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鲁迅的《论睁了眼看》：专制统治如何以谎言、欺瞒为支柱？

《论睁了眼看》

鲁迅的《论睁了眼看》创作于1925年7月22日，初刊于是同年8月30日出版的《语丝》周刊第38期，后收录于鲁迅的杂文集《坟》中。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文化症状：我们面对问题时，第一反应是闭上眼睛，仿佛看不见就不存在；遇到侮辱时，第一反应是转过身去，仿佛不承认就没有发生。

“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

这种“闭眼”的姿态，与安徒生笔下那个“皇帝的新装”的故事何其相似。在童话中，所有人都看到了皇帝的赤身裸体，却都选择闭口不言，直到一个孩子说出了“他没穿衣服”。而在鲁迅所观察的中国社会里，闭眼已经演变成一种更复杂的机制——不只是不说，而是连看都不看；不只是沉默，而是主动地、系统地将真相排除在视野之外。鲁迅用一个词概括了这种机制：“瞒和骗”。瞒是自欺，骗是欺人。两者互为表里，构成了专制社会中最顽固的精神防线——不是靠武器，而是靠谎言；不是靠暴力，而是靠沉默。

“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鲁迅这句话，道出了“闭眼”背后的文化逻辑。当我们不愿意面对缺陷时，就干脆把缺陷从视野中删除——不看，就不存在；不提，就没发生。这种逻辑并非现代产物，它有深厚的历史渊源。鲁迅追溯至“非礼勿视”的古训——在传统礼教的框架下，很多事情是被禁止观看的，无论是因为其“不合礼法”，还是因为其“触犯禁忌”。久而久之，人们不仅不看不该看的，连可以看的、应该看的，也习惯了视而不见。

这种“视而不见”的生存策略，是一种精神上的逃避术。它使人能够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维持一种“圆满”的幻觉：无问题，就没有缺陷；无缺陷，就没有不平；无不平，就不需要解决；无解决，就不需要改革；无改革，就不需要反抗。鲁迅将这一逻辑链条，视为专制社会保持自身稳定的深层心理机制——它不需要用暴力禁止反抗，只要让人们在问题出现之前就闭上眼睛，问题就永远不会被提出。

当一个人习惯于闭眼时，他失去的不仅是看见真相的能力，更是辨别真伪的能力。谎言像一层层透明的膜，覆盖在现实的表面，久而久之，膜太厚了，人们已经无法分辨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构。鲁迅说：“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这种“光荣”是虚假的，但在闭眼的世界里，虚假与真实已经无法区分。

鲁迅特别关注“瞒和骗”如何通过文学艺术获得自我再生产的能力。他注意到传统文学中常见的“大团圆”模式：一个女子服侍病危的丈夫，丈夫不治而死，妻子悲恸殉情，这本是一出悲剧。但后人硬加了一条尾巴：神仙被妻子的忠诚感动，化作灵药救活丈夫，于是皆大欢喜。鲁迅对此讽刺道：“凡有缺陷，一经作者粉饰，后半便大抵改观。”这种修改使读者沉浸在虚假的圆满中，误以为世间“尽够光明”，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文艺的瞒骗功能，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我麻醉。它不仅掩盖现实的缺陷，还掩盖了“掩盖”这一行为本身。读者读完故事，不仅相信了“圆满”的假象，还相信自己看到的就是真相。而这种通过文艺传播的瞒骗，又反过来塑造了更大的社会心理，形成一种循环：人们在生活中闭眼，于是接受了闭眼的文艺；而闭眼的文艺又鼓励他们在生活中继续闭眼。

鲁迅由此得出结论：“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

这种“不觉得”的状态，是瞒骗文化的最终胜利——它已经内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成为一种不需要外部维持的自动运转机制。

专制统治如何以谎言、欺瞒为支柱？

鲁迅的批判并不止于文化心理层面，他进一步追问：这种“闭眼”和“瞒骗”的文化，是如何被制度所支撑和强化的？答案在于专制社会的权力结构本身。

在一个权力高度垄断的体制里，信息的上传下达并不依赖事实，而依赖“能否让上级满意”。官吏的任命、升迁、奖惩，都取决于上级的赏识而非政绩。于是，他们必须“报喜不报忧”，必须把一切问题都消化在底层，绝不能让上级看到真实的情况。这不仅是一种惯性，更是一种生存策略。那些敢于“报忧”的人，往往被视为“制造麻烦者”，轻则不受重用，重则被排挤出权力体系。

这种“向上负责”的官僚结构，为“瞒和骗”提供了制度性的温床。上上下下的信息传递中充满了筛选、美化、过滤和隐瞒，最终形成一种“信息真空”。处于上位的统治者，不一定是有意欺骗，但他们接收到的信息已经是被层层加工过的版本。而处于下位的民众，虽然深知自己的苦难，却不敢说、不能说、不知道该向谁说。于是，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种“各说各话”的幻觉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现实里。

鲁迅看到，这种制度化了的瞒骗，远比个人撒谎更为危险。因为它不是可以被纠正的个别错误，而是一整套“生产谎言”的机制。只要这个机制还在运转，真相就会被持续掩盖；只要这个机制还在运转，民众就会继续闭眼。而更让人无力的是，这种机制不仅欺骗民众，也在某种程度上欺骗着统治者自己——让他们以为天下太平，以为万民拥戴，以为自己真的“圣明”。

鲁迅写下《论睁了眼看》，不是为了批判民众的软弱，而是为了戳穿那个结构本身。他深知，民众的闭眼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制度反复塑造的结果。因此，他选择用“睁眼看”作为一种干预方式——让自己先不闭眼，然后尝试唤醒更多人不闭眼。

他的立场，既不乐观也不悲观，而是一种近乎固执的清醒。他知道“瞒骗的大泽”可能深不见底，但依然选择站在它的边缘，用文字记录它的深度和广度。他知道“闭眼”可能已经成为了多数人的本能，但依然选择用“睁眼”作为自己的写作起点。这种“睁眼”不是傲慢的俯视，而是诚实的平视——看见好的，也看见坏的；看见想看见的，也看见不想看见的。

鲁迅在文章中没有提供一个可操作的方案，但他指明了方向：“完全不倚仗任何招牌任何旗帜谋取图解现实的权力，完全以独立的个体诚实的心灵直面现实。”这是他对个体可能性的信任——即使制度僵化，即使文化腐朽，一个独立的个体仍然可以选择不闭眼。而许多不闭眼的个体，或许就能慢慢改变群体的氛围，再或许就能动摇那个结构本身。这种信任，不以胜利为前提，而以其本身的正当性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