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风”破敌：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侦察

文/金志宇

在红军的无线电侦察史上，红四方面军的历程独具特色。它从鄂豫皖苏区一部自行拼装的收报机蹒跚起步，在川陕的崇山峻岭间淬炼成钢；它不仅是红四方面军克敌制胜的“千里眼”，更在长征的艰危时刻，成为千里之外策应中央红军的“顺风耳”。这是一段由革命者以忠诚与智慧在静默电波中谱写的传奇，他们于无声处听风雷，于方寸间运筹帷幄，为百战雄师提供了战胜强敌的秘密武器。

苏区初建

1931年10月，在上海的党中央派遣宋侃夫、蔡威、王子纲、徐以新等四人到鄂豫皖苏区创建无线电通讯工作。在他们到来之前，鄂豫皖苏区还没有无线电台，与千里之外的党中央及中央红军的联络只能依靠地下交通，费时费力，还极不保密，而且也十分危险。鄂豫皖苏区也曾于当年9月利用俘获的国民党部队技术人员任教，举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但当时苏区并无一部可用的电台。

宋侃夫等四人都在上海接受了无线电通讯的专门培训，但他们到达鄂豫皖苏区后，还是因为零部件不够，无法组装一部完整的电台，只拼装了一部收报机。于是和红一方面军一样，他们也先利用这部收报机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提供给首长作为参考。直到当年12月23日，红军在黄安战役中歼灭敌第69师，缴获了一部电台，鄂豫皖苏区才有了自己完整的电台。1932年2月开始，红四方面军通过电台陆续与中央苏区、湘鄂西、湘鄂赣等地红军沟通了联络，并通过中央苏区电台与上海党中央取得联系。随后，红四方面军在战斗中又多次缴获电台，无线电通讯队伍逐步发展起来。

◆徐向前与宋侃夫、王子纲、曾传六合影。

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反第四次“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他们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日夜行军，电台也很少能够开机。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远在江西的中央红军利用一切机会搜集敌情，及时把敌人的兵力部署和行动方向通过电台通报给他们，使得他们能够及时准确掌握敌情。

当年12月，红四方面军转战到陕南地区，从电台广播中得知四川军阀正在成都混战，川北防务空虚，于是决定以川北为中心创建新的根据地。随即在川陕交界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建立了川陕根据地，环境相对安定下来。宋侃夫和蔡威、王子纲等人利用无线电通讯工作间隙，除继续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外，也从1933年2月开始侦听敌军电台的谈话。从此，红四方面军正式建立了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

建功川陕

很快，他们在1933年3月下旬即通过努力突破了川军田颂尧部的密码“通密”。宋侃夫曾详细回忆过破译的经过：“我和蔡威同志集中搞破译。先是敌人用英语符号通报（如长官的名字、地点等），慢慢积累摸索，就把敌人的番号、驻地、电台符号都搞清楚了，这对我们的破译工作是十分重要的。第二步，把所有的收音机都打开，收听记录敌报，然后整理破译……经过我们的努力，不到两个星期，我们就把敌人的密码全部弄清楚了。虽然有时敌人也更换密码，但因有前面的基础，还是比较容易猜破的，因为敌人的老本子是始终不丢的。”

宋侃夫和蔡威都是技术熟练的报务员，他们十分熟悉电报明码，这一专长是当时开展破译工作的基础。因为当时川军的密码编制水平很低，使用的是称为普通本的初级密码，而这种密码的底本是明码，对于熟悉明码的人来说，破译这样对明码稍作改动编制的密码并不很难。而且川军的电报使用一套非常严格的公文程式，熟悉了就可以掌握它的规律，从公文格式入手，通过猜的办法并按照其行文规律，就可以逐渐猜出更多内容。再加上把了解的敌我双方情况也融入到猜译工作中，将猜译内容与实际情况加以验证鉴别，如此则可以循序渐进判读出一份密电。然后，根据字码与字的关系，经过深入侦听、追踪、对照、判断和点滴积累，逐步摸清了敌军电台所用密码的规律，排出敌台的密码表，这样就完全破译开了敌军的一部密码。

破译密电获得的情报呈报给了红四方面军军委会主席张国焘，张国焘拿到情报不仅没有表示高兴，反而怀疑情报的真实性，更不相信自己的部下能够破译敌军的密码。后来相当长的时间他对电台不断送来敌人的情报也是持怀疑态度。直到有一次深夜，张国焘突然前往电台，看到电台工作人员都在认真埋头工作，才开始信任他们。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总政委陈昌浩则是大喜，认为千金难买，并通过地面侦察验证了情报的真实性。

◆红四方面军无线电台积极开展无线电侦察。

正是因为在这个时候破译了田颂尧的密码，红四方面军得以根据敌情制定了反田颂尧“三路围攻”的作战计划。特别是在5月的空山坝决战期间，电台有关人员破译了敌军有关兵力部署、作战计划、进攻时间、主攻方向的全部电报，为红军以少胜多、大获全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历时近4个月的反围攻作战中，红军依靠情报优势处处掌握主动，共毙伤敌军1.4万余人，俘旅参谋长以下万余人，缴获长短枪8000余支、机枪200余挺、迫击炮50余门，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川陕苏区。徐向前代表方面军总部特别奖励了他们。

从此，红四方面军就把破译敌军电报作为重要的情报侦察手段使用。当年6月，红四方面军总部电务处成立了由蔡威任台长的“二台”，二台成为主要负责破译敌军密电的专门机构，随即攻破了刘存厚、刘湘、刘文辉、杨森等四川军阀的密码。

1933年10月，红军发动进攻刘存厚的宣（汉）达（县）战役。战役打响前，技侦人员破译了敌人调集兵力单线配置的电报。红军遂决定集中兵力实施中央突破，先敌一步占领蒲家场、宣汉，直插绥定（达县）城。此战歼敌6个团，俘敌旅长以下官兵4000人，缴枪8000余支及大批弹药，还缴获了刘存厚经营多年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等全套设备。红四方面军在短短10余天内迅速解放了宣汉、达县、万源等重要县城，重创刘存厚部，使川陕苏区向东延伸约150 公里，形成了与川东游击根据地的完整连片，战后部队规模、装备和政治工作均得到显著提升。

这时，蒋介石已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在他的策动下，刘湘也组织川军各部110余团、20万兵力，发动了对川陕苏区的“六路围攻”。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反“六路围攻”第一期收紧阵地阶段中，敌第五路王陵基部企图强攻万源、宣汉交界处的笔架山红军阵地。技侦人员从敌人电台获悉这一情报，立即报告总指挥部。红军迂回包围敌人，使强攻笔架山的敌人受红军主力左、右两路包抄夹击。敌人在电台里直接使用英文呼救：“笔架山红军火力很强，……左面发现红军，右面发现红军，火速派人救援！”侦听人员及时收听翻译，报告总部首长。徐向前根据敌情指挥作战，打了一场歼灭战，取得了这次决定性防御作战的胜利。战后，徐向前高兴地说：“这次战斗的胜利，也有电台的一份功劳！”

但就在红四方面军秘密监控川军密电获取情报时，却发生了意外的泄密事件，给破译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当年11月，红军方面破译出参加“六路围攻”的敌军刘存厚部前线部队粮食接济不及、士兵没有饭吃的密电。政治工作部门却未经请示便原原本本地向部队作了传达。有的部队用这一情况向敌人开展了阵地政治宣传攻势，引起敌人内部一片混乱，但同时敌人也由此发现了红军破译密电的秘密。

此后，敌密码本开始经常变换，常常是隔日一变、一天两变，甚至一份电报前后有变，密码改得很频繁，越改越乱。红军破译人员把它叫作“烂码”，破译起来比较麻烦。但经过蔡威和宋侃夫等人共同努力，对敌人每次密码的变换，都能相应制定有效的对策，花两三天集中精力干，也就解决了，并在不断攻破敌军新密码中锻炼提升了破译技术。因此，经常是敌人电台一出来，红军就从中知道其兵力、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点等机密。

川军围攻至1934年2月，临近春节的时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敌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经不住后方家里人来电催促，未经报告刘湘，私下将部队交给参谋长，悄悄返回万县老家过年。红四方面军从王陵基的来往电报中获悉这一情况，遂集中兵力对王陵基部发动突然袭击，一举突破敌军两道防线，前进30里，直抵王陵基的总部，其代行指挥权的参谋长仓皇逃跑。其后，川军虽继续进行围攻，但红四方面军始终能够通过密码破译对敌情了如指掌，进而及时抓准战机，到1934年9月，终以歼敌8万人的辉煌战果取得反“六路围攻”的最后胜利。

无线电侦察获取的情报为反“六路围攻”以弱胜强发挥了巨大作用。战后，有的指挥员对作战中能从总部得到十分准确的情报感到惊奇，前去询问陈昌浩。陈昌浩神秘地说：“我供了一位‘活菩萨’，是菩萨把敌人的出没动向都告诉我们了。”直到红四方面军召开庆功会给予蔡威奖励时，人们才知道神秘的“活菩萨”就是蔡威和他从事无线电侦察的战友们。

长征风云

1934年秋，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红四方面军从破译敌军的电报中得知中央红军的艰难处境，决定破译蒋介石方面的密码。当时，蒋介石为督促四川军阀进攻苏区，派遣贺国光率南昌行营参谋团进驻重庆督战。宋侃夫、蔡威等即以贺国光电台为中心加紧破译蒋介石系统的密码。蒋介石方面密码编制水平比川军高出许多，给红军的破译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宋侃夫说：“开始我们只能猜出几个字，以后发展到一部分字，我们一个电报一个电报地猜，逐步积累，摸索规律，终于破译了蒋介石的密码”，“将我们收录的大量敌报和掌握的中央红军周围的大量敌情，送给军委及总指挥部，经过分析、整理，再发给中央红军”。这些重要的情报，对于转战行军中难以随时开机截收敌军电报的中央红军来说，是极大的支援。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也回忆：“我军一边密切注视中央红军的动向，及时用电台向他们提供情报；一边调整兵力部署，积极进行强渡嘉陵江的准备。”

红四方面军决定全军出动，准备接应中央红军。此时，川军邓锡侯部扼守嘉陵江西岸。红四方面军准备西渡嘉陵江，就必须获取邓锡侯部的准确情报。这一任务首先就由侦听人员承担起来，抄收敌军电报的任务落到了初出茅庐的侦听员李永悌身上。通过仔细地侦听，李永悌终于发现了邓锡侯部电台的信号，于是立即牢牢抓住，紧密跟踪，敌台调波长他跟着调波长，敌台发报他就抄报。通过敌军部电台和所属各部电台的几次联络，他就摸清了敌台通联关系，掌握了敌台联络的时间和波长，而且将他们发出的电报都毫无遗漏地抄收下来，为破译工作提供了基础材料。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的捷报。

技侦人员再经过努力，从破译邓锡侯部密电获得了敌军准确情报，帮助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底成功强渡嘉陵江。同时，通过侦察电台也获悉敌人已了解到他们的行动意图：“共匪企图在川西地区会合。”敌人还判断，“朱毛红军已成强弩之末，不难在滇黔地区予以歼灭，贺龙、萧克的一股在川黔湘鄂边界流窜，实力最弱，只徐向前的一股川北地区，极为猖獗……”为此，蒋介石调兵遣将，极力阻止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合。但两支红军主力共同努力，于6月12日终于在川北懋功地区胜利会师。

随即，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作出红军主力北上的决定。但不久，张国焘却又提出南下，并开始实施反党分裂行为。在此情况下，党中央率领军委纵队和红1军、红3军先行北上，从中央苏区时期即开始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军委二局随党中央北上。张国焘则率部裹挟红军总司令部南下，并于10月初以红四方面军二台为主成立了红军总司令部二局，任命蔡威为局长，负责开展无线电侦察工作。中央红军很快于10月间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而由张国焘错误路线指挥的南下部队却遭受重大损失，又经过一年转战才北上再次会师。蔡威因感染伤寒病逝于长征胜利结束前。

西路壮歌

1936年10月，为实现打通苏联援助道路的目的，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部分部队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这部分深入河西走廊的红军部队称为西路军，他们面对的敌军主要是被称为马家军的马步青和马步芳部。

西路军时期，因原在红军总司令部负责破译工作的二局没有随军西进，而敌人的情报靠中央提供是来不及的，不得已只能要求搞通信的三局担起破译的工作。宋侃夫和王子纲接受了任务，决心破译马家军密码。宋侃夫回忆：“大约用了一星期左右时间，基本上破译了马家军密码，可猜出敌报的百分之八十。我们曾破译了蒋介石给马家军的一份密电，大意是说：红军破译工作很厉害，你们要注意……十几天后，我们全部掌握了甘北马家队伍的情况，包括他们行动的时间和地点，应该说这对西路军的西进计划是非常有利的。”

当时马家军的密码水平远比不上蒋介石的中央军，他们还是以明码本稍加改变当密码本用的。马步芳部报务员熊维邦曾说：“特别是河西战役后期，马步芳电务处以为胜利在望，对保密上不太注意了。当时用的最多的是‘旋密’，很简单，稍有通讯知识的人，一看便知。”而宋侃夫和王子纲除了破译经验丰富外，他们还有此前川陕苏区时期与西北军孙蔚如部搞统战时得到的一本西北军的密码底本作参考，所以能很快破开敌军的通联密码，由此顺藤摸瓜，掌握了马家军的行动计划、作战部署。

西路军一路向西北方向前进，11月中旬到达甘肃永昌后，截获了马步芳给马步青的一份电报，意思是如红军不留在此地就可以不打，如停留下来就打。显然，马家军的意图在于怕红军与他们抢地盘。但此时西路军奉命建立以永昌为中心的根据地，于是在附近与马家军发生激烈战斗。不久发生了西安事变，战事遂暂时停歇。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路军又继续西进。12月底，红5军占领高台、临泽两座县城，但当时进占高台的部队未带电台，部队力量也比较薄弱。技侦人员通过侦察电台很快从侦收敌人电报中得知敌人已包围了高台，临泽红军突围，红5军军长董振堂率部死守高台。西路军总部派出一个骑兵师前去支援，但走到半路上遭到截击大部损失，以致未能赶到支援。红5军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困境中死守高台20多天，最后技侦人员通过侦察电台从敌军通报中得知董振堂壮烈牺牲，高台失守。1937年1月下旬，西路军集中在倪家营子一带，被敌军包围，激战至3月中旬突围，但终因寡不敌众，惨烈失败。

西路军余部从祁连山中撤退时，无线电侦察工作仍在进行。从收到敌人的通报中，得知敌人已知道有一支红军突围，但不知跑到哪里，这说明他们已完全摆脱掉敌人的尾随、追击和捕捉。也是依靠侦察电台侦悉敌人的部署位置，避免遭受堵截与追击，西路军余部得以走出祁连山，最后在党中央的接应安排下，前往了新疆。

◆徐向前为纪念蔡威牺牲50周年题词。

1986年春，在红四方面军技侦工作老同志座谈会上，亲历者们回顾往昔峥嵘，满怀豪情地总结说：“在红四方面军粉碎敌人所发动的‘三路围攻’‘六路围攻’以及长征过程中，每一个重大行动的决定都有技侦情报作依据，每一个重大胜利的取得都有技侦工作人员的一份功劳。”这番总结，平实而豪迈。历史已经证明，红四方面军无线电侦察工作始终与红军的命运休戚与共，这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彰显了革命者矢志不渝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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