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我跟女同事上山摘荔枝，她的裙子突然被风吹起，她要我负责

⭐楔子

我叫赵志强，1989年那个夏天，厂里安排我和女同事李秀芬上山摘荔枝给领导尝鲜。山顶风大，她碎花裙摆呼啦一下掀起来，我下意识别过脸，什么都没看清。结果她捂着脸蹲下去，第二天就哭着跟车间主任说我故意撩她裙子、看了不该看的。主任拍桌子让我写检讨，我认了，心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李秀芬不罢休，堵在食堂门口指着我说：“赵志强，你一个大男人，敢做不敢当？你看了我，你就得负责！”我端着搪瓷碗愣在原地，周围全是看热闹的工友。那天傍晚我蹲在宿舍楼底下磨刀，青石台阶被蹭出一道白印子。月光照在刀刃上，我想，有些事躲不了，得把话说清。

第一章：山顶那阵邪风，吹散了我往后十年的安稳

我叫赵志强，1989年夏天刚满二十四，在县农机厂当钳工。那年月厂里效益还凑合，每逢节气领导就爱搞点人情往来，端午前厂长王德贵一拍脑门，说要去市里给主管部门送点土特产，点名要新鲜荔枝。厂区后山有片野荔枝林，树龄少说几十年，年年挂果，但树高坡陡，得挑手脚利索的人上去摘。

车间主任刘全福把我叫到办公室，递我一根烟说：“志强，你年轻腿脚好，后天跟李秀芬搭个伴上山。”李秀芬是财务科新来的出纳，比我小两岁，梳两条麻花辫，走路带香皂味儿。厂里人都传她舅舅在县里当个小干部，所以谁见了都客客气气。我没多想，摘个荔枝而已，半天工夫的事儿。

那天一早我俩扛着竹竿和麻袋往山上走。六月的天小孩儿的脸，清朗朗的太阳照着头顶，蝉鸣灌满耳朵。李秀芬穿着件白底碎花连衣裙，脚上蹬双塑料凉鞋，走两步就要停下来掐片草叶子闻。我催她快点，她翻我白眼说：“你懂什么，这叫生活情趣。”我嘴笨，懒得跟她争。

荔枝林在半山腰一片缓坡上，树冠撑开像大绿伞，果子垂下来红彤彤沉甸甸的。我拿竹竿够高处的，她负责捡掉地上的。刚开始还算顺利，装了小半麻袋。李秀芬突然指着树梢叫：“那儿有一串大的！”我仰头看，确实又红又圆。竹竿够不着，我说爬上去敲。我脱了鞋往树干上爬，树皮糙得剌手心。

爬到一半，呼啦一阵山风从谷底蹿上来，树叶哗啦啦翻白。我下意识低头，正看见李秀芬仰着脸往上瞧，风把她裙摆整个掀起来，白花花的大腿根儿都露了。我赶紧扭头，胳膊一松差点滑下来。等风停了再往下看，她已经蹲在地上，两手死死按着裙子，脸涨得像荔枝皮那么红。

我从树上跳下来，想说声“我不是故意的”，李秀芬劈头就骂：“赵志强你臭不要脸！你往哪儿看呢？”我连忙摆手：“我没看清，风刮的！”她眼圈刷地红了：“你爬那么高，什么看不清？你就是故意的！”我说天地良心，我要看清了出门让车撞。她不信，抓起地上的荔枝朝我身上砸，青的半熟的砸了我一后背。我火气上来又压下去，毕竟她是女的，又是领导外甥女，惹不起。

那天剩下的时间我俩谁也不理谁，闷头摘满麻袋下山。一路上她走在前头，我隔了老远跟着。回厂交差的时候，刘全福看看我俩脸色不对，多嘴问了句：“咋了这是？闹别扭了？”李秀芬抿着嘴不吭声，放下麻袋扭头就走。我跟刘全福解释没事，山上风大吵了两句。刘全福拍拍我肩膀：“小年轻闹脾气正常，回去好好哄哄。”

我天真地以为这事儿翻篇了。结果第二天一早，我还没进车间大门，就被刘全福喊去办公室。他脸色铁青把门关上，压低嗓门说：“志强，你捅娄子了。”我心跳漏一拍。刘全福说李秀芬昨晚下班后找他，哭着说昨天在山上我故意爬到她头顶的树杈上，趁风刮起来掀她裙子看。她说得言之凿凿，说我看完了还嘿嘿笑，说她一个姑娘家名声全毁了。

我脑袋嗡一下炸了。“刘主任，我啥时候笑了？我吓得差点从树上掉下来！”刘全福摆摆手：“你别跟我急，人家姑娘哭了一晚上，说你对她耍流氓。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别说你工作保不住，厂里脸上也无光。”我嗓门高起来：“我耍什么流氓了？风刮的裙子，我隔了三四米远，我啥也没看着！”刘全福叹口气：“你说没看着谁信？人家姑娘说得有鼻子有眼。厂长刚打电话来了，让你写份检讨，态度诚恳点，这事儿就按内部矛盾处理。”

我攥紧拳头杵在那儿，指甲抠进掌心。凭什么？我啥也没干凭什么写检讨？可转念一想，李秀芬舅舅在县里，厂里马上要评先进班组，我要是跟她硬顶，闹大了吃亏的肯定是我。刘全福看我不说话，语气软下来：“志强，你还年轻，别为这点事把前程搭进去。写个检讨认个错，我帮你跟厂长说说情，扣半个月奖金完事儿。”

我憋了一肚子火，硬生生咽回去。那天中午食堂吃饭，李秀芬端着碗坐我斜对面，眼皮都不抬。我扒拉两口米饭就放下了，胃里堵得慌。下午在工位上磨零件，锉刀来回推，我心里来回盘算。写还是不写？不写她万一告到派出所，耍流氓罪在当年可不是闹着玩的。写了，这黑锅我就背实了。

傍晚我回宿舍拿了纸笔，趴在床上写检讨。写了撕撕了写，满纸都透着憋屈。最后交了份一百来字上去，写“因本人行为不当，给李秀芬同志造成困扰，深刻反省”。刘全福看了点点头：“行了，这事儿算过了。”

我以为真过了。可李秀芬没打算放过我。第二天中午食堂最热闹的时候，她突然端着饭盒站起来，当着几十号工友的面朝我走过来。她站到我桌前，把筷子往碗上一搁，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让周围人都听见：“赵志强，你光写个检讨就完了？我一个大姑娘，裙子让你掀了、身子让你看了，你就没点表示？”

我腾地站起来：“李秀芬你别瞎说，那是风吹的！”

她冷笑一声：“风吹的你不扭头？你不扭头盯着看？我让你负责，你躲着不见人，还是不是男人？”周围嗡嗡的议论声像潮水涌上来。我看见钳工老张叼着烟嘴愣了，旁边几个女工交头接耳。

我耳朵根烫得像烙铁，想说点什么，嗓子眼儿跟塞了棉花似的。李秀芬红着眼圈补一句：“你要是个爷们儿，这事儿就给我个交代。”说完转身走了，两条麻花辫在背后甩来甩去。

那天下午我没去车间，一个人蹲在宿舍楼底下的台阶上磨刀。那把匕首是上个月从废料堆里翻出来的，锈得不成样子。我拿磨刀石一下一下蹭，青石台阶被磨出一道白印子。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我看见刀锋慢慢亮起来，映着我自己的眼睛。

我想，有些事不能躲了。再躲下去，整个厂子都得传我赵志强是个耍流氓的软蛋。可怎么把话说清，我还没想好。月光爬上来的时候，我攥着那把刀站起来，腿蹲麻了，一瘸一拐走回宿舍。隔壁老王探头问咋了，我说没事，磨把刀切西瓜。

第二章：食堂那顿午饭，她把我的名声摆上了台面

宿舍楼那晚熄了灯，我躺在上铺翻来覆去睡不着。铁架子床吱呀吱呀响，下铺的工友马跃进踹了一脚床板：“志强，你烙饼呢？”我没吭声，盯着天花板裂缝里漏进来的月光。脑子里反复过食堂那场面，李秀芬站我面前，两条麻花辫甩来甩去，周围工友的眼神跟钉子似的扎过来。我赵志强在厂里干了三年钳工，不说多出挑，至少老实本分没惹过事。这下好了，全厂都晓得我是个偷看女人裙子的流氓。

天亮我顶着俩黑眼圈进车间，原本跟我搭伙干活的老周远远绕开，把工具推到我工位上就走了。我低头拧螺丝，耳朵里全是旁边几个学徒嘀嘀咕咕。年轻点的那个叫孙小军，平时跟我还抽过一根烟，这会儿看见我抬头，赶紧扭过脸去假装找扳手。我把螺丝拧得死紧，虎口都硌红了。

上午九点多刘全福又把我叫去办公室，这回他脸色比上次还难看。他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纸拍桌上：“李秀芬家里来人了，她表哥，在县工商局上班的那个。”我盯着那张纸，上面歪歪扭扭写了几行字，大意是要求厂里严肃处理“作风问题”，否则就要往上反映。刘全福两手撑着桌沿：“志强，我不是不帮你，你说你当时要是低头道个歉请顿饭，人家姑娘消了气也就完了。现在人家里闹上来，厂里压力很大。”

我嗓门压不住：“刘主任，我什么都没干，你让我怎么道歉？我请她吃饭说啥？说谢谢你让我背黑锅？”刘全福拍桌子：“你跟我吼有什么用？现在是你捅的篓子！”我深吸一口气，把话咽回去。刘全福缓了缓语气：“这样，厂里决定先把你调去后山仓库管备件，等风头过了再说。工资奖金照发，你别胡思乱想。”

调仓库？我手心攥出汗。钳工是我的手艺，干了三年好不容易能独立上手修柴油机了，调去仓库等于废我半条胳膊。可我没得选，点头说行。

仓库在后山脚下，两间红砖房，铁皮门锈得合不拢。里头堆着各种旧齿轮、轴承、螺丝钉，尘土厚得能写字。我搬了张破桌子进去，每天登记进出备件，活儿清闲得让人发慌。头几天我还拿抹布擦擦架子，后来干脆搬个马扎坐门口发呆。山里蝉叫得撕心裂肺，我忽然想起那天摘荔枝的风声，簌簌的，吹得人心里发毛。

就这么过了四五天，我以为清静了。结果第七天傍晚，我去食堂打饭，刚掀开棉布门帘就看见李秀芬坐在靠窗的位置，跟财务科两个女同事有说有笑。我低头绕到打饭窗口，刚递上饭票，就听见她声音从后面追过来：“哟，赵师傅调仓库了？听说那儿凉快，正好歇着。”

我没回头。窗口打饭的阿姨把搪瓷碗推过来，我接了就走。李秀芬在后面补一句：“有些人啊，犯了错连句软话都不会说，活该去守仓库。”食堂里几个吃饭的工友抬头看我，目光跟荨麻似的扎人。我端着碗走到角落坐下，三两口扒完饭，米粒噎在嗓子眼咽不下去。

那顿饭吃完我回仓库路上，碰见孙小军骑着二八大杠从后山下来。他捏了刹车停我旁边，左右看看压低声音：“赵哥，你跟李秀芬到底咋回事？”我说风刮的，我啥也没看着。孙小军挠挠头：“可财务科那俩女的传得可难听，说你那天在树上不光看，还……还说了下流话。”我一把抓住他车把：“我说什么了？”孙小军吓得往后缩：“她们说你喊什么‘大白腿’之类的……”我松开手，太阳穴突突跳。

我连她裙底是啥颜色都没看清，哪来的大白腿？可这话传出去，十个有九个信。我蹲在路边揪了把草叶子嚼，苦汁子淌了满嘴。孙小军支好车子蹲我旁边：“赵哥，要不你托人给她递个话，认个怂算了。女人嘛，哄哄就好。”我扭头看他：“我认了怂，不就等于承认我真干了那事？”孙小军哑了，拍拍屁股站起来骑车走了。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又回到荔枝树上，风吹起来，李秀芬仰着脸冲我笑。我使劲偏头，脖子拧得生疼，可眼睛就是不听话地往下瞟。我吓醒了，后背全是冷汗，枕头湿了一片。窗外月亮又大又圆，我抹把脸坐起来，胸口堵得慌。我明明没干，可梦里那目光躲闪的样子，跟真干了有什么区别？

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骑车去镇上供销社买了条红纱巾。在仓库里用废机油把刀身抹了一遍又一遍，光可鉴人。我想好了，下周一厂办例会，各车间负责人都在，我要当着所有人把话说清楚。红纱巾用来包刀，万一有人拦我，我就亮出来。不是要伤人，是让他们知道，我赵志强豁出去了。

周一大清早我揣着裹红纱巾的匕首去了办公楼。三楼的会议室门开着，里面烟雾缭绕，厂长王德贵坐主位，刘全福坐旁边，李秀芬居然也在，坐角落里翻笔记本。我往门口一站，烟味儿呛得我咳了一声。王德贵抬头看我：“赵志强？你来干什么？仓库不用看？”

我把手伸进口袋摸到纱巾粗糙的边儿，心跳得像擂鼓。李秀芬抬眼瞥我，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笑，好像算准了我翻不出浪。刘全福站起来打圆场：“志强你先回去，这儿开会呢。”我没动，清了清嗓子说：“王厂长，我有几句话想说。”王德贵眉头皱起来，嘴里的烟卷儿歪到一边。

会议室安静下来，七八双眼睛盯着我。我攥紧纱巾里的刀柄，薄薄的铁片硌着掌心。忽然听到李秀芬轻笑一声：“赵师傅，你可想好了再说。”她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带着劲儿，像在提醒我：你手里那把刀能干什么？你捅了我，你自己也完了。

我愣在那儿，嘴张了又合。王德贵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有什么话下去找刘主任说，别耽误大家时间。”刘全福过来拉我胳膊，把我往外推。我被拽出会议室，门在身后砰地关上。走廊里白墙反光，刺得我眼睛酸。

我松开红纱巾，刀柄上全是汗。蹲在走廊尽头缓了好半天，心跳才慢慢平下去。我想起来李秀芬那句话——“你可想好了再说。”她不怕我，她吃定了我没证据、没靠山、没胆子。我站起来把刀重新包好塞回口袋，从后门溜出去。路过财务科窗户，看见李秀芬正哼着歌整理单据，两条麻花辫一晃一晃。她抬头隔着玻璃看见我，笑了笑，嘴唇动了动，我读出来是三个字：窝囊废。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第三章：有人往我工具箱塞了张纸条，说晚上后山见

仓库的活儿干到第二周，我已经学会把日子过成机械重复。早上开门登记，中午锁门吃饭，傍晚擦一遍工具架下班。后山安静得能听见露水从叶尖滑落的声音。我以为风头差不多该过去了，直到那天早上掀开工具箱盖子，里头多了张纸条。

纸条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边儿不齐，字迹歪扭但工整：“晚上八点，后山荔枝林，有话说。别告诉别人。”没署名。我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攥纸条的手指节泛白。谁会约我去那儿？李秀芬？她不可能主动找我。孙小军？那小子没这个胆。难道是刘全福想私下跟我聊？可他一个车间主任犯不着用纸条。

我把纸条折好塞进裤兜，一整天干活都心神不宁。磨齿轮的时候走神，锉刀滑出去崩了块铁皮。下午马跃进送备件过来，看我魂不守舍问咋了，我说昨晚没睡好。马跃进递我根烟：“仓库待傻了？要不跟主任说说调回来。”我接过来点上，烟雾遮住半张脸：“再说吧。”

晚上七点半我锁了仓库门，沿着后山小路往上走。天还没黑透，西边剩一抹暗红。蝉鸣比白天弱了些，偶尔有鸟扑棱翅膀从灌木丛蹿出来。我裤兜里揣着那把匕首，红纱巾裹了两层。不是要防谁，是给自己壮胆。

荔枝林到了。那棵最高的树还在，果子早被摘光了，叶子在晚风里哗哗响。我站在树底下等，月光从枝叶缝隙漏下来，在地上洒碎银子。等了大概十来分钟，听见身后有人踩着落叶走过来。回头一看，是孙小军。

他穿着件洗褪色的蓝背心，额头上全是汗，喘着粗气说：“赵哥，纸条是我写的。”我一愣：“你约我上山干啥？”孙小军搓着手来回走了两步，忽然站定说：“赵哥，我……我那天也在山上。”

我没反应过来：“哪天？”

“就你们摘荔枝那天。”孙小军声音低下去，眼睛不敢看我，“我跟我表弟去后山掏鸟窝，爬到那棵老樟树上，隔了三十来米吧，正好看见你们那棵荔枝树。”他咽了口唾沫，“风刮裙子那阵儿，我全看见了。”

我脑子轰一下热了：“你看见了？那你看见我扭头了没？”孙小军点头：“你扭头了，特别快，还差点从树上滑下来。”我一把抓住他肩膀：“那你咋不早说！”孙小军被我捏得龇牙：“我当时没当回事！后来厂里传起来，我才知道李秀芬说你故意……我本来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我这两天越想越不得劲，赵哥你这黑锅背得太冤了。”

我松开他，两手撑在膝盖上喘气。月光底下我看见自己的手在抖，不知道是激动还是气的。我直起身：“小军，你能不能跟我去厂长那儿作证？”孙小军脸色一下子白了：“赵哥，我……我表弟还小，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我家里……”他话没说完我懂了。他怕李秀芬家里报复，怕牵连他表弟。我拍拍他肩膀：“你给我递纸条，已经够意思了。”

孙小军从裤兜摸出个东西递过来，是个巴掌大的牛皮纸信封：“这是那天我……我跟我表弟闹着玩，他拿他爹的照相机拍的。拍了几张风景，里边有你俩在荔枝树下的。”我接过信封手抖得拆不开，孙小军帮我撕开口子，倒出几张黑白照片。

月光下看得不真切，但能辨出轮廓。第三张抓拍得最清楚：我趴在树杈上扭头看别处，李秀芬蹲在地上双手按裙，风把裙摆扬起来一角。角度是从侧面拍的，清清楚楚显示我视线根本没往下落。我攥着照片，指甲把相纸边掐出月牙印。

“赵哥，这照片能证明你清白。”孙小军说完这句转身就往山下跑，蓝背心的影子很快消失在树丛里。我站在原地把照片看了又看，心跳一声比一声重。有这东西在，我手里捏住了铁证。

可下一秒我脊背蹿起一阵凉意。李秀芬那天蹲下去按裙子的时候，她知不知道远处樟树上有人？如果她知道，她为什么还敢一口咬定我盯着她看？除非……她有别的目的。

我把照片小心收回信封，塞进裤兜最深处。下山的路上月亮被云遮了，我深一脚浅一脚走，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李秀芬咬死我不放，到底图什么？我赵志强一个仓库管理员，每月工资七八十块，既没钱又没权。她图我什么？总不能是真要我娶她。

走到半山腰拐弯处，脚下踢到个东西。弯腰捡起来，是半截荔枝树枝，上头还挂着两片枯叶。我捏着枝子站了几秒，忽然想起那天李秀芬砸我的青荔枝，熟透的砸在背上生疼。她砸完我之后，蹲在地上哭了一会儿，抬头看我的眼神委屈巴巴的。现在回想，那委屈里好像还藏着点什么，我说不上来。

回到宿舍我把照片锁进铁皮盒子里，盒子塞到床板底下。躺下去翻来覆去琢磨，越想越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李秀芬一个财务科出纳，好好上她的班就行了，非要跟我过不去。而且从她堵食堂逼我负责那天起，每一步都踩得稳稳当当，好像算准了我会退、会忍、会背上这个锅。

第二天上班我盯着一堆旧齿轮发呆，忽然听见仓库门口有人喊我。抬头一看，是财务科另一个女工张小兰。她探头探脑进来，递给我一个铝饭盒：“秀芬让我捎给你的。”我接过来打开，里头是俩白面馒头，夹着咸菜。我愣住。张小兰压低声音说：“秀芬让我带句话，她说……她说她知道错了，想跟你私下聊聊，就在厂后面小河边，今晚七点。”

我握着饭盒，手心发烫。李秀芬主动找我？她闹了这么多天忽然认错？我第一个念头是她在试探我，第二个念头是照片的事儿她是不是知道了。第三个念头最清晰：去，必须去。我倒要看看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下午我把匕首从红纱巾里拿出来，拿砂纸把刃口磨得更亮了些，又重新裹好。不是用来伤人，我反复告诉自己，是怕万一。万一她又挖了什么坑等我跳，我至少手里有东西能镇住场面。

傍晚六点半我揣着刀和照片往小河边走。河离厂区两里路，岸边种着柳树，水浅得刚没过脚踝。我到的时候李秀芬已经在了，换了件淡蓝色短袖衬衫，头发散下来披在肩上，跟平时扎麻花辫的样子判若两人。她坐在一块大青石上，手里揪着柳树叶一片片往水里扔。

听见脚步声她抬头看我，目光软得跟平时判若两人。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喊了声：“赵志强。”我没应，隔了两步站住。她抿了抿嘴忽然眼圈红了：“我想好了，那事儿……是我不对。”她声音发颤，眼泪跟着就掉下来，“我不该那么闹，让你在厂里难做人。”

我攥着裤兜里的信封，没说话。她往前走了一步，伸手想拉我胳膊。我退了一步。她愣住，眼泪挂在下巴上：“你不信我？”我看着她的眼睛说：“李秀芬，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第四章：她约我小河边见面，哭得梨花带雨说想补偿我

李秀芬那眼泪掉得跟断了线的珠子似的，站在柳树底下抽抽搭搭。傍晚河风吹过来，她散着的头发拂到脸上，也不伸手拨开，就那样看着我，活像受了天大委屈的人是她不是我。我后背靠着棵老柳树，两手插在裤兜里，右手攥着牛皮纸信封的一角，纸边都让我攥软了。

她擦了把脸，吸吸鼻子说：“赵志强，我知道你现在肯定不信我。可我这两天翻来覆去想，你啥也没干，我非逼你写检讨、调仓库，是我混账。”她声音软下来，“我舅舅前两天来厂里吃饭，问我咋回事，我没敢说实话。他让我好好跟你道个歉，说别把同事关系搞僵了。”

我耳朵听着她说话，脑子里飞快转。她舅舅来厂里吃饭？哪个领导请的客？厂长王德贵还是车间主任刘全福？如果她舅舅真觉得她做得过分，为什么不直接找厂里给我恢复岗位？非得让她一个姑娘家来河边跟我抹眼泪？

我没动声色，说了句：“你道完歉了，然后呢？”李秀芬抬起眼睛看我，眼睫毛上还挂着泪珠：“然后……我想请你吃顿饭，就在镇上国营饭店。我请你，算是赔罪。”她说完低下头，脚尖踢着地上的小石子，“你要是不去也行，我就……我就心里过意不去。”

国营饭店。镇上就那一家，招牌菜红烧肉炖干豆角，一盘要两块五，平时我们这些工人也就过年才舍得去。她一个刚上班没多久的出纳，一个月工资顶多六十来块，请我吃那顿饭怎么也得花掉小半个月饭钱。我盯着她低头踢石子的样子，忽然想起那天食堂里她指着我说“你就没点表示”的架势，判若两人。

我心想，去就去。正好把话摊开说。我点头：“行，明晚七点。”李秀芬抬头笑了，眼角的泪还没干透，笑纹就漾开来：“那说定了，明晚七点，国营饭店门口碰头。”她转身走了两步又回头，“赵志强，你别带别人来啊。”我说不带。

她沿着河边小路径直走了，蓝色衬衫的背影在柳条间一闪一闪。我站在原地又待了会儿，河水哗哗流，我蹲下去掬了把水泼脸上，凉得激灵。脑子里反复过她那些话——舅舅来吃饭、想道歉、请吃饭赔罪。每一句都挑不出毛病，可连起来总觉得哪儿不对。

回宿舍我把照片从信封里抽出来又看了一遍。月光底下那张侧面照，我头扭向左边，视线对着老樟树方向，跟蹲在地上的李秀芬之间隔了至少三四米距离。相纸边缘有一小块指纹印，大概是孙小军当时拿捏的。我小心翼翼把照片和匕首一起锁进铁皮盒子，盒子塞到枕头底下。

第二天傍晚我提前半小时换上身干净的确良衬衫，裤子是压箱底那条藏青色的，虽然膝盖上有个补丁但洗得发白倒也利索。出门前我犹豫了一秒，还是把铁皮盒子揣上了，匕首裹着红纱巾搁在盒盖上。不是要动刀，可这年月人心隔肚皮，我总得留个后手。

国营饭店在镇东头十字路口，门脸不大，挂着褪色红布招牌。我到的时候天刚擦黑，李秀芬已经站在门口了。她换了件碎花短袖，头发重新扎成两条麻花辫，辫梢系着红头绳。看见我来她笑着招招手：“进来吧，我订了靠窗的位子。”

饭店里头摆着七八张方桌，顶上吊着日光灯管，嗡嗡响。靠窗那张桌上已经摆了两个凉菜，一盘拍黄瓜、一盘花生米，旁边放着两瓶汽水。李秀芬坐下来给我倒了杯汽水，推到我面前：“先喝口，解解暑。”

我坐下没动杯子，直直看着她：“秀芬，你直说吧，到底啥事。”李秀芬拿筷子夹了颗花生米放进嘴里嚼了会儿，才慢悠悠开口：“我想让你回钳工岗位。”我愣了愣。她接着说：“我跟我舅舅说了，让他跟厂长打个招呼，把你调回来。刘主任那边我也去说过了，他同意。”

我端起汽水喝了一口，甜的，气泡刺嗓子。我想不通她费这么大劲把我搞走，又费更大劲把我弄回来，图什么？李秀芬看我不说话，放下筷子叹口气：“赵志强，实话跟你说吧，我当初闹那么凶，是因为……是因为我家里人催我找对象，催得紧。”她垂下眼皮，“我表哥说我二十四了还没对象，在厂里丢人。那天山上风一吹，我就想，要是能把你跟我绑一块儿，我家里就不催了。”

我嘴里的汽水差点喷出来。她抬头看我，脸微微泛红：“我知道这想法混账，可我没办法。我舅妈天天念叨谁家闺女嫁出去了谁家抱孙子了，我烦得不行。你人老实，在厂里风评也好，我就想着……逼你一下，你要是认了软，兴许就能顺水推舟。”她声音越说越小，“可你没接茬，还跟我硬扛。我这两天想明白了，强扭的瓜不甜。”

我攥着汽水瓶，瓶壁上凝的水珠顺着指缝淌下来。她这番话信息量太大，我一时消化不了。催婚？逼我就范？这都什么跟什么。可看着她的表情，又不像撒谎。她眼圈又红了红：“我知道这顿饭请得晚，可我是真心想弥补。你回车间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保证让你风风光光调回去。”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脑子里翻来覆去掂量。如果她说的是真的，那这事儿从头到尾就是她一个人瞎胡闹。可她说过的话、干过的事，哪一件不是把我往死路上推？一封检讨、调仓库、全厂人都把我当流氓看，就一句“强扭的瓜不甜”算了？

我把汽水喝完，瓶子顿在桌上：“秀芬，你让我回去我就回去？那我这些天受的气算什么？”她愣了，嘴唇动了动，眼泪又开始在眼眶打转：“那……那你说咋办？我给你跪下？”她说着当真要起身，我赶紧摆手拦住：“别别别，大庭广众的。”

服务员端上来一盘红烧肉，油汪汪的，香气扑鼻。李秀芬拿筷子给我夹了块瘦肉堆到碗里：“先吃饭，吃完再说。你饿了一天了吧？”肉香钻进鼻子，我确实饿了。自从调去仓库，每天午饭都凑合，晚饭更是有一顿没一顿。我拿起筷子夹了肉塞进嘴里，肥瘦相间炖得烂乎，咸香滋味在舌尖化开。我扒拉了两口米饭，紧绷了好几天的神经松了松。

李秀芬看我吃了，自己也动了筷子。两个人埋头吃了一阵，气氛缓和不少。她忽然问：“你这两天在仓库干啥呢？”我说登记备件、擦架子、发呆。她扑哧笑了：“发呆也算活儿？”我说闲得慌，不如在车间拧螺丝。她点点头：“下周就能回去，我保证。”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秀芬，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家里到底知不知道你这事儿？”她筷子顿了一下，夹的花生米掉了两颗在桌上：“我舅知道一点儿，但不全知道。我就说咱俩闹了点误会，他帮我跟厂里打了招呼。”她抬头看我，“你放心吧，你调回去之后，我在厂里再也不会提那事儿了。谁要是再传，我帮你骂回去。”

她话说得敞亮，表情也真诚。我盯着她看了几秒，心里的秤砣慢慢往一边偏。也许她真是被家里逼急了才干出这糊涂事。谁家没本难念的经？我赵志强要是因为这个跟她死磕到底，反倒显得我不大气。

饭吃到最后，李秀芬结了账，两块八毛六，她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块钱递给服务员。我掏出两块钱塞她手里：“该我出一半。”她推回来：“说好了我请。”我把钱拍在桌上：“你要真想弥补，就别让我欠你人情。”她看了我一眼，把钱收了。

走出饭店门，街上路灯昏黄，飞蛾绕着灯泡扑棱。李秀芬站在灯下搓了搓胳膊：“那我回去了，你路上慢点。”我点点头。她走出去几步又回头：“赵志强，明天上班刘主任会找你。”我说知道了。

回去路上月亮升得老高，我走在田埂上，稻花香一阵阵涌过来。铁皮盒子在怀里硌着胸口，我摸到盒子角上冰冷的铁皮，想起里头那把匕首和照片。今晚这顿饭吃得像做梦，她道歉、她解释、她承诺把我调回去，每件事都往好的方向走。可我走着走着忽然停下来，站在田埂中间愣了好一会儿。

她说的催婚、逼我就范，这理由听着合理，细想却有个漏洞。她如果只是想找个对象交差，为什么不在山上当场就跟我挑明？非要闹得满厂风雨、逼我写检讨调仓库，折腾这么大一圈再道歉？我甩甩头，也许是我想多了。一个姑娘家，脸皮薄，当时不好意思开口，后来骑虎难下，也是有的。

回到宿舍躺下，铁皮盒子搁在枕边。我闭上眼，眼前全是李秀芬在饭店里红着眼圈的模样。她说“强扭的瓜不甜”的时候，睫毛上确实挂着泪。我翻了个身，月光从窗户斜进来照在铁盒子上，盒面反着冷光。我想，再信她一次。

第五章：国营饭店那顿饭，她掏钱请客却要了我的命根子

第二天果然被刘全福叫去办公室。他抽着烟笑眯眯看我：“志强，收拾收拾回车间吧。仓库那边我另安排人。”我哦了一声，没多问。刘全福吐口烟圈说：“李秀芬这回办事儿还算地道，找了她舅舅来说情。你也别跟她计较了，往后好好干活。”

我点点头，正要转身出去，刘全福又叫住我：“对了，下个月先进班组评选，你今年表现不错，我提名你。”我脚步一顿。去年我也被提名过，但最后落了选。今年先闹这么一出，按理说别说评先进，能保住饭碗就算不错。刘全福主动提这茬，摆明了是安抚。

回车间那天，老周看见我愣了一下，随即咧嘴笑了：“志强回来了？来来来，那台柴油机我拆了一半正愁没人搭手。”孙小军站在角落里冲我挤挤眼，我没回应，但心里暖了一下。工友们的态度比我想象中好，除了偶尔有几个人眼神怪怪的，大多数人都跟以前一样招呼我。钳工台、工具箱、满地的机油味，闻着比仓库的尘土味儿踏实多了。

日子重新走上正轨，我卯足了劲干活，连着加了三天班把积压的活儿清了一半。刘全福在例会上点名表扬，说赵志强同志觉悟高、业务硬。我埋头拧螺丝，心里那点疙瘩慢慢松了些。李秀芬果然守信用，再没来找过我，食堂碰见也只是远远点个头。我以为这事儿真翻篇了。

转折来得毫无征兆。那天下午收工，我蹲在工位底下收拾废铁屑，孙小军忽然猫着腰凑过来，压低声音说：“赵哥，我听说个事儿，不知道真假。”我抬头看他，他脸色不大好：“财务科要搞内部审计，县里来的人，听说要查往来账目。”我擦擦手上的油：“查账跟我有啥关系？”

孙小军左右看看：“我表弟他爹不是在县工商局嘛，他昨天吃饭听他爹提了一嘴，说那批荔枝的账对不上。”我一激灵，扔了抹布站起来：“荔枝账？”孙小军点点头：“厂里报上去的采购款是八百块，可那批荔枝是咱俩从山上白摘的，一分钱没花。财务科做账的时候咋平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脑子嗡一声。八百块，在1989年相当于我十个月工资。李秀芬是出纳，做账归她管。厂长王德贵要送礼，账面要平，这中间的缺口怎么补？我忽然想起李秀芬非要闹着让我写检讨、调仓库，又忽然道歉请客把我弄回来。这前前后后折腾，难道不是为了嫁祸给我？

我蹲回工位边，手心全是汗。八百块的账如果栽到我头上，别说调回车间，直接开除加追究刑事责任。李秀芬在食堂堵我的时候说什么来着？“你看了我，你就得负责”——她说的负责，压根不是结婚成家，是让我背这八百块的烂账！

那天晚上我没吃饭，一个人坐在宿舍里把铁皮盒子打开。照片上我扭头看左边，李秀芬蹲在树下。照片是真凭实据，可它只能证明我那天没偷看她裙子，证明不了账跟我无关。孙小军说的话到底靠不靠谱？我决定第二天去找张小兰探探风声。

张小兰是财务科跟李秀芬走得最近的女工，平时叽叽喳喳嘴不严。第二天午休我故意在财务科门口碰见她，随口聊了两句天气，装作不经意地问：“听说县里要来查账？”张小兰嘴快：“可不是嘛，这两天秀芬加班到半夜，把前几个月的单子翻出来重新誊。她急得嘴角都起泡了，我递她清凉油她都没空抹。”我心里一沉：“查得严？”张小兰压低声音：“听说是有人匿名举报的，说咱厂采购环节有猫腻。”

匿名举报。八百块的荔枝。李秀芬连夜加班做账。我手里捏着的馒头凉透了。如果那笔账平不了，最方便的办法是找个人顶罪。而最合适的替罪羊，就是我赵志强——刚闹过作风问题、名声坏了、领导们巴不得早点打发掉的人。

下午我找了孙小军，让他在帮我递个话给他表弟的父亲，看看能不能打听下审计的人什么时候来、重点查哪一块。孙小军犹豫了一阵答应了。傍晚我蹲在车间后墙根抽烟，烟头暗红的光在暮色里一明一灭。忽然听见脚步声，抬头一看，李秀芬站在两米外。她没扎麻花辫，头发乱蓬蓬的，眼底确实青黑一片，嘴角隐约有个火泡。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开口说：“赵志强，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我灭掉烟头站起来：“听说什么了？”她抿了抿嘴：“审计的事儿。”我看着她没说话。她往前走了一步：“那批荔枝的账，确实有点问题。”她声音压得很低，“可我已经在想办法平了，你别掺和。”

“我别掺和？”我嗓门不由自主抬高了，“你当初闹那出，是不是就想把这账栽我头上？”李秀芬猛地抬头，眼睛里有一瞬间的慌乱，但很快稳住了：“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说栽你头上了？”我盯着她的眼睛，她眼神闪了一下避开。“那你为什么非盯着我不放？厂里那么多人，你为啥就找我背锅？”

李秀芬咬了咬下唇，火泡被她咬破了，渗出一丁点血丝。她沉默了好一会儿，说：“因为你好欺负。”这话像根针扎进我耳朵。她接着说：“你农村来的，没背景没靠山，性子软。我一开始确实想着，要是能把那笔账嫁给你，上面问起来就说你私下卖了荔枝把钱昧了，你嘴笨说不清楚。”她顿了顿，“可后来我后悔了。我请你吃饭道歉、帮你调回车间，都是真心的。”

“那你现在呢？”我攥紧拳头，“审计要来了，账还没平，你打算怎么办？”李秀芬抬头看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所以我来找你。赵志强，你帮我一把，帮我稳住这笔账。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找你麻烦。”

我盯着她嘴角的血丝，忽然想笑又笑不出来。她这是拿我当什么了？用完的扳手还要再磨一次？我后退一步：“李秀芬，你自个儿捅的篓子自个儿填，别拉我垫背。”她急了，伸手抓住我袖口：“你帮不帮我？你要是不帮我，那笔账查出来，我就说……说钱是你拿的。”

我一把甩开她手：“你有证据？”她仰着脸看我：“我能在食堂里说你掀我裙子，就能在审计面前说你贪了八百块。你信不信？”

第六章：她这句话，把我最后那点犹豫彻底钉死了

李秀芬那句话在晚风里飘着，我盯着她嘴角的血丝，忽然觉得脊梁骨窜上一股冷。她说“你信不信”的时候，眼神里那点慌乱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破罐破摔的狠。我知道她干得出来。一个能当着全厂人的面编排我掀裙子的人，有什么编不出来的？

我没回她，转身走了。身后她喊了声“赵志强”，我没停。回到宿舍把门关上，背靠着门板滑坐到地上，铁皮盒子搁在膝盖上。我掀开盖子，红纱巾裹着的匕首安安静静躺在里头，旁边是那几张黑白照片。我抽出照片对着窗外的光看，我扭头的侧脸、李秀芬蹲下的背影、风卷起的裙角。照片是死的，人是活的。

那天晚上我失眠到后半夜，脑子里反复盘两条路。一是认了，帮她平账，这事儿彻底翻篇。可帮她平账就意味着我主动把把柄递到她手里，往后她想拿捏我就拿捏我。二是不认，把照片拿出来证明她诬陷我，可荔枝账的事还是跑不了。孙小军的消息如果属实，审计一来八百块的缺口必然曝光，到时候李秀芬一口咬定是我干的，我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

我翻了个身，木板床吱呀响。凌晨三点多终于迷迷糊糊睡过去，做了个乱七八糟的梦。梦见荔枝树长到了房顶上，满树果子红得发黑往下掉，砸在水泥地上噗噗响。我躲来躲去没处躲，忽然看见李秀芬站在树底下冲我招手，嘴角的火泡变成一颗荔枝。

醒来天蒙蒙亮，我洗了把冷水脸，做了个决定。去镇上找孙小军表弟他爹，问问审计的具体情况。孙小军跟我提过，他表弟的父亲叫吴国栋，在县工商局稽查科当副科长，对下头的门道比谁都熟。我骑车半小时到了镇上，在工商局门口等。吴国栋骑着辆凤凰自行车出来，四十来岁国字脸，看着挺和善。我上去自报家门，提了孙小军名字，他想了想记起来：“哦，你是小军厂里那个朋友？”

我拉着吴国栋在路边小摊坐下，要了两碗豆腐脑。我边喝边拐着弯问审计的事。吴国栋咬了口油条说：“你们厂那事儿，是有人投了匿名信，说采购环节虚报冒领。具体金额多少我不清楚，但应该是近几个月的事儿。”我放下调羹：“吴叔，能不能打听一下，重点查哪几个人？”吴国栋看了我一眼：“小伙子，你是怕查到你头上？”我没否认。

他喝了口豆腐脑，压低声音说：“匿名信里头点了财务科一个人，姓李。不过这事儿还在走流程，下周一才正式进场。”我心头一紧，姓李的，那就是李秀芬无疑了。匿名信是谁写的？厂长王德贵？还是另有其人？如果审计冲着李秀芬来，那八百块的荔枝账首当其冲。她昨晚急成那样，就是因为知道躲不过去了。

从镇上回来我一路蹬车蹬得飞快，脑子里盘算时间——下周一，还剩三天。李秀芬只有三天时间把账做平，实在平不了就得找人背锅。而我，显然是她最顺手的一个。那天下午在车间干活我格外沉默，老周跟我说话我都嗯嗯啊啊应付。刘全福路过检查进度，看了我两眼问：“志强，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又犯胃病了？”我说没事。

傍晚收工我正要走，孙小军从走廊那头跑过来，塞给我一张叠成四方块的纸：“我表弟让我给你的。”我展开一看，上面是吴国栋的笔迹，只有一行字：“查账重点在三个月前一笔八百元农产品采购款，发票编号89-032。”我攥着纸条，手心汗津津的。三个月前，正是摘荔枝那阵儿。

我把纸条烧了，灰烬冲进下水道。蹲在厕所隔间里，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的像有人在砸门。三天。我还有三天。是找李秀芬摊牌让她自己扛，还是想别的办法自保？我摸着裤兜里的铁皮盒子钥匙，钥匙齿硌着指腹。

第二天上午我主动去找李秀芬。她在财务科整理凭证，看见我来先是一愣，随即笑了：“想通了？”我没接话，反手把门关上。屋里就我们俩，窗外蝉鸣聒噪。我拉开椅子坐下：“秀芬，审计下周一进场，你知道吧？”她手里的笔顿了一下：“知道。”

“那八百块荔枝款，发票编号89-032，你怎么平？”我盯着她。她放下笔，抬头看着我：“我还没想好。”我说：“你没想好就跑来让我帮你？你当我是泥捏的？”她嘴唇动了动：“赵志强，你听我说。那笔钱其实……其实不是我一个人拿的。”

我眯起眼：“谁？”她咬了咬牙：“王德贵。他让我做账报八百，实际只给了三百块，剩下的五百他自己揣了。后来县里要查，他想让我把账平了。我平不了，就……就想找人顶。”她说着声音越来越小。

我整个人像被人兜头泼了盆凉水。厂长王德贵？我不由自主攥紧了裤缝：“那你当初闹我，是他指使的？”李秀芬点头，又摇头：“不全是。是我自己先想到的你，后来跟他提了，他默许了。”

我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走了两圈。窗台上一盆文竹叶子蔫黄蔫黄的，我揪了一片撕碎了扔进纸篓。王德贵默许的——难怪刘全福让我写检讨调仓库都那么顺当，难怪我回车间刘全福还主动提名我评先进。从头到尾他们都在给李秀芬铺路，而我就是路上那块垫脚的石头。

我站住了：“秀芬，你跟我说这些，不怕我找厂长去？”她苦笑了一下：“你去啊，你去找他，他会认？我手里又没他签字的条子，空口白话谁信？”她摊开两手，“可你要是不帮我，审计查出来，我就说钱是你拿了。你猜审计的人是信我一个财务科出纳，还是信你一个钳工？”

我攥着铁皮盒子钥匙的手松了又紧紧了又松。她吃定我了。吃定我拿不出证据证明那笔钱跟我无关，吃定我不敢跟厂长撕破脸。可她不晓得我手里有荔枝树下的照片，也不晓得孙小军和他表弟是目击证人。但这些能证明我没掀裙子，证明不了我没拿钱。两码事。

我深吸一口气：“你让我怎么帮你？”李秀芬眼睛亮了：“你写个条子，就说那批荔枝是你私下卖了，钱借给亲戚了，过两个月补上。我拿条子做凭证，审计问起来就说账上应收款还没收回来。”

写条子？我要是写了条子，等于主动承认贪污。到时候她转头把条子往审计桌上一拍，我赵志强彻底完了。我盯着她嘴角那个破了又结痂的火泡：“我写条子，你能保证不交出去？”她举手发誓：“我保证。我就做个账目依据，等风头过了就撕掉。”

我看着她举着的手，指尖有点抖。她也在怕。怕审计查出来，怕王德贵把她推出去当替罪羊。我忽然想到一个点：“王德贵知道你来求我吗？”李秀芬摇摇头：“他不知道。他让我自己想办法。”

我沉默了大概有一分钟。办公室里日光灯嗡嗡响，窗外蝉叫得撕心裂肺。我开口说：“条子我写，但我有条件。”她急切点头：“你说。”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说：“第一，条子只能用来平账，审计查完当场销毁。第二，你要当着我的面，跟刘全福和王德贵说清楚，那天山上是我被冤枉的。第三……”

我顿了顿，把铁皮盒子从裤兜掏出来搁在桌上。李秀芬看见那个盒子，脸色变了一下。我没打开，只把手按在盒盖上：“第三，以后你离我远点。咱俩这辈子桥归桥路归路。”

第七章：白纸黑字按手印那天，我看见她抽屉里有另一张条子

李秀芬盯着铁皮盒子看了好几秒才移开目光，点点头说行。我让她把承诺写下来，她愣了：“你还不信我？”我说你写不写？她翻出张白纸，拿钢笔刷刷写了几行，大意是审计结束后销毁条子、还我清白、井水不犯河水。底下签了名，按了红手印，她食指沾印泥的时候手确实在抖。

我把她写的承诺折好收进口袋，又把铁皮盒子揣回裤兜。李秀芬看着那个盒子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没问出口。我出了财务科办公室，后背衬衫汗湿了一片，风一吹凉飕飕的。

周六上午我按约定写了条子。内容按她要求的来，写“本人赵志强于1989年6月将厂区后山荔枝自行处理，所得款项借与亲戚周某，预计两月内归还”。我拿钢笔抄了两遍，头一遍字太抖重写，第二遍好歹规整些。签了名按了手印，红印泥染了拇指肚老半天洗不掉。

下午我去财务科交条子，李秀芬接过去从头到尾看了两遍，折好锁进抽屉里。我目光扫过她抽屉，看见里面堆着凭证、回形针、几支红蓝铅笔。抽屉最里头角落有个牛皮纸信封，露出白纸一角。我没多看，但她合抽屉的时候，我瞥见那白纸上头似乎也有红手印。

我心头动了一下，但没问。也许是她自己写的备忘，也许是别的单子。审计前财务科忙乱，什么都往抽屉塞也正常。

周日厂里不上班，我一整天窝在宿舍没出门。马跃进约我去镇上看录像我也没去，捧着本《农机维修手册》翻了半天一个字没看进去。傍晚孙小军来找我，递我一包大前门：“赵哥，我爹让我给你带句话，说审计那边的人周一上午九点到，让你心里有数。”我点上烟抽了一口：“知道了。”

孙小军犹豫了一下：“那个……纸条的事……”我拍拍他肩膀：“放心，不会把你扯进来。”

周一早上七点半我就到了厂里。车间里还没人，我坐在工位上拿抹布把钳台擦了又擦，擦得铁皮锃亮。八点工人们陆续来了，老周跟我打哈哈说今天咋来这么早，我说睡不着。八点四十分刘全福火急火燎跑过来：“志强，厂长叫你，赶紧去三楼小会议室。”

我跟着刘全福上楼的时候，心跳已经平下来了。该来的总要来。三楼小会议室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里面坐了四个人：王德贵、李秀芬、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还有个年轻些的姑娘，面前摊着账本。戴眼镜的抬头看我：“赵志强是吧？我们是县工商局稽查科的，有些情况需要跟你核实一下。”

李秀芬坐在桌子对面，低着头翻笔记本，从我的角度只能看见她发顶和麻花辫。王德贵咳嗽一声说：“小赵啊，你别紧张，组织上就是了解一下情况。你之前是不是经手过一批后山的荔枝？”我点头：“是我摘的，和李秀芬一起。”

戴眼镜的推了推眼镜：“那批荔枝摘回来之后怎么处理的？”我按照跟李秀芬对好的口径说：“厂里让我处理掉，我当时有个亲戚在县城摆摊，就托他帮忙卖了，钱还没收回来。”戴眼镜的看了看手里的材料：“这么说八百块货款你还没上交？”我说是，过两个月一定补上。

王德贵接过话头：“这事儿是我疏忽了，当时没盯紧流程。”他冲戴眼镜的笑笑，“不过小赵同志态度一直很好，我们也准备从轻处理。”戴眼镜的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几笔，旁边年轻姑娘翻了几页账本，抬头说：“王厂长，这边还有一笔三百块的采购款，发票号也对不上。”

会议室安静了两秒。王德贵脸上的笑僵了一下：“哪一笔？”年轻姑娘把账本转过来指给他看：“89-031，农产品采购，金额三百，可采购单上没写具体项目。”王德贵看了李秀芬一眼。李秀芬抬起头，表情木木的：“那笔是……是买化肥的。”

“化肥？”年轻姑娘翻了翻凭证，“可发票是镇上供销社开的，买化肥应该有出库单。”李秀芬抿了抿嘴：“出库单……可能夹在别的凭证里了，我回去找找。”戴眼镜的合上本子：“行，先记着，后续补材料。”

我坐在那儿全程没怎么说话，手心全是汗。那笔三百块的就是王德贵截留的，他让李秀芬做账平掉。现在审计查到了，王德贵脸色铁青，李秀芬额头沁出细密的汗。我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有点痛快又有点发紧。

审计的人又问了几个常规问题，前后大概半小时就结束了。临走前戴眼镜的跟王德贵握手：“王厂长，初步看问题不大，个别凭证补一补就行。我们下周出报告。”王德贵笑着送客，客套话说了一堆。

会议室门关上，剩下我、李秀芬、王德贵三个人。王德贵转身盯着李秀芬：“那三百块采购款怎么回事？不是让你做成耗材吗？”李秀芬低下头：“原来做的是耗材，后来上个月盘点，耗材库存对不上，我只能改成农产品采购重新贴票。”王德贵猛地拍了下桌子：“废物！”

我站起来想走，王德贵叫住我：“小赵，你等一下。”他走到我跟前，居高临下看着我：“今天表现不错。那八百块的事儿，你写个计划，什么时候补上。”我攥了攥裤缝：“厂长，我一个月工资七十多，八百块我得还一年。”王德贵扯了扯嘴角：“那就慢慢还。你那条子我留了底，别想着赖账。”

他话里的威胁清楚明白。白纸黑字按了手印的东西在他手里攥着，我这辈子都得被他掐着脖子。我点点头没吭声出了会议室。走廊里李秀芬站在窗边，见我来她低声说了句：“你放心，条子我会销毁的。”我看着她，忽然问：“你抽屉里那张带手印的纸是什么？”

她脸色刷地变了。那一瞬间变化太快，但足够我确定——她抽屉里确实另有东西，而且跟我有关。我没追问，转身下了楼。

中午吃饭我没去食堂，在车间角落里啃馒头。越想越不对。她抽屉里那张带手印的纸，到底是什么？是另一张条子？还是她跟王德贵之间的协议？我在心里把整件事从头到尾捋了一遍：她当初闹我、逼我写检讨、调仓库，然后请客道歉、帮我回车间，最后逼我写条子平账。每一步都环环相扣。可如果她一开始就打算让我顶那八百块，为什么还要费周折帮我回车间、给我评先进名额？

除非——这两件事根本就是分开的。闹我的事是她的主意，帮我回车间是王德贵的意思。王德贵要保厂里的名声，不能让我一个钳工背上贪污的罪名闹太大。而李秀芬只是借着这个机会，顺手把账栽给我。她又当好人又当坏人，两头都不耽误。

我啃完馒头把包装纸揉成一团，用力砸进垃圾桶。下午我找机会溜去财务科，透过门缝看见李秀芬坐在办公桌前翻抽屉，翻了一阵从里头抽出那张带手印的纸，对着光看了看，又塞回去。我隐约看见纸上好像有几行字，抬头似乎是“借款协议”之类的。她锁好抽屉，拿上包出去了。

我等她走远了，摸到财务科门口。门没锁，我闪进去蹲在她工位前。抽屉锁着，我拽了两下没拽开。正着急，看见她笔筒里插着把裁纸刀，刀片薄薄的。我拿裁纸刀插进抽屉缝里别了别，锁簧咔哒响了一声弹开了。心跳快得要蹦出嗓子眼。

抽屉拉开，最上头是那张我写的条子。底下压着另一张纸，一样的信纸、一样折了两折。我展开一看，果然是份借款协议，上面写着“借款人赵志强因个人需要，向厂方借款八百元”，底下签了我的名字，按了红手印。名字笔迹跟我写的那张一模一样，可我跟她只写过一张条子，根本没有第二份！

第八章：偷翻她抽屉的那一刻，我才知道什么叫步步为营

我盯着那张借款协议愣了足足有半分钟，手指尖冰凉。协议上的签名跟我写的那张条子笔迹几乎一样，可我知道我没签过这东西。李秀芬仿了我的笔迹，提前造了份假协议。难怪她催我按手印的时候特意把印泥推到我面前，难怪我按完她盯着我拇指看了好几秒。

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把两张纸并排比了比。一张是我的条子，一张是她的假协议，内容类似但措辞略有不同。条子上写“自行处理荔枝”，协议上直接写“借款八百元”。条款更狠，最后一行写着“如未按期归还，同意从工资中逐月扣除”——根本没提“两月内归还”的字样。她让我写的条子只是个引子，真正要用的东西是这份伪造的协议。审计走了她就拿协议出来，说是我之前借的款，条子是后来补的。到时候白纸黑字加上手印，我说破天都没用。

我攥着那份假协议，拇指肚按在那个红手印上，几乎能想象她是怎么拿我按手印那会儿的红印泥，趁我不注意又在我拇指上多沾了一下，回头就按到了这份假协议上。她每一步都算好了，连我按手印的动作都算进去了。

我正准备把协议放回去，忽然听见走廊那头有脚步声。我赶紧把抽屉合上、锁扣一按，闪身躲到文件柜侧面。门被推开了，李秀芬走进来。她没往我这边看，径直走到工位坐下，拉开抽屉翻了翻，拿出那张假协议对着光端详了一会儿。我躲在柜子后面大气不敢出，听见她自言自语嘀咕了句：“指纹够了，字迹再对对。”

指纹够了。她拿我的指纹按了这份假协议。我想起上周六她递印泥给我的时候，印泥盒盖子没拧紧，她指甲盖蹭了一下盒边。那一蹭不是无意，是在给盒边留我的指纹，好印到假协议上。我后背贴着冰凉的铁皮柜，手心全是冷汗。

李秀芬把协议重新放回去锁好抽屉，站起来出去了。我等她脚步声远了才从柜子后面出来，腿有点发软。出了财务科我没回车间，蹲在走廊尽头的老槐树下点了根烟。手抖得厉害，火柴划了三根才着。烟雾吸进肺里呛得我直咳嗽。

抽完烟我把烟头踩灭，做了个决定。不能坐以待毙。她手里有假协议，有我的签名复印件和手印，我手里有什么？荔枝树下的照片、孙小军和他表弟的证词。照片证明她诬陷我耍流氓，可跟那笔账没关系。我写的那张条子在她抽屉里，那张条子上写着“自行处理荔枝”和“款项借与亲戚”，这本身就是把刀，她随时可以递出去说我承认贪污。

唯一的办法是让她没机会用那把刀。怎么让她没机会用？要么把条子偷回来，要么找到王德贵和李秀芬合谋的证据，一举掀翻他们俩。我蹲在树下想了半天，想起那天吴国栋说的匿名举报信——那封信到底是谁写的？有没有可能不是外人，而是厂里内部的人？比如刘全福？或者别的知道内情的领导？

我决定去找张小兰。她嘴碎，平时跟李秀芬走得近，说不准知道些什么。傍晚我在厂门口截住她，请她去小卖部喝汽水。张小兰挺高兴，喝着桔子汽水跟我聊。我装作不经意地问：“秀芬最近是不是特别忙？我看她老加班。”张小兰说可不是嘛，“她这两天反复翻以前那些凭证，尤其是三月到六月的。还有一次我看见她拿了个信封，写了王厂长的名字，后来又塞回抽屉里了。”

“信封？”我追问，“什么样的信封？”张小兰比划了一下：“黄牛皮纸的，不大，就跟信封装不了几页纸。”我心里一动。孙小军之前跟我提过，荔枝账的事王德贵让李秀芬做账平掉，但王德贵不会傻到留书面证据。李秀芬如果真的拿信封写了什么，那信封里装的很可能就是她跟王德贵之间的往来记录。

我又问张小兰王德贵最近跟李秀芬接触多不多。张小兰想了想：“上周四下午，王厂长确实去财务科找过秀芬，关着门说了十几分钟，出来的时候脸色不好看。”上周四，正是审计消息传出来之后不久。王德贵去找李秀芬，肯定是催她平账。如果李秀芬当时录了音或者记了笔记，那信封里就是铁证。

喝完汽水我送张小兰回宿舍，路上她说：“赵志强，你问这么多秀芬的事干嘛？你俩不是闹翻了？”我说随口聊聊。张小兰撇嘴：“你可别掺和财务科的事，她们那摊子乱着呢。”

回到宿舍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李秀芬抽屉里那份假协议还在，审计报告下周出来之前，她必须把账彻底做平。她手里既要有我顶罪的条子，又要确保王德贵那三百块能掩盖住。如果我能拿到她跟王德贵之间那封信，两边一起掀，他们谁也跑不掉。可风险太大，如果被李秀芬发现我翻过她抽屉，她狗急跳墙把假协议提前捅出去，我就完了。

第二天上班我心神不宁，拧螺丝拧错了两颗，老周在旁边看了我好几眼没说啥。午休的时候我假装去财务科送材料，门关着，敲了两下没人应。推门进去，屋里没人。李秀芬的抽屉依然锁着，可这次我发现桌角压着一张便签纸，上头潦草写着几个字：“三点，后山小路。”没署名，但笔迹跟李秀芬抽屉里那些凭证上的字一样。她约了人，下午三点在后山。

下午两点五十分我提前绕到后山小路坡上的灌木丛里藏好。三点整，李秀芬果然出现了，穿件灰色外套，手里捏着个牛皮纸信封。过了约莫五分钟，王德贵从另一头走过来。两个人碰了面站在路边说话，距离太远我听不清，但看见李秀芬把信封递给了王德贵。王德贵打开信封抽出一张纸看了看，折好揣进自己上衣内兜。他拍了拍李秀芬肩膀说了句什么，李秀芬点了点头，两个人一前一后走了。

信封里装的应该就是那三百块的凭据。王德贵拿回去了，李秀芬手里再没东西能牵制他。可对于我来说，这反而是个机会——王德贵兜里揣着那张纸，如果我拿到了，就能证明他跟李秀芬之间的交易。可我一个钳工，怎么能从厂长身上摸到那张纸？

我蹲在灌木丛里等到天黑才下山，腿上被蚊子叮了一排包。回到宿舍我拿清凉油抹着腿，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硬抢不行，偷也没机会，唯一的办法是让王德贵自己把那张纸交出来。他怎么才会交出来？除非有更大的威胁逼他不得不交。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忽然想起匿名举报信的事。如果我再写一封匿名信寄到县里，点名举报王德贵和李秀芬合谋虚报采购款，审计组二次进场的时候王德贵必然慌乱。他慌了就要处理掉手里的证据，那时候我才有机会。

但这个计划太大胆。一封匿名信从寄出到审计组再来，至少一周时间。一周里李秀芬随时可能把我的假协议递上去，我赌不起。我得让她暂时不能动那份假协议。用什么办法？我翻了个身，想到了铁皮盒子里的照片。

如果我把照片匿名寄给李秀芬，告诉她有人手里有她诬陷我的证据，她会不会因为心虚暂时按兵不动？至少会让她琢磨琢磨是不是有人在盯着她，不敢贸然把假协议交出去。那照片本来就是孙小军拍的，我复印几张寄过去，既不会暴露我自己，又能拖住她。

第九章：一张凭空多出来的借条，把她架在了火上烤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镇上照相馆，把荔枝树下那张关键照片加印了三份。老板问我印这么多干啥，我说亲戚要留念。揣着照片回厂路上我买了信封和邮票，躲在邮局门口填了李秀芬的地址，没留寄件人。两毛钱的邮票贴上，扔进绿色邮筒里咣当一声响，我心里也跟着咣当了一下。

接下来两天厂里风平浪静。审计组走了以后，大伙儿该干活干活该吃饭吃饭，除了财务科的人比平时更忙些。我留意观察李秀芬，她第三天下午从门卫那儿拿了个信封，拆开看了一眼，脸色肉眼可见地变了。她左右看看没人注意，把照片塞回信封快步回了办公室。那天下午她破天荒提前半小时下班，走的时候低着头谁也不看。

我知道照片起了作用。她开始心虚，开始琢磨是谁在盯着她。至少这几天她不敢轻举妄动动那份假协议。

趁这空档我着手第二件事。匿名信。我找孙小军确认了吴国栋的办公地址，又专门跑去镇上买了不同颜色的信纸和信封，回家用左手写字——怕被认出笔迹。信写得很简短：“农机厂厂长王德贵与财务科李秀芬合谋虚报采购款，金额三百元，发票号89-031，请核实。”我翻来覆去改了好几遍措辞，确保看不出是我写的。

信寄出去那天下了场小雨，我站在邮筒前面淋了半分钟，雨水顺着脖子淌进领口。邮票按上去的时候我手指头有点抖，心说赵志强你这一步跨出去就没退路了。信封落进筒底啪的一声，我转身走了，没回头。

接下来几天我照常上班、吃饭、睡觉，表面跟没事人一样。可每天晚上躺下脑子都不闲着，把每一步推演来推演去。李秀芬收到照片会慌，但她迟早会想明白照片只能证明她诬陷我掀裙子，跟账没关系。等她想明白了她还是会动手。匿名信从寄出到审计组二次来至少要一周，我必须在那一周里拿到王德贵身上的证据。

机会来得比我想的快。

周六上午厂里搞卫生大扫除，王德贵的办公室也要清理。往年都是刘全福安排人打扫，今年他点了我和另一个年轻工人张小兵去搬旧报纸。我搬着报纸进出两趟都没看见王德贵，他那天有外勤不在办公室。刘全福交代说把柜子顶上那摞旧文件也搬下来，该留的留该烧的烧。

我踩着梯子够柜顶那摞文件，最上面是个牛皮纸信封，角上露出一截熟悉的纸边。我心里猛地一跳——就是那天后山小路上李秀芬递给他的那个信封。我手指顿了顿，回头看了看门口，张小兵正蹲在角落捆旧报纸。我快速把信封抽出来塞进裤腰里，用衬衫下摆盖住，然后抱起那摞文件下了梯子。

王德贵的办公室人来人往大扫除，我没法当场看。等忙完中午回到宿舍锁了门才把信封掏出来。里头果然是一张纸，李秀芬写的，内容大概是“确认收到王厂长交来现金三百元整，用于冲抵89-031采购款”，底下有李秀芬签名和日期。这不是王德贵贪钱的证据，但这是李秀芬收了他三百块的收据——如果审计组看到这张条子，王德贵无论如何说不清。

我找了个塑料袋把收据裹好藏到铁皮盒子最底层，跟匕首、照片放在一起。这下我手里有了两张牌：李秀芬假协议的命门和王德贵收据的命门。可我也清楚，这两张牌打出去我自己也脱不了干系——收据是我偷的，假协议是我翻抽屉发现的。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拿了收据。

周一大清早县里稽查科来了电话，说有个新情况要再核实一下，上午就派人来。消息传开的时候我正在车间拧柴油机缸盖，听见刘全福在走廊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语气急躁：“怎么又来了？不是上周刚走吗？”他放下电话看见我，招招手：“志强，你过来。”

我擦了把手走过去。刘全福脸色发白：“审计又来人了，说是收到新的举报信。你上次那笔八百块的账，有没有什么新情况？”我说没有。刘全福盯着我看了几秒：“你老实跟我说，那笔钱你到底怎么回事？”我迎着他说：“主任，那笔钱我说了是借给亲戚了，过两个月还。别的我啥也不知道。”

刘全福哼了一声走了。我看他背影，他脚步比平时快不少，八成是去给王德贵报信了。上午十点多稽查科的人到了，还是上次那个戴眼镜的和年轻姑娘。这回直接进了王德贵办公室，门关了一个多小时。我在车间里干活，耳朵竖着听走廊动静，手里拧的螺丝拧滑了两颗。

十一点半王德贵办公室门开了，戴眼镜的走在前面，脸色严肃，后面跟着王德贵和李秀芬，李秀芬眼圈红红的。几个人往三楼会议室走，路过车间门口的时候，戴眼镜的忽然停步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两秒。我心跳漏了半拍，装作埋头磨工件没抬头。

下午两点半刘全福忽然来找我，说厂长让我去趟办公室。我放下锉刀往三楼走，每一步都踩得沉。推门进去，王德贵坐在办公桌后面，李秀芬站在旁边，戴眼镜的坐在对面椅子上。桌上摊着几份文件，其中一份我认出来——是我写的那张荔枝条子。

王德贵冲我抬抬下巴：“赵志强，这张条子是你写的吧？”我说是。戴眼镜的拿起条子翻了翻：“上回你说八百块货款借给亲戚了，是你自己处理的荔枝。可我们刚收到另一份材料，有人举报说那批荔枝根本没有卖，钱是厂里虚报上去的。”

我攥着裤兜里铁皮盒子的钥匙，指甲抵着钥匙齿。李秀芬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她嘴角的火泡已经结了痂，可脸色白得不像话。王德贵接过话头：“志强，你好好说，这钱到底怎么回事？”他语气听着像给我机会解释，可我看见他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那是他在催李秀芬。

李秀芬忽然开口了：“稽查同志，我……我有件事要补充。”她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递过去，“这张借款协议，是赵志强之前签的。内容跟他写的条子一致，确认他向厂里借款八百元。我上回忘了提交。”她递纸的动作很自然，可我看见她指尖微微发颤。

戴眼镜的接过那张假协议看了，抬头看我：“赵志强，这是你签的吗？”我盯着那张纸，签名确实像我的手笔，红手印也像我拇指盖上去的。我开口说：“字像我的，可我没签过这东西。这上面的手印是我按的，但那是另一张条子上的，她趁我按完印泥又在我拇指上多沾了一下，盖到了这张假协议上。”

李秀芬脸色彻底白了：“你胡说，明明就是你签的！”她声音拔高了半度，“那天在办公室你亲笔写的，你还按了手印！”我说：“我按的是那份荔枝条子的手印，不是这份借款协议的。我那条子还写着‘两月内归还’，这协议上根本没有这句话。”

戴眼镜的让我们俩别吵，把两张纸并排放在桌上比了比。他看了一会儿抬头问李秀芬：“为什么两张纸内容不一样？借款协议上没写还款期限。”李秀芬张了张嘴：“那是……那是疏忽，我忘了写。”

戴眼镜的没接话，转向我：“赵志强，你说你只签了一张条子，有什么证据？”我沉默了三秒。然后从裤兜掏出那个牛皮纸信封——里边装着我偷来的收据——但我的手在口袋里停住了。如果我这时候把收据拍出来，就得解释怎么拿到它的。偷翻厂长办公室和财务科抽屉，这两件事说出来我也脱不了干系。

我攥着信封在口袋里犹豫了整整五秒钟。五秒钟里会议室安静得能听见日光灯管电流的滋滋声。李秀芬盯着我，王德贵盯着我，戴眼镜的也盯着我。我终于还是把信封掏出来了，放在桌上：“我这儿还有一份东西，可能跟李秀芬同志这份协议有点关系。”

第十章：会议室当面对质，她红着眼说“你不能这么害我”

信封搁在桌上的时候，王德贵的脸色变了。他认出了那个牛皮纸信封，那是他周六锁在柜子里的东西。戴眼镜的拿起信封抽出来看了几眼，目光在李秀芬签名上停了片刻，抬头看王德贵：“王厂长，这张收据写着李秀芬同志收到你三百元现金，用于冲抵89-031采购款。您解释一下？”

王德贵嘴角抽了一下。他还没开口，李秀芬先急了：“那张收据怎么在你手里？”她盯着我，眼睛里的慌张藏都藏不住，“你翻我抽屉？”我没回答她，直接对戴眼镜的说：“稽查同志，这张收据是我无意中发现的。但我承认，这份借款协议确实有我的签名和手印，可那是我在另一张条子上签的。我说的每句话都愿意负法律责任。”

戴眼镜的把收据和假协议摆在一起看了两遍，跟旁边年轻姑娘低声交流了几句。年轻姑娘翻开账本对了一下号码，点了点头。戴眼镜的合上本子，转向王德贵和李秀芬：“王厂长，李秀芬同志，关于这三百块钱的来源和去向，我需要你们重新说明清楚。另外这份借款协议的真伪，我们也会做笔迹鉴定。”

李秀芬站在那儿整个人僵住了。她忽然转向我，眼圈红得厉害，声音抖得不成样子：“赵志强，你不能这么害我！”她往前迈了一步，手指头几乎戳到我胸口，“你明明知道那三百块是怎么回事，你非要这时候捅出来？”

我往后退了一步，没躲开她的手指：“秀芬，是你先拿假协议害我的。这张收据是我自己找到的，跟我害不害你没关系。”李秀芬嘴唇哆嗦着，眼泪终于掉下来，可这回跟河边那次不一样，这回是急的、怕的、绝望的。她声音嘶哑：“你知不知道这么一来我工作就没了？我舅舅在县里也保不住我！”

戴眼镜的咳嗽一声：“李秀芬同志，你先冷静。目前只是核实情况，还没定性。”王德贵在边上站不住了，搓着手说了句“稽查同志，这里面可能有点误会”，声音明显底气不足。戴眼镜的没接茬，把收据和假协议都收进文件夹里，说今天先到这里，后续调查会继续。

他们走后会议室只剩我、王德贵、李秀芬三个人。李秀芬坐在椅子上捂着脸哭，肩膀一耸一耸。王德贵站在窗边点了根烟抽，烟灰弹进窗台上的搪瓷缸里。他没看我，但说了句：“赵志强，你行，真行。”声音比平时低很多，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我没搭腔，拉开会议室门走了出去。走廊里空荡荡的，午后阳光从窗户斜进来铺了满地金。我靠着墙站了片刻，心跳慢慢平下来。可我心里清楚，这只是开始。审计组会查收据的来源、查假协议的笔迹、查那三百块到底去了哪里。王德贵和李秀芬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一定会想办法翻盘。而我偷翻抽屉的事，迟早也会被查出来。

回了车间继续干活，老周递我一个零件让我打磨。我坐在砂轮机前面嗡嗡地磨，铁屑溅了一身。脑子里反复过今天的情形——李秀芬红着眼睛说“你不能这么害我”，王德贵说“你真行”。我没害他们，我只是不想被他们害死。可这话说出来谁信？在旁人看来，我赵志强从仓库里一个窝囊废，忽然变成了手里捏着所有人把柄的人，这转变太快太狠，不像个老实人干得出来的。

下班后我没直接回宿舍，骑车去了镇上照相馆。老板正要关门，我让他把那张照片的底片找出来。老板翻了半天说底片早没了，就你上次加印那几张。我说行，递了根烟给他，让他把这事儿忘了。老板把烟夹耳朵上，笑说啥事儿？

回厂路上我经过小河边，停了车蹲在岸边洗了把脸。水凉得刺骨，我搓了搓脸颊抬头，看见对岸柳树底下有个人影。是李秀芬。她没穿工作服，换了件深色外套蹲在河边，手里揪着柳条往水里扔。我也蹲在这边没动，隔了条河看她。她扔了一会儿抬头看见我，隔水喊了句：“赵志强，你过来。”

我没过去。她又喊了一遍：“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我还是没动。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沿着河边小桥走过来。走到我面前站定，脸上泪痕干了，留下一道道白印子。她开口说：“收据是你从王德贵那儿偷的吧？”我没承认也没否认。她吸了吸鼻子：“你不用怕，我不会跟审计说是你偷的。反正我都这样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特别平淡，像在说别人的事。我站起来看着她：“你打算怎么办？”她苦笑：“能怎么办？认了呗。三百块的事我扛，假协议的事我也扛。王德贵那边他自求多福。”她顿了顿，“可赵志强，你那条子还在审计组手里呢。你说上面没你签名？”

我说：“我的签名在荔枝条子上，不在借款协议上。笔迹鉴定能查出来。”她盯着我看了几秒：“你就那么笃定？”我心里咯噔一下。她这话里有话。我追问：“你什么意思？”她摇摇头没再说，转身走了。深色外套的背影在暮色里越来越远。

我站在河边愣了好一会儿。她最后那句话让我后脊梁发凉。“你就那么笃定？”——难道她仿的笔迹连鉴定都能糊弄过去？我写过那张条子，签名是真的，如果她找人把我条子上的签名单独拓下来，再描到假协议上，鉴定起来确实可能真假难辨。而我的手印在假协议上实实在在盖着，这一点无论如何解释不了。

我又蹲回河边，掬了捧水泼脸上。这回水更凉，激得我太阳穴突突跳。如果笔迹鉴定做不出来，红手印做不出来，那假协议就成了我签的。我偷的收据只能证明王德贵和李秀芬之间有三百块不清不楚，证明不了我那张假协议是被仿造的。搞来搞去，我还是可能被那八百块的账钉死。

怎么办？我蹲在那儿想了半天，忽然想起孙小军。他表弟的照相机拍过荔枝树下的照片，那相机镜头能不能拍清楚纸上的笔迹？如果能拍到我写那张条子的时候李秀芬站在旁边递印泥的场景，就能证明我当时只按了一份手印。可那相机的底片早没了，我手里只有现成的照片。

我站起来在河边来回走了两圈。暮色沉下去，月亮爬上来了。河面上映着碎碎的月光，我忽然停住脚步。还有一个证人——刘全福。那天在办公室我写条子的时候，刘全福有没有经过门口或者听见什么？如果他能证明我当时只写了一张条子，李秀芬造假的事就不攻自破。

第二天上班我趁午休去找刘全福。他正在办公室里翻报纸，看见我来愣了一下：“志强，有事？”我关上门，把前因后果简短说了。说到假协议的时候刘全福眉头皱起来：“你确定那上面的字不是你写的？”我说我确定。刘全福放下报纸，从抽屉里翻出老花镜戴上，盯着我看了半天：“你让我给你作证？”

我说是。刘全福靠在椅背上想了很久，手指敲着桌面：“那天你写条子的时候，我确实路过财务科门口，从门缝看见你坐在李秀芬对面，桌上摊着纸。但我没看见她往你拇指上抹印泥，也没看见她后来拿什么假协议。”

我心头一沉。刘全福这话等于没作证。他继续敲桌面，忽然说：“不过有个事儿我一直没跟你提。”他压低声音，“审计来之前那几天，李秀芬找过我，问我能不能帮她做个旁证，说你要跟她借钱。我没答应。”刘全福摘下老花镜揉揉眼，“我当时就觉得她不对劲，但没往深想。”

我抓住这条线：“她找你做旁证的时候，有没有提假协议的事？”刘全福摇头：“没提具体内容，就说你跟她借了笔钱，怕你不认账想让我帮忙说句话。我当时推说不知道情况，没接茬。”这虽然证明不了假协议是伪造的，但至少说明李秀芬提前就打算设套让我背账。我把这些话记在心里。

出了刘全福办公室，我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刘全福的态度模棱两可，他不敢彻底站我这边得罪王德贵，但也不愿意帮李秀芬作伪证。这已经是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可光靠他一句“没接茬”远远不够。

第十一章：真相大白那天，整个厂子没人敢说话

审计组二次调查比我想象的快。周三上午戴眼镜的又来了，这回直接带了两名笔迹鉴定专家，一个拿放大镜，一个拿尺子。他们把我写的荔枝条子和李秀芬那份假协议并排摊开，又让我当场写了几遍“赵志强”三个字当样本。李秀芬也被叫去写了她的字作对照。

我站在会议室外面等，走廊里安安静静的，能听见里头的翻纸声和低语。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门开了，戴眼镜的走出来，手里捏着鉴定报告。他看了我一眼：“赵志强，你来一下。”

我跟着他走到楼梯拐角，他把报告翻到最后一页指给我看：“笔迹鉴定结果，借款协议上的签名和你的样本笔迹，在起笔收笔角度、连笔习惯上存在三处明显差异。手印倒确实是你盖的，但鉴定组判断，存在‘转移捺印’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有可能是从另一份文件上转移过来的红印泥。”

我攥着拳头，指甲抠进掌心。手印这个坎还是过不去。转移捺印只是“可能性”，不是“确定性”。如果李秀芬咬死说那就是她自己按的，鉴定组也不能完全排除。戴眼镜的合上报告：“目前证据还不够钉死伪造，但足够立案继续查了。”

我点点头。他拍拍我肩膀：“你先回去上班，有进展再通知你。”我转身下楼，脚步比平时沉。翻过楼梯拐角的时候看见李秀芬站在一楼走廊尽头，身边站着个中年男人，国字脸，看着有点眼熟。我忽然想起来，那是她舅舅，县里的小干部。她舅舅正跟她说话，脸色严肃，李秀芬低着头听，偶尔点一下。

我没走过去，绕道从后门回了车间。下午干活心不在焉，老周递我扳手我接反了，他叹气说志强你最近魂不守舍的。我赔了个笑没解释。傍晚收工的时候刘全福在车间门口朝我招手，我过去他递我根烟：“审计组撤了，说下周一出初步结论。你这几天稳着点，别惹事。”

我接过烟点上：“王德贵那边呢？”刘全福左右看看压低声音：“上午被叫去办公室谈话了，出来的时候脸黑得像锅底。那三百块的事他撇不清，听说县里要追究领导责任。”我抽了口烟，烟雾在暮色里散开。王德贵如果被追究，这厂里就得换厂长，新厂长上来第一件事可能就是整顿财务。李秀芬的假协议就算笔迹鉴定打折扣，光她给王德贵写收据这一条，至少是个记大过处分。

可我心里不踏实。李秀芬那边还有招没使。她舅舅今天来了，既然是县里的干部，保不准能活动活动关系。而且她手里还有那条子——我写的荔枝条子还在审计组那儿，上面写的“自行处理荔枝”虽然跟假协议不是同一份，但那句话本身就等于承认我经手过那八百块钱。审计组如果揪着这个不放，我依然有责任。

晚上躺在宿舍床上，铁皮盒子搁在枕边。我翻来覆去想，忽然听见下铺马跃进翻身说了句梦话，含糊不清的。窗外月亮很亮，照得屋里一片银白。我坐起来掀开铁皮盒子，匕首和照片静静躺着。月光照在刀身上，反出一道寒光。我盯着那道寒光看了很久，手伸过去碰了碰刀柄，冰凉的铁触感让我打了个激灵。我把盒子扣上重新躺下，心里有了个念头，但还不敢细想。

周五下午下班前，刘全福忽然来车间喊我：“志强，厂长让你去他办公室，就你一个人。”我放下工具洗了把手，往办公楼走。推开王德贵办公室门，里头烟雾缭绕。王德贵坐在办公桌后面，李秀芬站在他旁边，她舅舅坐在沙发上。王德贵冲我抬抬下巴：“坐。”

我拉了把椅子坐下。王德贵把烟头摁灭，开口说：“赵志强，审计组那边初步意见下来了。三百块的事，我负领导责任，该处分处分。李秀芬同志做账不规范，也受处分。”他顿了顿，“你那个八百块的事，审计组的意思是，既然你写了条子承认经手了那批荔枝，就要承担追款责任。”

我攥着椅子扶手：“厂长，那条子是我写的，可那是……”王德贵抬手打断我：“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假协议的事另论。但那条子是你亲笔写的吧？白纸黑字写着你把那批荔枝处理了钱借给亲戚了。这笔账你要么还钱，要么拿出证据证明那批荔枝不是你处理的。”

我坐在那儿没动。王德贵看了一眼李秀芬的舅舅，那中年男人开口了：“小赵同志，我是秀芬的舅舅，姓何。今天请你也来，是想把这事儿给个了断。”他声音不急不缓，“秀芬的工作保不住了，处分跑不了。但你也是受害者，那八百块的事如果你愿意认下来，我们这边可以补偿你。一次性给你五百块，这钱你拿去把账平一半，另一半写个分期计划慢慢还。”

补偿？用五百块钱买我认下八百块的账？我盯着何舅舅：“何叔，您觉得我差这五百块？”何舅舅笑了笑：“年轻人别冲动。这五百块是秀芬自己攒的，她不容易。你想想，你要是硬顶着不认，审计组那边总有办法让你把这八百块补上。到时候你工资被扣、档案留底，往后的前程……”

他没说下去，但意思很清楚。我坐了大概有一分钟，站起来说：“我考虑一下。”王德贵在背后说了句“明天之前给我答复”，我推门出去了。

回宿舍的路上我走得很慢，脑子里来回转。五百块平八百的账，听起来好像我占了便宜，可等于我亲口认了那八百块钱是我经手的。往后档案上就有这么一笔“欠款追回记录”，评先进涨工资全泡汤。而李秀芬只花五百块就脱了干系，她舅舅还能把她调到别的单位去。

我站在宿舍楼下抬头看了看天，月亮还没出来，西边最后一抹暗红正在消退。我摸了摸裤兜里的钥匙，铁皮盒子在楼上枕头边。我转身往仓库方向走，那里僻静，适合想事儿。仓库铁门锁着，我蹲在门口台阶上揪了根草茎叼着嚼，苦味漫了满嘴。

蹲了大概十几分钟，听见脚步声。抬头一看，李秀芬来了。她换回了那天上山穿的碎花裙子，不过外头罩了件灰色开衫。她站到我跟前，低声说：“我舅舅跟你提的那事儿，你咋想？”我没吭声。她蹲下来跟我平齐，两手抱着膝盖：“赵志强，咱俩别斗了行不行？我工作快没了，我认了。你要是愿意认那八百块，我保证以后啥都不跟你计较。”

我扭头看她：“你拿什么保证？你在荔枝山上说保证过的话，哪句算数了？”李秀芬抿了抿嘴：“这回是真的。我舅舅帮我找了下家单位，下个月就走人。我走了以后这厂里谁也不会再找你麻烦。”她伸手想碰我胳膊，我躲开了。

她收回手叹了口气，站起来要走。走到台阶底下忽然回头：“赵志强，你那天在树上，到底看没看见？”我一愣。月光刚好从云缝里漏出来照在她脸上，她表情很认真。我说：“我说了八百遍了，没看见。”她盯着我看了两秒，忽然笑了：“行，我信你。”然后转身走了。

我蹲在台阶上嚼着草茎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月色里，心里翻腾得厉害。她说她信我了，可这句话来得太晚。她要是在山上那天就信我，这后面所有的事都不会发生。

第十二章：她说“我信你”的时候，那把匕首从红纱巾里滑了出来

那天晚上我在仓库台阶上坐到后半夜。露水打湿了裤腿，凉意从膝盖往上漫。我把草茎嚼烂了吐掉，站起来的时候腿麻得厉害，扶着铁门站了好一会儿。回到宿舍已经快一点了，月光正照在枕边铁皮盒子上。我打开盒子，红纱巾裹着的匕首静静躺着。我解开纱巾，刀身被月光照得发亮。

第二天早上我拿着铁皮盒子去了王德贵办公室。屋里就他一个人，正端着搪瓷缸喝茶。看见我进来他放下缸子：“想好了？”我走到他桌前，把铁皮盒子打开，红纱巾摊在桌上。王德贵看见匕首愣了一下：“你这是干啥？”

我没答话，把底下的照片抽出来，推到王德贵面前。他低头看了看，眉头皱起来：“这是啥？”我说：“厂长，这是那天在山上的照片。你看清楚，我扭头看左边，李秀芬蹲在右边。风掀她裙子那下，我啥也没看着。”

王德贵拿起照片端详了一会儿：“这照片说明不了啥。你拿个刀来是想威胁我？”我摇摇头，把匕首拿起来搁在照片旁边：“厂长，这刀我没打算用。我拿来是想跟你说，我赵志强从头到尾就是个老实人，老实到被人骑到脖子上也只能拿刀吓唬自己。可我今天不打算再老实了。”

王德贵盯着刀和照片看了半天，把搪瓷缸放下：“你什么意思？”我说：“那张假协议上的手印是我的不假，但我只按过那一份荔枝条子。审计组也说了笔迹有问题、手印可能是转移的。那三百块收据是我从你柜子里拿的，我承认。但你要是不想我把这事儿捅到县里纪委去，你就得答应我两件事。”

王德贵脸色变了几变：“你说。”我说：“第一，那八百块的账从厂里核销，别算我头上。第二，给我调个岗位，我不想在钳工车间待了，去供销科跑外勤也行。”

王德贵靠回椅背上，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忽然笑了：“赵志强，你学会谈条件了。”他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放下：“行，两件事我答应你。但照片和收据你得留下。”我指了指铁皮盒子：“照片可以留，收据复印件我留了底，原件给你。匕首我带回去。”

王德贵点点头。我把匕首裹回红纱巾重新揣好，照片和收据原件留在桌上。推门出去的时候走廊里阳光正好，照得白墙亮堂堂的。我顺着楼梯往下走，走到一楼拐角正碰上李秀芬。她抱着个纸箱，里面装着私人物品，看样子是来收拾东西走人。她看见我脚步停了一下：“谈完了？”

我点头。她抱着纸箱侧身让我过去，擦肩的时候我听见她说了句：“赵志强，我上回说信你，是真的。”我没回头，应了声“嗯”就走了。走出办公楼大门，太阳晒在脸上暖乎乎的。我站在台阶上把红纱巾里的匕首抽出来看了看，刀刃在阳光下闪着光。我走到厂区后墙根那棵老槐树底下，蹲下去拿匕首刨了个坑，把红纱巾裹着的匕首埋了进去，土填平踩实。

孙小军从车间后门探出头看见我，跑过来问：“赵哥，你干啥呢？”我站起来拍拍手上的土：“埋点东西。你那相机能拍几张照不？”他愣了下：“能啊。”我说：“把咱俩那天掏鸟窝的位置拍一张，回头给我。”他挠挠头答应了。

下午刘全福来找我，说厂里批了调令，下周去供销科报到。他拍拍我肩膀：“志强，这事儿折腾了这么久，总算结了。往后好好干。”我说谢谢主任。刘全福走了两步又回头：“那个……王德贵下个月调去县里一个闲职，新厂长要来，你这事没人提了。”

我站在车间门口看着夕阳落下去，晚霞把半边天烧得通红。老周走过来递了根烟：“志强，听说你要调供销科了？那儿油水大，往后可得请客。”我接过烟点上笑了：“请，一定请。”

后来我去了供销科跑外勤，常年在外面跑县城乡镇，眼界比以前开阔多了。李秀芬调去了邻县一个厂，听说没多久就嫁了个供销员，日子过得还行。王德贵果然被调去县里坐了冷板凳，再没人提他当年的事。审计组的结论后来下来了：三百块采购款作核销处理，王德贵行政警告，李秀芬记大过一次。我那八百块的账因为证据不足，没追究。

孙小军后来把那棵樟树旁边的照片洗出来给了我，照片上枝叶茂密，看不出什么特别。我夹进相册里跟别的照片混在一起，再没拿出来过。只有那把匕首和红纱巾，一直埋在后墙根那棵老槐树底下，我从来没去挖过。

第二年春天我出差路过镇上那家国营饭店，进去吃了碗面。柜台后面换了人，当年那个服务员早不干了。我吃完面出来站在十字路口看了一会儿，风吹过来跟当年山上那阵风一样，簌簌的。我拢了拢外套转身走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往前推，好像那个夏天的事从来没发生过。只有偶尔半夜醒了，月光照在枕边，我会想起来铁皮盒子、红纱巾、那把磨亮的匕首。然后翻个身闭上眼，等天亮。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