不太喜欢走现成的路。

赵维殳说，如果一个问题路线太清楚、几乎没有障碍，两个人反而觉得“没意思”。“越难的事情，越没有人干过的事情，越有意思。”

这种性格后来也影响了整个团队。大家习惯先去碰那些看起来成功率很低的问题，再想办法把一个近乎“不靠谱”的设想，一步一步拆成可以落地的路径。赵维殳把团队的状态概括成“闻战则喜”。一听说事情很难，反而有人跃跃欲试。

一个看得远，一个负责把路走通。真正让他们步调一致的，往往正是那些尚且没人知道能不能走通的路。

“如果让我替你回答”

如果不让本人说，换成身边最熟悉的那个人来回答：做了这么多年科研，他或她最想做成的究竟是什么？

刘聪和李丹家的女儿们，其实已经替他们问过。小时候，孩子们只觉得爸爸妈妈总坐在一起“聊天”。长大后，“帕金森”听得多了，开始反过来追问：“你们什么时候能攻克疾病？什么时候能做出药？”

夫妻俩笑称，别人家“鸡娃”，他们家是孩子“鸡父母”。

这个问题，也正好落在两个人最在意的地方。刘聪和李丹希望把研究从疾病机制继续推向诊断、治疗乃至药物研发。带学生时，刘聪会让他们先去临床看看真正的病人，“真的要做科研，还是要做有意义的事。”对他们而言，论文不是终点，患者能否真正受益，才是更远的目标。

赵芳和李孟家的两个女儿，问题更像“小小产品经理”。看到爸爸妈妈做脑控游戏，她们会追问：“是不是随便想一下就能控制？”“什么时候能给同学体验？”小女儿还会很骄傲地告诉别人：“我爸爸是研究脑科学的科学家。”

李孟知道，赵芳最想做的产品是能真正改变人们生活的。赵芳也知道，李孟想把大脑研究得更透，从神经环路一直走向更复杂的大脑运行机制，甚至“复刻出大脑的智能”。下一步，李孟将继续深挖大脑的模型与数据，赵芳则继续寻找如何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更多可能。

赵维殳和王景看得更远。王景知道，赵维殳这些年从深海走向各种极端环境，真正盯着的是“生命起源”：生命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地球上的极端微生物，能否在更遥远的环境中存活？

赵维殳眼里的王景，则更像一个“造工具的人”。他喜欢先问一个新领域真正需要什么，再想办法“给它造一个合适的轮子”。因此，他们没有让深渊研究停在论文里。极端样本研究中形成的新方法，已经被做成自动化设备，样品处理通量从一天十来个提高到近200个；接下来，团队还想把大型设备进一步缩到桌面级，让医院和企业真正用得上。

相伴多年，最熟悉彼此的人，也最知道对方真正放不下的是什么。那些科研问题，有的落在疾病与患者身上，有的关乎技术如何真正走进生活，也有的指向更遥远的生命边界。

他们方向不同，却有一种相似的执拗：难题值得追，成果也要尽可能走向真实的人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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