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亮起来的时候,我正在厨房切菜。
那条微信消息是母亲发来的,只有短短几行字,却像一把刀子扎进我心里:“你堂姐周秀兰又来找你爸借钱了,这次开口就要两万。你爸心软,已经转给她了。”
我放下菜刀,手指上还沾着葱花碎末,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
客厅里传来父亲看电视的声音,是那种老掉牙的抗战剧,枪炮声震天响。我擦了擦手走出去,看见父亲窝在沙发里,脚边放着半瓶白酒,茶几上摊着一包花生米。
“爸,你又给堂姐钱了?”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一些。
父亲头也没回,眼睛盯着电视屏幕:“她是你堂姐,遇到难处了,帮一把怎么了?”
“她哪个月不来借钱?上次说是交房租,上上次说是看病,这次又是什么理由?”
“她说想做个手术,腰间盘突出,疼得下不了床。”父亲终于转过头看我,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疲惫,“秀兰也不容易,一个人在外地,无依无靠的。”
我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别发火。
周秀兰是我堂姐,七一年的,今年五十五岁了。她比我大整整一轮,小时候我还跟在她屁股后面叫姐姐。那时候她是家族里的骄傲,长得漂亮,成绩也好,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业后留在城里工作。
可后来一切都变了。
离婚、失业、欠债、生病……她的人生像是坐上了一辆失控的下坡车,越滑越快,越滑越深。
而我父亲,就是那个一直在下面试图接住她的人。
“爸,你一个月退休金才四千多,你自己还要吃药,还要生活,你把钱都借给她了,你自己怎么办?”我坐到父亲身边,声音放软了一些。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拿起遥控器把电视音量调小:“我也知道不该一直给,可她每次打电话来都哭,说实在没办法了。你说我不管她,谁管她?”
这句话让我心里堵得慌。
是啊,谁管她呢?
她的父母早就去世了,唯一的弟弟在国外定居,一年到头也联系不上几次。前夫那边更是断了往来,孩子跟着前夫,据说也已经很多年没见过她了。
她就像一根被风吹断的树枝,飘在半空中,不知道会落到哪里。
我拿起手机,翻到堂姐的微信头像。她的头像是一朵粉色的荷花,看起来岁月静好,可我知道这背后藏着多少不堪。
聊天记录里全是她发来的消息,大部分都是借钱的信息,偶尔夹杂几句节日问候。我往上翻了翻,发现上一次我们正常聊天已经是去年春节的事了。
“秀兰姐,你最近身体怎么样?”我打了一行字,想了想又删掉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说她不该再找我爸借钱?这话我说过很多次了,每次她都答应得好好的,说这是最后一次,可没过多久又会故态复萌。
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从来不愿意多说,只是含糊地说自己遇到了困难。
也许我该去看看她。
这个念头突然冒出来,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和堂姐虽然同在省城,但已经快两年没见过面了。上次见面还是前年冬天,她约我在一家小饭馆吃饭,点了三个菜,花了不到一百块钱。那顿饭吃得有些尴尬,我们之间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了。
她聊她的病痛和困境,我聊我的工作和家庭,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轨迹在那一刻交汇,却找不到任何共鸣。
吃完饭分别的时候,她站在路边看着我打车,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羽绒服,头发随意扎在脑后,脸上已经有了很深的皱纹。
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她已经老了。
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堂姐,已经被生活磨去了所有的棱角。
“我去看看她吧。”我对父亲说。
父亲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也好,你去看看她到底什么情况。要是真有什么难处,咱们能帮就帮一把。”
我没说话。
帮?怎么帮?这些年我们已经帮得够多了。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一直在帮这个侄女。她上大学的时候,父亲资助过学费;她结婚的时候,父亲随了一份厚礼;她离婚的时候,父亲帮她找律师;她失业的时候,父亲四处托人给她介绍工作。
可这一切好像都没有用。
她依然在生活的泥潭里挣扎,而且越陷越深。
第二天一早,我开车去了堂姐租住的地方。
那是一个老旧的城中村,狭窄的巷子里堆满了杂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我把车停在村口,按照导航找到她住的那栋楼。
那是一栋六层高的自建房,外墙斑驳,楼梯间昏暗潮湿。我爬上四楼,敲响了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
里面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然后是堂姐沙哑的嗓音:“谁啊?”
“姐,是我,周宇。”
门开了,一股药味扑面而来。
堂姐站在门口,穿着一件宽松的睡衣,头发乱糟糟的,脸色蜡黄。看到是我,她明显愣住了,眼睛里闪过一丝慌乱。
“小宇?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我挤出一个笑容,“不欢迎吗?”
“欢迎欢迎,快进来。”她侧身让开门口,有些局促地用手拢了拢头发。
我走进屋子,环顾四周。
这是一个很小的单间,大概只有二十平米左右。一张单人床靠着墙,床头堆满了衣服和各种杂物。窗户旁边摆着一张破旧的书桌,桌上放着几个药瓶和一个电热水壶。墙角有一个简易衣柜,柜门半开着,露出里面寥寥几件衣服。
整个房间阴暗潮湿,空气里混合着药味、霉味和油烟味。
“地方小,你别介意。”堂姐说着,从床边拉出一把折叠椅,“坐吧,我给你倒水。”
“不用麻烦了,姐。”我坐下来,看着她忙活。
她从桌子上拿了一个杯子,用开水烫了烫,然后倒了杯白开水递给我。我看到她的手有些抖,指甲缝里还有没洗干净的黑渍。
“姐,你最近身体怎么样?”我接过水杯,试探性地问。
“还行,就是腰不太好,老毛病了。”她在我对面的床上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姿态有些拘谨。
“我听我爸说你打算做手术?”
她愣了一下,然后苦笑了一下:“是有这个打算,不过手术费太贵了,我还在攒钱。”
“要多少钱?”
“医生说大概要两三万,加上后续的康复费用,可能要四五万。”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地面,不敢与我对视。
我沉默了一会儿,不知道该说什么。
四五万块钱,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大数目,但对于现在的堂姐来说,却是一笔天文数字。
“姐,你现在有工作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之前在一家餐馆洗碗,干了两个月,腰受不了,就不干了。现在偶尔接点手工活,一天能挣个三四十块钱。”
三四十块钱。
我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心里像是被人狠狠揪了一下。
五十五岁,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车,住在城中村的出租屋里,靠做手工活勉强维持生计。
这就是我堂姐现在的生活。
“那你每个月的生活费……”
“房租八百,加上水电费,差不多一千块。吃饭的话,我一般都自己做,花不了太多。”她顿了顿,声音越来越小,“有时候实在不够了,就找你爸借一点。”
“姐,”我终于忍不住开口,“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眶有些泛红:“我知道,可我还能怎么办呢?我这个年纪,又没什么技能,谁会要我?”
“你可以找个轻松一点的工作,比如超市理货员、保洁什么的。”
“我试过了,人家嫌我年纪大,要么嫌我身体不好。前段时间我去面试一个小区保洁的工作,对方一看我的体检报告就不要我了,说我腰椎有问题,干不了重活。”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可正是这种平静,让我觉得更加心酸。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我问。
她沉默了很长时间,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我也不知道。”最后她这样说,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里,“走一步看一步吧。”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事。
那时候我还很小,大概七八岁的样子。过年的时候,堂姐从省城回来,穿着时髦的衣服,烫着卷发,涂着口红,整个人闪闪发光。她给我带了很多礼物,有玩具汽车,有巧克力,还有一套精装版的《十万个为什么》。
我记得她蹲下来摸我的头,笑着说:“小宇要好好读书,以后考到省城来,姐姐带你玩。”
那时候的她,眼里有光,脸上有笑,整个人充满了朝气。
可现在的她,眼里的光熄灭了,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只剩下满脸的沧桑和疲惫。
“姐,你还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的话吗?”我突然问道。
她愣了一下:“什么话?”
“你说让我好好读书,考到省城来,你带我玩。”
她听了,嘴角扯出一个苦涩的笑容:“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我都忘了。”
“我没忘。”我看着她说,“那时候我觉得你好厉害,在大城市上班,见多识广,什么都知道。我一直把你当成榜样。”
她低下头,肩膀微微颤抖:“别说了,我现在这个样子,还有什么资格当别人的榜样。”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她抬起头,眼角有泪光闪烁,“小宇,你不懂,有些事情一旦走错了路,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那天下午,我在堂姐那里待了两个多小时。
她跟我讲了她这些年的经历,断断续续的,像是拼凑一幅破碎的画。
大学毕业之后,她在省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一家公司做行政。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前夫,一个看起来很老实本分的男人。两个人谈了半年恋爱就结婚了,婚后不久就有了孩子。
本以为日子会这样平淡而幸福地过下去,可没想到前夫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不仅输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她劝过、闹过、哭过,甚至带着孩子回娘家住了一段时间,可最终还是没有改变什么。
离婚的时候,她什么都没要,只要了孩子的抚养权。可前夫的家人不同意,说她没有经济能力养孩子,硬是把孩子抢走了。
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
“我儿子现在应该二十六了,也不知道长什么样了。”她说着,眼泪终于落了下来,“他小时候特别可爱,白白胖胖的,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我递了一张纸巾给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的话。
她擦了擦眼泪,继续说:“离婚之后我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工作换了好几个,没有一个干得长的。后来身体也越来越差,腰疼、胃疼、头疼,浑身上下都是毛病。”
“你没想过再找个人吗?”
“找过,都不合适。”她摇摇头,“我这个年纪,离过婚,没房没车没存款,谁会要?再说了,我也不想再拖累别人了。”
“姐,你不是拖累。”我认真地说,“你只是暂时遇到困难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悲凉:“小宇,你不用安慰我,我自己是什么样子,我心里清楚。”
从堂姐那里回来之后,我一整晚都没睡好。
脑海里反复浮现着她那张憔悴的脸,和她住的那个阴暗潮湿的小房间。我想象着她一个人坐在那里,对着四面墙壁发呆的样子,心里就难受得不行。
第二天早上,我给父亲打了个电话,说了堂姐的情况。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父亲叹了口气:“我就说她过得不容易,你看是不是。”
“爸,我们不能这样下去了。”我说,“你给她再多钱也没用,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那你说怎么办?”
“我想帮她找个工作,让她重新站起来。”
父亲听了,有些犹豫:“她能干什么?她那个身体……”
“总会有适合她的工作的。”我说,“关键是她要有重新开始的勇气。”
挂了电话之后,我开始在网上帮堂姐找工作。
我筛选了很多岗位,排除了那些需要体力的、需要长时间站立的、需要频繁出差的。最后锁定了几个比较合适的岗位:社区图书管理员、便利店收银员、家政服务人员。
我把这些信息整理好,发给了堂姐。
她很快回复了:“谢谢你,小宇,我会考虑的。”
可我等了好几天,都没有等到她的进一步消息。
我忍不住又给她打了个电话:“姐,那几个工作你去看过了吗?”
“还没。”她的声音有些含糊,“这几天腰疼得厉害,下不了床。”
“要不要我陪你去医院看看?”
“不用不用,我吃点药就好了。”
我能感觉到她在敷衍我,但我没有拆穿。
也许她并不是真的不想工作,而是害怕。害怕被拒绝,害怕做不好,害怕面对外面的世界。毕竟她已经躲在自己的壳里太久了,久到忘记了该怎么走出去。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隔三差五就会给堂姐打个电话,问问她的情况。有时候她会接,有时候不接。接了也只是随便聊几句,然后就匆匆挂断。
我知道她在逃避,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她。
直到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了堂姐的电话。
电话那头,她的声音听起来很不对劲:“小宇,你能不能过来一趟?”
“怎么了,姐?”
“我……我觉得我快撑不住了。”
我心里一惊,抓起车钥匙就往外跑。
一路上我闯了两个红灯,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点,再快点。
到了她住的地方,我使劲拍门:“姐,开门,是我!”
门开了,堂姐站在门口,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她穿着一件单薄的睡衣,整个人瘦得脱了形。
“姐,你怎么了?”我扶住她,感觉她浑身都在发抖。
“没事,就是有点头晕。”她虚弱地说,“可能是低血糖犯了。”
我把她扶到床上坐下,翻遍了整个屋子,只找到半袋饼干和一包白糖。我赶紧给她冲了一杯糖水,看着她喝下去。
过了好一会儿,她的脸色才稍微好了一点。
“你多久没吃东西了?”我问。
她低着头不说话。
“姐,你到底怎么回事?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别一个人扛着。”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着我,眼眶通红:“小宇,我不想活了。”
这句话像一记重锤砸在我心上。
“你说什么傻话!”我几乎是吼出来的,“你才多大,说什么死不死的!”
“我真的撑不下去了。”她的眼泪一颗颗滚落下来,“我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房子,什么都没有。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你有我,有我爸,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可我不能一辈子靠你们啊。”她捂着脸哭了起来,“我也想好好活着,可我不知道该怎么活。我试过了,我真的试过了,可每次都失败了。”
我坐在她身边,看着她哭,心里五味杂陈。
我知道她说的都是实话。这些年她确实努力过,可命运似乎总是跟她开玩笑,每次她刚要站起来,就会被狠狠地打倒。
“姐,你还记得小时候吗?”我轻声说,“有一年夏天,我们去河里抓鱼,你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流了好多血。你坐在地上哭,我说背你回去,你不肯,非要自己走。你说,周秀兰没那么容易被打倒。”
她抬起头看着我,泪眼朦胧。
“那时候的你多坚强啊。”我继续说,“现在怎么就放弃了呢?”
“不一样,那时候年轻。”
“有什么不一样的?你还是你,周秀兰还是周秀兰。”我握住她的手,“姐,人生还长着呢,你不能就这么认输了。”
那天晚上,我在堂姐那里待到很晚。
我跟她聊了很多,关于过去,关于现在,关于未来。我告诉她,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陪在她身边。
临走的时候,她对我说:“小宇,谢谢你。”
“谢什么,你是我姐。”
“我想试试。”她突然说,“我想试着重新开始。”
我看着她,看到她眼里又重新燃起了一丝微光。
“好,我陪你。”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认真地帮堂姐规划未来。
我先是带她去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该治疗的治疗,该调理的调理。医生说她的腰确实有问题,但还没严重到需要手术的地步,可以通过物理治疗和康复训练慢慢改善。
然后我帮她报了一个职业技能培训班,学习基本的电脑操作和办公软件使用。她学得很慢,但很认真,每天都会练习到很晚。
三个月后,堂姐通过了一家社区服务中心的面试,成为了一名档案管理员。工资不高,一个月三千出头,但胜在工作轻松,离家也近。
她搬出了那个城中村,在社区附近租了一个干净整洁的小单间。
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那天,她给我打了个电话,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小宇,我发工资了!”
“恭喜你啊,姐。”
“我想请你和你爸吃顿饭,感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好啊,什么时候?”
“就这周末吧,我订好了饭店给你发地址。”
周末那天,我带着父亲去了堂姐说的那家饭店。
那是一家很普通的家常菜馆,装修简单,但干净卫生。堂姐早早就在那里等着了,穿了一件崭新的碎花衬衫,头发也剪短了,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不少。
“叔叔,小宇,快坐。”她笑着招呼我们,脸上有了久违的红润。
那顿饭吃了将近两个小时,气氛很好。堂姐跟我们讲了她在社区工作的事,说同事们都很好相处,领导也很照顾她。她还说准备存钱买一辆电动车,这样上下班方便一些。
父亲喝了几杯酒,眼眶有些湿润:“秀兰,你能重新站起来,叔叔真的很高兴。”
堂姐端起酒杯,眼圈也红了:“叔叔,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要不是你和弟弟,我可能早就……”
“别说那些话。”父亲打断她,“咱们是一家人,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我看着他们,心里涌起一股暖意。
也许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候会把人逼到绝境,但只要还有一丝希望,就总能找到出路。
吃完饭结账的时候,堂姐坚持要自己付钱。她从钱包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递给服务员,动作有些笨拙,但眼神坚定。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她变回了从前那个周秀兰。
那个摔倒了自己爬起来的小姑娘。
那个跟我说要带我去玩的姐姐。
回家的路上,父亲坐在副驾驶座上,望着窗外的霓虹灯,久久没有说话。
“爸,你在想什么?”我问。
“我在想,人这一辈子啊,真是说不准。”他缓缓说道,“有些人一帆风顺,有些人坎坎坷坷。但只要自己不放弃,总会有出头的那一天。”
我点点头,没有接话。
车子驶过一座桥,桥下的江水在月光下泛着粼粼波光。远处的城市灯火通明,无数个窗口亮着温暖的光。
每个窗口后面,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故事。
有的故事悲伤,有的故事欢喜,有的故事正在走向圆满。
我不知道堂姐的故事最终会走向何方,但我知道,她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前进。
这就足够了。
不是吗?
两个月后的一天,我又去看了堂姐。
她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新工作,甚至还参加了社区的文艺队,每周三晚上去跳广场舞。她瘦了一些,但气色很好,脸上的皱纹似乎都舒展开了。
“姐,你现在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我笑着说。
“少贫嘴。”她嗔怪地瞪了我一眼,但嘴角的笑意藏不住,“对了,我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我儿子联系我了。”
我愣了一下:“真的?”
她点点头,眼眶有些泛红:“他辗转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加了我的微信。他说他想见见我。”
“那你答应了吗?”
“答应了。”她吸了吸鼻子,“约了下周末见面。”
“太好了,姐。”我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怪我。”她低下头,声音有些哽咽,“毕竟这么多年我没在他身边。”
“他不会怪你的。”我说,“你是他妈妈,血缘关系是割不断的。”
她抬起头,擦了擦眼角:“希望吧。”
那天离开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堂姐住的地方。
那是一栋普通的居民楼,外墙刷着淡黄色的涂料,阳台上晾着几件衣服。楼下有一个小花园,种着几棵桂花树,微风拂过,送来阵阵花香。
堂姐站在阳台上朝我挥手,夕阳的余晖洒在她身上,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我按了按喇叭,然后发动车子离开了。
后视镜里,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转角处。
我想起了一句话: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本书,有的人写得精彩纷呈,有的人写得平淡如水,有的人写到一半差点写不下去。
但只要还没有写完,就永远有机会改写结局。
堂姐的人生,也许前半部分写满了坎坷和辛酸,但后半部分,我相信她会写得越来越好。
因为她是周秀兰。
那个摔倒了自己爬起来的小姑娘。
那个永远不会被打倒的周秀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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