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男子伪造周总理批示，从银行骗走20万现金，结局如何？

1960年，一男子通过伪造周总理批示，竟然从银行骗走20万现金。

这一数目，在当时几乎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不吃不喝工作近400年。

这位胆大包天的骗子是如何得手的？又是怎样被揪出的？

骗过银行

1960年3月18日，北京西交民巷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楼外，大多数工作人员正在默默收拾桌面，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双休日。

就在下班前的最后时刻，一个身穿灰色呢子大衣的中年男子快步走进了银行大楼。

他一手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公文包，另一只手插在风衣口袋里，没有丝毫迟疑，径直走向秘书室。

秘书室里，一位年轻的办事员见这名陌生男子走近，连忙迎上前问道：“同志，您找谁？”

“我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给你们行长送急件。”中年男子一边说，一边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个标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的大信封。

他随即又从包中取出一本紫色封皮的发文登记本，翻到某页，指着指定位置淡淡说道：“请签收。”

办事员一看那印章与登记本的格式，不由得心头一紧，这可不是寻常部门的文书。

他没敢多问，照本宣科地签下了名字，对方随手收起登记本，转身离开。

信封被火速送到行长办公室，可惜当时行长因公外出，只好由秘书代为拆阅。

公函被展开，左侧一排遒劲有力的批示赫然写着：“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贰拾万元整！”

署名处，一行“周恩来”的潇洒笔迹落笔干净，下方还盖着“总理办公室专用章”。

秘书怔了一下，心头虽有疑虑，但公函上的附注更让他不敢耽搁片刻：

“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一要市场流通的旧票，二要拾元票，三要包装好看一点，于下午七时务必送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不得有误。”

看着手表，已是下午六点过十分，离“限时送达”只剩不到一小时，他不敢怠慢，赶紧拿着公函冲进计划研究局王副局长的办公室。

王副局长扫过纸面内容，神情微变，迟疑地低声问了一句：“二十万这么大一笔，怎么不走财政部的渠道？”

秘书低声提醒：“是总理批示，还电话催过一次，说总理等着入账。”

就在王副局长还在斟酌间，桌上电话骤然响起，铃声急促，他抓起听筒，那头传来一句：“我是总理办公室的，拨款要准点送到。”

此话一出，王副局长连忙答道：“请放心，我们马上安排。”

接下来，发行局接到紧急指令，几位工作人员立刻奔赴北京分行提取现金。

根据批示要求，全是市场流通的旧票，以拾元为主，总额二十万元。

很快，两大麻袋塞得满满当当，被搬上银行派出的专车，紧急送往民族饭店。

饭店门口，一身藏青色中山装的“赵全一”早已恭候，看到银行人员下车，他主动迎上前，微笑着点头致意。

“你是赵全一同志？”银行人员略显紧张。

“正是。”他一边回答，一边递上盖有红章的介绍信，上书：“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

银行工作人员如释重负，却仍照规矩要求其开具收据，赵全一从随身记录本上撕下一页蓝格纸，迅速写下收条递上：“时间紧迫，怕误了事，介绍信盖章了，你们也可以一并带回。”

银行人员见他谈吐有度、衣着整洁，又能对答如流，且手续完备，便再无怀疑，当晚七点整，两袋巨款顺利移交。

高手追踪

1960年3月24日上午，总理办公室内，一通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的电话，打破了日常事务的平静。

“总理同志，关于那笔二十万元的拨款，是不是现在可以安排入账？”对面语气恭敬却小心翼翼。

“什么拨款？”电话这头的秘书面露错愕，连忙翻查来文记录，脸色愈发凝重。

“总理近期从未批过什么大额款项。”几位工作人员在屋里交头接耳，一阵低语过后，办公室里突然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恐怕是出大事了。

电话还未挂断，总理已经被紧急叫来，他目光如炬地扫过那张伪造的“批示”公函，怒意难掩。

这位一贯温和的国家总理，在那一刻罕见地拍了桌子：“绝不能让人民的血汗钱这样被糟蹋！马上查！全力追查！”

公安部很快接到指令，临危受命的是被誉为“新中国第一神探”的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

案情紧急，杨奇清放下手中事务，当晚便赶赴民族饭店与银行展开调查。

公函送达中国人民银行那天已过去多日，所用材料大多被银行人员保存完整，成为侦查的第一手实物证据。

文件由纸张、笔迹、印章构成，每一样都是蛛丝马迹，在显微镜下，那些看似普通的纸张露出端倪。

伪造的“总理公函”所用纸张，不同于市面常见的办公纸，纸心偏硬，且中轴位置隐约可见两道装订线痕迹。

最特别的，是中缝处浮现一条淡淡的“鱼尾纹”，那是一种1956年以前用于国家部委内部公文纸的特殊纹理。

自公文改为横排后，这种纸张就已退出市场，极难取得，唯一的可能就是从机关内部流出。

印章油墨成分经鉴定也与外部印章材料不同，属老式油印设备所用，这种工艺当年仅限高级机关使用，尤其外贸系统用得较多。

更关键的，是那张手写收条，“赵全一”在上面写下“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几个字时，用的是会计行业内部常见的一笔连写体。

这属于高度职业化书写，意味着此人极可能具备财务、统计背景。

笔迹分析专家则发现，书写者用笔稳定，字迹端正，这不像是临时仓促所写，更像是长期训练的结果。

于是，一个轮廓逐渐清晰：作案者为男性，文化程度高，熟悉财务流程，曾在国家机关内部工作，且很可能属于外贸或经济系统，甚至可能仍在职。

这时，专案组收到一条意外线索：一位电车售票员在数日前曾看见一名男子，外貌与通缉画像极其相似，在下车后走入了“外贸部”。

杨奇清当即拍板，专案组火速进驻外贸部，在调阅部门内部3月18日那日请假人员名单后，发现了一个名字，王倬。

他是出口局计划处科员，当天请假称“陪母亲看病”，却查无此行记录。

更蹊跷的是，王倬曾借用单位钢板蜡纸，理由是“帮街道刻饭票”。

而就在介绍信与收据上的印章，正是蜡纸刻制的痕迹。经进一步查阅其字迹，与收条上的笔迹完全吻合。

至此，真相水落石出，赵全一，其实正是王倬，他化名藏身，用机关纸张造假，伪装身份混入银行。

杨奇清却没有立即抓捕，为了防止打草惊蛇，专案组采取静默监控，最终发现王倬夜晚焚烧纸张的反常行为。

浓烟中散发的纸币独有味道，坐实了他欲销毁证据、转移赃款的企图。

结局伏法

1960年4月4日的夜晚，专案组早已潜伏在北京李广桥南街3号附近，屋内，王倬正在忙着“最后的掩埋仪式”。

他小心翼翼地将一叠叠钞票扔进自制的炉灶中，火苗舔舐着纸张，发出“噼啪”声响。

杨奇清在后院翻身而入，眼神如刀，挥手示意：“行动！”

数名干警翻墙而入，迅速控制住屋内正要起身的王倬。

屋外，另一队人马冲入他在单位的办公室，现场搜出了制假用的钢板、蜡纸、油墨。

还有一份练习签名用的厚厚笔记本，每一页上，都密密麻麻写着一个名字：“周恩来”。

王倬被带走时，还故作神志不清，嘴里含混不清地念叨些无关紧要的话，试图以“精神异常”来掩盖罪行。

但他想错了，专案组有备而来，等他彻底坐实焚烧赃款的行为后才果断出手。

调查继续推进，搜索队在屋内后墙发现一层刚砌不久的水泥面，颜色略浅，与旁边的老墙形成鲜明对比。

专案人员敲击墙面，传来空洞的声音，很快，一面砖墙被凿开，一排排沾满石灰灰尘的钞票赫然出现。

在那面墙后，专案组最终找到十几万元的现金，总重接近两百斤。

面对“人赃俱获”的局面，王倬一度仍想“装疯到底”，但专案人员注意到他在听到母亲名字时，眼皮剧烈跳动，这成为突破口。

王倬的母亲张可民，此时已被带至现场协助调查，她年近六旬，身形瘦小，面容苍老。

在被问及是否知晓墙后藏有巨额赃款时，原本极力否认的她，在警员准备动手拆墙那一刻，眼神突然慌乱起来。

正是她这无声的表情，击溃了王倬最后的心理防线，接下来，他详细讲述了整个计划的构思、准备与实施过程。

他出生于辽宁辽阳县，自幼聪慧，考入东北大学经济系，可自毕业后，他始终不甘于平凡。

调入外贸部之后，他长期接触到各类涉及中央批示的公文。

这些文书让他意识到，在这套庞大的行政体系中，很多环节对权威性文件缺乏验证机制，只要“名义正当、章印齐全”，一切都能畅行无阻。

于是，他开始模仿总理批示的笔迹，夜以继日地练习，在废报纸上反复书写“周恩来”三个字，练得与真迹几可乱真。

他还从旧档中取来真实公文纸样，借口“帮街道刻章”从单位调取钢板和蜡纸，精心制作“总理办公室专用章”。

为了确保成功，他选择了时间最容易产生疏忽的傍晚下班前五分钟，将假公函送到银行。

那时银行内的高层早已离岗，剩下的是相对年轻的职员，在面对“总理批示”与紧迫时间要求下，根本来不及核实。

他原以为天衣无缝，可他低估了一个时代的警觉，更低估了人民警察的专业。

1960年7月2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王倬犯“反革命诈骗罪”，处以死刑，立即执行，他的母亲张可民，因包庇与协助其藏赃款，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这起案件，不仅震惊全国，也被称为“新中国第一诈骗案”，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金融系统完善的一次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