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堂哥到日本打工睡了人家姑娘,结果姑娘的家人非让他把人带回国
堂哥从日本回来那天,家里摆了接风宴。他瘦了一圈,下巴尖了,颧骨高了,但精神头还行。饭桌上大家问他日本咋样,他说“还行”,夹了一口菜嚼了两下又说“就是吃得不习惯”。他喝了两杯酒,脸红了,话也多了一些。我妈在旁边给他夹菜,笑着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别走了”。
没人知道他回来之前还带了一个人。他是在日本最后一个月才告诉我的,在微信上打了很长一段话,中间删了好几次才发过来。他说他在那边认识了一个姑娘,叫由美,在工厂隔壁的便利店打工。他们在一起大概半年,他回国之前跟她说清楚了,说他要回去,不能再见面了。
我问他就这么走了?他说“不然呢,我能在那边待一辈子吗?”
那是我最后一次听他提这件事。他回国以后在老家找了一份工作,安安静静地过日子,谁也没再提过那个在日本便利店收银的姑娘。半年以后的一天晚上,他忽然打电话给我,声音哑得像刚醒,说:“她爸妈找过来了。”我问哪个她,他说“由美”。
她父母是从大阪过来的,她爸穿着深灰色的西装,手里拿了一只牛皮纸信封。她妈站在后面,一手扶着酒店的走廊墙壁,另一只手攥着自己的包带,指节泛白。她爸把信封搁在酒店床尾,里面是一张照片,是她和一个婴儿的合影,在医院里拍的,她穿着病号服,怀里抱着一个裹在白色襁褓里的小人,嘴角微微翘着,脸色有些苍白,但眼睛亮得像两颗刚被水洗过的石子。她爸指着照片说:“由美生了,这是你的孩子。她不肯告诉我们你是谁,我们查了很久才查到你。”
堂哥坐在床沿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他低头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长时间。照片上由美的眼睛亮着,她抱着孩子的手搭在襁褓的边沿上,那条白色的褶皱正对着镜头的方向。他在那家工厂门口的便利店买烟的时候见过她的手指,她接硬币的时候指腹上有一道极细的疤,他问过她,她说小时候被猫抓的。在照片上那道疤的位置被襁褓的边沿遮住了,他看不到那道疤。但他知道它还在那儿,在那层布料底下,在冬天的暖气房里,像一枚记号,提醒他他确实曾经在那里见过她。
她父母提出让他把孩子接回中国。他说“容我想想”。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声音在空旷的屋子里显得很薄,像一根轻轻一碰就会断的丝线。“哥,”他说,“那边厂子里的工友说,日本那边未婚妈妈过得很苦。她家条件也不好,她一个人带孩子,打两份工。”他的声音在手机那头停了一下,然后补了一句:“我要是把她接回来,她以后咋办?”他问的不是“我能养得起吗”,他问的是“她以后咋办”。
他去了日本。去之前谁也没说,只给我发了一条消息:“我去接人。”
他到东京那天是傍晚。她站在机场到达大厅的出口,怀里抱着孩子,穿一件浅灰色的外套,头发比以前短了,耳边别着一枚银色的发夹。她看见他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像在确认一个不敢确认的事实。她走过来,在他面前站住了,把孩子递给他。他接过去的时候动作生涩,调整了几次才稳妥。孩子的脸小小的,闭着眼,睫毛长而浅,正安安静静地睡着,不知道有人跨过了一整片海来抱自己。
他们在机场旁边的一家小拉面馆坐了一会儿。面端上来的时候热气扑在窗玻璃上,凝成一层白雾,窗外的景象变模糊了,只剩下两团朦朦胧胧的轮廓。她没有吃,只是低头看着那碗面。他问她“你愿意跟我走吗”,她抬头看了他一会儿,没有点头,也没有说话。碗里的热气缓缓上升,在她低垂的脸前化作一层薄薄的白雾,将她的表情遮去了一半。
后来他们一起回来了。她嫁给了他,在镇上开了一间小小的便利店,门口挂了一块手写的木牌,用日文和中文写了“营业中”。她学会了一句方言——有人进来时她会用当地话说“来了啊”,说得不算标准,尾音还带着一点大阪的口音,像一首记词不准却每天都有人在唱的老歌。那个孩子会走路了,会叫爸爸了,会自己从货架上够一包糖然后踮着脚放在收银台上等妈妈扫码。门上的风铃偶尔会在夜里无风自响,像一个正在慢慢消散的声音正在被另一种更轻更长的声音接住,传下去。有人问她后不后悔,她没有回答,只是弯腰从货架底层抽出一把新鲜的小葱,把根须对齐了,递过去,说“今天新到的,拿回去煮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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