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是一个无解的多输死局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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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与其说是皇帝在管天下，不如说是天下在折磨皇帝。那些最拼命把权力往自己手里收的皇帝，往往亲手把江山推向了反面。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杀了个叫胡惟庸的丞相，顺手把沿用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整个废了。他把所有的权力一个人攥进手里，满心以为这下再没人能在制度上动他的位子。可他没想到，他这一刀下去，砍出的是往后三百多年都解不开的死局。

皇帝拼了命打下的江山，到底该怎么管，才不会从自己手里丢掉？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死局是怎么形成的～

朱元璋把丞相废了

胡惟庸是朱元璋的老乡，安徽定远人，跟着他一路起兵打天下，慢慢爬到了中书省左丞相的位子。丞相这把椅子，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胡惟庸坐上去之后，权势越来越盛，生杀升降的大事，常常不请示朱元璋，自己就拍板了。朱元璋是靠造反起家的，最见不得有人在眼皮子底下坐大。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谋反的罪名杀了胡惟庸，跟着大肆株连，牵连进去一大批功臣。但杀胡惟庸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借着这件事，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决定：废掉中书省，废掉丞相。从秦汉一路用过来的丞相制度，到这一天，算是画了句号。

原来丞相手里的权力，被拆成六份，分给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汇报，中间再没有一道隔层。管军的、管监察的，也一并拆散重组。所有的军政大权，全都收拢到皇帝一个人手里。

朱元璋这算盘打得响。在他看来，丞相这个位子就是权臣篡权的跳板，胡惟庸敢专权，就是因为制度给了他机会。把丞相废了，没人能在制度上威胁到皇权，这江山才算真正稳当。

这个设计，只建立在一个前提上：皇帝一个人，得管得过来。

可一个人，管不过来一整个天下

朱元璋还真管得过来。他是出了名的工作狂。废了丞相之后，全国的政务全压到他一个人身上，他批奏章能批到后半夜，事必躬亲，谁也不放心。史书上记着，他曾经在八天里，批了一千六百多件奏章，处理了三千多件事。这强度，是在拿命换。

可问题就出在这。一个制度，不能建立在代代皇帝都是工作狂的指望上。朱元璋能这么拼，是因为江山是他自己一刀一枪打下来的，他拼得起，也愿意拼。他的子孙就不一样了。明朝后来的皇帝，有几十年躲在后宫炼丹修道的，有跟文官赌气、几十年不上朝的，还有痴迷做木匠活、把朝政一股脑丢给身边人的。一旦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不想干，或者干不动，权力的空当立刻就出来了。

空当一出来，总得有人填。朱元璋废了丞相，可政务不会自己消失。于是他设了个内阁，挑几个大学士当顾问，帮着看奏章、出主意。一开始，内阁只是顾问，没什么实权。可日子一长，皇帝越来越懒得自己拿主意，内阁就慢慢有了票拟的权力。奏章先送进内阁，大学士替皇帝把处理意见拟好，写在纸条上贴上去，这就叫票拟。

可票拟说到底只是个建议。皇帝点头了算数，不点头可以打回来让你重拟，这叫改票；甚至干脆往那一压，理都不理，叫留中。内阁手里的权力，是皇权借出去的一件家伙，随时能收回。它没有丞相那种制度上定好的决策权，看着风光，其实根基虚得很。

连看建议都懒得看，就轮到太监了

等到了明朝中后期，事情又往前走了一步。皇帝不光懒得自己批奏章，连看内阁那份票拟都嫌烦。那这些拟好的意见，谁来拍板？

司礼监。这是一个由太监掌管的机构。皇帝把朱笔批示的活儿，交给了身边的太监，这叫批红。票拟是内阁拟的，批红是太监批的，一份奏章非得走完这两道手，才算落了地。

这套流程，是在朱元璋的孙子辈、重孙辈手里慢慢长成的。朱元璋活着的时候，恨不得把所有事攥在自己手里，严禁内臣插手政事，还在宫门口立过一块铁牌，上头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谁碰就砍谁的头。可他防来防去，漏算了一样东西：他搭起的那套一人独治的架子，是要皇帝亲自去扛的。等坐到这把椅子上的人扛不动了，权力总得找出口，先是流进内阁，再往后连票拟都懒得看，自然就流进了太监手里。他防住了权臣，防住了宦官，却没防住自己亲手搭的这个结构。

往后的事，大家就熟了。明武宗的时候，太监刘瑾权倾朝野，背后有人叫他立皇帝，意思是坐着的皇帝是武宗，站着的那个是刘瑾。到了明熹宗，魏忠贤更是一手遮天，外头的人喊他九千岁，离万岁也就差一千。这两个人，把朝堂搅得是乌烟瘴气。

太监一旦攥住了批红，文官怎么办？只能抱团。一个人单打独斗，挡不住太监。于是东林党聚起来跟阉党死磕，朝堂从上到下撕成两半，斗得天昏地暗，正经事反倒没人顾得上干了。

转了一大圈，到底谁赢了

把这条线从头到尾捋一遍，会发现一个挺荒诞的结果：转了一大圈，居然谁也没赢。

皇帝想集权，到头来要么像朱元璋那样把自己累到油尽灯枯，要么像他的子孙那样干脆撒手不管，权力照样从指缝里溜走。文官想治国，可头顶上压着多疑的皇帝、横着的太监，想做点事做不动，要么硬扛着被整，要么灰了心混日子，要么干脆抱团搞党争。太监看着威风八面，可他们的权力说到底是皇权的延伸，是个工具，用得着的时候让你抖威风，用不着的时候随手一扔。刘瑾到头来被凌迟处死，魏忠贤被逼着上了吊，所谓九千岁，末了不过是替皇帝背了一口亡国的大锅。至于最底下那些老百姓，皇帝斗文官、文官斗太监、太监又斗文官，每一笔账，到头来都算到了他们头上。

集权是死，分权也是死。皇帝一个人管天下，要么把自己累死，要么把权力递给身边的人；可身边的人一旦接到权力，立刻就成了新的麻烦，又得再找人来盯防。来来回回折腾了两千年，愣是折腾不出一条活路。因为病根从来不在哪一个环节，而在那个唯一的出口，所有的权力到头来都只能从皇帝这一个人身上过。

老达子说

这局棋的死结，不在哪个皇帝蠢，也不在哪个太监坏。病根就在龙椅本身。一个人要扛一整个天下所有的事，要么把自己累死，要么把权力分给身边的人；而身边的人一握上权，就成了新的祸害。集权、分权来回倒了两千年，谁也没真正赢过。

三百多年前，有个叫黄宗羲的人把这话挑明了。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意思是全天下的祸害，说到底就是君主这两个字。他看明白了，问题不在谁坐那把椅子，在椅子本身。可在那套制度里，这话也只能是一句牢骚。椅子不拆，死局就永远解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