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坐在床边,没穿婚纱,穿了一件红色的连衣裙,是他在县城商场挑的,二百六十块,买的时候她试穿了,站在镜子前转了一圈,说好看。她就穿着这件衣服跟他回了家。
她在乌克兰结过一次婚,丈夫是个比她大十五岁的本地男人,酗酒,喝多了会摔东西。她离了,带了一个女儿,留在老家跟着她母亲。她是三年前来云南的,跟着一个做商贸的团队,负责对接中国客户。她在那里认识了老杨。老杨是本地人,五十三岁,离异多年,在镇上开了个五金店,话不多,但人实在。他们在展会上认识,她站台卖手工刺绣,他路过买了一条围巾,围巾的钱他多付了五十块,说不用找了。她记住了他。
展会的最后一天,她主动走过去跟他搭话,问他还有没有需要的。他说没了,就是路过。她说那你加个微信吧,下次有新货可以看看,他加了。
后来他们聊了两年,用翻译软件,从生疏到顺畅。她打字的时候标点符号会打得很完整。他回复的时候句子总是很短。两年里他飞过去看过她三次,每次带一箱云南的菌子和普洱茶。她收下了,第三次的时候她用中文打字说:“我想来你那边看看。”
他帮她办了签证,她来了,住了三个月,每天帮他看店,学会了给水管接头找型号,学会了给顾客报价,学会了他中午爱吃的米线该放几勺辣椒。三个月到期,她回了一趟老家,把手续办妥,又回来了。回来那天她跟他说:“我们结婚吧。”
婚礼办得简单,在镇上摆了几桌,请了邻居和老顾客。她穿那件红裙子坐在他旁边,他喝了两杯白酒,脸红了,话比平时多了一些。客人们散了之后,他把店门关了,两个人回到后面那间卧室。窗台上还晾着她白天洗的几件衣服,水滴在地板上,发出细微的声响。
她坐在床边,从床头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布包,布是旧的,边角被洗得发白。她把包打开,从里面取出一张护照复印件、一张银行卡和一份翻译过的证明材料。她把它们放在床单上,码整齐。
她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她的手放在那张复印件上面,沿着它的边线慢慢捋平。
“你帮我每个月往这张卡上转一点钱,不用多,够我妈和我女儿吃饭就行。”
“我在你这里,不要你养,店里的活我都能干。我就是放心不下那边。”
她说话的时候声音很平,手一直按在那张复印件上,指尖微微用力,像在确认那件东西还没有被撤走。窗外的路灯从窗帘缝隙漏进来,在她的手指上落了一道窄窄的光。
老杨坐在她旁边,看了看那几样东西,又看了看她。“就这个?”
“就这个。”
“那点钱你直接跟我说就行,不用这样。”
她把那几样东西推到他手边:“你拿着,我放心。”
他接过来,把那几张纸叠好放进了自己的抽屉里,关上抽屉的时候锁芯磕了一下,咔嗒一声,像一扇门合拢了。
那天晚上她没有再说别的要求。她睡前把窗帘拉严了,又拧了一下水龙头确认关紧了,然后躺下来,手搭在被子外面。老杨过了一会儿才躺下,关了灯之后屋子里暗下来,能听见外面的风声。她在黑暗里睁了一会儿眼,又合上了。
后来她每天早上帮他看店,学会了给水管接头找型号,学会了在进货单上写中文。她把那盆半死的绿萝换了个新花盆,浇了水放在窗台上。他每个月往那张卡上转一笔钱,数额不多,但她说够了。他有时候会想问她卡上的钱有没有到账,但从来没有真的开口问过。她也没有再提过那张卡。那张卡他们俩都知道,但谁也没有再拿出来确认过。它在那里,像一个已经合上了的抽屉,不会再被打开了。
他在自家院子里的石桌上摆了两把椅子,一把是他的,一把是空的,她早上收拾完店铺就会坐下来,把热好的米线端到桌上,汤碗的底部在石面上磕了一下,发出细微的声响。她坐下之后,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两碗米线和一碟泡菜,汤面上浮着葱花和油花,热气慢慢上升,在两个人之间散开,融进了石桌上那盆刚浇过水的绿萝叶片之中。
她在这边没有别的要求了。她只是偶尔会走到窗台边,把晾衣杆上那件他换下来的旧衬衫取下来叠好,放回柜子里。她叠的时候会把领口对齐,边角压平,像在处理一件她无法完全翻阅,却已经触摸过它每一道缝隙的旧物件。他们之间那份默契,像一条被反复拧紧又松开的水阀,在她来的第七个月,已被她调整到了最稳定的位置。她不再需要去确认那扇门有没有锁好,也不需要在睡前检查她今天有没有打错任何一张送货单。她就坐在那里,接过他递来的那碗米线,低头夹起一筷子,吹了吹,送进嘴里,然后继续吃。风从巷口吹进来,将石桌上的绿萝叶片翻动了一下,她伸手把那片被吹歪的叶子摆正,又把手收回去,搁回碗沿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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