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同事的姑娘才32岁，今天去世了，是去年得的乳腺癌

上海同事的姑娘才32岁，今天去世了，是去年得的乳腺癌

老张是早上六点给我打的电话。手机在床头柜上嗡嗡嗡地震了十几下，我迷迷糊糊摸过来，屏幕上“张建国”三个字在黑暗里亮得扎眼。我按了接听键，听见老张在电话那头吸了一下鼻子，又吸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晓彤走了，今天凌晨三点多。”

我坐在床上，被子滑到腰上，窗帘缝里漏进来一线灰蒙蒙的天光，照着对面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嗓子眼像堵了一团湿棉花。“几点的事？”

“三点二十。她妈打电话给我的，我在医院守了一夜，刚到家。累得不行了，但睡不着，翻来覆去心里堵得慌，就想给你打个电话。”老张的声音干巴巴的，像砂纸在磨一块木头，“老周，你说……她才三十二。”

我没接话。窗外的天慢慢亮起来，灰的变白的，白的又渗进一点淡粉色。我听见老张在电话那头喘气，喘得很轻，像是怕声音大了会惊动什么似的。

“我今天不去公司了，”老张又说，“你帮我跟人事说一声，请两天假。后事要办，她妈一个人扛不住。”

“你放心，我去跟行政说。你照顾好自己，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开口。”

老张嗯了一声，又说了两句，挂了。我把手机放回床头柜上，躺下去，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纹，从灯座旁边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小根干枯的树枝。去年夏天楼上装修震出来的，一直没补。我盯着那条裂缝看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一件事——去年九月，老张在茶水间跟我提过他女儿查出了什么，当时我正急着去开会，说“没事，年轻呢，抗得住”，拍了拍他肩膀就走了。

三十二岁。我翻了翻身，算了算年龄，老张今年五十八，他女儿三十二，他结婚晚，三十五岁才有了这个孩子，独生女。去年查出来的时候是三十一，去年九月份的事。

那天早上我比平时早了二十分钟到公司。出了电梯，走廊里安安静静的，灯还没全亮，只有应急灯的光幽幽地铺在地砖上。行政部的小林还没来，我在她的工位上拿了张便签纸，写了“老张请假两天，家里有丧事”，贴在她显示器正中间。贴完又觉得“丧事”两个字太硬了，想撕了重写，手抬起来又放下，最后还是让它贴在那儿。

上午的会我开得心不在焉。市场部的王总监在台上讲下半年预算，PPT翻了一页又一页，数据密密麻麻地排在表格里，我一个都没看进去。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老张那句“她才三十二”。散会的时候财务部的小李拉住我问：“张师傅今天没来？他桌上那沓发票等着他签呢。”我说“他请假了”，小李又问“怎么了，身体不舒服？”，我说“家里有点事，过两天就回来了”。

回了工位坐了一会儿，我起身去了老张的办公桌。他的工位在走廊尽头靠窗，桌上乱糟糟的，摞着三摞文件夹，一个掉了漆的保温杯，一盆快枯死的绿萝。显示屏还亮着，桌面上开了七八个窗口，最后一个停在一份报销单上，数字填了一半，光标在“合计金额”那格后面一闪一闪的。

我伸手碰了一下鼠标，光标跳了一下，又停住了。窗口最上角是那份报销单的标题——“女儿住院期间交通费补贴申请”。我赶紧把鼠标放回去，退后两步，站在老张的工位前面看着那扇窗户。窗外是另一栋写字楼的玻璃幕墙，反光里映着今天阴沉沉的天，云层压得很低，厚墩墩的，像一床没人叠的棉被。

下午我去了趟医院。老张没说具体在哪家，但我去年听他提过一嘴，说女儿在肿瘤医院住着，我就查了一下，瑞金北院，乳腺外科。到医院的时候快三点了，住院部一楼大厅人来人往的，有穿病号服的人趿着拖鞋慢慢走，有家属抱着暖水瓶来回跑，有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边走边看病历板。我在前台问了，护士翻了翻本子，说张晓彤，昨天上午已经转到重症了，今天凌晨……她没说完，看着我，嘴唇抿了抿，指了指楼梯的方向。

我没上去。站在大厅里，旁边是一排塑料椅，椅子上坐着一个老人，佝偻着背，手里攥着一张CT片子，对着光看，片子上的阴影一坨一坨的。他身后那面墙上贴着一张粉色的大海报，上面写着“关爱女性健康·乳腺疾病早筛公益行动”，海报上印着一个笑容灿烂的年轻女人，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旁边一行大字：“早发现、早治疗，让生命之花常开。”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钟，转身出了医院大门。

外面下起了小雨，毛毛的，落在脸上凉丝丝的。我站在门口台阶上掏手机，看见老张半个小时前给我发了条微信：“我在殡仪馆了，你不用过来，忙你的。”我回了个“好”，又打了几个字删了，最后只发了一个握手的表情。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到十二点多才睡着。老张是九年前调到我们部门的，那时候他四十九岁，从设备科转过来做后勤保障。他是个话不多的人，上班来，下班走，从不早退也不迟到，跟谁都不远不近的。唯一能让他多说几句的话题是他女儿。他女儿在上海读的大学，毕业后留在一家设计公司做平面设计，老张手机里存了好多她的作品照片，有时候吃饭的时候翻出来给我们看。“这是晓彤给那个奶茶店做的logo，你看这个字体，是她自己画的。”“这张插画是她们公司年中庆的系列，她熬了两个通宵画出来的。”

他翻照片的时候嘴角总是翘着的，眼角的纹路一层一层地叠上去，像用旧了的折纸。我们办公室的人都见过晓彤的照片，圆脸，短头发，笑起来眼睛弯成两道月牙，戴着一副圆框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亮亮的。老张办公桌上那个相框里放的就是她大学毕业穿着学士服的照片，学士帽穗子歪在一边，她两只手比了个耶，身后是学校里那片开得正好的樱花。

去年九月的某个周四，茶水间里只有我和老张两个人。他正往保温杯里倒热水，倒完了没走，端着杯子站在那里，看着窗外出神。我问他想什么呢，他说：“老周，我家晓彤查出来有点毛病，乳腺上的。”我说严重吗，他说“医生说三期了”。我当时刚要开会，拎起笔记本走到门口了，回头拍了拍他的肩，说了句“没事，年轻呢，抗得住”，就走了。现在想起来，我拍他那一下拍得太轻了，那句“抗得住”也说得太随便了。

后来的几个月，老张还是每天来上班，但明显瘦了一圈。原来他那件深蓝色夹克穿着正合身，后来变得空荡荡的，肩膀那儿塌下去两块。他中午不再跟我们去食堂吃饭了，自己带个饭盒，坐在工位上吃，吃完了就对着电脑看资料。有时候我经过他桌边，能看见屏幕上全是乳腺癌的治疗方案、靶向药、临床试验招募之类的文章，那些页面花花绿绿的，有的配着解剖图，有的是一排排密密麻麻的英文缩写。

有一次我问他女儿怎么样了，他说“在化疗，反应比较大，掉了好多头发”。又过了两个月，他说“手术做了，大夫说病灶切得挺干净的”。再后来他就不怎么提了，我也不敢问。偶尔在走廊里碰见他，他依然点头、微笑，但那笑容薄得像一张被洗了太多次的照片，颜色淡了，边角卷了，一碰就要碎。

十月的时候部门团建，去崇明岛搞了个周末农家乐。老张本来请假说不去了，后来不知怎么又来了，带着他老婆和女儿。那是唯一一次我见到晓彤本人。她穿着件宽大的灰色卫衣，帽子扣在头上，脸很瘦，颧骨突出，下巴尖了，但那双眼睛还是弯弯的，笑起来的时候眼尾挤出细细的纹，跟照片里一模一样。她坐在农家乐院子里的秋千上，老张在旁边推，一下一下地推得很慢，秋千荡起来的高度不超过半米。她妈坐在旁边的石凳上剥橘子，剥好了递过去，晓彤接了，一瓣一瓣地吃，吃得很慢。

那天下午太阳很好，院子里那棵桂花树开了满树金黄色的花，香气浓得粘稠，坐在哪儿都逃不开。老张推秋千推了好一会儿，晓彤说“爸你歇会儿”，老张就停下来，站在秋千旁边看着女儿，手还扶着秋千的绳索，指头攥得紧紧的。

回去的路上我蹭老张的车，晓彤坐在后座上，靠着车窗闭着眼，像是睡着了。她妈把一件外套盖在她身上，又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动作轻得像在碰一片树叶。老张开车很稳，油门刹车都踩得缓，遇到减速带的时候几乎滑过去的。车里放着收音机，低低的，主持人正在讲什么养生食谱，声音温柔得发腻。

车过长江大桥的时候，我偷偷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晓彤。她醒了，正看着窗外，江面上灰蒙蒙的，几只鸟从水面上低低地掠过去，翅膀扇得极慢，像在飘。她的侧脸很安静，看不出是疼还是不疼，就只是看着窗外，嘴角平平地抿着，好像外面的风景能让她忘记什么似的。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

老张请了三天假。第四天他回来上班了，穿了一件新衬衫，藏青色的，领口挺括，头发也理过了。进来的时候在走廊里碰见我，还和以前一样点头、微笑。但他的眼睛不一样了，眼皮往下耷拉着，眼底红红的，眼白的部分布着细密的血丝，像一张被揉皱又勉强摊平的纸。

“老张，”我喊住他，“你还好吧？”

他停了一下，笑了笑，说：“还行。事情都办完了，总得回来上班。”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目光从我肩膀上方飘过去，落在走廊尽头那面挂着“天道酬勤”书法作品的墙上，停了两三秒钟才收回来。

那天中午我去食堂吃饭，路过他工位的时候看见他正对着电脑发呆，桌面上那份“女儿住院期间交通费补贴申请”的报销单已经关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空白的Word页面，光标在最左上角一闪一闪的，一行字都没打。那盆快枯死的绿萝被他浇了水，水渗出来淌了一桌面，他也没擦，就任它在那儿汪着，倒映着显示屏发白的光。

食堂里人声嘈杂，餐盘碰撞的声音、筷子碰碗的声音、同事们聊天的声音混在一起，嗡嗡的。我一个人端着盘子找了个角落坐下来，面前是一份番茄炒蛋和一碗冬瓜汤。番茄炒蛋是甜的，上海做法，我平时挺爱吃，今天却尝不出什么味道。吃了两口就放下了，拿勺子舀冬瓜汤喝，汤也是寡淡的，几片冬瓜沉在碗底，透明得像玻璃碎片。

旁边一桌的人在聊国庆假期去哪玩，声音大得很，兴奋地翻着手机上的旅游攻略。我听着他们吵吵嚷嚷的声音，忽然想起一件事——去年崇明岛回来以后，老张有一天在走廊里拉住我，跟我讲了一段话。他说晓彤小时候身体就弱，三岁的时候得过一次肺炎，住院住了半个月，他和他老婆轮流在医院陪着，晚上就睡在病房的折叠椅上。那时候他还在老厂上班，厂里三班倒，他下了夜班就往医院跑，骑着自行车，车筐里装着老婆熬的粥。

“那时候觉得累得不行了，”老张靠着走廊的墙壁，双手插在裤兜里，声音平得像一池死水，“现在想想，那算什么呢。那会儿她躺在病床上还冲我笑，举着输液的小手让我看，说爸你看，这个管子里的水一滴一滴的，数到一百滴天就亮了。她就真的数，数到一百滴，跟我说爸天亮了。她从小就爱数东西，数天上的星星，数路边的小石子，数饭桌上的米粒……”

他停住了，低下头，用鞋尖蹭了一下地砖缝。我站在旁边等着，楼道里安安静静的，午休时间，人都下楼吃饭去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嘴角却扯了一下：“后来长大了她就不数了，说是幼稚。可前几天我陪她做检查，她躺在那个CT机里面，机器轰隆轰隆转的时候，她嘴在动，我凑近了听，她在数数。一二三四五，数到二十多的时候机器停了，她就闭上了嘴。”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老张拍了拍我的肩膀，跟我拍他那一模一样，轻飘飘的。“走了，吃饭去。”他说完就转身走了，脚步还是那个节奏，不快不慢的，皮鞋后跟磕在地砖上，嗒，嗒，嗒。

葬礼是周六办的。我去了，公司去了十几个人，行政部小林代表公司送了一副挽联。殡仪馆那个告别厅不大，布置得素雅，白花和黄菊堆了两边，中间那张照片是晓彤大学毕业那张，学士帽穗子歪着，两只手比耶，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但那张照片被放大了，边缘裁掉了一些，看不见身后的樱花树了，只剩她一张脸在白色的花丛中间冲着所有人笑。

老张站在第一排，穿着一身黑西装，旁边是他老婆。她老婆整个人靠在他肩膀上，瘦得厉害，眼睛肿成了一条缝，手里的纸巾攥成了一小团湿漉漉的纸球。老张的背挺得很直，像一把拉满了的弓，但他扶着他老婆的那只手一直在抖，抖动幅度很小，如果不是站在他侧面，几乎看不见。

告别的时候，每个人上去鞠三个躬，然后绕着灵柩走半圈。我走到老张面前的时候，他抬起头看了看我，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最后只是点了一下头。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次拍得比上次重，实打实的，隔着西装能感觉到他肩胛骨的棱角。他肩膀硬邦邦的，绷得太紧了，肌肉像石头一样。

绕着灵柩走的时候，我往里看了一眼。晓彤穿着一条白裙子，头发不知道是假的还是真的，整整齐齐地披在肩上，脸化了妆，看起来比上次见的时候丰润了一些，也许是化妆的效果，也许是灯光打的。她闭着眼，嘴唇涂了一点点口红，粉色的，嘴角微微向上弯着，像是睡着了在做美梦。旁边摆了一束她最喜欢的白百合，花瓣上喷了水珠，亮晶晶的。

我走出去的时候眼眶热了一下，使劲眨了两下，把那股酸意逼回去了。门外的天阴沉沉的，风很大，吹得门口那两排花圈上的白纸条哗啦啦地响。公司几个同事站在台阶上抽烟，烟头的火光在风里一明一灭的。行政部小林在打电话，像是在跟领导汇报葬礼的情况，声音压得很低。

我一个人走到停车场旁边的花坛边上站着，看着满院子来来往往的人。有穿黑色衣服的中年人，有互相搀扶的老人，有抱着孩子的年轻夫妻。一个穿校服的小女孩从人群里跑出来，跑到花坛边上蹲下来看蚂蚁，她妈在后面喊她，她也不理，就那么蹲着，手指头点在地上，跟着蚂蚁的路线慢慢地挪。

我看着她蹲在地上的背影，想起老张说的那件事——晓彤三岁住院的时候数输液管的滴数，一百滴天就亮了。那时候她三岁，什么都不懂，躺在病床上盯着那个透明的滴壶，一滴一滴地数，数到一百就欢天喜地地喊爸爸天亮了。她爸那时候三十八岁，刚当爸爸没几年，头发还没白，夜里骑着自行车往医院赶，车筐里装着粥，后背被汗浸透了，但心里是暖的，因为到了医院就能看见女儿的笑脸。

三十八年之后，他五十八岁了，头发全白了，还是站在医院里，但这次数数的是他。他数着女儿还剩多少个天亮，数着呼吸还有多少次起伏，数着输液管里的药水还剩多少毫升。他数到最后，数不动了。

花坛边那个小女孩站起来跑走了，她妈牵着她往告别厅那边走，大概是里面的仪式结束了。我看了看时间，快十一点了。风比刚才更大了些，把停车场边上那排香樟树的叶子吹得翻过来翻过去，灰绿色的背面露出来又翻回去，哗啦哗啦响。

手机震了一下，老张发的微信：“谢谢你来。后面的事还多，你先忙，不用惦记。”我攥着手机站了一会儿，打了几个字：“有任何需要就叫我，半夜也成。”发完我又加了一句：“你保重。”

他回了一个抱拳的表情。我盯着那个表情看了很久，两个黄色的小拳头并在一起，旁边还冒着两团星星一样的光。老张原来从来不用表情包的，以前我发什么他都回文字，连标点都舍不得多打。现在他学会发表情了，那个抱拳的表情他大概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

那天下午我回到家里，换了衣服坐在沙发上发了半天愣。窗外的天渐渐暗下来了，对面的楼一盏一盏地亮起灯来。我老婆从卧室出来，看见我坐在那儿出神，问怎么了。我说今天参加了一个同事女儿的葬礼，三十二岁。她在我旁边坐了一会儿，伸手捏了捏我的手，没说什么，又起身去厨房做饭了。

厨房里传来切菜的声响，笃笃笃的，很有节奏。油锅热了，“滋啦”一声，葱姜的香气飘过来，裹着一股热腾腾的烟火气。我坐在沙发上闻着那股香味，忽然鼻子一酸，用手背蹭了一下眼睛。厨房的灯是暖黄色的，把油烟和热气照得朦朦胧胧的，我老婆的背影在里面忙来忙去，围裙带子系在腰后面打了个蝴蝶结，她切菜的时候肩膀一耸一耸的。

第二天上班，老张的工位空了。那盆绿萝也不见了，大概被行政部收走了。桌面上干干净净的，文件夹码成了齐整的一摞，保温杯倒扣着放在文件架最上层，杯底朝外，那层褐色的茶垢在杯壁上积了一圈。电脑也关了，屏幕漆黑一片，只有电源灯还亮着，幽幽的一小点绿。

我路过他工位的时候停了一下，看见桌角贴着一张粉色便签纸，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张师傅节哀，有事您说话——行政部小林。”字迹圆滚滚的，每个字都写得大大的，像生怕老张看不见。

接下来的一整个星期，老张都没来上班。人事那边说他请了长期事假，具体多久没定。我每天路过那个空荡荡的工位都会放慢脚步，总觉得下一秒他就该推门进来了，手里拎着那个掉了漆的保温杯，里面泡着浓得发苦的茶，坐下来，打开电脑，把那盆绿萝浇上水，然后低头翻那些永远也翻不完的报销单。

可他没有来。那排文件架上的文件夹开始积灰了，薄薄的一层，在日光灯下泛着细小的白光。窗外的写字楼幕墙换了新的广告牌，“科技赋能未来”几个蓝字亮晶晶地挂在天上，老张那扇窗户正对着那几个字，从早到晚都在反光，蓝幽幽地照在那张空桌子上。

两周以后的一个下午，我在走廊上碰见了老张。他还穿着那件深蓝色夹克，还是瘦，肩膀那儿的布还是塌下去的。但头发理过了，胡子刮了，整个人看起来干净了一些。他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几本旧杂志和一个马克杯，杯子上印着“最佳父亲”的字样，字迹有些剥落了，露出底下白色的瓷。

“老周，”他看见我，脚步停了，“我来收拾点东西。”

“要办离职？”

他摇摇头。“不是离职。我把东西清一清，先拿回去。后面什么时候回来还不一定，工位空着也是空着，让给别人用吧。”他说话的语速比以前慢了一些，每个字之间留的空隙大了，像是要先想一想再往外吐。

我陪他一起走到工位边上。他把塑料袋放在桌子上，拉开抽屉，一层一层地翻。最上面那层是几支笔、一个计算器、一盒回形针。第二层是一摞笔记本，封面上写着年份，从一九年到二三年。最下面那层他翻得特别慢，先拿出来一个铁皮盒子，盒子盖上有几道划痕，漆掉了不少。他打开盒盖，我看见里面装着几张照片、一个小布包、一个叠得方方正正的粉红色毛线手环。

他拿出那个手环，在掌心里放了一会儿，然后轻轻放回去，盖上盒子，把盒子放进塑料袋里。那个手环我见过，崇明岛那次，晓彤手腕上就戴着一条一模一样的，粉红色的毛线编的，编得不算整齐，有几处漏了针，凸起一小团一小团的疙瘩。

老张把剩下的东西一件一件收进塑料袋，收得很慢，每收一样都要停下来看一会儿。最后是那个保温杯，杯底那圈茶垢他拿手指蹭了一下，没蹭掉，就放下了。他站起来，拎着塑料袋看了看那张空桌子，又看了看那面反着蓝光的窗户。

“走了，”他说。

“我送你到楼下。”

我们并肩走往电梯，他走路还是一样慢，不急不躁的，但我注意到他迈左脚的时候右肩往下沉一下，像是身体哪一侧使不上劲，得靠肩膀带一下步子。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数字一格一格地往下跳。他没说话，我也没说话，就安安静静地站着，看着那排红色的数字从十二变成十一、十、九。

到了一楼，走出大堂，外面是个大晴天，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老张眯着眼站了一会儿，把手里的塑料袋换了一只手拎着。“老周，问你个事，”他忽然开口，“你们家孩子多大来着？”

“大的十五，小的九岁。”

他点点头。“那还小。你多陪陪她们。工作的事永远都忙不完，但孩子一眨眼就长大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没看我，看着远处那排正在被风吹动的香樟树梢。“我以前总想，等这个项目忙完就带晓彤出去旅游，等她毕业了就有时间了，等她工作了就轻松了。等来等去，什么都不用等了。”

我从兜里掏出烟盒，递给他一根。他接了，我给他点上，自己也点了一根。两个人站在写字楼门口的台阶上抽了一会儿烟，风把烟吹散了，缠在阳光里变成一团团灰白色的雾。他抽了两口就把烟夹在手里让它自己燃着，没再抽了，就那么看着烟头的火光一点一点往烟纸那边卷，灰烬一段一段地落下来，被风吹走了。

“我知道，人总得往前走，”他忽然说，声音低低的，“但有时候走不动，就想站着歇一会儿。你别担心我，我能撑过去。晓彤走之前跟我说了，让我好好照顾她妈，让我该吃吃该喝喝，让我不要想她。这孩子从小就会说话，最后了还想着怎么安慰我。”

他没再说下去。烟烧到滤嘴了，他把烟头摁灭在垃圾桶顶上的沙盘里，深吸了一口气，胸脯鼓起来又塌下去。“行了，我走了。你回去吧，别耽误上班。”

他拎着那个塑料袋沿着人行道往东走了。午后的阳光把他的影子缩得很短，就在他脚底下缩成黑黑的一团，他走一步影子跟着挪一步。塑料袋在他手里晃来晃去，里面那个铁皮盒子碰着马克杯，“叮叮”的，声音很轻，轻得几乎听不见。我站在台阶上看着他走到路口，绿灯亮了，他过了马路，拐进街角的阴影里，不见了。

后来我回到楼上，路过老张的工位，那张空桌子上已经落了薄薄一层灰。靠窗的那几盆植物收走了以后，窗台上空荡荡的，只剩一道被花盆底座压出来的圆痕，浅浅的，黄褐色的印子。那面窗户还映着对面写字楼的蓝色广告牌，“科技赋能未来”几个字蓝幽幽地打在桌面上，像一滩不会干的水渍。

那天下班我比平时早走了半个小时，去学校接了两个孩子。大的那个上初二了，出了校门看见我就说“爸你今天怎么来了”，我说“想你了”。她斜着眼睛看我一眼，笑着说“肉麻死了”。小的那个还在上小学，蹦蹦跳跳地跑过来拽着我的手，叽叽喳喳说今天同桌偷吃了她的饼干，她说“算了算了给他吃吧反正我也不喜欢那个味道”。我两只手一边牵一个，走过十字路口的时候红灯亮了，我们停下来等着，太阳在我背后落下去，把三个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交叠在一起，分不出谁是谁的。

晚上做饭的时候，我多炒了两个菜，又开了一瓶好久没喝的啤酒。我老婆问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说“没事，就是觉得该做顿好的”。吃饭的时候大的那个在讲学校里的趣事，小的那个忙着跟她姐姐抢最后一块红烧肉，两个人吵吵闹闹的，声音灌满了整个饭厅。我坐在旁边端着啤酒喝，听着她们叽叽喳喳的声音，心里有一块地方涨得满满的。

那天夜里我醒了一次，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路过客厅，看见窗外的月亮又圆又亮，悬在那排梧桐树顶上，把树影投在对面楼的墙上，一小片一小片的，随风轻轻摇着。我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月光，脑子里忽然想起老张那句话——“三十二岁”。

我回到床上躺下，身边传来均匀的呼吸声。我老婆翻了个身，手搭在我胳膊上，温热的。我睁着眼睛看着黑暗里的天花板，那条裂缝还在那里，从灯座旁边一直延伸到墙角，细细的，干干的。我闭上眼，那个穿学士服比耶的女孩又浮上来，眼睛弯成月牙，笑得没心没肺的，身后是一片开得正好的樱花。

那些樱花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我从来没见过她学校里的樱花，只见过老张相框里那一角粉色的模糊的花影。但她照片上那排白牙我记得很清楚，齐齐整整的，笑起来像一把被阳光照透的贝壳。

窗外有一阵风从窗缝里挤进来，把窗帘吹得鼓了一下又瘪下去。月光在鼓起来的那一瞬间涌了满屋子，又随着窗帘落下去退走了。我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肩膀，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上有一点洗过之后的洗衣粉味，干净的，淡淡的。我闻着那股味道，慢慢又睡过去了，这一次没有做梦，一觉睡到了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