莒州拔贡于学谧的真假轶事【莒文化系列】

（一）

清代科举里的贡生，顾名思义即 “ 贡入国子监 ” 的秀才。实际上，绝大多数贡生并不真正赴京坐监读书，尤其是清代中后期， “ 贡生 ” 这个头衔更多意味着一种功名身份和选官资格，而非太学中的在读生员。因此，跻身贡生行列的秀才，其政治地位要高于普通秀才。

清代贡生有 “ 五贡 ” 之说，即按资排辈定期对上递补的 “ 岁贡 ” （俗称 “ 挨贡 ” ，这个挨字真是形象）；恰逢皇家有喜事而沾沐皇恩的 “ 恩贡 ” ；选拔极其严苛的 “ 拔贡 ” ；由督府保送的 “ 优贡 ” ；考举人落榜但名次尚可的 “ 副贡 ” 。此外，还有花钱买来的 “ 例贡 ” ，当然这类算不得正统贡生。

贡生的名额极紧。一个地方的秀才本就稀罕，从中再选贡生，更是大浪淘沙，沙里淘金。如果您不信，请看七十一岁方熬上岁贡的蒲松龄，和六十岁时突然运气爆棚荣获恩贡的莒州书法家贾珣 廪生贾珣 。

这些形形色色的贡生中，含金量最高的当数拔贡。所谓的 “ 拔 ” ，就是拔擢英才之意。拔贡考试在清代早期是六年一考，乾隆七年（ 1742 年）后改为十二年一考，考试流程需要过三关，即省试，礼部复试和朝考。通过朝考的，成绩一等授七品京官或地方知县，二等授教职，三等仅获得 “ 拔贡 ” 功名，可以留国子监读书，以后继续参加乡试考举人功名。

所以拔贡也是清代 “ 五贡 ” 里选拔最严、地位最高的，堪称 “ 贡中之魁 ” 。民间俗语对此形容可谓入木三分： “ 岁贡如老米，恩贡碰皇恩，优贡挑行优，副贡落第人，拔贡方为真贡生。 ”

本文的主角于学谧，就是拔贡，也是清乾隆年间活跃在莒地乃至鲁东南地区的著名才子。因其名气大，学问高，才艺全，所以民间关于他的轶事流传甚广，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传奇色彩愈发浓厚。本文将尝试着以史志为据，把真实和传说的边界厘清一下，看看那些精彩的轶事中，哪些可信度更多，哪些有明显硬伤。

以下纯属个人观点，属于莒文化爱好者之间研究探讨的范畴，特此声明。

（二）

于学谧，字靖之，莒城南于家庄（今莒县刘家官庄镇前于家庄村）人。

关于莒城南于家庄，我在前文 莒县城南傅家庙子传奇【详说莒文化遗迹系列】 提及过。于家庄于氏在莒地望族中颇为独特，除科举成就外还以书画闻名。自八世于心嗣开始，家族中书画名家辈出，代表人物包括于学谧（号小晋）、于湘兰（号香涛）、于长龄（字寿山）、于锡朋（号寿三）、于廷璧（字子谷）、于开先（字少山）、于树封（字疆臣）等人，可谓大师云集。其中于树封的牡丹与庄陔兰书法一度被誉为 “ 莒州书画双绝 ” 。

(图为于树封所绘牡丹图和局部展示，该画为“莒县碧 梧轩画院”藏品，“在莒堂”提供 )

但是，如果在于家的艺术大师中推选一个在科举、书画、诗词等各领域皆成就斐然的六边形战士，那么首选于学谧，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于学谧的祖父正是开创于氏绘画先河的于心嗣。这位老乡绅经常和那些莒地名流一起舞文弄墨，诗歌酬唱，为人比较活络，但于学谧的父亲于檒（ fēng ）则不然 —— 他是一个性格严厉、生活俭朴、做事勤奋认真的秀才，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后来于学谧和弟弟于学训在科举考试中的成绩都很好，这和于檒对他们从小的严格教育是分不开的。

（嘉庆《莒州志》中对于檒的记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他晚年也是个口才很好，爱讲故事的老爷爷）

可是，于学谧和于学训这哥俩显然更多地继承了祖父的名士范儿，个个能写会画，吟诗作赋更不在话下。特别是于学谧，史志书上称其 “ 工诗辞，长书法，性嗜古，藏书甚多，旁及佛学，书画大家 ” ，这近乎完美地契合了一位封建名士的几乎所有特点。

有一则于学谧童年的轶事，说他在十一岁时，父亲于檒发现了他藏在枕头底下的《山海经》，觉着看这种 “ 闲书 ” 是不务正业，大发雷霆，焚书斥子。没想到几日后，于学谧竟然凭着记忆又很快将《山海经》默抄下来，还重新编成了书册，一字不差。

这段轶事即便是真的，也应该有夸大的成分 —— 毕竟《山海经》有三万多字，里面生僻怪字极多，能一字不差地全文默写，对一个十一岁的少年来说着实有点逆天。不过，于学谧的学习和记忆能力打小就很过硬，也确实是事实。

他早年的人生如同开了挂，丝滑又流畅：十二岁时在州试（等于童生试的第一场县试）中夺魁，十六岁正式考取秀才功名，十九岁在生员考核中凭优秀成绩成为廪生，即秀才中的优等生，可以享受官府的人才津贴了。

之后一段时间，有很多资料说他投入北海韩理堂、江南吴玉贽（ zhì ）两位夫子的门下读书，才华显露，名声日隆，是青州、莱州、沂州的三府的名士和文坛里的领军人物，并在督学黄芾组织的考试中得第一。

这些说法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也不排除是讹传或笔误。

首先最显著的一点是，我查了很多资料也没能找到清代山东学政（督学）中有个叫 “ 黄芾 ” 的人，从时间上看倒是能和黄登贤对上号，但黄登贤字云门，号忍庐，实在和 “ 芾 ” 字不沾边，只能存疑。

其次，于学谧拜师的两位夫子中，江南吴玉贽就很令人费解，也是查无此人，倒是同时期江苏有个金石专家叫吴玉搢（ jiàn ）的，不知是不是这个人？若是，那就应该是史料中的笔误了。至于北海韩理堂，就是山东潍县（潍坊即北海故地）的进士韩梦周，字公复，号理堂。这位老先生被罢官后在家乡教书三十余年，和于学谧在其 “ 门下读书 ” 时间线吻合，可信度较高。

（《北海人范》中的韩梦舟，其实我个人感觉他的著作《养蚕成法》影响力更大，没错，这位进士还是个出色的农学家，图片源自网络）

乾隆四十二年（ 1777 年），于学谧迎来了高光时刻。在这年丁酉科考试中，他名列第二，顺利获得拔贡省推资格。名次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还结识了山东学政钱载。这位学政大人的来头不同寻常，是从中央部门直接空降来的 —— 乾隆四十一年即 1776 年，由于时任山东学政的黄登贤突然病故，所以朝廷不得不委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正二品）钱载临时代摄山东学政之职。

有很多资料说钱载后来当了山东巡抚，还对于学谧照拂有加，这就不对了。事实上，钱侍郎在山东的任期很短，第二年的拔贡考试结束后不久，他就卸任回京，官复本职，他这辈子始终从事文教和科举考试选拔工作，从来就没有担任过任何省份的巡抚，但他对于学谧的才华非常认可，这是确凿无疑的，不然不会给他这么高的分数。

很多莒地史志书郑重地记下了钱载的一句话： “ 真正让我心意相通、引为知音的，只有于学谧这一个年轻人罢了（得心契者，惟于生一人耳）。 ”

（嘉庆《莒州志》里的原文）

这是一句极高的评价。抛却行政职务，钱载本人还是乾隆朝诗坛 “ 秀水派 ” 领袖，著名大儒，在各地主持过多场科举考试，可谓阅人无数，所以这句评价不但认定了于学谧在青莱沂三府士子中的引领地位，还掺杂着忘年交的味道，超越一般的考官考生关系了。

问题是，钱载到底有没有说过这句话？

从目前搜集查阅到的资料来看，钱载和于学谧之间没有诗词唱和，于学谧的《焚余诗草》等作品集里也没有钱载的题跋。这句话最早见于嘉庆《莒州志》，于学谧的弟弟于学训也参与了修志 —— 于学训是举人，而且就凭当时于氏家族的威望和底蕴，他既不会也没必要去杜撰这么一条醒目的评语，所以搞不好这条口头语录之前就在莒州文人圈里流传多年。还有资料记载，钱载曾赠送于学谧题曰 “ 凤阁先声 ” 的匾额，我没能查阅到相关图片，看来这块匾额佚失了，但也不能就认为不存在。

综合以上分析，我觉得这句评语存在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

（钱载即便身居高位依然两袖清风，在退休后生活渐贫，晚年以卖画为生，家徒壁立，清贫度日，擅水墨兰竹，画风简淡古雅，于 1793 年去世，享年 83 岁。图片源自网络）

（三）

人生的戏剧性在于，高光之后有时会紧接低谷。

按照考试流程，乾隆四十三年即 1778 年，于学谧进京参加礼部复试和戊戌科朝试。他先是通过了礼部复试，第二关，过！

随后在朝试中，他的最终成绩为三等，无缘一二等的官职拣选，等于跳级失败，形同落第，只能按部就班，继续备考举人。

这个结果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尽管朝考的竞争确实激烈，但大家还是觉着凭于学谧的才名，考取二等教职还是问题不大的。

关于这次考试不尽如人意的原因，我查阅到的多数资料都归咎为 “ 应酬致病 ” ，说于学谧这次入京后，因才名太盛，各类唱酬交际沙龙纷至沓来，索求墨宝者络绎不绝，加之他体质孱弱，这么一圈圈地忙活下来，不堪其劳而病倒，最终强撑入考场，发挥失常落第。

这类说法很符合大众喜好的 “ 天妒英才 ” 类悲剧叙事，流传甚广。而且从逻辑上看也非常合理，毕竟于学谧在入京之前就得到钱载的高度评价，可谓是本科朝考的种子选手，不少人来提前结个善缘也是人之常情。至于导致他因应酬过多而致病，只能说时运不济，让人惋惜无奈了。

不过，我从于学谧自己及其友人的诗文中，却得出了和上述不一样的结论。

于学谧生平著作很多，但仅有《焚余诗草》传世，最初为清乾隆荣庆堂刻本，后由其裔孙于少山先生整理后，于民国二十二年铅印出版，是了解于学谧作品风格和思想见解的第一手资料。

在《焚余诗草》的附录中，收录了于学谧的友人伍稻云创作的一篇短文，名为《和章并序》。我把部分段落翻译成白话文，内容大致如下：

戊戌年暮春，我因参加朝考来到京城，在西河郡邸遇见我东海同年于靖之（就是于学谧，东海泛指当时莒州日照一带）。两人一对视就笑了，心意相通，毫无隔阂，各自拿出自己的诗给对方看，嗯，不错，臭味相投 …… 到了五月夏天，靖之先去应礼部试，结果没被列入拣选名单。我心想他必定懊恼难堪，正打算去安慰他，谁知靖之已经收拾行装要回山东，反倒来我寓所告别 —— 那天他穿着夏布衣、摇着羽扇，谈笑安然，一点恼色都没有，还说： “ 咱们这种人的胸襟，难道去跟名利争得失吗？何况身子骨正结实，往后怎么样还不一定呢。 ” 我很佩服他见识豁达，一般人比不了 ……

通过这段回忆描述，我们至少能确认两件事：

第一，于学谧自始至终就没提自己生病这件事，从他的举手投足来看，也不像是尚在病中或大病初愈非常虚弱的状态，而且三日后还和伍稻云饮酒告别， “ 激昂慷慨，兴会淋漓，夕阳西下始罢 ” ，感觉他的精力体力都不错；

第二，于学谧本人对这次落第看上去心态很正，表示不计较一时的名利得失（我辈襟期，宁与名利争得失哉），甚至有点完成任务如释重负的样子，刚考完试，还没等留国子监读书的手续办完，就迫不及待收拾行李要走人了。

但如果我们再仔细研读一下于学谧的诗文，就会发现在这种豁达之下，实则藏着深深的失落，一点也不像他面上表现得这般潇洒。

在《焚余诗草 · 自序》里，于学谧坦言自己四处游学，尝尽了奔波艰难，参加考试屡次落第，心里总觉得有一股郁结不平之气，喷薄得压不住（觉其中有勃郁不可遏者） ……

在《简诸同好》《与伍稻云别》《下第后宁阳道中》等诗作的字里行间，他更是流露出了满腔沮丧和郁闷 ——

“ 十年儒术未为珍，千里征衣漫惹尘 ” ，苦学十年也没被朝廷当宝贝，千里迢迢跑来又只能灰溜溜地回去；

“ 金门有路通霄汉，贱子无才负圣明 ” ，听上去更像是自嘲，谁叫我没才华呢，有负皇恩惭愧啊惭愧；

“ 最是不堪回首处，秋风榜下卖题名 ” ，对这次经历都到了不堪回首的程度了，真是心如刀割，气到胸闷 ……

伍稻云在《和章并序》无意中还提到了一件事，说自入京到五月开考这一百天左右，尽管离于学谧住的地方并不远，但二人却很少见面，直到考试成绩出来后，于学谧才带着纸笺急匆匆地跑来找伍稻云等几个好友，互赠诗词墨宝留念 …… 这恰恰说明，之前于学谧这人对考试的态度非常端正，多数时间一直在闭门读书，用心备考，没多少闲工夫去搞应酬。作为一名科考场的老手，于秀才很清楚这个时候是容不得半丝玩世不恭的。

至于应酬致病论，我个人估计是后人为强化 “ 悲情才子 ” 的人设而添油加醋的演绎。我承认这种讲述确实很精彩曲折，更吸引人，但实际上大概率没那么复杂。

于学谧的确是三府之地的才子名士，但到了朝考这个级别，对手同样也是来自全国各省的才子名士，最终录取名额又很少，落第实属正常。我这么说没有丝毫贬低于他的意思 —— 恰恰相反，正是这种考前认真准备、落第后强忍失落大大方方和友人道别、归途又在诗中尽情宣泄苦闷的样子，才更彰显出一位封建士子在理想与现实夹缝中苦苦挣扎的正常状态，比单一的 “ 病弱 ” 形象更为真实丰满，丝毫不会影响后人对他的敬仰之情。

世事维艰，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另外，通过伍稻云在短文中形容自己 “ 白眼向天，拔剑斫地，嵚（ qīn ）崎历落，为人所笑 ” 的精神状态来看，这位仁兄在这次朝考中显然也没能进一二等，和于学谧一样，铩羽而归。

（四）

乾隆四十六年（ 1781 年），年仅三十岁的于学谧英年早逝，令人扼腕痛心。

关于他离世的原因，据传是因为他的妻子白玉女士先亡，由于夫妻二人多年来伉俪情深，导致于学谧悲痛过度，加之原本体弱，所以很快就撒手人寰，随之而去。

这个说法我没找到确凿证据，但也合乎情理。因为白玉女士在很多资料上都被形容为才女， “ 通经史，工韵律，书法绘画，无不涉猎 ” ，日常和于学谧夫唱妇和，堪称绝配。

至于白玉的出身，不同资料有不同说法。其中的主流观点，是说她是当朝宰相刘墉的侄女，刘墉是诸城人，对于学谧不陌生，爱慕其才就把侄女嫁给了他，后来于学谧能投身韩理堂等夫子门下读书，也是亏了妻子的引荐。

（刘墉因为《宰相刘罗锅》这部电视剧而闻名，其实严格说清代没有宰相这个职务，刘墉的最高官职是体仁阁大学士，另外史书记载他 “ 体貌丰伟，声如洪钟 ” ，考古推算他身高接近一米九，且脊椎无驼背病变，年轻时是个绝对的帅哥。 图片源自《宰相刘罗锅》剧照）

这个说法流传很广，只是刘墉本人的亲兄弟只有刘堪一人且早亡，刘堪仅遗一子叫刘镮之，如果真有个侄女的话，也只能算是老家里的远房侄女了。相较之下，我觉着另一说更为精确可信：于学谧有两位太太，长房为陈家春生秀才陈有相之女陈氏，二房就是白玉，她是诸城逄（ páng ）戈庄监生刘秉巽（ xùn ）之女。逄戈庄是刘墉故里，刘秉巽先生或是刘墉的远房族亲，而这也算是印证了我在前面的猜测。

于学谧的一生，如流星划过，短暂而璀璨。

拨开传说轶事里的缭绕云雾，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才华横溢又渴求上进的年轻士子在踯躅前行。他的诗作遗稿，连同那些被澄清或未被澄清的轶事，如今都化作了一缕墨香，沉淀在莒地的文化记忆里，让后人在翻阅史志时，依然能感受到那份穿越两百余年、温热而真实的生命气息。

于学谧只生有一子于湘兰。于湘兰近乎完美地继承了父亲的特长，善书画，精诗文，道光年间成为岁贡，曾出任文登县训导。更有趣的是于湘兰的儿子于长龄（字寿山），后来也成为莒地书画大家，并在同治年间获恩贡。

祖孙三代，三位名士，三位贡生，一门风雅，传为美谈。

佩服！

( 供稿： 林晓杰，AI配图：贾立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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