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年我调任当区长，发现政府办主任竟然是我初恋，我笑了

05年我调任当区长，发现政府办主任竟然是我初恋，我笑了

我到现在都记得2005年3月17号那天。

春寒还没完全退，区政府大院门口那两棵老槐树刚冒出一点绿芽，风一吹，干巴巴的。我下了车，拎着公文包往办公楼走，心里没什么波澜。调任这种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从邻县过来，级别没变，还是正处，换个地方继续干。我今年三十九，头发还没怎么掉，肚子微微有点起来，西装是去年在市里商场打折买的，穿了两次，袖口磨了点毛边。

新岗位，新班子，我提前做了功课。班子成员的名字、履历、大概性格，我都过了一遍。政府办主任叫周文静，女，三十七岁，本地人，在区政府办公室干了十二年，从科员一路熬上来。履历干干净净，没什么特别出彩的，也没什么硬伤。中规中矩。

我笑了笑。周文静。这名字太普通了，全国得有几十万个。我想起自己高中时候也认识一个叫周文静的，当然不可能是同一个人。那个周文静，我最后一次见她是1990年夏天，她穿着碎花裙子站在火车站的站台上，火车开走的时候她没哭，就那么站着，站台上人多，她瘦瘦小小的，被挤来挤去，最后变成一个小点。

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

我进了办公楼，二楼会议室里班子成员已经坐得差不多了。组织部的同志在介绍我，我推门进去，照例握手、寒暄、落座。轮到政府办主任的时候，我抬头看了一眼。

她站起来，穿一件深蓝色的职业套装，头发挽在脑后，脸上化了淡妆，比十五年前胖了一点，脸颊没那么尖了，但那双眼睛没变。

我愣了一下。

她也愣了一下。

然后她笑了，很职业的那种笑，伸手过来："欢迎张区长到我们区工作，我是政府办主任周文静。"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比以前粗糙了，指节上有几处细小的茧子。我笑了，是真笑了，不是刚才那种应付的笑。

"你好。"我说。

那天晚上的接风宴，我没怎么喝酒。不是不想喝，是怕喝多了出事。周文静坐在主桌旁边负责倒酒、布菜、照顾场面，动作利落，话不多，偶尔抬头看我一眼，又很快移开。

散了席，我让司机先回去了，自己沿着区政府后头那条河走了一圈。河边的路灯昏黄，水面映着光，一晃一晃的。我摸出烟来点了一根，深吸一口，慢慢吐出来。

周文静。

真的是她。

我想起高三那年冬天，晚自习下课，我们从学校后门溜出来，在河边的堤坝上坐了一整夜。那时候这条河还没整治，水发黑，有股腥臭味，但我们不在乎。她靠在我肩膀上，说她想考去南方念大学，离这个北方小城远一点。我说好啊，我陪你一起考。

后来她考上了广州的一所大学，我差了十几分，留在了本省的一所师范。她走的那天我去送站，就是火车站那个场景。她说你保重，我说你也是。她上了车，我从车窗递进去一袋她爱吃的糖炒栗子，还热着。

再后来，信越来越少。大一的时候一个月一封，大二变成两个月一封，大三就没有了。不是突然断的，是慢慢淡的，像一杯茶放凉了，你再想喝，已经没味道了。我理解。人在不同的地方，过着不同的生活，总要有个尽头。

我毕业后考了公务员，从乡镇的办事员干起。她毕业后回了本省，据说考进了省城的机关，后来又调回了地方。我们各自走各自的路，中间偶尔从同学那里听到一点她的消息，零零碎碎的，拼不出一个完整的人。

没想到兜兜转转，在这里碰上了。

第二天正式上班，周文静来我办公室汇报工作。她带了一摞文件，放在我桌上，一项一项说，条理清晰，语气平稳。我坐在办公桌后面，看着她，脑子里却全是十八岁时候的她。那时候她扎两个辫子，笑起来露出一颗虎牙，说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张区长，您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她问。

我回过神来："没有，你安排得很好。"

她点点头，转身出去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没回头，说了一句："你比那时候胖了。"

门关上了。

我笑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对外，我是区长，她是政府办主任，上下级关系，公事公办。她把办公室管得井井有条，我的行程、会议、接待、文件流转，从来没有出过错。私下里，我们几乎没有交流。偶尔在走廊碰上，点点头就过去了。

但我注意到一些细节。

她记得我不喝浓茶，每次开会给我泡的茶都是温的、淡的。她记得我胃不好，有次接待外地考察团，午饭安排在一家川菜馆，她提前跟服务员交代了不要放辣。她记得我爱吃区政府斜对面那家早餐店的豆腐脑，有天早上开会，她顺手给我带了一碗，放在我桌上，什么都没说。

这些事她没提过，我也没说破。但心里是暖的。

五月份，区里出了件大事。

区属的国营纺织厂要改制，涉及八百多号工人的安置问题。厂子连亏了六年，账面上一塌糊涂，工人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了。市里下了死命令，年底前必须拿出方案。我带着工作组进驻了半个月，开了无数场座谈会，工人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周文静全程跟着我。她负责记录、整理材料、协调各方，每天加班到半夜。有天晚上十点多，我们两个在厂区的临时办公室里对着一堆数据发愁。外面工人们在院子里吵吵嚷嚷，有人喊着要见区长。

我揉了揉太阳穴，觉得头疼。

周文静递过来一杯水，说："你先歇会儿，我去跟他们聊聊。"

我拦住她："别去了，外面乱。"

"我在这片长大，他们认得我。"她拿起外套走出去了。

我透过窗户看她。她站在人群前面，没有拿麦克风，就那么站着，跟工人们说话。声音不大，但一句一句，工人们慢慢安静下来。我不知道她说了什么，但半个多小时后，人群散了。

她回来，脸上没什么表情，坐下来继续整理材料。

"你跟他们说什么了？"我问。

"我说张区长不是来卖厂子的，是来帮大家找活路的。我说你们闹可以，但别把能帮你们的人赶走了。"她头也没抬。

我看着她，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那之后，我们之间的气氛变了。不是突然变的，是像春天的冰面，底下在化，表面上看不出来。开会的时候她还是会先叫我"张区长"，但偶尔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她会叫我的名字。张建国。这三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跟十五年前一样。

六月中旬，区里开人代会。会期三天，最后一天晚上有个闭幕晚宴。宴席散了之后，几个班子成员说去KTV唱歌，我也被拉去了。周文静本来要回家，被副书记硬拽了进去。

包厢里灯光昏暗，有人唱歌，有人划拳，闹哄哄的。我坐在角落里，没怎么动。周文静坐在我旁边，也不说话。唱到后来，有人点了首《朋友》，一屋子人跟着吼，震得耳朵疼。

她忽然凑过来，在我耳边说："走吧。"

我站起来，跟副书记打了个招呼，说有点累，先回去了。他摆摆手，醉醺醺地没多问。

出了KTV，外面的空气一下子清爽了。初夏的晚上，风里带着槐花的味道。我们沿着人行道往前走，谁都没说话。走了大概十分钟，她忽然开口。

"你那时候为什么不给我写信了？"

我没想到她会问这个。愣了一下，说："我写了，你没回。"

"不可能。"她停下来看着我，"我一封都没收到过。"

"我写了三四封，寄到你学校，用的就是你知道的那个地址。"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大二下学期搬了宿舍，信箱换了。可能……寄丢了。"

"可能吧。"

我们继续往前走。路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那你呢？"我问，"后来怎么回本省了？"

"毕业那年广州工作不好找，家里又催我回来考公务员。我妈那时候身体不好，我爸一个人照顾不过来。"她顿了顿，"回来之后就一直在这边，没再动过。"

"挺好的。"我说。

"挺好的？"她笑了笑，有点苦，"一个地方待了十二年，从二十多岁到快四十，每天就是开会、写材料、协调关系。有时候想想，跟当年想逃离的那个小城也没什么区别。"

我没接话。我知道她说的是心里话，不是抱怨，只是陈述。

"你呢？"她问，"这些年怎么样？"

"就那样。干过乡镇，干过县里，结婚，离婚，调到这儿。"

她停下了脚步，转头看我："离婚？"

"前年离的。"我说，"没什么大波澜，两个人都觉得不合适，好聚好散。"

"孩子呢？"

"没有。"

她点点头，没再问。

我们走到区政府家属院门口。我住在院里一套两居室的周转房，她住在老城区。她说打车回去就行，我拦了一辆，看着她上车。车开走了，尾灯消失在路口。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她的脸，十五年前和现在的，叠在一起。我想起她刚才说的那句话——"跟当年想逃离的那个小城也没什么区别"。

我忽然觉得，我们两个其实是一类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走着，走得不算差，但心里总有个地方是空的。

七月份，区里开始筹备纺织厂改制的听证会。这是个大动作，市里盯着，省里也关注。我压力很大，每天睡不到五个小时。周文静也瘦了一圈，眼圈总是黑的。

听证会定在7月28号。头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改发言稿，改到凌晨一点多。她进来送咖啡，看到我桌上摊着的材料，站了一会儿。

"你还在改？"她说。

"最后一遍。"我揉了揉眼睛。

她没走，拉了把椅子坐在我对面。

"建国，"她很少这么叫我，一叫我就知道她要说正事了，"听证会上工人肯定会提很多尖锐的问题，你要有心理准备。有些问题我们确实答不上来，不要硬答，承认就行。他们不怕你不知道，怕你骗他们。"

我看着她。灯光下她的脸色不太好，嘴唇有点干。

"你先回去睡吧。"我说。

"你几点走？"

"改完就走。"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看我："那我也等你。"

我笑了："你等什么，又帮不上忙。"

"我等你一起走。"她说完就出去了。

那天我两点半改完，收拾东西出来，她果然还在外面的大办公室里，趴在桌上睡着了。我轻轻推了她一下，她醒了，迷迷糊糊地站起来，跟我一起下楼。

外面下着小雨，夏天的夜雨，凉丝丝的。我们撑一把伞往家属院走。伞不大，两个人挤在一起，肩膀挨着肩膀。

"文静。"我忽然叫她。

"嗯？"

"如果当年那些信没丢，你觉得我们会不一样吗？"

她没说话。走了几步，才轻声说："没有如果。"

听证会开了一整天。比我预想的还要激烈。工人们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有的问安置费怎么算，有的问新厂能不能优先录用老工人，还有的直接问"你们当官的到底拿了多少好处"。场面几次差点失控，都被周文静和工作人员稳住了。

最后我做了一个决定——当场承诺三件事：第一，安置方案必须让工人代表参与制定，不能闭门造车；第二，新厂如果投产，原厂工人有优先录用权；第三，改制过程中的所有账目，全程公开，接受监督。

台下安静了几秒钟，然后有人鼓掌。掌声不大，但持续了很久。

散会后，我靠在后台的椅子上，浑身像散了架。周文静递过来一瓶水，我接过来一口气喝了半瓶。

"成了？"我问。

"成了。"她说，"你今天说得很好。"

那天晚上我没回办公室，直接回了家。躺下的时候发现手机有十几个未接来电，都是前妻打来的。我们离婚两年了，平时基本不联系。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回拨过去。

她接了，声音很平静："听说你们区纺织厂的事上了省台新闻？我看了，你站在台上说话的样子……挺精神的。"

"嗯，刚忙完。"

"那就好。"她顿了顿，"没什么事，就是看到了，打个电话。"

"好。"

挂了电话，我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前妻叫李芳，是我在县里工作时候认识的。她也是公务员，在县妇联。我们结婚六年，没孩子，不是不能生，是都没那么想要。后来发现两个人的话题越来越少，吃饭的时候各看各的手机，周末各干各的。离婚的时候很平静，没有争吵，没有互相指责，就像两杯水，凉透了，倒掉就行。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年跟周文静一直在一起，会不会不一样。但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人生不是做数学题，没有标准解法。

八月中旬，区里来了个考察组，是市里派来的，说是调研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带队的是市委组织部的一个副部长，姓马，我以前在党校培训的时候认识，算半个熟人。

考察组待了三天，座谈、个别谈话、查阅资料。第三天晚上，马部长单独约我吃饭，没叫别人。饭桌上他话不多，吃了几口才说："建国，有个事我得提前跟你说一声。"

"您说。"

"你们区政府办主任，周文静，有人反映她在工作中有违规操作的问题。具体是她经手的一笔办公经费，账目对不上，差了两万多。"

我心里咯噔一下。

"什么情况？"我问。

"还在查，没定性。但既然反映到市里了，肯定要过一遍。"马部长看着我，"你心里有数就行。"

我点点头，没多说。

回去之后我翻了翻那笔经费的记录。周文静经手，用于购买办公设备和耗材，发票都有，签收单也有，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账目对不上这种事，有时候不是钱的问题，是有人想搞事。

我了解周文静。她不是那种人。

但问题是，她是我的初恋。这个关系，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包括组织。现在她出了事，如果我站出来替她说话，别人会怎么想？说我徇私舞弊、官官相护？说我假公济私？

我一夜没睡。

第二天一早，周文静来我办公室送文件。她看起来跟平时一样，但我注意到她的手指在微微发抖。

"你听说了？"我问。

她点点头："马部长找我谈过话了。"

"怎么回事？"

她坐下来，深吸了一口气，把事情说了一遍。那笔经费是去年底批的，她经手采购了一批电脑和打印机，分配给下面的几个乡镇。发票和签收单她都留着，但其中一笔两万三千元的转账记录，银行那边显示对方账户收款后当天就转走了，转到了一个私人账户。

"那个私人账户不是我的。"她说，"但我查不出来是谁的。财务那边说系统里显示是我签字确认的，但我根本不记得签过这个字。"

我沉默了一会儿。

"你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我问。

她想了想，苦笑了一下："在机关待了十几年，没得罪人的可能性不大。但具体到这件事……"

她没说下去。

我拿起电话打给区审计局的局长，让他过来一趟。当着周文静的面，我让他重新核查那笔经费的所有流程，包括签字笔迹鉴定。审计局长看了我一眼，又看了周文静一眼，没多问，答应了。

挂了电话，周文静看着我："你不怕别人说闲话？"

"怕。"我说，"但更怕冤枉一个好人。"

她低下头，半天没说话。然后我看见一滴眼泪掉在她手背上。

这是十五年来我第一次见她哭。

审计结果出来用了十天。笔迹鉴定显示，那张转账单上的签字不是周文静的笔迹，是仿的，仿得不算高明，但一般人看不出来。顺着资金流向追下去，发现那个私人账户是一个建筑公司老板的，这个人去年底刚从区里拿了一个道路翻修的项目。

再往下查，牵出了区财政局的一个科长，是他把转账单混进了正常流程里，签字也是他找人仿的。至于动机，很简单——那个建筑公司老板是他小舅子。

事情水落石出。周文静没事了，那个科长被停职调查，建筑公司老板也被叫去问话。

但风波没有那么快平息。

机关里人多嘴杂，有人说周文静跟张区长关系不一般，要不然张区长怎么会亲自过问一个办公室主任的账？有人说我这是"英雄救美"，还有人更离谱，说我们两个"旧情复燃"。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我当没听见。但周文静受不了了。

九月初的一个下午，她来我办公室，把一份调职申请放在我桌上。

"你要走？"我拿起申请看了一眼，她申请调到区档案馆当副馆长。

"档案馆清静，没人盯着。"她说。

"你疯了？你在政府办干了十二年，说走就走？"

"十二年又怎样？"她看着我，眼圈红了，"建国，我今年三十七了。我不在乎别人说我什么，但我在乎你。你现在刚来不到半年，正是干事的时候，不能因为我被人戳脊梁骨。"

"我不怕。"我说。

"我不一样。"她声音低了下来，"我这辈子没求过什么大富大贵，就想安安稳稳地工作，到点退休。你让我去档案馆吧，好不好？"

我看着她，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攥住了。

"文静，"我说，"你是因为当年的事在躲我吗？"

她没说话。

"你怕欠我人情，是不是？"

"不是。"她摇头，"我是怕连累你。"

我站起来，走到她面前。我们之间隔着一张桌子，但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洗发水的味道。

"你听好，"我说，"我张建国三十九岁了，干了快二十年的公务员，什么风浪没见过？别人的嘴我管不了，但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你没做错任何事，不需要躲到任何地方去。"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把申请拿回去。"我说。

她没动。

我又说了一遍："拿回去。"

她终于伸手拿起了那张纸，捏在手里，捏得很紧。然后她转身走了。

那天下午，我在办公室坐了很久。窗外的阳光斜进来，照在桌面上，灰尘在光柱里飘来飘去。我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一个下午，我们在学校后面的小山坡上坐着，她说她想去南方看海。我说好啊，以后有钱了带你去。

后来我们都没去成。

不是没钱，是没时间，没心思，没那个契机。日子一天天过，该忙的忙，该应付的应付，回头一看，十几年过去了。

十月份，纺织厂改制方案终于定下来了。工人代表参与了全过程，安置费按工龄算，比市里给的标准高了一截。新厂的投资方也找好了，是一家省外的纺织企业，承诺保留至少60%的原厂工人。

签约仪式定在10月18号。那天来了很多领导，市里的、省里的都有。仪式结束后有个简短的庆祝活动，工人们自发组织了腰鼓队，在厂区门口敲敲打打，好不热闹。

我站在人群后面，看着那些工人脸上的笑容。有个老大姐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张区长，谢谢你，我儿子明年大学毕业，本来愁着找不到工作，现在好了，能回厂里上班了。"

我握着她的手，鼻子有点酸。

周文静站在我旁边，悄悄递了张纸巾给我。

仪式结束后，市里的领导走了，厂区慢慢安静下来。我和周文静走在空荡荡的车间里。机器都拆得差不多了，地上全是油污和灰尘，阳光从破了的窗户照进来，一道一道的。

"这里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她问。

"新厂建起来，新的机器，新的工人。可能比现在好，也可能还不如以前。"我说，"但至少是个新的开始。"

她点点头。

走到车间门口的时候，她忽然说："建国，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没让我走。"

我笑了笑，没说话。

年底的时候，区里开了年度工作总结大会。我代表区政府做报告，总结了全年的工作，也提了明年的计划。台下周文静坐在政府办那一排，穿着那件深蓝色的套装，头发还是挽在脑后，坐姿端正。

散会后，她过来帮我收拾材料。我站在台上等她，看着她一件一件把文件装进公文包，动作利落，跟往常一样。

"晚上有空吗？"我问。

她抬头看我："什么事？"

"没什么事。吃饭。"

她犹豫了一下，说："好。"

我们在区政府旁边的一家小饭馆。不是什么好地方，就是那种普通的家常菜馆，桌子上铺着塑料桌布，菜单写在墙上。我们要了两个菜，一盘花生米，一瓶白酒。

酒倒上，我端起杯子："敬你。"

"敬什么？"

"敬你没走。"

她端起杯子，跟我碰了一下。酒有点辣，她皱了一下眉。

"你呢？"她问，"你明年有什么打算？"

"继续干呗。纺织厂的事才刚开头，后面还有一堆事。对了，市里好像有动议，明年上半年可能要调整一批干部，我有可能去市里。"

"去市里好。"她说，"平台更大。"

"你呢？"

"我在这儿挺好的。"

我们喝着酒，聊着天。聊工作，聊同事，聊区里那条河什么时候能治理好，聊区政府门口那两棵老槐树什么时候能开花。不聊过去，不聊未来，就聊眼前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酒喝到一半，她忽然说："建国，你记不记得高三那年冬天，我们在河边坐了一整夜？"

"记得。"

"你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什么？"

我当然记得。那天晚上特别冷，我把外套脱下来给她披上。她靠在我肩膀上，问我以后想干什么。我说我想当个好官，想让这个地方的人过得比以前好一点。她说那我以后想当个好老师，想让更多的孩子看到外面的世界。

"你说你想当个好官。"她说，声音很轻，"我觉得你做到了。"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眼眶热了。

"你也是。"我说，"你是个好老师。"

她愣了一下："我什么时候当过老师？"

"你今天在纺织厂跟那些工人说话的样子，跟老师一样。让人安心。"

她笑了，笑得跟十八岁时候一样，露出那颗虎牙。

那天晚上我们喝了大半瓶酒，都没醉，但都有点微醺。出来的时候风很大，她裹紧了外套往前走。我跟在后面，看着她的背影。

我想起十五年前火车站的那个背影。那时候她那么瘦，那么小，被人群挤来挤去。现在她三十七岁了，穿职业装，走路带风，肩膀比那时候宽了，背也挺得更直了。

她不再是那个需要我给她披外套的女孩了。

但没关系。

我们都不再是当年的样子了。我们各自走了很远的路，摔过跤，迷过路，淋过雨，也晒过太阳。现在兜兜转转又碰上了，不是重新开始，也不是回到过去，就是——在这里，在此时此刻，两个人并肩站着。

这就够了。

后来市里的干部调整下来了。我确实被调到了市里，任市政府副秘书长。走的那天是三月初，跟我来那天一样，春寒料峭。周文静来送我，站在办公楼门口。

我拎着包，跟她握手。

"保重。"她说。

"你也是。"我说。

我上了车。车开出大院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她还站在门口。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抬手理了一下，然后转身进去了。

我没有回头。

有些故事不需要结局。不是所有的重逢都要走向某个特定的终点。我们在彼此生命里出现过两次——十八岁那年，和三十九岁这年。第一次我们没走到最后，第二次我们也不需要走到最后。

但两次都是真的。

这就够了。

到市里之后，我搬了新家，换了新号码。工作更忙了，会议更多了，应酬也更多了。偶尔会想起她，想起那个深蓝色套装的背影，想起她递过来的那杯温茶。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年那些信没丢，如果我们一直在一起，现在会是什么样？

但就像她说的——没有如果。

人生就是这样。有些遗憾注定补不回来，有些路注定只能一个人走。但走过来的每一步都是真的，哭过笑过爱过恨过，都是真的。

这就够了。

去年年底，我回了一趟原来的区，参加一个项目调研。会开完之后，我一个人去了区政府后面的那条河边。河已经治理过了，水清了，两岸修了步道和栏杆，种了柳树。傍晚的时候，很多人在河边散步、遛狗、跳广场舞。

我站在栏杆旁边，看着水面。夕阳照在水上，碎金一样。

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

我回头。是她。她还是那件深蓝色的套装，头发还是挽在脑后，手里拎着一个超市的塑料袋，里面装了些菜。

"张区长，来调研？"她笑着问。

"嗯。"我说，"你怎么在这儿？"

"我住附近。搬过来两年了。"她晃了晃手里的袋子，"刚买菜回来。"

我们站在河边聊了一会儿。聊工作，聊生活，聊那条河的变化。她说她还在政府办，没走。我说我还在市里，挺好的。她说那就好。

聊完，她要走了。走了两步，又回头。

"建国。"

"嗯？"

"那条河，现在不臭了。"

我笑了："嗯，不臭了。"

她点点头，转身走了。这次我没有从后视镜里看她，就站在原地，看着她走远。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跟那条河一样长。

我想，这就是最好的结局了。

不是在一起，不是分开，就是在这个傍晚，在这条河边，两个人站着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各自回家，各自继续过各自的生活。

遗憾吗？有一点。

但更多的是一种很平静的满足。像一条河，流过山，流过平原，最后汇入大海。中间有激流，有浅滩，有拐弯，但每一段都是它自己。

我们也是。

2005年到现在，快二十年了。我今年五十八，快到退休年龄了。头发白了大半，肚子比那时候大多了。听说她也快退了，好像已经不怎么去办公室了，在家带带孙子，偶尔跟老同事聚聚。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老了，在公园里碰上，坐在长椅上晒太阳，那时候我们还会聊什么？

大概还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吧。

这就够了。

真的够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