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古录｜“史上第一场相亲”背后的诡谲政争

按：“稽古录”系列旨在稽古钩沉，于上古历史的幽深晦暗处求索。

今天说起“相亲”，人们脑海中大约会浮现出几个固定画面：公园的一角贴满无数年轻单身男女的信息，驻足欣赏的却多是上了岁数的老者；热心亲戚像战国纵横家一样穿梭两边，负责夸大优点、缩小缺点；双方父母在微信里交换子女的精修照片，双指放大，认真审视；连线成功的两个人在咖啡馆里接头，尴尬寒暄。若大龄单身男女表示出对相亲的反感，上了年纪的亲属往往会搬出老黄历：以前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口子没见过面就结婚，现在好歹先见一面、处一处，还有啥好抱怨的？

实际上，“相亲”这个事情的起源一点也不晚。早在2500多年前的郑国，就发了生一场较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也不遑多让的相亲，这大概是典籍记载的“史上第一场相亲”：

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惧，告子产。子产曰：“是国无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与。”犯请于二子，请使女择焉。皆许之，子皙盛饰入，布币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适子南氏。（《左传》昭公元年）

故事若只读到这里，确实像一则春秋时代的婚恋小品。郑国有个人叫徐吾犯，但他不姓徐，而是姓徐吾、名犯。“徐吾”是戎人的一支，这位徐吾犯很可能是位投奔郑国的戎人贵族。徐吾犯有个漂亮妹妹，公孙楚看上了这位具有异域风情的女子，下聘求娶。可公孙黑也看上了她，强行塞给徐吾家一份聘礼。一个女孩子，两份聘礼，而且都来自于“公孙”，徐吾犯惹不起两位贵人，只好去问执政子产。

贤明的子产对着徐吾犯做了自我批评：都怪国家政治不清明，您不用担心，令妹愿意嫁谁，就嫁谁。于是，史上第一场相亲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公孙黑（字子皙）穿得漂漂亮亮走进来，放下大笔财帛，从容退出；公孙楚（字子南）穿着戎服进来，左右开弓射箭，又一跃登车而去。徐吾小妹在房中相看二人，并给出了自己的评价：公孙黑确实是个美男子，但公孙楚才是纯爷们儿、真男人！最终，按照徐吾小妹个人意愿，她嫁到了公孙楚家。

放到当代偶像剧里，这也算是个经典桥段。两个优质男性同时爱上一位美女，一个走颜值加财富路线，另一个走荷尔蒙路线；公孙黑大概要配上柔光慢镜，公孙楚则应当配上雄壮激昂的背景乐。故事的结尾，徐吾小妹和公孙楚在金黄的夕阳下步入婚姻的殿堂，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可惜，《左传》不是偶像剧，纯粹的风流韵事进不了这部史书。不久后，这场“相亲”迎来了真正的结局：公孙楚被放逐到吴国，公孙黑被逼自杀。拥有倾国之貌、开自由恋爱先河且嫁给自己心上人的徐吾小妹并没有维持住主角光环，她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她的余生如何度过，《左传》根本无一字提及。而这个故事真正的主角，是那个在背后若隐若现的人——子产。

抢的不是妻子，而是家族权势

回到故事的起点：“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这里的“聘”，指的是贵族婚礼程序中的“下聘”。周代贵族婚礼相当繁琐，有所谓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诸多流程，层层推进。在这套规范下，婚姻不是男女私下约定，而是两个家族在礼制框架中的结合。在公孙楚依然给徐吾家下聘后，公孙黑又强行“委禽”。“委禽”正是给女子下聘的核心流程，“禽”指的是大雁。事情到这里，是非曲直相当清晰，强行插队的公孙黑显然是违背礼制的一方。

但是非曲直在权势面前是孱弱无力的。所谓“一家女百家求”，自家的女孩子被多人看上，家长应当很开心，可以从中择优，但徐吾犯的反应是“惧”。他为什么害怕？因为这不是普通的两个青年争一个女子。公孙楚和公孙黑都不是寻常人家的公子哥。二人都出自郑国公族，都是郑穆公之后，也都属于掌控郑国政坛的“七穆”集团。

所谓“七穆”，是郑穆公若干儿子的后裔形成的七大卿族，包括罕氏、驷氏、丰氏、游氏、国氏、良氏、印氏。到春秋后期，郑国国君的权力逐渐被这七家公卿分割，国君成为傀儡。而这七家也不总是一条心，彼此之间相互斗争、相互制衡，国家大事的决议取决于七家博弈的结果。子产评价郑国的内政为“族大宠多”，（《左传》襄公三十年）就是基于这一现实。

公孙黑是子驷的儿子，属于驷氏。子驷曾执掌郑国国政多年，颇有能力手腕，还曾杀郑僖公、立郑简公，是著名的跋扈权臣。公孙黑继承其父的权势，享有上大夫的地位，财富多，声势盛；公孙黑也继承了其父的跋扈性格，一贯在郑国横行霸道。其实，公孙黑早就不是什么单身公子哥、钻石王老五，他早已婚配，儿子都挺大了，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强抢别人的未婚妻。公孙楚属于游氏，但游氏在“七穆”中势力不算大，公孙楚也不是游氏的嫡长宗子，故而只获得嬖大夫的地位，比公孙黑差远了。

故而，徐吾犯明知公孙黑有过错，也不敢据此回绝他；纵然是实力弱一些的公孙楚，也不是他能得罪得起的。徐吾犯去找子产，问的不是“我妹妹嫁谁比较幸福”，而是“我家如何在两大卿族之间活下来”。面对这个夹杂着礼制、家族、权势、情感的复杂局面，子产给出了一个最简单的标准：让女子本人选择。

表面上看，子产尊重女性意愿，颇有现代色彩，有心者或许还要将子产册封为先秦女权先锋。我们无从得知子产听徐吾犯诉说委屈时的内心所想，但在诸多考量的因素中，徐吾犯之妹的婚姻幸福一定是最不重要的那个。子产之所以让徐吾犯之妹自己选，并促成史上第一场相亲大会的诞生，目的只有一个——让国内大族之间的矛盾公开化。

作为国家的执政，若以是非曲直和礼制规范为准绳，这场争端的答案明确且唯一：公孙楚已有既成婚约，应当维护；公孙黑试图强娶已订婚女子，是过错和无理的一方，应当惩罚。但在郑国这种“族大宠多”的局面下，子产若贸然压倒某一大族，很容易把婚姻纠纷变为家族冲突，而冲突的焦点必然是作为裁决者的子产。因此，子产不做裁决，而以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将这两大贵族争抢一女子的戏码置于所有人的目光之下，自己坐山观虎斗。

一个女子的婚事，牵出了郑国公族之间的旧仇新怨，也给刚刚执政不久的子产提供了清理政坛的机会，而当事人和旁观者在此时对子产的操作还茫然无知。或许此时的子产也不能完全明了未来的走向，唯一确定的是——牺牲品是徐吾小妹。在春秋贵族社会中，婚姻不是单纯的浪漫，而是家族秩序、性别角色、礼制名分的组合。徐吾小妹不是什么自由恋爱女主角，她只是被子产临时推到制度缝隙里，拥有了一次决定权而已。

公孙黑不想输

相亲的结果是明确的，徐吾犯之妹“适子南氏”，公孙黑相亲失败。问题在于，春秋时期处于政坛核心的贵族的面子往往与政治权威连在一起，面子破了，权威也就漏风。这是一贯跋扈的公孙黑绝不能容忍的，他很快开启了复仇计划：

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见子南，欲杀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执戈逐之。及冲，击之以戈。子皙伤而归，告大夫曰：“我好见之，不知其有异志也，故伤。”（《左传》昭公元年）

公孙黑把甲穿在衣服里面去见公孙楚，准备杀掉这位堂弟，夺取其妻。公孙楚是个勇武之人，察觉了公孙黑的阴谋，拿戈追击，一直追到外面的大路上，一戈砍伤了公孙黑。公孙黑回去后还要倒打一耙，说自己只是好意去见公孙楚，不知道他有异心，所以被伤。强抢别人未婚妻的是他，正大光明竞争中输掉的是他，阴谋报复、偷袭杀人的是他，最后装受害者的还是他。即使隔了两千多年，每一位读到这段故事的现代人恐怕都会勾起某些不愉快的回忆，并忍不住骂出声来。

一位上大夫被当街砍伤，郑国政府当然要严肃处理。就在大夫们热烈议论时，子产拿出执政的派头，一锤定音：公孙楚有罪！给出的理由让人大跌眼镜：“直钧，幼贱有罪”，也就是两个人所作所为各有理由，年幼的、地位低贱的就有罪。而后下令将公孙楚抓了起来，并亲自数落他的罪过：

国之大节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听其政，尊其贵，事其长，养其亲，五者所以为国也。今君在国，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国之纪，不听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贵也；幼而不忌，不事长也；兵其从兄，不养亲也。君曰：“余不女忍杀，宥女以远。”勉，速行乎，无重而罪！（《左传》昭公元年）

如果不是史籍明文记载，很难相信这段颠倒黑白、粉饰曲直的话出自子产之口。国君在上，公孙楚动了兵器，犯了“不畏威”之罪。可公孙黑藏甲杀人在先，为何不说？公孙楚伤人，违反国家纪纲，犯了“不听政”之罪。可公孙黑不顾礼制，强抢别人未婚妻在先，才激起此后诸多争端，为何不说？公孙楚是嬖大夫，不能恭敬侍奉大夫公孙黑，犯了“不尊贵”之罪。可公孙黑多行不法，夺人妻室，难道要因为地位低一些，就要拱手相让？公孙楚年幼，却冒犯了年长的公孙黑，犯了“不事长”之罪。可正所谓“兄友弟恭”，公孙黑作为兄长欺辱幼弟、欲夺其妻，为何又不说？公孙楚用兵器攻击其堂兄，犯了“不养亲”之罪。可率先起了杀堂弟之心的是公孙黑，为何不论？

这时的子产，像是个老练而无底线的讼棍，句句合乎礼法，但句句违背常识。纵然如此，也足以“有理有据”地将公孙楚定罪。当年五月，公孙楚被流放到遥远的吴国。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子产认为公孙黑是无辜的。恰恰相反，子产早已看清，公孙黑才是郑国政坛更危险的那个人。但治理国家不能只凭道德热情和个人好恶，子产出身“七穆”中相对弱势的国氏，此时刚刚执政，既没有足以压服各家的军队，也没有折服万民之心的威望。若此时直接处置公孙黑，等于向势力极大的驷氏开刀，后果难料。因此，面临这个二选一的难题，子产选择了暂时罔顾事实，对公孙楚挥出重拳。

对于公孙楚而言，这绝对是个冤案；对于居上位的卿大夫而言，或许也多少知其原委。但对于众多国人而言，他们看到的是子产铁面无私地处理了一位高高在上公孙，子产的威望和国家政令的严肃性都会有所提高。而从长远看，子产距离清初他真正的敌人又近了一步。这一点，游氏家族的族长、子产最亲密的盟友游吉非常清楚。在流放公孙楚之前，子产专门去咨询游吉。游吉给出的回答很干脆：

彼，国政也，非私难也。子图郑国，利则行之，又何疑焉？（《左传》昭公元年）

游吉明白，处理公孙楚不是私人恩怨，而是子产为郑国进行的长远谋划中不得不走的一步。放逐公孙楚，不是为这场婚姻纠纷划上句号，而是为整顿国政开一个头。

旧账要从伯有之乱算起

公孙黑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他的嚣张跋扈不是从抢徐吾犯之妹开始的。子产之所以能接任郑国执政，是因为此前不久发生的“伯有之乱”。而这场政坛大乱的始作俑者，正是公孙黑。

子产之前的郑国执政是伯有，出身“七穆”之一的良氏。他性情奢侈刚愎，嗜酒无度。他造了个地下室，整夜在里面饮酒击钟，到早朝时还没结束。大夫们来朝，问伯有在哪里，仆从的回答很有深意：“吾公在壑谷。”“壑谷”既可以指代地下室，也有“我们的主公掉沟里了”的意味。执政大夫如此，长此以往，郑国确实迟早要被带进沟里。

当时子产访问晋国，其至交好友叔向询问郑国局势，子产给出了精准的预测：

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虽其和也，犹相积恶也，恶至无日矣。（《左传》襄公三十年）

执政伯有奢侈刚愎，上大夫公孙黑喜欢居人之上，二人都不肯相让。纵然现在表面上和和气气，但相互之间的恶意仍在不断积累，不过了多久就要爆发。不久，公孙黑率驷氏家甲攻打伯有，并焚烧其家，伯有逃到许国。当时郑人厌恶伯有，不少人觉得子公孙黑攻打伯有是正直的行为，大夫们大多都去了公孙黑家进行盟誓，只有子产洞若观火，清楚公孙黑也绝不是什么好东西，拒绝与之盟誓。

后来伯有又潜回郑都，试图反攻，公孙黑的侄子驷带率领国人抵抗伯有，想叫子产同去，子产以不忍看到兄弟相残而拒绝了。最终，伯有被殺死在羊肉铺子中。伯有死后，子产为他敛尸、穿衣、枕其股而哭，将之安葬。驷氏甚至想攻打子产，被“七穆”中势力最大的罕氏的族长子皮制止。在这场动乱中，子产既没有支持伯有，也没有支持公孙黑。他高举兄弟相亲的大旗，以礼对待死者，保留了政治底线，成为乱局中的一股清流。

郑庄公之孙鼎，现藏襄阳市博物馆

伯有之乱后，在子皮的支持下，子产成为郑国执政。此时的子产，毫无疑问是个弱势的政府首脑。虽然子皮表示自己会率领族众听命于子产，但“七穆”中的其他家族未必是这个想法。其中最大的不安定因素，就是已经对子产有看法的驷氏，以及驷氏中最蛮横、最跋扈、野心最大的公孙黑。子产在振兴郑国之前，必须排除这个不安定因素，其策略就是“泰侈者，因而毙之”。

所谓“泰侈者”，就是各大卿族中骄横自大者；“因而毙之”，核心在“因”，即因势利导。要想除掉或削弱这些骄横的大族，硬碰硬是不可行的。伯有如此骄横势大的人物，都被公孙黑干掉了，何况子产？正确的解法，是因其势而导之，使之恶贯满盈，最终犯下不可饶恕的大罪，再用国法光明正大地将之处理。这就是子产在争妻事件中宽纵公孙黑的真正原因。

事实很快证明，子产的策略非常有效。公孙楚被流放的次月，为了杜绝公室之中再出这种乱子，郑简公带着子皮、子产、公孙段、印段、游吉、驷带六位卿在薰隧进行盟誓。这本是一场仅限于国君与诸卿的高规格盟誓，但并不在诸卿之列的上大夫公孙黑强行参与了这次盟誓，且强迫史官把自己的名字也写了盟书，与其他六位卿并称“七子”。公孙黑当着国君和诸卿的面，无视所有官方程序，自我抬升为卿。

作为执政的子产，对此的反应是“弗讨”。公孙黑是个“无礼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的人，只要他身边有人，他就会无视礼制欺辱别人；只要他上面有人，他就会想方设法凌驾其上。他仗恃财富、家族势力和私人武力，不肯在国家秩序中安分就位。在子产的纵容下，公孙黑行事越发肆无忌惮，逐渐占到了所有人的对立面。此时，子产只需要等待一个公孙黑无法自辩、诸大夫无法回护、国政不能再容忍的时刻，而这个时刻来得很快。

三条死罪，一次结算

虽然在薰隧之盟中享受了一把当卿的待遇，但公孙黑终究还不是真正的卿。郑国的政权由“七穆”把持，一家出一个人位列诸卿，这是基本的规则。此时，驷氏的名额已经被公孙黑的侄子驷带占了，出于最基本的家族和个人利益，即使蛮横如公孙黑也不可能去抢自己侄子的位置。于是，公孙黑盯上了曾经的手下败将游氏。

在公孙楚被流放的一年之后，公孙黑准备作乱，打算铲除游氏，取代其位。不知是否真的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去年与公孙楚相斗时留下的旧伤恰好在此时复发，公孙黑作乱未果。做坏事最怕什么？最怕事情没搞成但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了。郑国的掌权者都知道公孙黑要做什么，这远远不是个人野心膨胀的问题，而是公然打破最根本政治惯例、无视“七穆”之间默契平衡的行径，是对郑国政治生态根基的破坏，严重侵犯了郑国所有掌权者的利益。

至此，公孙黑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站到所有势力的对立面，包括他自己的家族驷氏。驷氏也无法容忍这个疯狂的秩序破坏者，主动与其他大夫商议，要诛杀公孙黑。子产当时在郊外，听说后担心赶不上，乘坐传信的快车疾驰返回。面对众叛亲离的公孙黑，子产已经没有动用甲兵的必要，甚至没有与他当面交锋，只是派遣官吏历数他的罪过：

伯有之乱，以大国之事，而未尔讨也。尔有乱心无厌，国不女堪。专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争室，而罪二也；熏隧之盟，汝矫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将至。

此前所有被无视的罪过，此时都一一上秤，重如千钧，夯筑出通往死亡的快车道。第一条死罪，是“专伐伯有”。伯有虽然荒唐，但毕竟是郑国的执政，纵然有罪，也轮不到公孙黑以私兵处置。国家若允许大夫各以家甲讨伐政敌，郑国就不是国家，而是披着国家外衣的公族战场。第二条死罪，是“昆弟争室”。此前“幼贱有罪”的论调消失了，公孙黑强抢已经与自己堂弟订婚的女人，竞争失败后又试图杀人夺妻，这些在去年还被轻轻带过的行为，此时都成为铁一般的罪证。第三条死罪，是“薰隧之盟，女矫君位”。公孙黑强行参加薰隧之盟，越过国君和执政的授权，擅自改变政治名分。此时的郑国全靠七大家族政治平衡与默契才得以维系，这种肆无忌惮、擅自夺位的行为远比抢婚危险。抢婚伤一室，矫位乱一国。

面对无可辩驳的质问，公孙黑装起了可怜。他表示自己旧伤复发，已经“死在旦夕”，想争取个自然死亡，请子产不要“助天为虐”。子产的回复堪称至理名言：

人谁不死？凶人不终，命也。作凶事，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

见求情无果，公孙黑临死前还想替儿子求一个官职，他盯上了“褚师”之职，这是个掌管市场税收的肥缺。不出意外，子产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七月初一，在郑国搅动风云、横行霸道的公孙黑自缢而死，陈尸于大街之上，旁边放着写有其罪状的木牌。

子产的为政之道

我们这样一步步梳理，好像子产开了全局视角，从公孙黑、公孙楚争抢徐吾犯之妹时就计划好了一切，等着公孙黑一步步入套。子产并不是这样“多智而近乎妖”的小说角色，而是现实中存在的、有血有肉但没有超能力和主角光环的政治家。他不是制造矛盾的人，而是最善于识别矛盾的人。在伯有之乱前，他就预料到伯有和公孙黑会恶斗；在担任执政后，他断定公孙黑是最危险的因素。

面对这个危险人物，子产只是静观其变、因势利导。他没有让公孙黑强抢别人的未婚妻，没有让公孙黑藏甲杀人，没有逼公孙黑强行参与诸卿盟誓，更没有让他铲除游氏、取代其位。这些事都是公孙黑自己做的。子产所做的，是把私人纠纷公开化，让所有人看到；同时，通过暂时地、选择性地宽纵公孙黑，让他无所顾忌，最终恶贯满盈、自取灭亡。

这就是子产为政的高明处：他不把国家治理寄托于抽象的道德呼吁，而是抓住具体事件建立秩序。春秋时期的郑国，国君不足以压服七穆，执政也不能像后世皇帝那样一纸诏书定人生死。子产必须在卿族共治的现实中寻找合法性。他出手之前，往往先让事实说话；等到事实足够清楚，大势已经形成，再以礼制、刑法之名进行定罪。定罪不是铲除恶势力的冲锋号，而是为恶势力书写的墓志铭。

子产不是在讲温柔的道德故事。他一旦完成政治判断，出手极其坚决。这位被孔子称赞为“古之遗爱”的伟大政治家，并不是个好好先生。孔子赞子产，赞的是他能以礼义、法度、宽猛相济治理小国，不是赞他没有锋芒。真正的仁政，未必总是笑眯眯的；有时也要把作乱者挂在街上，让所有大夫看见国家的边界在哪里。孔子理想中的自己，或许就是子产的模样。不同于后人印象中慈祥仁爱的至圣先师形象，孔子在其极为短暂的执政生涯中，展现出不亚于子产的决绝与冷酷。他隳三都、诛少正卯，可惜鲁国“三桓”的势力过于强大，孔子没有能力摆平，其政治理想也就此中断。

子产是更高明也更幸运的，伯有和公孙黑这两个危险分子先后自取灭亡，给子产的治国理政创造了相对平稳的环境。春秋晚期郑国的处境太难了，它没有广阔腹地，也没有压倒性军力。晋、楚争霸时期，郑国在两强之间反复受压，稍有失措便会引来兵祸。国内又有“七穆”大族，彼此盘根错节。这样的国家，最怕两种执政者：一种只讲道德，不懂权势运行；一种只讲权术，不顾制度底线。前者必然无所作为，后者则会把国家变成大型私斗场。

清华简《子产》

子产难得之处，在于他既懂权势，也尊制度；既知道现实污浊，也不肯让礼义完全失效。伯有死了，他仍以礼殓葬；公孙黑强横，他先忍而后发；子南有理却越礼，他照样放逐；大族难治，他先安其大而待其时。在他治下，强宗依然存在，贵族依然贪婪，大夫依然相争，卿族依然瓜分国政，但一切都还有秩序、有底线、有规则。这样的为政风格，不够快、不够爽，却足够有效。

子产并不追求建立一个人人温良恭俭让的道德乌托邦，他很清楚现实状况，他只想在一个强族并立、外患不断、私欲横流的现实邦国中维持一套可行的、稳定的政治秩序，让人民能长长久久地吃一碗安生饭。这个愿景如此朴素，但又如此伟大。至于那个灵光一闪继而在滚滚历史车轮下“零落成泥碾作尘”的徐吾犯之妹，也只不过是一个如你、我一样在大时代中无力挣扎的小人物。

以日子人的庸俗想法揣测，徐吾犯之妹也许只是想选一个看起来更可靠的丈夫，哪里愿意卷入这等诡谲政争。可历史偏偏常如此不讲道理：普通人的婚姻，遇上贵族政治，就不再只是婚姻；美貌本是个人之幸，一旦落入权力场，便可能成为风暴中心。读完这段历史，不禁让人感叹：相亲有风险，识人需谨慎！

索雎（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