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街头，我目睹残酷真相：很多嫁给老外中国女人，过的很苦

在俄罗斯街头，我目睹残酷真相：很多嫁给老外中国女人，过的很苦

第一章 莫斯科的雪

我到莫斯科是2019年的冬天。

那时候我刚从北京一家广告公司辞职，说得好听叫gap year，说得难听点就是被优化之后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机票是临时买的，签证是找中介加急办的，行李箱里塞了两件羽绒服和半箱泡面。我妈在机场送我的时候没哭，就说了句"别死在外面就行"。

我住的地方在莫斯科河北区，一个叫Sokol的地铁站附近。房东是个俄罗斯老太太，叫娜塔莉亚，七十多岁了，住在一栋苏联时期建的五层老楼里。她的房子不大，两室一厅，自己住一间，另一间租给我。月租三万卢布，折合人民币三千出头，在北京连个合租次卧都租不到。

娜塔莉亚人不错，就是话多。每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她都要在厨房堵住我，用她那口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问我"吃了吗""穿暖和点""今天去哪"。我大部分时候听不懂，就点头微笑。

搬进去第三天，她给我介绍了一个人。

"我女儿的朋友，中国人，你认识一下。"

那天晚上七点多，门铃响了。我以为是快递——在俄罗斯网购，快递员不上楼，全靠楼下按门铃——结果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个中国女人，三十岁上下，穿着一件明显大一号的黑色羽绒服，手里提着一袋超市买的列巴和酸奶。

她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也是中国人？"

"对。你也是？"

"我是。娜塔莉亚让我上来坐坐。"

她叫林晓，比我大四岁，34岁。她说话声音不大，语速慢，像是在每个字出口之前都要先在脑子里过一遍。我们坐在娜塔莉亚家的客厅里，喝着老太太泡的红茶，聊了大概一个小时。

林晓来俄罗斯八年了。她老公是俄罗斯人，叫安德烈，比她大十二岁，在一家建筑公司做项目经理。他们住在莫斯科南边，一个叫Brateevo的地方。她平时很少来娜塔莉亚家，今天是因为来这边办事，顺便看看老太太。

"你老公呢？"我问。

"在上班。"她低头掰了一块列巴，没再接话。

我当时没多想。一个中国女人在俄罗斯嫁了当地人，听起来挺正常的。我以前在北京的时候，身边也有几个朋友嫁了老外，过得都还不错，朋友圈里天天晒旅行照、米其林餐厅、外国老公抱着孩子笑。

我以为林晓也是这样。

直到两个月后，我在地铁站又碰见她。

那天是1月15号，莫斯科下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我坐紫线从市中心回来，在Sokol站下车。出站的时候，我在楼梯口看见一个人蹲在那里，裹着那件大一号的羽绒服，肩膀一耸一耸的。

是林晓。

我认出她是因为那件衣服。黑色，很长，下摆都快到小腿了，像是男人的款式。

我站在她后面看了几秒钟，不确定该不该上去打招呼。她蹲在那里哭，声音不大，但肩膀抖得厉害。莫斯科地铁站的楼梯又长又陡，冷风从下面灌上来，她穿得那么单薄，我怕她冻坏了。

"林晓？"

她猛地抬头，脸上有泪痕，眼睛红红的。看到是我，她下意识用手背抹了抹脸，勉强笑了一下。

"好巧。"

"你怎么了？"

"没事，就是……有点冷。"

她站起来，腿有点麻，晃了一下。我扶了她一把。

"你住哪？我送你。"

"不用不用，我坐地铁回去。"

"都这个点了，外面又下雪。"

她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点了头。

我们沿着列宁格勒大街走了一段，拦了一辆黄色的出租车。路上她一直看着窗外，不说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也看着窗外。莫斯科的雪很大，路灯照在雪地上泛着一种惨白的光，像蒙了一层塑料膜。

车开了大概四十分钟，到了Brateevo。那地方在莫斯科的东南角，算是郊区了，周围全是那种苏联时期建的板式楼，灰扑扑的，像一个个巨大的火柴盒。

林晓让我在楼下等她，说她上去拿个东西就下来，然后我回市中心。

她进楼之后，我站在外面等。雪还在下，落在我的帽子上、肩膀上。我点了一根烟，抽了没几口，看见三楼的一个窗户亮了灯。窗帘没拉严，我隐约能看到里面有两个人影，一个高一个矮，好像在吵架。

高的那个男人我后来知道就是安德烈。矮的那个是林晓。

他们吵了大概十分钟。然后灯灭了。

林晓没有再下来。

我站在楼下又等了二十分钟，最后给娜塔莉亚打了个电话，叫了另一辆车回去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林晓蹲在地铁站楼梯口哭的样子一直在我脑子里转。一个嫁到国外的中国女人，穿着不合身的衣服，在零下二十度的雪天里蹲在地铁站哭。

这跟我想象中的"跨国婚姻"差太远了。

但我当时还不知道，林晓只是我看到的第一个。

第二章 娜塔莉亚的客厅

从那之后我跟林晓没再联系。莫斯科说大不大，说大也大，两千多万人口的城市，没有刻意约的话，碰面全靠运气。

倒是娜塔莉亚，后来跟我聊过几次关于她的事。

老太太泡红茶的时候喜欢往里加一勺果酱，樱桃的、树莓的，什么都有。她一边搅一边跟我碎碎念，大部分我听不懂，但有几个名字反复出现：Lin、Andrey、Svetlana、那个中国女孩。

我后来学了几句俄语，慢慢地能拼凑出一些信息。

娜塔莉亚认识林晓是在2015年。那时候林晓刚来俄罗斯没多久，在莫斯科大学读预科，学俄语。娜塔莉亚的女儿叶莲娜当时在大学里做行政工作，算是林晓的辅导员之一。林晓俄语不好，叶莲娜就带她来家里吃饭，顺便练口语。

"她那时候很瘦，"娜塔莉亚跟我说，"总是笑，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安德烈是叶莲娜的朋友介绍认识的。他比林晓大十二岁，离过一次婚，有个女儿跟着前妻。他做建筑的，收入不算高但也不低，在莫斯科属于典型的工薪阶层。他追林晓追了快一年，送花、送巧克力、带她去郊外的别墅钓鱼。林晓那时候二十七八岁，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有人这样对她好，她很快就动了心。

2017年他们结婚了。

婚后林晓从预科班退了学，没再继续读书。她跟我说过一次原因，说是因为怀孕了。但后来孩子没保住，三个月的时候胎停了。这件事她没跟家里说，她爸妈到现在还以为她在莫斯科读研究生。

"她后来很少来了，"娜塔莉亚说的是林晓婚后很少来她家，"Andrey不喜欢她出门。"

这句话娜塔莉亚是用俄语说的，我听懂了。当时我正在往红茶里加果酱，手停了一下。

"什么意思？不喜欢她出门？"

娜塔莉亚摆摆手，说了一些我听不太懂的话，大概意思是俄罗斯男人比较传统，觉得女人就该在家。

我后来才知道，事情远不止"传统"那么简单。

3月份的时候，林晓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

"你在哪？能出来一下吗？"

她的声音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我看了眼时间，下午三点，外面零下十五度。

"怎么了？"

"没事，就想找人说说话。"

我们在Sokol地铁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面。那家店叫"双份咖啡"，名字是中文的，老板是个哈尔滨人，在莫斯科开了快十年了。店里暖气很足，一进门眼镜就起雾了。

林晓这次穿了一件合身的白色羽绒服，脸上化了淡妆，看起来比上次精神多了。她点了一杯美式，没加糖。

"上次不好意思，让你看了笑话。"她先开口。

"没事，你没事就好。"

她笑了笑，没接话。然后沉默了大概半分钟，突然说："你知道莫斯科有多少中国女人嫁了俄罗斯人吗？"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具体数字，但不少。光我认识的就有七八个。"

她顿了顿，又说："过得好的，我一个都没见过。"

这句话她说得很平静，像在说今天的天气。但我听得心里一沉。

"你……"

"我不是说我过得不好，"她打断我，眼神飘到窗外，"我只是说，我还没见过过得好的。"

那天我们在咖啡馆坐了两个多小时。她跟我说了很多事，有些零碎，有些我后来才慢慢拼凑出全貌。

她跟安德烈结婚之后，很快发现两个人之间有问题。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矛盾，是一些细碎的、日积月累的东西。

安德烈喝酒。俄罗斯男人喝酒不是什么稀罕事，伏特加像水一样喝。但安德烈喝完酒会变一个人，话多、情绪化、摔东西。有一次他喝醉了，把客厅的玻璃茶几砸了，碎片溅了一地。林晓光着脚去收拾，被割了一个大口子，血流了一地。安德烈坐在沙发上看着她，没动。

"他不是坏人，"林晓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认真，"他平时对我还可以。就是喝完酒……"

她没说完。

还有语言的问题。林晓的俄语一直不好。她来俄罗斯八年了，日常交流没问题，但深层的沟通——那种涉及情绪、感受、价值观的对话——她做不到。每次跟安德烈吵架，吵到一半她就卡住了，找不到合适的词，急得掉眼泪。安德烈就觉得她在无理取闹。

"他觉得我哭就是闹。"她说。

最让她难受的是孤独。她没有朋友，没有工作，每天待在那个灰色的板式楼里，唯一的社交就是下楼去超市买菜。她跟国内的朋友慢慢断了联系，因为每次聊天对方问"你在那边怎么样"，她都不知道怎么回答。说好，是撒谎。说不好，又怕人家担心，或者更糟——怕人家觉得她自找的。

"我妈每次跟我视频，都说'你在莫斯科好好读书，别惦记家里'。她到现在还以为我在读书。"林晓说，"我有时候想，如果有一天她知道真相，她会说什么？"

她没说她妈知道真相会说什么，但我大概能猜到。一个东北小城的普通家庭，供女儿出国读书，结果女儿没拿到学位，嫁了个大十二岁的俄罗斯工人，住在郊区老楼里，每天对着四面墙发呆。

换做是我妈，大概会气到心梗。

那天离开咖啡馆的时候，林晓突然拉住我。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什么忙？"

"我想找个工作。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有没有中国人开的公司招人的？"

我答应了。

第三章 她认识的那些女人

我帮林晓找工作的过程不太顺利。莫斯科的中国公司不算少，但大部分集中在贸易、物流、餐饮这几个行业，招人的要求要么是会俄语，要么是有相关经验。林晓两条都不占。

她俄语不够好，没有正式工作经验，学历是国内的一个二本，专业是汉语言文学——在国内都不太好找工作，更别说在俄罗斯了。

我给她推荐了三家，一家贸易公司、一家旅行社、一家中餐馆。贸易公司没回音，旅行社说"先留着简历"，中餐馆倒是回了，说可以来洗碗，月薪两万五卢布。

林晓拒绝了。

"洗碗我干过，"她说，"但那个老板……不太好。"

我没追问"不太好"是什么意思。在莫斯科的中国餐饮圈，有些老板对女员工确实不怎么规矩，这是公开的秘密。

工作没找成，但因为这个事，我跟林晓的联系多了起来。她开始主动找我聊天，有时候是微信上发个消息，有时候直接来娜塔莉亚家找我。娜塔莉亚看到她来总是很高兴，每次都多泡一杯茶，往里面加双倍的果酱。

通过林晓，我认识了另外几个女人。

第一个叫赵曼，32岁，来自河南信阳。她嫁了个俄罗斯男人叫伊戈尔，比她大八岁，在一家修车厂工作。他们住在莫斯科东边的Izmaylovo，一个跟Brateevo一样灰扑扑的工人区。

我是在4月份见到赵曼的。那天林晓约我去她家吃饭，说顺便认识个人。我到了之后发现赵曼也在，她带着一个两岁的女儿，小姑娘长得像混血，眼睛很大，金发。

赵曼比林晓健谈得多。她说话语速快，带点河南口音，笑起来很大声。她跟我说她来俄罗斯五年了，跟伊戈尔结婚三年。伊戈尔人不错，不喝酒的时候挺好的，就是赚得少。她在家里带孩子，偶尔帮人代购赚点零花钱。

"过得去，"她说，"就是有时候觉得憋屈。"

我问她憋屈什么。

"啥都憋屈。"她把女儿抱到腿上，给她喂了一块苹果，"语言不通，跟邻居说不上话。伊戈尔他妈住得不远，三天两头来，来了就挑刺——说我做的饭不好吃，说我不会带孩子，说我花钱多。我听不太懂她说啥，但看表情就知道不是好话。"

"你跟伊戈尔说吗？"

"说了。他能咋办？他妈他敢说啥？"赵曼翻了个白眼，"俄罗斯男人都这样，妈宝。你以为只有中国有妈宝男？"

林晓在旁边没说话，低头给小姑娘擦嘴。

赵曼又说："不过比起有些人，我算好的了。你认识孙婷吗？"

"认识。"林晓说。

"她那个老公才叫绝了。赌博，欠了一屁股债，还动手。孙婷去年被打得眼眶青了，不敢跟家里说，跑来找我哭。我让她报警，她不敢，说怕被遣返。"

我听得心里发凉。

孙婷我后来也见到了。她28岁，来自四川绵阳，嫁了个俄罗斯男人叫德米特里。德米特里比她大十五岁，以前在银行工作，后来被开除了，现在靠打零工过日子。他最大的问题是赌——不是那种偶尔去赌场玩两把，是那种输红了眼、把家里电视卖了换赌资的那种。

孙婷住在莫斯科北边的一个小镇上，叫Mytishchi，坐火车到市中心要四十分钟。我去的时候是5月份，天气已经暖和了，但她的公寓里还是冷冰冰的。暖气停了，他们又舍不得开空调，窗户缝里灌风进来。

她比林晓还瘦，脸色发黄，眼窝深陷。她跟我说她来俄罗斯四年了，结婚两年。刚结婚的时候德米特里还正常，后来失业了，开始赌，越赌越输，越输越急。

"他欠了多少？"我问。

"我不知道具体数字。他不说。但催债的人来过两次。"

"你为什么不走？"

她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我没有身份。"

她结婚之后一直没办下来合法的居留身份。德米特里拖着不给她办，说是手续麻烦，其实是故意的。没有合法身份，她就不能合法工作，不能离开俄罗斯，甚至不能回中国——因为一旦出境，再想进来就难了。

"他就是用这个控制我。"孙婷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平静，但手在发抖。

我后来查了一下俄罗斯的外国人居留政策。确实，通过婚姻获得的临时居留许可（РВП）有效期三年，期间配偶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如果配偶不配合，或者婚姻关系出现问题，外国人很难单独维持合法身份。

这不是什么秘密，但很多嫁过来的中国女人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没办法。

赵曼跟我说过一个更极端的例子。一个叫周颖的女人，来自江苏，嫁了个俄罗斯男人，婚后发现对方有家暴史，前妻就是因为被打才离的婚。周颖想离婚，但她的居留身份绑在婚姻上。她老公知道这一点，所以每次吵架都威胁她："你敢走，我就让你滚回中国。"

周颖最后还是走了。她放弃了居留身份，买了张单程机票回了国。回去之后她跟家里人说是"留学失败了回来"，在老家找了个月薪三千的工作，至今没再谈恋爱。

"她跟我说过一句话，"赵曼跟我转述，"'我宁愿在国内穷死，也不想在俄罗斯被当成免费的保姆和外籍老婆。'"

这句话我记了很久。

第四章 安德烈的房子

5月底的时候，林晓又出事了。

那天凌晨两点多，我被手机震动吵醒。是林晓的微信语音通话。我迷迷糊糊接了，听到她在那边压着声音哭。

"你能不能来一趟？"

"你在哪？"

"我在Sokol地铁站。我……我跑出来的。"

我穿衣服的时候手都在抖。莫斯科凌晨两点，外面不到十度，她一个人跑出来，身上穿什么都不知道。

我打车到地铁站的时候，她坐在进站口的台阶上，裹着那件大一号的黑色羽绒服——又是这件衣服。这次我看清楚了，确实是男人的款式，袖子长出来一截，下摆盖过膝盖。

她看到我，站起来，腿又麻了，差点摔倒。我扶住她。

"怎么回事？"

"他喝多了。砸了东西。不是第一次了，但这次……他推了我。"

她指了指自己的左脸。在路灯下我勉强能看到一块淡淡的淤青，不严重，但确实存在。

"去医院吗？"

"不用。没多大事。"

"报警呢？"

她摇头。"报警有什么用？俄罗斯警察管这个吗？再说我身份……"

她没说完，但我懂了。她的居留身份也是绑在婚姻上的。如果闹大了，安德烈不配合，她可能面临被遣返的风险。

我带她回了娜塔莉亚家。老太太被门铃声吵醒，穿着睡衣出来，看到林晓的脸，脸色一下子变了。她用俄语说了一大堆，语速很快，我听不懂，但能感觉到她在生气。

娜塔莉亚让林晓睡在客厅的沙发上，给她拿了毯子和枕头。林晓躺下之后一直睁着眼看天花板，我坐旁边陪了她一会儿。

"他不是一直都这样，"她突然开口，声音很轻，"刚结婚那两年还行。就是从去年开始，工作不顺，喝酒越来越多。喝完就变个人。"

"你之前怎么不跟我说？"

"说什么？说我老公打我？"她苦笑了一下，"我连我妈都不敢说。"

第二天早上，林晓说要回去拿东西。我陪她一起去的。

安德烈不在家，应该是上班去了。他们的公寓在五楼，两室一厅，装修很简单，家具都是宜家那种最便宜的款式。客厅的地上有碎玻璃，应该是昨晚砸的。茶几翻在一边，上面还有干掉的血迹——不知道是林晓的，还是安德烈的。

林晓进卧室收拾了一个行李箱，装了几件衣服、一些证件和她的护照。她站在衣柜前犹豫了一下，最后从最底层翻出一个旧笔记本，塞进了包里。

"那是什么？"

"日记。我来的时候就开始写的。"

她关上衣柜，环顾了一圈这个住了快三年的房子，眼神很复杂。有恨，有不舍，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走吧。"她说。

那天她把行李箱放在娜塔莉亚家，自己回了Brateevo。她说要回去跟安德烈谈谈，不能就这么走了。我劝她别回去，她不听。

"有些话必须当面说。"

她回去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她没再给我打电话，微信也没消息。我等了三天，忍不住了，坐地铁去Brateevo找她。

她开门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至少她还在。

她的左脸淤青更明显了，从黄色变成了青紫色。她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还真来了。"

"你没事吧？"

"没事。我们谈过了。他说不会再喝了。"

这句话她说得没有任何感情，像是在复述别人的台词。

我进屋坐了一会儿。客厅的碎玻璃已经清理干净了，茶几换了一个新的，也是宜家的，比之前那个还便宜。墙上有一道裂缝，用胶带贴着，胶带已经发黄了。

"林晓，你这样下去不行。"

"我知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

她沉默了很久。窗外的天慢慢暗下来，莫斯科的黄昏很短，五点半就已经像晚上了。楼下的孩子们在院子里玩，喊声隔着双层玻璃传进来，闷闷的。

"我不知道。"她最后说。

第五章 孙婷的决定

6月份的时候，孙婷来找我了。

她一个人来的，没带孩子。她说德米特里的妈妈帮忙带了一天，她趁机出来。

我们在那家哈尔滨人开的咖啡馆见面。她比上次见的时候更瘦了，颧骨突出来，眼睛显得特别大。她点了一杯拿铁，加了两包糖。

"我要离婚。"她一坐下就说。

"你想好了？"

"想好了。我不能再等了。他昨天又去赌了，把我的手机都拿去当了。"

她从包里掏出一个旧手机，屏幕碎了一角，勉强能用。"这是我从二手市场买的，五百卢布。原来的那个被他拿走了。"

我听着心里发堵。一个28岁的女人，在异国他乡，被丈夫控制、赌博、当掉手机，连个能正常用的通讯工具都没有。

"你离婚之后怎么办？身份怎么办？"

"我已经想过了。最坏的结果就是回国。大不了回去重新开始。"

"你爸妈知道吗？"

她摇头。"不敢说。我爸有高血压，说了怕他出事。"

她顿了顿，又说："但我不能一辈子这样。我不是来俄罗斯当奴隶的。"

孙婷的离婚过程比我想象的要快。她找了一个俄罗斯当地的妇女权益组织帮忙，对方给她介绍了律师。律师费很贵，她付不起，但组织帮她承担了大部分。

离婚的理由是"家庭暴力"。她在律师的帮助下收集了一些证据——淤青的照片、医院的就诊记录（她之前被打伤过肋骨，去过一次急诊）、邻居的证词。俄罗斯的法律对家暴的界定比较模糊，2017年还把"初次家暴"从刑事罪改成了行政违法，但孙婷的情况比较严重，有多次记录和医疗证明，所以还是能立案。

安德烈——就是林晓的老公——我后来才知道，他跟德米特里认识。他们不是朋友，但属于同一个圈子：在莫斯科的中国女人嫁的俄罗斯男人，互相之间多少都有点联系。有的是通过妻子认识的，有的是在同一个工厂或工地干活。

这个圈子不大，但信息流通很快。孙婷要离婚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德米特里慌了。他不是心疼孙婷，是怕她把他的赌债和家暴的事抖出去，影响他在圈子里的名声——虽然这个"名声"本来也不怎么样。

他试图挽回，给孙婷买了花，跪下来求她，甚至说要戒赌。孙婷没信。

"他戒过三次了，"她跟我说，"每次都是赌得更大。"

7月中旬，孙婷的离婚手续办下来了。她搬出了Mytishchi的那套公寓，暂时住在一个妇女庇护所里。庇护所是那个权益组织提供的，免费，但条件很差，十几个人住一个大房间，公共浴室，公共厨房。

"比那个家强。"她说。

她的居留身份确实受到了影响。因为离婚，她的临时居留许可需要重新审核，期间她不能合法工作，也不能离开俄罗斯。她现在靠打黑工过日子——在一家中国超市搬货，老板知道她的情况，给的是现金，一天八百卢布，比法定最低工资还低。

"我知道这是违法的，"她说，"但我得活。"

我问她后不后悔来俄罗斯。

她想了很久，最后说："后悔。但我不后悔离婚。"

第六章 林晓的日记

7月底的时候，林晓终于决定离开安德烈。

不是因为某一次特别严重的暴力事件，而是因为一件看起来很小的事。

那天她去超市买东西，回来发现安德烈把她写的日记全撕了。

那些日记她从2015年开始写，来俄罗斯的第一天就开始记。八年的生活、感受、委屈、快乐、孤独，全写在那个黑色封面的笔记本里。安德烈以前不知道她写日记，那天他整理柜子的时候翻出来了，翻了几页，然后撕了。

"他说我写这些没用的东西浪费时间。"林晓跟我说的时候很平静，但我能感觉到她声音里的颤抖，"他撕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着，一页一页地撕，撕完扔进垃圾桶。"

"你没拦他？"

"我拦了。他推了我一把，说'你再管闲事试试'。"

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那个日记本里，有我刚来莫斯科的时候写的字。那时候我写，'莫斯科的雪好大，但我一点都不冷，因为我在追梦'。多傻啊。"

她笑了一下，眼里有泪。

"但那是我啊。那是我来这里的全部记录。他撕掉的不是日记，是我。"

第二天她收拾东西走了。这次是真的走了，没再回去。她把行李箱搬到了娜塔莉亚家，老太太二话没说就收留了她。

"你住多久都行。"娜塔莉亚用她那口蹩脚英语说。

林晓在娜塔莉亚家住了下来。白天她出去找工作——还是没找到合适的，但她在一家中国超市找到了一份收银员的工作，月薪三万卢布，现金结算，不签合同。晚上回来跟娜塔莉亚一起吃饭，帮老太太洗碗。

她开始学俄语。这次是认真的。她报了一个线上课程，每天早上学两个小时，晚上再复习。她的俄语底子其实不差，只是以前没用心学——因为安德烈不鼓励她学，说"你在家又不需要用俄语"。

"我现在才明白，"她说，"他不是觉得我不需要，是怕我学会了就走了。"

8月份的时候，林晓的妈妈第一次知道她没在读书。

起因是一个亲戚在朋友圈看到林晓发的照片——她站在超市收银台后面，穿着工服。亲戚截图发给她妈，问"晓晓这是在打工吗？不是说在读书吗？"

林晓跟我描述那个电话的时候，手一直在抖。

"我妈在电话里哭了。不是大声哭，是那种压着声音的、断断续续的哭。她说'你告诉我实话，你到底在那边干什么'。"

"你怎么说的？"

"我说我结婚了，在莫斯科生活，挺好的。她问我老公是做什么的，我说做建筑的。她又问收入怎么样，房子怎么样，我都说还行。"

"她信了吗？"

"不知道。但她后来没再追问了。我妈聪明，她可能猜到了一些，但选择不问。她怕问了我会更难堪。"

林晓说完这句话，趴在桌子上哭了很久。娜塔莉亚坐在旁边，轻轻拍她的背，用俄语哼一首老歌。

那首歌我后来查了，叫《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第七章 赵曼的裂缝

赵曼出问题是在9月份。

她老公伊戈尔出车祸了。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故，骑摩托车被一辆轿车刮了，腿骨折，需要卧床三个月。但问题是，伊戈尔没有工伤保险——他是修车厂的临时工，老板没给他上保险，出了事老板一分钱不赔。

伊戈尔不能工作了，家里的收入断了。赵曼之前靠代购赚点钱，但最近俄罗斯海关查得严，代购不好做了。她一下子陷入了经济困境。

更要命的是伊戈尔的脾气。他平时就不算好，受伤之后更暴躁了，动不动就摔东西、骂人。赵曼带着两岁的孩子，每天既要照顾他，又要想办法赚钱，整个人瘦了一圈。

"我想回国。"有一天她给我打电话，声音哑了。

"那你回啊。"

"孩子怎么办？伊戈尔不会放她走的。他虽然没出息，但很爱女儿。我说带孩子回国，他直接把护照藏起来了。"

赵曼的护照在她老公手里。这在俄罗斯嫁了当地人的中国女人中很常见——护照被丈夫收着，美其名曰"帮你保管"，实际上是控制手段。没有护照，她们连买机票都做不到，更别说离开。

"你去报警啊。"

"报警说啥？说我老公收了我护照？俄罗斯警察才不管这个。再说我身份也是绑在他身上的，警察来了问两句，发现我身份有问题，反而麻烦。"

赵曼的处境比孙婷更棘手。孙婷至少敢离婚、敢走。赵曼有孩子，有经济依赖，有身份束缚，还有一个"虽然没出息但确实爱女儿"的丈夫。她走不了，也离不了，只能熬。

"我有时候觉得，我这辈子就困在这里了。"她在电话里说。

我听得心里发酸，但帮不上什么忙。我能做的只有偶尔给她转点钱，让她买点好吃的。她每次都收，然后发一个"谢谢"的表情包。

10月份的时候，赵曼开始在网上卖东西。不是代购，是自己在Wildberries上开了个店，卖中国的饰品和小百货。她从国内1688上进货，发到莫斯科，然后上架卖。利润薄，但胜在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

"总比坐吃山空强。"她说。

她的俄语比我想象的要好，能写商品描述，能跟买家沟通。她跟我说她来俄罗斯之后一直在自学，因为"总不能一辈子靠伊戈尔"。

"你比林晓聪明，"我说，"你至少一直在学。"

"聪明有什么用？"她苦笑，"还不是被困在这里。"

第八章 娜塔莉亚的往事

10月底，娜塔莉亚过生日。她七十岁。

林晓提前一周就开始准备，买了面粉、黄油、鸡蛋，打算给她做一个蛋糕。娜塔莉亚年轻的时候是个烘焙好手，退休之后很少做了，林晓说要帮她"找回年轻的感觉"。

生日那天，我、林晓、娜塔莉亚三个人在厨房忙了一下午。蛋糕是巧克力味的，做得不太成功——塌了一半，但味道还行。娜塔莉亚切了一块，尝了一口，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

"比叶莲娜做的好吃。"她说。

叶莲娜是她女儿，住在圣彼得堡，很少回来。娜塔莉亚提起她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复杂的表情——想念，但又有距离感。

吃完蛋糕，娜塔莉亚从柜子里翻出一个旧相册，摊在桌子上给我们看。

照片很多，黑白的、彩色的，从苏联时期到现在的俄罗斯。大部分是娜塔莉亚和家人、朋友的合影。有一张她年轻时候的照片，穿着碎花裙，站在莫斯科河边，笑得特别灿烂。

"那时候我二十岁，"她指着那张照片说，"在工厂工作，觉得未来什么都有。"

她翻到后面，有一张她和一个男人的合影。男人穿着军装，站得笔直，表情严肃。

"我丈夫，"娜塔莉亚说，"1998年走的。"

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卢布暴跌。娜塔莉亚的丈夫在那一年自杀了。

"他欠了很多钱，"娜塔莉亚用俄语说，语速很慢，像是在回忆一件很遥远的事，"工厂倒闭了，他找不到工作，借了高利贷。最后……"

她没说"最后"是什么，但我们都懂了。

"所以你理解我，"林晓突然说，"你一直都知道我在经历什么。"

娜塔莉亚看着她，点了点头。

"我丈夫走之后，我一个人带叶莲娜。那时候比现在难多了。没有钱，没有工作，冬天暖气都不够。但我活下来了。"

她握住林晓的手。

"你也会活下来的。"

那天晚上林晓跟我说，娜塔莉亚是她在这座城市里唯一感到安全的人。

"她不评判我，不劝我忍，也不催我走。她只是……在。"

第九章 冬天又来了

2019年的冬天比2018年来得早。11月中旬就开始下雪，气温降到零下二十度。

林晓的俄语进步很快。她报的那个线上课程学完了初级，开始学中级。她每天背单词，看俄语新闻，甚至开始读俄罗斯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她说"虽然看不太懂，但至少能读下去了"。

她辞了超市收银员的工作，在一家中国贸易公司找到了一份跟单员的职位。工资不高，四万卢布，但签了合同，有社保，最重要的是——合法。

"这是我在这里第一份正经工作。"她跟我说的时候眼睛里有光。

她的居留身份也在办。离婚之后，她的临时居留许可需要重新申请，这个过程很慢，但她在律师的帮助下提交了材料。律师费是孙婷介绍的那个妇女权益组织帮忙垫付的。

"等身份下来了，你打算怎么办？"我问她。

"先留下来。把工作做好，把俄语学好。然后……再看。"

"不回国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

"我还没想好。回去能干什么呢？四年没工作，学历也没用，爸妈那边也不知道怎么交代。再说……"

她看着窗外。莫斯科的雪又下了起来，路灯下的雪花像碎玻璃一样闪着光。

"再说，这里也有我在乎的人。"

她说的"在乎的人"，我知道包括娜塔莉亚，也包括我。但她没说，我也没有。

12月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我妈打来的。

"你什么时候回来？"

"还不确定。这边有些事还没处理完。"

"什么事能比过年还重要？你都出去快一年了。"

我妈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我熟悉的不安。她不是那种会直接说"我想你了"的人，她只会用"你什么时候回来"来表达。

"妈，我过年回去。"

"真的？"

"真的。"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发了一会儿呆。莫斯科的冬天很长，长到让人忘记春天是什么样子。但春天终究会来。

林晓推门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发呆。

"想什么呢？"

"想家了。"

她在我旁边坐下，没说话。我们俩就这么并排坐着，看着窗外的雪。

"我妈今天也给我打电话了，"她过了一会儿说，"她说想让我过年回去看看。我说走不开。"

"那就回去呗。"

"等身份办下来再说吧。"

她顿了顿，又说："其实我有点怕回去。怕看到爸妈老了，怕看到以前的同事朋友都过得比我好，怕看到那个小城还是老样子，而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

"你比以前更坚强了。"我说。

她笑了。"是吗？我怎么觉得我比以前更惨了。"

"惨和坚强不冲突。"

她没再说话，但肩膀往我这边靠了靠。

第十章 孙婷走了

2020年1月，孙婷回国了。

她的居留身份重新审核没通过。律师说可以上诉，但成功率不高，而且需要时间和钱。她不想等了。

"我累了，"她跟我说，"我想回家。"

她走的那天，我去谢列梅捷沃机场送她。她瘦了很多，但精神比之前好。她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里面装了几件衣服和她在俄罗斯这几年攒的一些小东西——一个套娃、一条围巾、一本俄语词典。

"这个还你。"她把那部碎屏的旧手机递给我。

"你留着吧，回去备用。"

"不用了。回去了就不需要了。"

她在安检口回头看了我一眼，挥了挥手。然后转身走进去了。

我站在原地看了很久。直到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我才转身离开。

孙婷回国之后给我发过几次消息。她说她在绵阳找了一份前台的工作，月薪两千八。她爸妈帮她安排了相亲，对方是个公务员，离过婚，有个孩子。她见了一次，没感觉，没再继续。

"我现在挺好的，"她发消息说，"虽然钱不多，但至少自由。"

后面她还发了一句："谢谢你，在我最惨的时候，没嫌我麻烦。"

我看着这条消息，眼眶有点热。

第十一章 赵曼的转机

2020年春天，疫情来了。

莫斯科封城了。街上没人，地铁空荡荡的，超市排长队。娜塔莉亚的楼被封了，我们三个人被困在家里，每天靠外卖和囤的罐头过日子。

林晓的工作停了。公司关门了，老板说等疫情过去再开工。赵曼的网店也受影响，物流停了，货发不出去。

但疫情也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

伊戈尔因为腿伤还没好，一直在家。刚开始他烦躁、发脾气，后来慢慢平静下来了。他开始帮赵曼带孩子，帮她打包快递，甚至学着用电脑帮她上架商品。

"他变了个人似的，"赵曼跟我视频的时候说，"可能是闲出来的吧。以前天天在外面跑，没时间想别的。现在天天在家，反而能静下来了。"

伊戈尔甚至开始学中文。赵曼教他，从"你好""谢谢"开始。他学得慢，但很认真。

"他昨天跟我说'我爱你'，用中文说的，"赵曼在视频里笑得很大声，"发音怪死了，但我居然哭了。"

"这是好事啊。"

"是啊。好事。"

疫情封城持续了两个月。解封之后，伊戈尔的腿基本好了，但他没再回修车厂。他跟赵曼一起做网店，两个人分工合作，生意比以前好了一倍。

"我现在觉得，也许不用回国了，"赵曼说，"至少暂时不用。"

第十二章 林晓的春天

2020年5月，林晓的居留身份批下来了。

她拿到那张粉色的临时居留卡的时候，手一直在抖。她拍了张照片发给我，配文只有两个字："自由。"

那天晚上她请我和娜塔莉亚吃饭。她做了一桌子菜——红烧肉、西红柿炒鸡蛋、酸辣土豆丝。娜塔莉亚吃了一口红烧肉，眼睛亮了。

"比我做的好吃。"老太太说。

林晓笑了。这次的笑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笑是勉强的、礼貌的、带着距离感的。这次的笑是从心里长出来的。

她跟安德烈正式离婚了。手续是在疫情之前就办好的，但疫情耽误了最后的签字。5月底，一切尘埃落定。

"他没闹？"我问。

"没闹。他现在也有新女朋友了，一个乌克兰女孩，比我还小五岁。"

"你介意吗？"

"不介意。真的。我甚至有点替她担心。"她顿了顿，"但那是她的事了。"

6月份，林晓换了一份新工作。一家俄罗斯本地的物流公司，招中文客服。她的俄语已经足够应付日常工作了，工资涨到了六万卢布，还有年终奖。

"这是我在这里最好的一份工作。"她说。

她开始健身，报了一个瑜伽班。她剪了短发，染成了深棕色，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她不再穿那件大一号的黑色羽绒服了——那件衣服她后来捐给了慈善机构。

"扔了可惜，留着闹心。"她说。

8月份的时候，林晓的妈妈来莫斯科看她了。

这是她来俄罗斯五年之后，妈妈第一次来。林晓提前一周就开始准备，打扫房间、买菜、换床单。她把娜塔莉亚家收拾得干干净净，还特意去花店买了一束向日葵。

她妈妈到的那天，我也在。一个五十多岁的东北女人，短发，微胖，穿着一件花棉袄，在莫斯科的夏天里显得格格不入。

母女俩在机场见面的时候，抱在一起哭了很久。

后来林晓跟我说，她妈妈在莫斯科住了十天。这十天里，她看到了女儿的公寓（林晓后来搬出来自己租了一间studio）、看到了她的工作、看到了她的朋友（包括我和娜塔莉亚）。她什么都没说，但走的那天在机场拉着林晓的手说了一句话：

"你自己过得好就行。别的都不重要。"

林晓说这句话的时候，眼里有泪，但嘴角在笑。

第十三章 我也要走了

2020年9月，我决定回国。

在莫斯科待了快两年，看了很多，想了很多，也经历了很多。我刚来的时候是一个被裁员的广告策划，迷茫、焦虑、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现在我要回去了，带着完全不同的心境。

林晓知道我要走，没说什么。她只是说："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可能不回来了。"

"那就好好过。"

我走的那天，莫斯科下了那年秋天的第一场雨。不是雪，是冷冷的、绵绵的秋雨。娜塔莉亚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拥抱，用她那口蹩脚英语说"come back"。林晓站在旁边，撑着一把黑色的伞，没哭。

"到了给我发消息。"她说。

"好。"

我拖着行李箱走进安检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里，伞微微倾斜，雨水打湿了她半边肩膀。

我没有挥手。她也没有。

有些告别不需要仪式感。

第十四章 后来的后来

我回国之后，在杭州找了一份工作。还是做广告，但换了一个行业，比以前踏实了。

我跟林晓一直保持联系。微信上偶尔聊天，视频过几次。她的生活在慢慢变好。2021年她换了第三份工作，在一家中俄贸易公司做项目经理，月薪涨到了十万卢布。她的俄语已经很流利了，能跟俄罗斯客户谈判、写合同、做方案。

2022年，她把娜塔莉亚接去跟她一起住了一阵子。老太太腿脚不太好了，上下楼困难，林晓就把她接到自己的studio里住了两个月，照顾她。

"她救过我，"林晓说，"现在轮到我了。"

赵曼的网店越做越大，从Wildberries扩展到了Ozon，还雇了一个俄罗斯女孩帮忙打包。伊戈尔彻底不修车了，全职帮她打理生意。他们的女儿上了幼儿园，学会了说中文和俄语，每天回家教伊戈尔新的中文词。

"他现在会说'我爱你'、'吃饭了'、'别闹了'，"赵曼发语音给我，笑得停不下来，"虽然'别闹了'是跟女儿学的。"

孙婷在绵阳稳定下来了。她换了工作，在一家旅行社做计调，月薪涨到了四千。她还是单身，但心态比以前好多了。她跟我说她最近在学俄语——不是因为想回俄罗斯，是因为"不想把那段日子彻底忘掉"。

"那不是一段好日子，"她说，"但它让我变成了现在的我。"

林晓在2023年拿到了俄罗斯的永久居留权。她跟我说她暂时不打算入籍，也不打算回国。她在莫斯科买了自己的房子——不是那种苏联老楼，是一栋新建的小高层，有落地窗，能看到莫斯科河。

"你以前说你怕回去，"我有一天问她，"现在还怕吗？"

"不怕了，"她回得很快，"因为我现在有底气了。不管回去还是留下来，都是我自己的选择，不是被迫的。"

我看着这条消息，笑了。

一个在莫斯科街头蹲在地铁站楼梯口哭的女人，一个穿着不合身羽绒服、被丈夫控制、被撕掉日记的女人，一个在异国他乡孤独了八年、差点被生活碾碎的女人。

她站起来了。

尾声

2024年春天，我因为工作原因去了一次莫斯科。

五年没回来了。城市变化不大，还是那些灰扑扑的板式楼，还是那些宽阔的大街和漫长的冬天。但有些东西变了。

我在Sokol地铁站下车，出站的时候特意看了眼那个楼梯口——林晓当年蹲在那里哭的地方。楼梯还是那个楼梯，冷风还是从下面灌上来，但这次我没有看到任何人蹲在那里哭。

我给林晓打了个电话。

"在哪？"

"在家。你来吧。"

她的家在莫斯科河南边，一个新开发的小区。我按门铃进去，她开的门。

五年了，她变了，又没变。短发留长了，染回了黑色。脸上的妆比以前浓了一点，但笑起来还是那两个酒窝。

"进来吧。"她说。

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画。不是买的，是她自己画的。画的是莫斯科的雪，但雪是彩色的——粉色、蓝色、黄色混在一起，像童话里的世界。

"这是什么？"我问。

"莫斯科的雪。"她说，"但不是我来的第一年看到的那种雪。是后来的雪。"

我点点头。我懂她的意思。

娜塔莉亚也在。老太太坐在阳台的椅子上晒太阳，腿上盖着一条毯子。她看到我，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

"你回来了。"她说。

"我回来了。"

林晓从厨房端出一盘饺子，热气腾腾的。

"猪肉白菜馅的，"她说，"你以前说想吃。"

我们三个人围坐在餐桌前，吃饺子，喝茶，聊着这五年各自发生的事。窗外的莫斯科阳光很好，照在雪地上，亮得晃眼。

我想起五年前那个冬天，我刚到莫斯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准备好。那时候我以为我来这里是为了逃避，后来才发现，我来这里是为了看见。

看见那些嫁到国外的中国女人，看见她们的苦、她们的挣扎、她们的沉默、她们的反抗。看见一个普通人在异国他乡被生活碾压，然后又从废墟里站起来。

看见一个残酷的真相——很多嫁给老外的中国女人，确实过得很苦。但苦不是结局。苦是过程。而过程之后，有人倒下了，有人站起来了。

林晓站起来了。

孙婷回去了。

赵曼留下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每条路都有自己的尽头。

而我，坐在这个阳光很好的下午，吃着林晓包的饺子，突然觉得——

莫斯科的雪，其实也没那么冷。

（全文完）