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为什么有钱也打不了仗：粮食运到前线，运费比粮还贵

01

万历四十八年二月，工部终于给辽东凑出了一批军械。

两千门炮，四十万斤铁，还有一批制造军器所需的牛皮。

此时距离萨尔浒惨败已经过去近一年。开原、铁岭失陷，辽东河东防线崩溃，明军只能退守沈阳、辽阳。熊廷弼天天向朝廷催兵、催炮，这批军械如果送到前线，至少可以加强城防。

东西已经从武库里找出来了，却送不走。

问题出在运费上。

将两千门炮和四十万斤铁运往辽东，需要脚价三万七千两。工部不肯出这笔钱，事情便卡住了。最后还是万历皇帝下旨，从太仆寺原本用于买马的银子里挪出运费，军械才有可能继续上路。

单只这件事很能说明晚明打仗的难处。

炮在工部，银子在太仆寺，仗却在千里之外的辽东。朝廷可以从各处搜罗军械，也可以下旨拨款，但军械不会自己走到沈阳城头。中间少了那三万七千两，前面准备的一切都没有用。

运炮已经如此，运粮更麻烦。

熊廷弼第一次经略辽东时，计划建立一支十八万人的守军，还需要九万匹战马。仅士兵一年便要吃粮一百零八万石，战马所需的豆料也接近百万石。

哪怕只维持当时已经到达辽东的十几万兵马，每天消耗的粮食也十分惊人。

偏偏辽东已经没有能力养活这些人。

长期以来，辽东军屯不断遭到文武官员侵占，军户大量逃亡。萨尔浒战败之后，后金又扫荡开原、铁岭等地，把当地人口、粮食和牲畜掳走。许多城堡只剩下一片空地，原本能够耕种、运输的人，要么逃了，要么被掠走了。

熊廷弼只能从关内买粮。

辽东所需粮草，很多从丰润、永平一带采买。单从丰润运到山海关，就有三百里。如果每车只给二两八钱运费，承运的人还会亏本。

真正难走的是山海关到辽阳。

这段路长近千里。一辆车配两个人、一头驴，只能装三石粮食，往返一趟需要四十多天。每天人要吃，驴也要吃，路上还要住宿、修车、补充草料。算下来，运三石粮食到辽阳，脚价便要五两银子。

粮食值一份钱，运费至少再花一份。有时运费甚至是粮价的两倍。

即使朝廷肯出这个价，也未必有人愿意走。

沿途有山贼，还有出没不定的蒙古游骑。车坏了，粮丢了，驴死了，都要承运者自己承担。辛辛苦苦走上四十多天，赚不到钱还是小事，能不能活着回来都难说。

朝廷账面上要调的是一百万石粮食，落到地上，却要变成几十万次人拉驴驮。每一辆车都得有人赶，每一段路都要花钱。

银子可以装进箱子，一车拉走。粮食不行。

02

明朝过去也想过办法。

早年间，朝廷允许商人把粮食送到边镇，再凭运粮文书换取经营食盐的资格。朝廷不用承担运费，商人靠盐利赚钱，边军也能得到粮食，即历史上的“开中法”。

后来“开中法”逐渐败坏，朝廷改为把粮食折成银子，直接将银子发到边镇，让前线自行买粮。

平时这么做很方便。一百石粮食笨重难运，折成银子却没有多少。户部不必征集车辆，也不用承担沿途损耗，银子拨出去，差事便算办完了。

到了辽东，这个办法却失灵了。

战乱过后，当地粮食产量大减，粮价涨到一斗三钱。朝廷运进辽东的银子越来越多，市场上的粮食却没有增加，结果只能是粮价继续上涨。

前线士兵不傻。他们知道银子买不到多少吃的，宁愿直接领粮，不愿领银。

户部却更愿意发银。不是户部官员不知道士兵需要吃饭，而是从他们的处境看，发银比运粮省事得多。银子发出去，户部已经完成了差事；如果改发粮食，采买、运输、损耗和脚价都会变成新的麻烦。

户部想发银，士兵只肯收粮，熊廷弼夹在中间，只能不断催促朝廷运粮。

陆运贵得惊人，那就走海路。

督饷侍郎李长庚曾经算过，从天津海运四十万石粮食前往辽东，运费只需要十几万两。与一车三石、走上四十多天的陆运相比，确实便宜得多。

熊廷弼因此多次提出，让天津粮船直接开往盖州。盖州大致在今天营口附近，距离辽阳、沈阳较近，粮食在那里卸船，可以省去很长一段陆路。

朝廷后来恢复了天津、登莱到辽东的海运，粮船却经常停在金州、旅顺，不肯继续前往盖州。

于是出现了一个荒唐的场面。

旅顺、金州的仓库里堆着粮食，辽阳府库却快要见底。金州距离辽阳还有七百里，辽东经过多场战乱，缺人、缺车、缺牛，根本没有足够运力把粮食继续送往前线。

负责海运的官员认为，粮食已经送到辽东，自己的差事算是完成了。剩下七百里该怎么走，应当由辽东官员自己解决。

可熊廷弼要的不是“送到辽东”，而是送到辽阳。

他多次写信催促，要求粮船直接开到盖州，还在给部下的信中抱怨：“屡向饷部言，不听也。”

负责海运的人也有说辞。盖州一带水情复杂，礁石密布，船工觉得危险，更愿意走熟悉的航路，把粮食送到金州、旅顺。

运输背后还有一笔不便明说的账。

粮食走陆路，遇雨受潮、翻车散落、途中被劫，这些损失叫“耗羡”；粮食走海路，船遇风浪、沉没漏水，损失叫“漂没”。

损耗本来难以完全避免，究竟损失了一成还是三成，却很难查清。雨是真的下了，还是只下在账簿上；船是真的遇了风浪，还是粮食进了经手人的口袋，朝廷也未必分辨得出来。

旧路线走得越久，沿途靠耗羡、脚价和转运吃饭的人越多。熊廷弼要求粮船改走盖州，省下的是辽东的运费，动的却可能是另一批人的进项。

所以，他一再要求改变运粮路线，回应他的始终是拖延。

万历四十八年二月，熊廷弼忍无可忍，上了一份《钱粮缺乏至极疏》。

当时辽阳府库只剩数千石粮食，眼看就要断粮。此前催兵，他已经把兵部得罪了；如今再催粮，又不得不与户部争执。

后金什么时候来，不一定。

库里的粮食还能吃几天，却是一笔算得出来的账。

03

严格说来，万历后期的大明并没有多少钱。

两千门炮所需的三万七千两运费，工部拿不出来，最后还要挪用太仆寺买马的银子。熊廷弼经略辽东一年多，耗费粮饷七百余万两，朝廷已经不堪重负。

但辽东的麻烦又不只是缺钱。

银子好不容易拨出来，还得买成粮食，装上车辆或船只，经过上千里转运，最后送进辽阳府库。大明经常倒在中间这段路上。

工部关心的是军械有没有备齐，不愿承担计划之外的三万七千两脚价；户部关心的是本年要支出多少，能发银便不愿运粮；转运官希望船只平安抵达熟悉的港口，不肯为驶入盖州承担风险。

他们各有各的难处，也各有各的交代。

工部可以说炮已经造好，户部可以说饷银已经拨出，转运官可以说粮船已经抵达辽东。只有熊廷弼还在追问：炮到了城头没有？粮食进了辽阳仓库没有？

这个追问很得罪人。

因为前线每向前追一程，后方就要多出一笔钱，多担一份责任。最省事的办法，是把差事停在本衙门能够交代的地方。至于最后七百里谁来走，没有人愿意接手。

熊廷弼催兵，得罪了兵部；催粮，又得罪了户部和沿途转运官。他树敌之多，固然与坏脾气有关，也因为他不肯接受那些已经在公文里完成、在前线却根本看不见的差事。

旅顺仓里可以堆着粮，辽阳城里的兵照样挨饿。

大明的仗，就是这样输在路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