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当镇长，省委书记来视察我全程陪同，走时说：你收拾一下跟我走

楔子

回想起来，那天要不是我兜里那包胃药，可能就没有后来的事了。

我是全镇最年轻的副镇长，分管农业，干了快三年，活没少干，锅没少背。别人年底能拿个优秀，我连个先进都混不上。镇长刘全有总把最苦最累的活派给我，出了成绩是他领导有方，出了纰漏是我执行不力。我都习惯了，也不爱争辩。就在我以为这辈子大概就这样窝囊下去的时候，省里突然通知，一把手要来视察。

我照例被安排去最累的现场组，准备材料、核对数据、打扫卫生。本以为又是给领导做嫁衣的一天，谁能想到，那位只在电视里见过的大人物，会在我递给他一杯热水的时候，问出那个改变我命运的问题。

第一章 视察当天

“张伟！张伟呢？死哪儿去了！”刘全有的声音从走廊那头劈过来，像一把生锈的锯子，刺得人耳朵疼。

我赶紧从资料堆里探出头，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啃完的干面包。昨晚加班核对今年的农业补贴发放表，弄到凌晨三点，今早六点又被叫起来布置现场，胃里早就空得发慌。

“来了来了，刘镇长。”我小跑着出去，把面包往裤兜里一塞。

刘全有四十出头，梳着油光锃亮的背头，肚皮把白衬衫扣子撑得紧绷绷的。他手里拿着个文件夹，直接戳到我胸口上。

“你看看你看看，这怎么写的？啊？什么叫‘预计全年粮食产量较去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三’？你能保证吗？你拿什么保证？万一到时候没达到，省委书记问起来，这个责任你负还是我负？”

我接过文件夹看了一眼。那个数据是前天农业农村局汇总上来的，根据秋粮长势和夏粮实收情况做的科学预估，有详细的测产依据。我解释：“刘镇长，这是有数据支撑的，农技站的老周他们现场测的穗粒数——”

“少跟我扯那些没用的！”刘全有打断我，脸涨得通红，手指头快戳到我鼻尖上，“我告诉你，下午的汇报材料，数据给我往低了写！百分之二点三改成‘基本持平’！记住，是基本持平！别给我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到时候领导问起来你乱说话，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旁边几个同事低着头假装忙自己的。办公室的小李偷偷看了我一眼，又赶紧把目光缩回去。

我没再说话，把文件夹抱在胸前，点了点头：“好的，我改。”

刘全有哼了一声，甩着手走了，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咯噔咯噔响。

我回到座位，把那块干面包掏出来，咬了一口。面包渣掉在键盘上，我用手背抹了抹。打开那份汇报材料，把“百分之二点三”删掉，打上“基本持平”四个字。

改了也就改了。反正这种事也不是头一回。去年我们镇搞的那个高标准农田示范片，是我跑前跑后盯着建起来的，结果刘全有在县里汇报的时候，全程没提我一个字，全成了他的政绩。

现在回想起来，那会儿心里真没多大波澜，就是有点木。好像力气被磨光了，只剩一口气还在吊着。

下午两点，省里的车队准时到了。

三辆黑色轿车，缓缓开进镇政府大院。院子里提前洒了水，一点灰都没有。刘全有领着镇里的班子成员在楼下等着，提前演练了七八遍的欢迎词，嘴角的笑都像用尺子量过的。

我没资格下楼。我坐在办公室里，听着楼下传来的讲话声、鼓掌声，隔着玻璃窗往外看。

省委书记李为民下了车，五十多岁，中等身材，穿着深色夹克，脚步不快但很稳。他身后跟着省里几个厅局的领导，还有市里、县里的一把手。一群人前呼后拥，往会议室方向走。

我收回目光，继续整理手头的资料。今天我的任务是把镇里近三年的农业基础数据做成一个简表，以备领导临时问询。刘全有提前交代了，让我待在办公室别乱跑，有事会叫我。

等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会议室那边好像结束了。我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一群人正往楼下走。应该是要去实地看现场。我松了口气，端起茶杯喝了口水。

刚把杯子放下，办公室门被推开了。

刘全有站在门口，脸色有点发白。他身后还站着一个人，我抬头一看，差点没把嘴里那口水喷出来——省委书记李为民，正站在门框边，目光越过刘全有的肩膀，落在我身上。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负责农业数据的同志？”李为民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晰。

刘全有点头哈腰：“是是是，李书记，这是我们的农业副镇长张伟，今天负责后勤和资料保障。”

李为民“嗯”了一声，然后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预料到的动作。他侧过身，朝我招了招手：“小张同志，你也一起来吧。”

我愣了一秒，赶紧站起来。

刘全有的脸，一下变得更白了。

第二章 问

我快步走过去，站到门边，手在裤缝上蹭了蹭。

李为民看了我一眼，没再多说什么，转身往楼下走。我赶紧跟上，刘全有在后面愣了两三秒，也小跑着追上来。

下楼的时候，我心里七上八下的。省委书记怎么会突然点名让我跟着？是刚才会议室里出了什么岔子，还是刘全有那边漏了什么？我脑子里飞快过了一遍自己经手的工作，确认没有什么明显的纰漏，但还是紧张，手心里全是汗。

楼下停着两辆中巴车。李为民上了第一辆，市里和县里的领导陪在左右。刘全有拉着我走到第二辆车旁边，压低声音，咬着后槽牙说：“你给我机灵点！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一个字都别往外蹦！记住没有？”

我点头：“记住了。”

“尤其是那些数据！”他眼睛瞪得溜圆，“谁问你都不准提那个百分之二点三！就按修改稿来！”

“知道了。”

他这才松开我的胳膊，转身上了第一辆车。我跟在镇里其他几个副职后面上了第二辆。

车往镇子东头开，先去看了今年新修的灌溉渠。那段渠道是去年底动的工，今年春耕前投用的，引的是上游水库的水，能覆盖周边三个村六千多亩地。这会儿田里的稻子快抽穗了，绿油油的一大片，看着确实喜人。

下了车，李为民走在田埂上，步子不快，时不时停下来看看庄稼的长势。他身边围了一圈人，市里领导指着田里的稻子跟他汇报着什么，李为民只是听，偶尔问一两句。

我跟在人群后面，尽量让自己不起眼。但李为民好像记着我这个人，他走了一段，忽然回过头来，目光越过好几个人头，落在我身上。

“小张同志，你过来。”

这一嗓子，让我周围好几道目光齐刷刷射过来。

我走到前面。李为民指着田边一块公示牌，上面印着灌溉渠的基本信息和管护责任人。他问我：“这条渠，你用过了？觉得怎么样？”

我脑子飞快转了一下。刘全有在旁边冲我使眼色，那眼神的意思是让我说点场面话，什么“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之类的。

但我张了张嘴，还是说了实话：“李书记，渠修得确实不错，老百姓今年灌溉方便多了，以前靠天吃饭，今年抗旱的压力小了不少。不过……”

“不过什么？”李为民追问。

我顿了一下，还是说了：“不过当时的设计方案，渠首那个进水闸的标高比勘测的时候抬高了二十公分。汛期如果上游来水量大，可能会有倒灌的风险。我们镇里反映过，但设计院说按标准没问题，也就没再改。”

这话一出口，我感觉到身边空气都凝了一下。刘全有的脸拉得老长。

李为民却没生气。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条渠，说：“你有数据吗？”

“有。”我几乎是本能回答，“勘测时候的地形图、历年最高水位记录，我还有当时会议纪要的复印件，标注了这一条的。”

李为民点了点头，没再继续这个话题，转身继续往前走。

后来我们又去了镇里的农技推广站和几个种粮大户家里。每到一个地方，李为民时不时会问我几句，问得很细——今年种子价格涨没涨、化肥供应紧不紧张、农机补贴到没到位。我都如实答了，该夸的夸，该说的困难也说了。

刘全有在旁边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好几次想插嘴把话接过去，李为民都没搭理他。

走到最后一个点，快上车返程的时候，李为民忽然站在车门前不走了。

他回过头，看着我说：“小张同志，今天辛苦你了。”

“不辛苦不辛苦，李书记您太客气了。”我连忙摆手。

李为民笑了一下，又看了看周围那些陪了一下午的市县领导，然后说了一句我完全没预料到的话。

“你收拾一下，跟我走。”

他没说去哪里，没说去干什么。说完就转身上了车。

车门关上，中巴车缓缓启动。我站在原地，手里还攥着那个没来得及放下的笔记本，脑子里嗡嗡的。

刘全有在旁边站着，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好半天没说出话来。

第三章 夜路

中巴车的尾灯在乡道上拐了个弯，很快就被路边的杨树挡住了。

我还站在原地，手里的笔记本被攥得有点发皱。身后几个同事窃窃私语，声音忽远忽近，像隔了一层水。刘全有走到我旁边，脸上的表情换了好几种，最终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张伟啊，”他声音有点哑，“那个……李书记刚才说的，是让你……去省里？”

“我不知道啊。”我说的是实话。我确实不知道。李为民就说了那么一句，什么也没解释。

刘全有用舌头舔了舔嘴唇，伸手拍了拍我肩膀，力气比平时轻了不少：“那你……先回去收拾收拾？别让领导等着。”

我应了一声，转身往回走。

回到办公室，天已经擦黑了。楼道里安安静静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我坐在自己那张吱呀作响的椅子上发了一会儿呆。桌上摊着一堆文件，那个改了数据的汇报材料还在最上面，我用笔把“基本持平”四个字圈了起来，又拿不准自己为什么要圈。

手机响了一声，是我媳妇发来的微信：“今天咋样？省委书记走了吗？”

我想了想，回了一句：“走了。但他说让我跟他走。”

那边秒回：“啥意思？去哪儿？”

“不知道。”

沉默了一会儿，她又发来一条：“你收拾吧，别让人家等着。家里有我。”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鼻子有点发酸。

结婚三年多，我在镇里忙得脚不沾地，家里大事小情全是她一个人扛着。她从来没跟我红过脸，就有一回半夜我加班回家，看见她趴在茶几上睡着了，旁边放着凉透了的饭菜，电视还开着。那是我唯一一次觉得，自己真他娘的窝囊。

我深吸一口气，开始收拾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办公室里的东西大多都是公家的，属于自己的就一个保温杯、一本快翻烂了的《农业技术手册》、还有抽屉里半包没吃完的胃药。

我把胃药揣进口袋。这几年胃越来越差，一忙起来就顾不上吃饭，三顿并两顿是常事。老周——农技站那个快退休的老同志——总念叨我：“小张啊，你这胃迟早要出问题。”我说等忙完这阵子去检查，结果一忙就是大半年。

正准备走的时候，办公室门被推开了。

刘全有站在门口。他手里拎着个黑袋子，看起来沉甸甸的。他走进来，把门带上，屋里就剩我们两个人。

“张伟，”他把黑袋子放在我桌上，“这个……你拿着。”

我看了看那个袋子，没动：“这是什么？”

刘全有搓了搓手，脸上的笑不太自然：“一点土特产，家里亲戚送的。你去省里……人生地不熟的，用得上。”

我心里咯噔一下。刘全有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在镇里干了七八年镇长，向来是只进不出的主儿，让他主动送东西，比杀了他还难。他现在这么做，无非是因为李为民今天那几句话，让他摸不准我的分量了。

“刘镇长，我不能要。”我把袋子推回去，“东西没收拾完，我得走了。”

刘全有的脸色变了一下，但很快又笑起来：“你看你，跟哥还客气啥。今天的事……李书记那话，我也没搞明白啥意思。你要是真去了省里，咱们往后还得多走动不是？”

我没说话。他就那么看着我，黑袋子搁在桌上，像一块烫手的石头。

最终我还是没收。我说我真得走了，把那个保温杯和那本手册装进帆布包，绕过他走出了办公室。

刘全有在后面喊了一声：“张伟！你——”

我没回头。

走出镇政府大院，天已经彻底黑了。街边的路灯亮起来，昏黄的灯光洒在水泥路面上，拉出长长的影子。我走到镇口等班车的地方，掏出手机想给媳妇打个电话，又觉得不知道该说啥。

刚把手机揣回去，一辆黑色的轿车从镇政府方向开过来，在我面前缓缓停下。

后车窗摇下来，露出的是一张陌生的脸。那人穿着一件深色夹克，看着不像镇里的人。

“张伟同志？”他问。

“我是。”

“李书记让我来接你。”他推开车门，“上车吧。”

我愣了一下。那个黑袋子的事还堵在胸口没散干净，这辆车又来了。

“去哪儿？”我问。

那人笑了笑：“到了你就知道了。”

我看着那扇打开的车门，路灯的光从车顶滑进车厢，照亮了后排座椅上一个牛皮纸信封的边角。

我攥了攥帆布包的带子，弯腰坐了进去。

第四章 省城

车开了将近三个小时。

我坐在后排，抱着帆布包，腰板挺得笔直，一动没敢动。车窗外的景色从黑黢黢的田野变成零星的厂房灯光，再变成连成片的高架桥和霓虹灯。省城我来的次数不多，每次都是开会，来去匆匆，连街都没逛过。

开车的那位师傅姓陈，话不多，中途只问了我一次“要不要喝水”。我说不用，他就没再开口。车里的暖风开得足，吹得我身上有点燥，但我没敢脱外套。

快十点的时候，车在一个院子门口停下来。门口有岗亭，里面的人看了眼车牌，栏杆就升起来了。车拐进去，停在一栋旧式小楼前面。

陈师傅说：“到了，你下来吧，三楼最东边那个房间。”

我下了车，拎着帆布包站在楼前面。楼不高，外墙刷着灰白色的涂料，有些地方已经有点剥落了。楼上亮着几盏灯，安安静静的。

我上了三楼。走廊里铺着老式的地板革，踩上去有点软。最东边的房间门半掩着，里面透出灯光。我走过去，犹豫了一下，抬手敲了敲门。

“进来。”

我推门进去。屋里不大，一张办公桌、两个文件柜、一张单人沙发，墙上挂着一幅没有装裱的字，写着“实事求是”四个字，笔锋很硬。李为民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摞文件，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

他看见我进来，摘下眼镜，把文件合上，往椅背上一靠。

“来了？”

“来了，李书记。”

“坐下说。”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了，帆布包放在脚边，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手心又出汗了。

李为民打量了我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你那个‘百分之二点三’，是认真的？”

我一愣。他怎么还记得这个？

“是认真的。”我说，“我们镇农技站的老周，干了三十多年了，他测产从来没有大偏差。今年夏粮实收数据和秋粮长势情况都支撑这个数字，我……”

“我知道。”李为民打断我，伸手从桌上的文件堆里抽出一张纸，递过来，“你看看这个。”

我接过来一看，是一份内部简报，上面印着省农业农村厅最近对全省粮食生产形势的研判，其中提到“预计全省全年粮食产量可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下面还有一个具体的增幅参考区间。

我抬头看他。

李为民说：“你今天在渠边上说的那个进水闸标高的问题，也一样。底下的同志报上来的材料，都是‘总体良好’、‘基本稳定’。不是你那个镇，到处都一样。好话人人都愿意说，但真正干活的人心里那本账，没人愿意翻出来。”

他顿了一下，看着我：“你是第一个当着我的面，把‘基本’两个字后面那半截话说出来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说实话，今天在渠边上那些话，我就是嘴比脑子快。我看那条渠看了大半年，那个进水闸的问题在心里堵了很久了，他一问，我就顺嘴秃噜出来了。要是给我半分钟琢磨一下，我可能也不敢说。

李为民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笑了一下：“你那个会议纪要的复印件，明天带来给我看看。”

“行。”

他又问了一些镇里的情况，很具体——土地流转的纠纷多不多、农村医保报销方不方便、基层干部对上面出台的政策有没有什么真实的看法。我都照实说了，好的坏的都有。他听着，偶尔在本子上记几个字。

说到最后，他放下笔，看着我说：“省里最近在筹备一个‘乡村振兴基层调研专班’，需要几个熟悉基层实际情况的同志。你来不来？”

我张了张嘴。他这话的意思，是要借调我去省里？

“可是我……”我想说我才当镇长没几天，业务还没理顺，又想说家里还有老婆孩子，省城离镇上两百多公里，来回不方便。

但李为民没给我往外推的机会：“给你三天时间考虑。三天后给我答复。想好了就来找我，不想来也没关系，你回镇里好好干。”

他从桌上拿起那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这是招待所的房卡，你先住下。不用急着给我答案。”

我接过信封，沉甸甸的，上面写着房间号。

出了那栋小楼，夜风吹过来，我才发现衬衣后背湿了一片。

手机震了一下，媳妇发来一条消息：“住下了吗？饭吃了吗？”

我站在路灯底下，给她回了一个字：“嗯。”

然后又打了一行字：“媳妇，我可能要去省里上班了。”

消息发出去，我看着屏幕上的字，自己都觉得不太真实。

过了大概两分钟，她回了三个字：“我陪你。”

第五章 三天

那天晚上我在招待所的床上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睡着。

房间不大，但是干净。床单被套都是白的，带着一股洗衣液淡淡的香味。我一米七五的个子，睡惯了家里的硬板床，这床垫太软，反而有点不习惯。窗户外头是省城的夜景，路灯连成一条线，远远的，像河。

我想了很多。想镇里的那些地、那些渠、那个进水闸。想老周，那个快退休了还天天蹲在田埂上数穗粒的老头。想办公室小李，去年刚考进来的大学生，写得一手好材料，就是太胆小，每次见领导说话都结巴。还想刘全有，他那张变了形的脸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圈。

想得最多的还是家里。我媳妇在镇上的卫生院当护士，三班倒，工资不高但稳定。我们刚贷款在县城买了房子，每个月还三千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孩子还没要，本来打算今年底开始备孕，计划都跟媳妇商量好了。

要是去了省里，这些计划全得打乱。工资能不能涨不好说，开销肯定更大。而且借调这种事，说得好听是去学习锻炼，说得不好听就是临时工，干好了是应该的，干不好两边都不落好。

第二天一早，我在招待所楼下的小吃铺吃了一碗馄饨，然后在省城的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圈。省城的早晨跟镇上不一样，街上全是赶着上班的人，走路都快三分。我混在人群里，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

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灯的时候，手机响了。是农技站老周打来的。

“小张啊！”老周的声音还是那么大，隔着电话都震耳朵，“我听说李书记把你带走了？真的假的？”

“真的，周叔。不过具体啥安排还不一定。”

“嗨！我就知道你小子行！”老周在电话那头笑，“你那个百分之二点三，我测了多少遍，不会有错的。刘全有那个王八蛋让你改数据，我当时就想抽他，忍住了。”

我笑了一下：“周叔，你注意身体，田里的事别太拼。”

“我没事，你放一百个心。”老周停了停，声音忽然正经起来，“小张，你在那边好好干。咱们镇里啥情况我知道，你年轻，技术好，人品也没得说。别窝在咱们这地方埋没了。你媳妇那边，有什么事你给我打电话，我去帮你跑。”

我喉头哽了一下，说：“谢谢周叔。”

挂了电话，绿灯亮了，我跟着人流过了马路。

第三天下午，我去找李为民。

他办公室的门开着，里面坐着两个人，正在跟他汇报什么。我在门口等了一会儿，等那两个人出来，才走进去。

李为民抬头看我：“想好了？”

“想好了。”我把帆布包放在地上，坐到他面前，“李书记，我来。”

他点了点头，没什么多余的表情，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推过来：“行。那把这个签了。”

我看了一眼，是一份借调函，上面写着借调期限一年，岗位是“省乡村振兴基层调研专班”成员，落款是省农业农村厅。

我拿起笔，在“本人同意”那一栏签了字。笔尖落在纸上的时候，我手有点抖，但写出来还是工工整整的。

李为民把借调函收回去，放进文件夹里，然后抬头看着我说：“小张，我让你来，不是因为你说了那几句漂亮话。是因为你兜里那半包胃药。”

我一愣。

他笑了一下：“你装资料的袋子拉链没拉，胃药露出来了。你在镇里干了三年，加班加到胃疼，但你的数据册子上每一个数都写得端端正正。这种人，放到省里来，不会错的。”

那天出了他的办公室，我站在走廊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地板革上，暖洋洋的。

我掏出手机给媳妇打电话，说：“签了。要待一年。”

她那边安静了一会儿，然后说：“好。你好好干，下周末我坐车去看你。”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揣回口袋，摸了摸帆布包里那半包胃药，感觉自己好像重新活过来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决定做得挺冲动的。三十岁了，放着乡镇副科级的位子不坐，跑到省里当一个借调的临时工，放到谁看都不划算。但那会儿我就一个念头：有人信你，你就别辜负人家。

第六章 专班

专班设在省农业农村厅后院一栋灰扑扑的旧楼里，三楼，四间办公室打通了用。我刚到那天，屋里已经坐了五个人，年纪都不大，最大的看着也就三十五上下。

领头的是个姓方的处长，四十出头，戴一副细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条理清楚。他把我领到靠窗的一个工位上，说了一句：“这是你的位子。李书记特意交代过的，说你擅长农业数据这一块。”

我放下帆布包，环顾了一圈四周。办公室里最显眼的是四面墙上贴满的各种表格和地图，有的是全省的地形图，上面密密麻麻标了各种颜色的点，有的是统计报表，长长的一串数字密密麻麻印在上面。桌上堆着文件，有些已经翻得卷了边，文件夹的脊背上贴着不同颜色的标签。

坐我隔壁的是个叫王磊的小伙子，比我小两岁，圆脸，一笑俩酒窝，看着挺喜庆。他主动凑过来跟我搭话：“哥，你是从镇里上来的？”

“嗯，在下面干了三年多。”

“厉害厉害。”王磊竖起大拇指，“咱们专班里就你一个基层来的，李书记点名要的。”

我笑了笑：“不敢当，就是干活干得久了。”

头一个星期，我几乎没干别的，就是看材料。把专班成立以来收集的各种资料翻了个遍——全省十一个地市、几十个县区的农业产业布局、土地流转情况、农民收入构成、基础设施短板……文件堆起来比我半个人还高。

那段时间我每天最早一个到，最晚一个走。早上七点半到办公室，先把前一天没看完的材料翻一遍，晚上九点十点才回招待所。胃又开始不舒服了，我每天揣着那半包胃药，到了饭点就嚼两片。

王磊有回中午拉我去食堂吃饭，看我拿水送药片，说了一句：“哥，你这胃要好好养啊。咱们这工作以后出差多，饥一顿饱一顿的，你悠着点。”

我说没事，习惯了。

大概过了十来天，方处长召集我们开了个会。他站在投影幕布前面，幕布上打着一张全省地图，用红笔圈了几个区域。

“这周开始，咱们要下去跑了。”方处长指了指地图上那几个红圈，“第一轮调研先去这几个地方，都是省里定的重点关注区域，问题相对突出。每个点至少待三天，入户、下地、开座谈会，回来形成专项报告。”

他分配任务的时候，给我分的是最远的一个县，在省界边上，坐大巴要五个多小时，下了车还得换拖拉机进村。

王磊帮我抱着资料下楼的时候，嘟囔了一句：“方处咋给你分那么偏的地方。”

我说：“越偏越有东西看。跑得远，才能摸到真的。”

王磊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

出发那天，我背着个双肩包，包里有换洗衣服、笔记本、充电器，还有好几包胃药——我媳妇上周末来看我的时候专门去药店给我买的，塞了满满一袋子，让我每天按时吃。

坐上长途大巴的时候，我靠着车窗，看着省城的楼慢慢变小变远，变成了模糊的天际线。

手机震了一下，是媳妇发来的消息：“上车了吗？”

“上了。”

“路上注意安全。到了给我发定位。”

“好。”

车窗外的风灌进来，带着初夏燥热的气息。我闭上眼，想着那个我即将到达的村子，想着田里的庄稼和坐在门槛上抽烟的老农。

我不知道这一趟会看到什么，但心里隐约觉得，这块硬骨头，我得啃下来。

第七章 下乡

坐了五个多小时大巴，又换了一辆三轮蹦蹦，在土路上颠了近一个小时，我才到了目的地——青山县柳河镇，青山村。

村支书姓孙，五十来岁，黑红脸膛，手粗得像树皮。他站在村口的打谷场上等我，脚边蹲着一条黄狗，看见我下了车，狗站起来摇了两下尾巴。

“你就是省里下来的张干部？”孙支书上下打量我，语气里带着明显的意外。大概他没想到省里派来的人会坐蹦蹦车来，还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

“孙支书你好，我是张伟。”我伸出手。

他愣了一下，才伸手跟我握了握。他的手劲很大，攥得我指节发白。

“走，先去村委会坐坐。”孙支书拎起我脚边的一袋子资料，转身就走。那条黄狗跟在他脚后跟后面，尾巴一摇一摇的。

村委会是一排平房，墙面刷的白灰已经斑驳了，露出底下的红砖。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树荫能遮小半个院子。我跟着孙支书进了屋，屋里一张旧桌子，几条长凳，一个掉了漆的热水瓶。

孙支书给我倒了杯水，水是温的，带着一股淡淡的铁锈味。他坐在我对面，把两条胳膊支在膝盖上，叹了口气。

“张干部，我也不瞒你说。你来咱们村，估计也提前看过材料了。咱这地方，穷。不是不想富，是没法富。地是坡地，种啥产量都上不去。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的是老的老小的小。去年想搞个合作社种中药材，试了一季，没成。”

“为什么没成？”我问。

“种子贵，技术跟不上，又没有稳定的销路。”孙支书掰着指头数给我听，“上面也来人看过几回，每回都说‘要因地制宜’、‘要发展特色产业’，可怎么因地制宜、怎么发展特色，没人说得清楚。都说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我们要是想得出办法，还至于穷到现在？”

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没有抱怨的意思，就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但我听得出来，他这话底下压着的东西有多沉。

我在青山村待了五天。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跟着孙支书或者村里的会计老胡下地。坡地的土质确实不行，沙化严重，蓄不住水。但我在田埂上蹲下来仔细看了看，发现有些地块上长的野草倒是格外茂盛，根扎得深，叶子油亮亮的。

我问老胡：“这种草咱们这多不多？”

老胡蹲下来掐了一把，放在手里捻了捻：“多得很，到处都是，除都除不干净。咋了？”

我没说啥，把那把草装进随身带的塑料袋里。

晚上回到村委会，我翻出带来的那本《农业技术手册》，对着那把草查了半天。又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发给农技站老周。老周过了好半天才回过来一串语音，声音里带着兴奋：“小张，你捡到宝了！那个是川射干的变种，耐旱耐贫瘠，根系发达固土效果特别好，而且根茎可以做药材，市场上这几年价格一直往上走！”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盯着那几根草看了好一会儿。

第二天一早，我跟孙支书说：“孙支书，咱们找个时间，把村里地多的几户人家叫到一起，我有个事想跟大伙商量。”

孙支书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行。”

那天下午，村委会院子里坐了十几号人，有老头老太太，也有几个中年汉子，都是村里能拿主意的。孙支书搬了条长凳坐在最前面，手里夹着根卷烟，没点。

我站在老槐树底下，把那把草举起来给大伙看。

“各位叔伯婶子，我想跟你们说说这个。”

第八章 种子

院子里安静了几秒，有个老大爷眯着眼睛看了看我手里那把草，嗤笑了一声：“张干部，你不是来教我们除草的？”

底下几个人也跟着笑起来，气氛有点松动。

我也笑了笑，没在意：“这草叫川射干，是个好东西。它的根茎晒干了是药材，我查过，目前市场上干货一斤能卖到这个数。”我伸出一只手，比了个“五”的手势。

“五块？”老大爷问。

“五十。”我说，“品相好的还能更高。”

院子里的笑声一下子没了。那个老大爷把烟屁股从嘴里拔出来，身子往前倾了倾：“你说的是真的？”

“真的。”我把手机里老周发给我的资料翻出来，递给孙支书，“你们看看，这是农技站的专家给我发的。这草耐旱、耐贫瘠，咱们这坡地种别的费劲，但种这个，正好合适。”

孙支书接过手机，凑到眼前看了一会儿，脸上的褶子舒展开又皱起来，反复了好几次。他抬起头看我：“可这玩意以前没人种过，我们不会弄啊。”

“我来教。”我说，“种子我帮你们联系，种植技术我跟着，收成了销路我去跑。只要你们愿意试，第一季我陪你们从头蹲到尾。”

院子里又是一阵沉默。然后那个最开始笑我的老大爷把手里的烟头往地上一扔，用鞋底碾了碾，说了一句：“张干部，你要是真能说到做到，我家那八分坡地，全种这个。”

“我家也行。”

“我家也试试。”

那天下午，我在村委会的旧本子上记下了十二户人家的名字和地块面积。孙支书坐在我旁边，把烟点上了，抽了一口，没说话，只是重重地拍了拍我肩膀。

后面那些天，我白天跟着老胡下地，教他们怎么整地、怎么下种、怎么控水，晚上回到村委会写报告，把青山村的情况和我的想法整理成文字材料，发给方处长。

方处长第二天就回了电话，语气里带着点意外：“张伟，你动作够快的。那个川射干的方案你发份详细的给我，我帮你往上递一递。”

我在青山村待了半个月。走的那天，孙支书非要送我到大路上。三轮蹦蹦已经等在村口了，孙支书帮我把包拎上车，站在路边抽烟。

“张干部，”他吐了一口烟，说，“你啥时候再来？”

我说：“等苗出来了我就来。”

他点了点头，烟灰落在脚面上也没弹。三轮蹦蹦发动了，轰隆隆地往前开。我从车斗里回头看了一眼，孙支书还站在路口，那条黄狗蹲在他脚边，一人一狗越来越小，最后被路边的树遮住了。

回省城的路上，我靠着车斗的铁皮，看着头顶的天蓝得发亮。胃里有点空，我摸出一片胃药嚼了，苦味在嘴里化开。

手机震了一下，是李为民的秘书发来的消息：“李书记看了你那份材料。他让你回来后直接去他办公室一趟。”

我把手机揣回口袋，心里突然有点紧张。

第九章 汇报

回到省城已经是傍晚了。我没回招待所，背着包直接去了李为民的办公室。

他还在。屋里亮着灯，桌上一如既往地堆着文件。我敲门进去的时候，他正在打电话，看见我进来，朝对面的椅子抬了抬下巴，示意我坐下。

电话打了两三分钟，讲的是别的市的一个水利工程的事。他挂了电话，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眉心，然后看着我。

“青山村那边，你待了几天？”

“十六天。”我说。

“半个月。”他重复了一遍，然后拿起桌上那份我写的材料翻了翻，“你这个东西我看了。想法不错，但光有想法不够。你那个川射干的种植方案，后续的加工和销售渠道考虑过没有？”

“考虑过。”我从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开，“川射干根茎晒干后主要走药材市场，省内有几家大的中药饮片厂，我查了他们的采购目录，有这个品种。如果能形成规模，可以直接跟他们签收购协议。另外，根茎还可以做深加工，提取有效成分做中成药原料，利润更高。但这些需要后续的配套支持。”

李为民听我说完，没有立刻表态。他靠在椅背上，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你方案写得不错，但你知道最让我看中的是什么吗？”

我摇头。

“你在这份材料里写了三页困难。”他说，“把青山村的实际情况、这个项目可能遇到的风险、以及你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写得清清楚楚。很多人报方案只报好的，你不一样，你把坑也标出来了。”

他顿了一下：“这说明你不是光拍脑袋想出来的。你蹲过那个地方，你知道水有多深。”

从李为民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我站在楼门口的台阶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初夏的晚风带着一点凉意，吹在脸上挺舒服的。

手机上有一条未读消息，是王磊发来的：“哥，你回来没？晚上一起吃个饭？方处说下周要带咱们再去两个县，行程排得挺紧的。”

我回了个“好”，然后往门口走。

快到大门口的时候，手机又响了。这次是个陌生号码，省城本地的座机。我接起来，对面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

“是张伟同志吗？”

“我是，您哪位？”

“我是省中药材产业协会的，姓赵。你们方处长把你的那份材料转给我们了，我们对那个川射干的项目很感兴趣，方便的话，明天上午能不能过来聊一下？”

我站在路灯底下，手机贴在耳朵边上，觉得这一切好像都有点不真实。半个月前我还在乡镇办公室里改那份被领导要求压低的数据，现在居然有人在主动打电话来问一个我自己都没完全有把握的项目。

但我还是稳住声音说：“方便，您给我发个地址，我明天上午过去。”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揣进口袋。路灯的光落在肩膀上，地上拖出一条长长的影子。

我想起了孙支书那张黑红的脸，想起了老胡蹲在田埂上捻草的样子，想起了那个老大爷把烟头踩灭说“我家试试”的那句话。这些事情才过了几天，但好像已经隔了很远。

我给媳妇打了个电话。她那边刚下夜班，声音带着倦意：“咋了？这么晚打过来。”

“媳妇，”我站在路灯下面，看着自己的影子说，“我好像，真的开始干点正事了。”

她沉默了两秒，然后说了一句：“你啥时候回来？我给你炖个汤。”

我说：“下周吧，下周我回去一趟。”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攥在手里，站了好一会儿。

第十章 转折

省中药材产业协会来得很正式，第二天早上我到了他们办公室，发现不光协会的人来了，还坐着几个我不认识的面孔。那个姓赵的秘书长给我介绍，一个是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的副所长，姓林，一个是省里一家大型药企的采购总监，姓钱。

我一听这个阵仗，心里咯噔了一下。一个村里刚起步的种植项目，怎么把这些人招来了？

赵秘书长好像看出了我的困惑，笑着说：“张伟同志，你那份材料写的很扎实，特别是后面附的那个‘三年产业规划思路’，虽然只有两页纸，但把从种植到加工到销售整条链条的堵点都点出来了。我们这个协会一直在做中药材产业化的推进工作，但是缺的就是基层一线的、能讲清楚实际情况的人。你来得正好。”

那个林副所长接过话头，问了我几个技术细节——川射干在坡地上的适应性、水肥管理要求、病虫害发生概率。我照着老周教我的和老胡那里问来的实际情况答了。林副所长边听边点头，最后说了一句：“你这些数据挺准的，跟我们的实地采集基本一致。”

药企的钱总监更直接，他说：“张伟同志，你们那个村如果能保证稳定供货，品质达标，我们愿意签意向收购合同。”

那天上午谈了两个多小时，从协会出来的时候，我手心全是汗。

回到专班，方处长看见我进门，从老花镜上方看了我一眼，说：“谈得怎么样？”

“他们说可以签意向合同。”

方处长嘴角动了一下，算是笑过了：“行。回头你把那个合同草案要过来，我帮你过一道。”

接下来那个月，我跑了三个县，走了七个村子。每个村的情况都不一样，有的缺技术，有的缺资金，有的有资源但不知道怎么开发。我在笔记本上记了密密麻麻几十页，每天晚上回到住处，就把当天的东西整理成文字，标出问题点和可能的解决方向。

专班的工作节奏越来越快，出差成了常态。我在省城租了一间小单间，离单位不远，一个月八百块，没有独立卫生间，洗澡要去走廊尽头的公共浴室。但我每天回去倒头就睡，连做梦都在想着那些地块和那些蹲在田埂上的老乡。

期间我回了一趟镇里，待了一天半。

先去看了老周。他在农技站的院子里摆弄一台旧的测土仪，看见我来了，咧嘴笑了，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小张，听说你在省里干得不错？”

“还行，周叔。就是忙。”

“忙好。”他把测土仪放下，拍了拍手上的土，“年轻人就怕闲着。你去青山村那个事我听说了，干得漂亮。”

后来我又去了趟镇政府。没进去，就站在大院门口往里看了一眼。院子里那棵老梧桐还是老样子，叶子绿得发油。刘全有的车停在楼前面，还是那辆半旧的黑色桑塔纳。

正好碰见办公室小李从里面出来，他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快步走过来：“张镇长！你回来了？”

“回来办点事，待一两天。”我说。

小李往身后看了一眼，压低声音：“你走了以后，刘镇长消停了挺多。上回县里来查去年的专项资金使用情况，有几笔账对不上，他忙着补材料补了好几个通宵。”

我没接这个话，只是说：“小李，你好好的。写材料别怕，胆子大点。”

小李点了点头，眼睛里有点亮光。我没再多待，转身走了。

回省城的车上，我想着这几天遇到的人和事。镇里的日子好像离我越来越远了，但那些东西——那些地、那些数据、那些蹲在田埂上抽烟的人——又好像一直跟着我，走到哪都甩不掉。

我摸出手机，给王磊发了条消息：“下周那个调研方案，出发前你再跟我过一遍。”

第十一章 暗涌

入秋之后，省里的工作节奏忽然紧了起来。

先是方处长被临时抽调去参加一个跨省的考察团，走了半个月。他走之前把专班几个重点项目的跟进工作分别交代给了我们几个人，我手上除了青山村的川射干项目，又多了一个县的高标准农田改造后续评估。

那个县离省城不远，我跑了三趟，每次都要看实地、约谈乡镇干部、走访农户。有一回在乡政府食堂吃饭，同桌的一个县里干部跟我聊起来，说：“你们省里来的同志就是不一样，问题问得细。不像有的人，下来转一圈，拍几张照片就走了。”

我说：“我也是从下面出来的，知道怎么回事。”

那个干部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你要是一直在下面待着，你那个川射干的方案在县里可能连会都上不了。镇里往上报，县里审批、市里备案，一个环节卡一下，半年就过去了。”

他说得没错。这件事我后来跟王磊也聊过，王磊说：“哥，你现在在省里，虽然是个借调的，但至少你的方案能直接递到李书记案头。以前你在镇里，你那个报告就算写得再好，到了刘全有那一关就压住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心里还是有点别扭。

一个月后，出事了。

青山村的孙支书给我打来电话，声音很急：“张干部，出麻烦了。咱们那批川射干苗子，前段时间长得还挺好，这几天忽然开始黄叶了，一片一片地蔫。老胡看了也说不准是啥毛病，你快帮我们看看！”

我那天正在写一个调研报告，接到电话后立刻放下笔，打开手机里存的老周联系方式，直接给他拨了过去。

老周听了情况，又问了一些细节，最后说：“应该是根腐病前期。坡地排水不畅，雨季积水沤根了。这事得赶紧处理，晚了这一季就白种了。”

我挂了电话，跟方处长请了假，当天下午就坐车往青山村赶。

到村子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孙支书和老胡打着手电在村口等着，手电筒的光一晃一晃的，把两个人的脸照得忽明忽暗。

“走，张干部，我带你去地里看。”孙支书说完，拎着手电就往坡上走。

我跟在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田埂上。地里的川射干苗子比上次来的时候高了不少，但很多叶子确实发黄了，耷拉着，看着揪心。

我蹲下来，扒开根部看了看土，又闻了闻。土里有股淡淡的酸腐味。

“老周说得没错，是根腐病。”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得赶紧排水，把病株拔掉，然后用多菌灵灌根。药我明天去县城买，你们先组织人把地边的排水沟清一清。”

第二天一早，我搭村里的拖拉机去县城，跑了三家农资店才买到够量的药。回到村里，我跟孙支书他们把药兑好，一家一户地教怎么用。

那三天我几乎没合眼，白天在地里盯着，晚上回村委会看资料，跟老周通电话核对用药浓度。第三天傍晚，最后一块地的药也灌完了。我蹲在田埂边上，看着那些蔫了好些天的苗子好像缓过来了一点，叶子虽然还黄，但不再往下耷拉了。

孙支书走过来，在我旁边蹲下，掏出烟递给我一根。我摆摆手说不会。他自己点上，抽了一口，看着地里说：“张干部，要是没有你，这批苗子就毁了。”

我说：“孙支书，苗子毁了咱们下一季再来。只要人还在，地还在，就有办法。”

他吸了一口烟，没说话，过了好半天才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我睡在村委会的值班室里，铺盖卷是孙支书从自家抱来的，虽然旧但是干净。我躺在硬板床上，听着外面秋虫叫，脑子里翻来覆去的，想着明年春天还能不能把这事继续往下推。

忽然手机亮了，是方处长发来的一条消息。他刚考察回来，语气很急：“张伟，你明天能不能回省里一趟？局里接到一份反映材料，点名提了你。”

我盯着手机屏幕，心往下沉了沉。

“什么材料？”

方处长回过来：“刘全有写的。说你借调期间擅自使用省里资源干预地方项目。”

我把手机扣在枕头上，看着黑漆漆的天花板，很久没有动。

第十二章 对质

第二天一早我回了省城，直接去了方处长办公室。

方处长把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我接过来看了，上面盖着镇政府的公章，署名是刘全有。内容大意是说我在借调期间，利用在省里工作之便，绕过地方行政管理程序，以个人名义推动青山村的川射干种植项目，擅自引入外部的产业协会和药企对接，“干扰正常行政流程”。

措辞很书面，但字里行间那股味道我太熟悉了。刘全有的笔迹，我看了三年，闭着眼都能认出来。

方处长靠在椅背上，看着我：“你俩有过节？”

“谈不上过节，”我把材料放下，“他在镇里当了我三年领导，我在他手底下干了三年活。”

方处长没再追问，停了一下说：“这份材料是转到我们局里来的，目前还没往上递。我的意思是，你先别慌，该干啥干啥。让时间来证明。”

我点了点头。从方处长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走廊里的风凉飕飕的。我站在窗户边上看了一会儿楼下的院子，深秋的银杏落了一地金黄。

手机响了，是李为民的秘书：“张伟，李书记让你明天上午过来一趟。”

第二天上午我去李为民办公室的时候，他已经泡好了茶，两杯，一杯放在我对面。

我坐下，他先开口：“材料我看到了。”

我没说话。

他喝了一口茶，然后把杯子放下，看着我说：“刘全有这个人，我查过他的情况。当了七八年镇长，原地踏步。你走了以后，他那个镇今年的农业数据报上来，增长率是全县倒数第三。他急了。”

李为民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你那个川射干的方案，省里有几个同志跟我提了，说思路不错。特别是你那个‘从种植到加工到销售’的链条设计，虽然只有两页纸，但比有些规划院写的几十页方案靠谱。我已经让人转给了省乡村振兴局作为参考案例。”

我抬头看他。

“至于那份材料，”李为民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你不用管。该干什么干什么。但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他放下杯子，看着我，“你现在借调的身份，有些事名不正言不顺。要想名正言顺，就得把身份变了。”

他这句话说得轻，但分量重。

过了没几天，刘全有的那份材料没引起任何波澜，反而因为青山村项目被列为省里的一个参考案例，县里那边主动联系了孙支书，说要支持二期种植面积扩大。

孙支书在电话里跟我说的时候，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高兴。他说：“张干部，县里来人了，说咱们这项目好，可以申请专项资金扶持。你那个协会和药企的合同，县里帮着盖了章。”

我说：“那挺好的。明年春天扩种的事，你们先规划好地块，我到时候再过去看。”

挂了电话，我站在租的小单间窗户前面，外面下着细雨，省城灰蒙蒙的天压得很低。我忽然觉得，有些事虽然绕了远路，但好像还是走对了方向。

我给我媳妇发了条消息：“今年过年我可能回不去多久。省里有些事情还没完。”

她回得很快：“你忙你的，过年我过去陪你。”

我看着屏幕上那几个字，把手机捂在胸口站了好一会儿。

窗外的雨还在下，细细密密的，打在玻璃上沙沙响。

第十三章 名正言顺

冬天来的时候，专班的工作节奏稍微缓了一些。外面天寒地冻的，下地的活停了，主要是整理材料、开会研讨、修改来年的工作计划。

我坐在办公室里，翻着青山村那边寄过来的照片。照片是孙支书用老年机拍的，像素不高，但能看出来那些川射干的苗子已经收了，根茎堆在村委会院子里晒着，铺得满满当当的。老胡蹲在旁边，手里拿着一根粗壮的根茎在比划，脸上的笑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

赵秘书长后来专门跟我通了个电话，说第一季的干货样品已经送到药企做了检测，品质达标，收购价按之前签的意向合同执行。青山村十二户人家，每户平均增收了将近四千块。

四千块，对城里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青山村那些坡地上的农户来说，这差不多是他们过去一年种玉米的收入。

我把那张照片存进了手机里一个单独的文件夹，文件夹名叫“青山”。

那段时间，我收到了不少消息。

老周打过一次电话，嗓门还是一如既往地大：“小张！你那个川射干的事上咱们县里的内参了！刘全有在班子会上被县长点名表扬，说他‘支持农业创新项目有力’，哈哈哈哈！你说他那个脸得是什么颜色？”

我说：“周叔，你能不能说点别的，别老提他。”

老周不笑了，认真地说：“小张，我就是替你气不过。那个项目从头到尾是你一个人跑下来的，他在镇里的时候连问都没问过一句，现在功劳倒成他的了。”

“没事，周叔，”我说，“那个项目只要对老百姓有好处就行。谁领功不重要。”

老周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你呀，就是太实诚。”

我笑了笑。实诚就实诚吧，改不了的。

真正让我意外的，是元旦前的一天。

那天下午，方处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份文件。我接过来一看，是一份干部调任审批表，拟任职务一栏写着：省农业农村厅乡村振兴处副主任科员。

我抬头看方处长。

方处长推了推眼镜，说：“李书记的意思。你那个借调快到期了，他说让你留下来。手续正在走，先跟你通个气。”

我拿着那张审批表，纸张很薄，但我捏着它的时候，手心微微出了汗。

方处长看了我一眼：“怎么，不想留？”

“不是，”我顿了一下，“就是……太快了。我去年这时候还在镇里改材料呢。”

方处长笑了一下：“不快。你那个青山村的方案，从立项到落地，半年时间，跑了五趟。你笔记本里那些东西，足够你在这干好几年的。”

从方处长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我站在走廊里，外面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白色的墙上，亮晃晃的。我拿出手机想给媳妇打电话，又觉得这事还是当面说比较好。

那天晚上我回了租的小单间，坐在床沿上，把那张审批表看了好几遍。然后我拿起手机，拍了张照片，给我媳妇发了过去。

过了大概十几秒，她回了一条语音。我点开听，声音带着笑意：“让你留在省里，是好事。你别担心我，我这边卫生院这几年也在招人，到时候我看看能不能调过去。”

我听完这条语音，把手机放下，仰面躺在那张窄小的床上。天花板上有一道细长的裂纹，从灯座那边一直延伸到墙角。

我盯着那道裂纹看了很久，脑子里什么也没想，就是觉得累，但又累得踏实。

第十四章 归位

正式调令是开春之后下来的。

那天我在办公室签了一堆材料，人事处的同志过来跟我核对了个人信息，发了新的工作证。我拿着那个小红本本，翻了翻，把照片那一面看了好几遍。

王磊在旁边凑过来：“哥，这回真成咱们自己人了。”

我笑了一下：“以前不是自己人？”

“以前是借调，现在是正儿八经入职，这能一样吗？”王磊拍拍我肩膀，“晚上得请客。”

“行，请。”

晚上跟专班的几个同事吃了一顿火锅。王磊点了一桌子菜，又搬了一箱啤酒。方处长也来了，端着一杯白酒，站起来说：“张伟同志虽然来专班时间不长，但工作大家有目共睹。来，我们一起敬他一杯。”

我端着啤酒站起来，喝了一大口。酒是凉的，但胃里热乎乎的。

席间王磊凑过来小声问我：“哥，你那胃现在好点没？我看你今天没怎么吃药。”

我说：“好多了，现在按时吃饭，不用天天嚼胃药了。”

王磊嘿嘿一笑：“那就好。你那半包胃药的事，李书记都知道了，上回开会还提了一嘴，说‘干基层工作的人，胃多半不好，因为没按时吃过饭’。当时底下好几个人都笑了，但笑完都没说话。”

我看着桌上冒着热气的火锅，汤底翻滚着，热气扑在脸上，暖融融的。

那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我一个人走在省城的街上。开春的夜风已经不冷了，吹在脸上软软的。路边的玉兰开了，白色的花瓣在路灯下泛着一层柔和的光。我想起去年这个时候，我还在镇里的办公室里改那份被刘全有压下来的数据，每天焦头烂额，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现在站在这条街上，我已经记不清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可能是那次在渠边上回答李为民问题的时候，可能是蹲在青山村的地里闻那把土的时候，也可能是我媳妇在电话里说“我陪你”的时候。

走着走着，手机响了。

是我媳妇打来的。她的声音带着一股高兴的劲儿：“我这边调动的手续批了！下个月就能过去！”

我站在一棵玉兰树下，抬头看了看花：“那太好了。房子我重新找了一个大的，两室一厅，离你医院也近。”

她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你动作倒是快。”

“不快不行，”我说，“你来了就有家了。”

挂电话的时候，我听见她在电话那头说：“那你早点回来。”

我攥着手机，站在玉兰树下，风吹过来，花瓣落了几片在肩上。

这时候，手机又震了一下。是孙支书发来的一条微信消息，就一行字：“张干部，今年扩种的苗子全下地了。老胡说长势比去年还好。”

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回了一句：“好。过两天我过去看。”

回复完，我把手机放进口袋，继续往前走。街灯一盏一盏地亮着，拖长了影子又缩短，再拖长。

我摸着口袋里那盒媳妇新给我买的胃药，没有拆封，就这么揣着，觉得踏实。

接下来的日子，一切都顺理成章地往前走。

青山村的川射干项目被省里列入了乡村振兴典型案例，赵秘书长那边的协会专门组织了专家团队去村里做技术指导，药企的采购合同续签了三年。孙支书后来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气：“张干部，村里今年打算再扩一百亩，把西边那片荒坡也开出来。”

我说：“孙支书，地别急着开，先把技术巩固好。慢慢来，稳当。”

“听你的，听你的。”他在电话那头连声答应。

刘全有那边的消息我没刻意打听。但偶尔从老周或者小李的闲聊里，还是能听到几句。据说他去年年底的年度考核被打了基本合格，县里找他谈了一次话。后来又听说他主动申请调去了一个相对清闲的岗位，具体是哪里，我也没细问。

其实这些事对我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四月底的时候，我带着我媳妇去了一趟青山村。她已经调到省城这边的卫生院了，上班快一个月，慢慢适应了新环境。我说带她出去转转，她问去哪儿，我说去一个我之前蹲了半个月的地方。

到了村里，孙支书和老胡在村委会门口等着，那条黄狗还活着，比去年胖了一圈，趴在地上晒太阳，看见我来，站起来摇了两下尾巴，然后又趴回去了。

孙支书握着我媳妇的手，笑容满面：“哎呀，张干部的家属！欢迎欢迎！来来来，去地里看看，今年的苗子比去年壮多了。”

我们走在田埂上，春天的太阳暖洋洋的，风里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坡地上那些川射干的苗子齐刷刷地长着，叶子绿得发亮，远远看去像铺了一层厚绒毯。

我媳妇走在旁边，小声跟我说：“这地方看着不错嘛，比你说的那个‘穷得叮当响’好多了。”

我说：“那是以前。现在慢慢在变。”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只是把手伸过来，挽住了我的胳膊。

那天晚上回省城的车上，我靠着车窗，看着她靠在座椅上睡着了，车窗外面的灯光一段一段地流过她的脸，明暗交替。

我掏出口袋里那包胃药，看了看，然后放回去。这包药我已经很久没拆开过了。

车往前开着，路两旁的杨树在春天里抽出新叶，嫩绿嫩绿的，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地方。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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