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南京保卫战的摩托车手，扎“芦苇排”渡江求生

1937年12月12日的夜色压得人透不过气，长江江面冷风凛冽，南京下关码头一片混乱。黑暗中，一个十六岁的湖北伢子攥着摩托车把手，左右张望。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脸上还带着稚气的小兵，三天后能靠一只临时捆就的芦苇排，从血泊中闯回人间。他叫程峙，1922年生人，原本是陆军机械化部队里最年轻的摩托车传令兵。

命运对程峙并不宽厚。1920年代的武汉，父亲经商早逝，母亲寡居，无力抚养，只得把兄弟二人托付给外公。外公靠给铁路工地搬运煤油、信号灯勉强糊口，一月三十几块大洋，养活一家已捉襟见肘，还得让孙子读书。程峙七岁进了江岸扶轮小学，才念到二年级便因打架被“请”出校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刚满九岁，母亲病逝；没两年，外公又撑不住倒下。命里的长辈相继离去，孩子被辗转送回孝感乡下，祖父在破庙里教私塾，靠学生送米过活。穷苦岁月里，祖父一口气不肯松，“书还得读”，于是清晨背书、午后拾柴成了生活常态。

到1936年，祖父实在无力再撑。五月初，祖父把仅有的几斗米卖了，凑出路费，把14岁的程峙送回武汉，让他自谋生计。少年提着小包走进外婆家，外婆念佛心软，却也拿不出好法子。巧的是，二姨夫黄天骙恰好是黄埔六期，时任武汉二分校教官。一席家常话后，二姨一句“带去当兵，有口饭吃”，便把外甥推上了军旅路。夏天，程峙跟随胡时敬连长坐船抵达南京丁家桥，被编进陆军交辎学校战车营。当时营里用的是英制威斯克及少量水陆两用轻坦克，汽油、机油统由英商公司供应，暗地里猫腻不断，但这些事小兵插不上手。

因为只念过几年私塾，文化关不过关，程峙先被安插做勤务兵。好在他手脚麻利，也认得字，很快被排长看中，调去补给排并被选入摩托车侦察传达组。那年头会骑摩托是稀罕事，他却连自行车也没摸熟。排长一句“后天考试”，刺激得他把营里唯一的脚踏车搬到空地，一跤一跤摔出一身青紫，用两天时间生生骑得漂漂亮亮，最终考中。自此，聪达普三轮摩托车成了少年与战车营之间最牢靠的纽带。

7月7日，卢沟桥枪声响起；8月13日，淞沪烽烟四起；11月，战线逼到南京城下。战车营改编为装甲兵团，编入杜聿明麾下担任卫戍，驻地在江宁县方山。12月初，日军大举压境，唐生智发布守城令，装甲兵团奉命把坦克和摩托车推到光华门、中华门一线。程峙的日常，成了在炮火与废墟之间飞奔——传令官一声“走”，他便点火挂档，马达轰鸣中冲向战壕，身后尘土与炮弹一起腾起。

12日拂晓，光华门危急。两趟往返后，前线指挥所已被迫后撤。下午，坦克损毁殆尽，部队向下关靠拢，准备抢渡长江。夜幕降临，江边挤满溃兵与难民，汽笛声、哭喊声、枪声混作一团。传令官让程峙守着摩托“等船”，转身就不见了。等到近子夜，一个孝感同乡胡星礼拍了拍他的肩：“别傻等，长官跑光了！”少年这才发现，唯有脚下这台心爱的机车还算“忠诚”。

乱军之中，木排、渔船、甚至棺材板都成了救命的工具。胡星礼和杨宋交拉着程峙，在漆黑江岸摸到几块废木，再割下绑腿布，硬生生捆出一只简陋木排。尝试下水，木排猛沉，程峙当场腿软：“我不会水，让我留下，给我两颗手榴弹，鬼子来我也能拼一下。”胡星礼骂道：“小崽子，死也要死在对岸！”于是三人先躲进破趸船熬到破晓，待枪声稍远，才趁夜色重扎“二代版”。

13日凌晨，他们顺流漂向燕子矶。浪头打散木板，只剩一块门板勉强支撑。胡星礼干脆脱衣泅水，在前方探路；杨宋交护着门板，程峙紧抱芦苇捆，任由寒水拍打。晨曦里，岸边老乡抛来竹竿、麻绳，将他们拖拽上滩。有人扔来热糯米饭团，冒着白汽，香得让人发抖。

然而，置身八卦洲仍是险境。日军快艇沿江封锁，机枪扫水，炮弹间或落在滩头，激起黑红水柱。小岛成了甬中之地，白天下不得水，夜里只得躲在屯粮稻草间。15日黄昏，芦苇荡里传出当地渔民支招：“把粗芦苇捆成筏，门板架上，浮力大。”三人忙到月上柳梢，拼好“芦苇排”，再度押上命运的赌桌。

夜深风静，江面像铺开的墨，只有远处炮口的闪光。芦苇排轻得多，胡星礼和杨宋交索性潜在水下，一前一后推送，程峙伏在门板上，冻得瑟瑟，却被叮嘱“千万别出声”。大约两个时辰，隐约听到对岸犬吠，三人知道浮到了安徽滩头。泥沼险恶，只能脱鞋匍匐，衣襟被粘稠淤泥扯住，越挣扎越深。终于，三人滚落在干地上，一时说不出话，只有粗重喘息。

远处飘出油灯光。摸到一户农家，主人家年迈的老奶奶见他们浑身狼狈，叹口气：“娃娃们饿了吧，先吃口饭。”锅里咕嘟的腊肉糯米粥，暖得人心都软了。老奶奶劝他们换上旧布衣，说得透彻：“穿那身军装，日军见了就抓。”她吩咐最小的儿子领三人夜行十五里，到滁州岔路口。清晨鸡鸣，他们回头望去，江上硝烟犹自翻滚，那艘搁浅的破趸船已被火光吞没。

滁州车站的枕木潮湿，铁轨却承载着残破大地的最后一线生机。无棚的敞篷车厢塞满逃难兵民，12月的冷雨斜刺下来，众人簇拥成一团；有人哭，有人骂，也有人昏睡过去。列车晃晃悠悠北上，次日抵达蚌埠，程峙直到那时才意识到：自己居然穿着一件满是补丁的粗布褂子，口袋里只剩下几块被水泡皱的银圆，却硬生生把命留了下来。

往后几个月，他辗转西迁、复校、再度参战，故事太多，说不完。老人晚年常说：“那一夜要是没把我吓破胆，后半生怕也活不出个滋味。”他活到了2019年，九十七岁，平静离世。临终前，仍念叨那台丢在下关的摩托：“要是能修好，还想再骑一圈。”有人劝他安心歇息，他却笑了：“我那命，是芦苇绑回来的，能多活一天，都算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