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老挝姑娘在南宁吃饭，结账时凑不够钱 老板一句话让她们红了眼

那天晚上南宁下着小雨，民生路那家螺蛳粉店的卷帘门半拉着，里头暖黄的灯照着五张年轻的脸。她们围坐在最里头那张圆桌上，桌上六个空碗摞在一起，汤底都喝得见了底，唯独中间那碟炒田螺还剩几颗，谁都不好意思伸筷子去夹最后那几口。

靠墙坐的那个短发姑娘最先站起来，从兜里掏出一把皱巴巴的零钱，一块的五块的，最大面额是张二十，摊在桌上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

旁边四个姑娘也手忙脚乱地翻口袋、掏裤兜、翻书包暗层，钢镚儿叮叮当当落在桌面上，滚到桌角的被最边上那个姑娘赶紧用手拢住。

五个人把钱凑到一堆，由最先站起来的那个姑娘——她们管她叫阿香——把那些毛票硬币整整齐齐码成摞，然后五双眼睛一起盯着那摞钱，谁都没说话。

柜台后面站着的老板姓梁，五十来岁，瘦高个，围着条洗得发白的蓝围裙，正拿块抹布擦灶台。他瞟了这边一眼，手上活儿没停，但耳朵显然是竖着的。

阿香捏着那把钱走到柜台前，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老板，我们……先欠一点行不行？明天我给送过来。”她声音越说越小，后面几个字几乎是含在嘴里的。钱攥在她手心，因为捏得太紧，边角都汗湿了。

梁老板放下抹布，接过那把钱，顺手捋了捋——五十几块，连这顿饭钱的一半都不到。五个人点了六碗粉外加一碟炒田螺一瓶豆奶，拢共一百二十出头。他没数第二遍，把钱搁在柜台上，目光从那五个姑娘脸上一一扫过去。

阿香身后那个扎马尾的姑娘眼圈已经红了，咬着嘴唇不吭声，另一个更小的躲在人后头拿袖子蹭眼睛。她们身上穿着附近那家制衣厂的工服，深蓝色的涤纶布料，袖口都磨起毛了，胸口别着工牌，老挝文的名字旁边还贴着汉字标签。五个人的工牌上都印着同一个车间号，显然是同一个流水线上下来的姐妹。

梁老板把抹布往灶台上一搭，忽然笑了。他从柜台底下摸出一个铁皮盒子，盒子里装着满满当当的零钱，他把那些钢镚儿也一起收了进去，然后把铁盒子往下一扣，哗啦一声全倒进收银机里。

五张脸同时抬起来，愣愣地看着他。梁老板冲着她们摆摆手说：“行了，今天这顿我请了。你们下回再来，带够钱就行。”

阿香攥着钱的手还伸在半空，她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身后那个扎马尾的姑娘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她赶紧拿工服袖子去擦，越擦越多。最小的那个已经哭出声了，像小猫叫一样，又怕人听见，捂着嘴抽抽搭搭的。

五个人站在那儿，红的红，肿的肿，眼珠子像泡在水里的黑葡萄。梁老板被她们哭得有点不好意思，挠了挠后脑勺，转身从锅里又捞了一碗螺蛳粉，加了双倍的腐竹酸笋，搁在桌上说：“趁热吃，凉了腥气。”

阿香硬是把那把钱又推回去，说老板你多少收一点，我们五个人都带了钱的，就是今天……她说了半天也没说明白。梁老板没跟她推，拍了拍柜台说：“我知道你们，对面厂子里干活的老挝姑娘是吧？天天从我这门口过，我都认得脸。你们不容易，离乡背井的，我闺女跟你们差不多大，也在外头打工，我知道那种滋味。”

这话一出来，五个姑娘全绷不住了。阿香终于把那把钱收回去，攥在手心里，低头说了好几声谢谢，声音抖得厉害。她们又坐回那张圆桌上，把那碗新端上来的粉推来推去，谁也不肯先动筷子。

最后是阿香拿起筷子夹了一箸酸笋放进嘴里，嚼着嚼着眼泪啪嗒掉进碗里。四个人这才一人拿了双筷子，围着那碗粉慢慢吃起来，吃得很慢，像是舍不得吃完似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五个老挝姑娘来南宁还不到四个月。她们是从琅勃拉邦附近一个村子里来的，通过劳务中介进的制衣厂，每个月工资三千出头，扣除中介费和食宿，到手也就两千来块。那天是她们发工资的前一天，手里本来就没剩多少钱了。

下午厂里临时通知说要扣一笔保险费，直接从当月工资里划，到手又少了好几百。五个人合计着出来吃顿好的，把身上所有钱都掏空了才凑出五十几块。阿香说她们来的时候每人带了家里借的钱，先垫了中介费，前两个月几乎没攒下什么，上个月好不容易攒了一点点，这个月又赶上保险费。

后来她们成了那家螺蛳粉店的常客。每个月发了工资，五个人必定来吃一顿，每次都点一大桌子，钱每次都提前备好，整整齐齐放在桌上。梁老板总是多给她们加料，腐竹满满铺一层，酸笋堆成小山，没收过加料的钱。

有一回阿香她们老家来人了，带了几袋老挝的糯米和干鱼，阿香拎了一袋给梁老板，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说：“给你吃，我们那的好东西。”梁老板收了，转身从冰箱里拿出一大瓶冰镇豆奶塞给她，说天热了，喝着解暑。

阿香笑着接过来，身后的马尾姑娘举着手机咔嚓拍了张照，照片里梁老板围着蓝围裙站在柜台后面，阿香抱着豆奶站在柜台前面，两个人都在笑。

那个雨夜过后半年多，有天我去店里吃粉，看见柜台后面贴了张照片，就是阿香她们五个姑娘和梁老板的合影。五个姑娘围着圆桌，面前摆满了碗碟，最小的那个正往嘴里塞螺蛳粉，腮帮子鼓鼓的，被拍了正着。

梁老板站在她们身后，比了个俗气的剪刀手，脸上的褶子笑成了一朵花。照片底下用记号笔写了一行歪歪扭扭的中文：“老板娘梁，谢谢你的粉和你的心。”字是阿香写的，丑是丑了点，可每个字都一笔一划，像个刚学写字的孩子那样认真。

我指着照片问梁老板这都是谁，他一边烫粉一边随口说哦那几个老挝丫头，常来。我问他那天晚上到底怎么想的，怎么就免了单。他把粉捞进碗里，撒上葱花，想了想说：“其实也没想那么多，就是看她们翻口袋凑钱那个样子，跟我闺女发工资前三天一样一样的。

人在外头嘛，将心比心。”他把粉端到客人桌上，又折回来擦灶台，擦着擦着忽然停下来说，“再说你晓得后来她们跟我说什么？她们说那天晚上如果不免单，她们就要把手机押在我这儿了。五个人凑一个手机，老掉牙的杂牌机，你说值几个钱？可那是她们唯一的值钱东西了。”

他说完把抹布一扔，又去忙了。灶上的汤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白色的蒸汽扑上玻璃，外面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街灯照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亮晃晃的一大片。

我吃完粉付钱的时候多扫了五块，梁老板追出来喊我，我回头冲他喊了句“给那几个丫头存着，下回加料用”。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冲我摆摆手，转身回店里去了。那扇卷帘门半拉着，暖黄的光漏出来，把门前的积水映得金灿灿的，像碎了一地的铜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