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保外就医后说：我是毛主席的“小学生”，我犯了大罪，不能怪先生

1971年9月13日深夜，也就是林彪坠亡的当天晚上，陈伯达被押进秦城监狱。1981年1月25日，陈伯达被判18年徒刑，当年8月15日，他获得保外就医，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中最早离开监狱的。

陈伯达

陈伯达在获准保外就医后，政府把他安置在一座新楼顶层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把他原在河北省工作的一个儿子一家三口调进北京，给他的儿子和儿媳妇都安排了工作，这一家三口与陈伯达生活在一起，方便照顾他。陈伯达的卧室大约有十几平米，整洁而简朴，地上铺着地毯，两个大书柜里放满了书，许多书是他让儿子买的新书。

党和政府除了对陈伯达的生活给予优待外，还请他做一些研究工作。胡耀邦曾提出：“陈伯达已经保外就医，他学问好，研究能力强，应当发挥他的这个专长，安排他为中央做一点研究工作。我们现在的改革和建设遇到很多问题，需要研究，让陈伯达搞一点研究，研究出来的成果，我们可以参考。”陈伯达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提议。

从此以后，陈伯达更关注国内外的一些重大问题了，他思考的重点也转向了现实问题。陈伯达先后提交给中央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试说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关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点滴》《“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秘书战》……

接受审判时的陈伯达

这些研究成果中，关于“电子学革命”的问题，是陈伯达早在1958年就精心研究的课题，当年陈伯达曾就这一问题写出了一篇很长的报告稿，并在中国科学院向高级研究专家们作过一次报告，毛泽东当时也对这个研究成果给予肯定。陈伯达能在1958年就选择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并且提出了电子工业将对今后生产力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成为今后人类科技革命时期的主导工业的论断，可见他还是有一定的先见之明的。

80年代初，陈伯达又提出：中国要加强研究力量和投入，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用较短的时间在高新技术方面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这样中国就可以在生产力和经济实力上赶上西方了。他的这些见解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也是有价值的。

晚年的陈伯达十分敬仰毛泽东，他曾说：“我是永远感念毛主席的。”就个人关系而言，是毛泽东发现了陈伯达，把他调到身边当政治秘书长达30多年；毛泽东曾经对陈伯达十分信任，交给他很重的工作担子，给他以主管全国意识形态的权力，最后还让他当上了政治局常委。陈伯达一直把自己当作毛泽东的一个“小学生”，他说：“我这个‘小学生’后来犯了大罪，不成器，是怪我自己没有走好路，不能怪先生。”

陈伯达晚年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他曾真诚地说：“我是犯了大罪的人，我对自己的过去是自责的。”陈伯达对党和政府在他的晚年能给他较好的生活条件由衷感谢，他曾给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写过一幅字：“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充分体现了他在80年代的心境。

1988年10月，陈伯达刑满，一位公安部的副部长专门过来给他举行了获释仪式，当时陈伯达因患前列腺肥大症在住院，仪式就在医院里举行。此后党和政府还是让陈伯达过着平静的生活，并指定由某个单位负责照顾他。

1989年9月20日，陈伯达因心肌梗塞猝死于北京，时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